刘叔是我父亲生前最要好的同事。81年春天，我接到刘叔一封信，内容是国家已有文件，为文革期间受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等落实政策。要我去父亲生前的学校反映情况，整理材料，为我父亲平反昭雪。我当时只不过是个刚高中毕业准备高考、年龄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怎么能做得了这样如此重大的事情。但当时两个哥哥都在外地工作，只有我和弟弟在家，我想写信给哥哥，让他们去做。刘叔又写信鼓励我说：“你来吧，我教给你怎么写材料，你爸爸的情况我知道。你哥哥他们上班，不好请假，事情一时半会儿也办不完，所以你来合适些。”

　　我一人来到父亲生前的单位，找到刘叔。刘叔见到我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亲，问寒问暖。我9岁时失去父亲，从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今见刘叔，像见到生身父亲一样，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簌簌而下。我哭诉我们姊妹和母亲这些年遭受的苦难，刘叔心疼地掉下了眼泪。

　　在刘叔的帮助下，我写好上诉材料，刘叔用自行车带着我，去县城教育局上交审核材料。那时没有从山区通往城里的汽车，山路十八弯，中间要上七个山坡，下七个山沟，赶五十多里的山路，到达县城已是傍晚八点，刘叔累的气喘吁吁，还要给我买饭，安排住宿。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教育局，老局长一面看我写的材料，一面同情地对我说：“孩子，你写的材料很好，与事实相符，你父亲的问题很快会得到解决。你先回老家上学吧，别误了功课。”随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塞到我手里，让我赶车回家。刘叔用自行车带着我到车站，又买了几斤点心、苹果，要我带给母亲。等我上车了，汽车开动了，刘叔才挥手跟我告别。

　　1982年春天，我父亲落实了政策，刘叔第一个高兴地写信告知我。我和母亲悲喜交集之余，自然对刘叔感激不尽，终生难忘。

　　这些年来，我怀着感恩，对刘叔及其一家如亲人一般。今年五月，刘叔妻子因病去世，我和爱人赶往他家，刘叔很悲痛地对我说：“你婶子瘫痪了十五年，我伺候了她十五年，我还想再伺候她十五年，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婶子没有文化，农村妇女）刘叔就一个儿子，是留学博士，先后在美国英国国家生物研究院工作了十六年，去年我们国家社会科学院按人才引进，他儿子才回到北京，在社科院做博士生导师，带了十五个博士生，工作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照顾老妈，其间全靠刘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