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人中，常遇春是出镜率比较高的，他是朱元璋打天下时最得力的助力，开国后，朱元璋清洗了很多功臣，而作为一名军人，常遇春躲过了朱元璋的清洗，因为他在开国后不久，就死在了战场上。我个人一直认为，能够战死沙场，是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誉。人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也是容易脆弱的时候，元末，朱元璋起义过程中，遇到过很多难处，有的时候更是九死一生，很多次，在朱元璋最困难时候，总有一个人拉他一把，这个人就是常遇春。
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都是社会矛盾相对集中的时段，元朝也不例外，元末，农民家庭出生的常遇春饱受昏暗政府的压榨和欺凌，但是常遇春没有妥协。有一个成语叫“人穷志短”，这个成语是贬义词，但是对常遇春不适用，虽然家庭条件很差，属于最底层，但是有一个想法一直徘徊在常遇春的心头，这个想法总结一下就三个字：“不甘心”。由于没有任何文化底子，常遇春选择了跟人习武，交不起学费就帮人打工换取学习机会，就这样度过了少年时期，到了青年的时候，他学武有成、力大无比，而且长得是体貌奇伟，身高臂长，各种武器都会使用。应该说，面对生活的压榨和不公平，常遇春很励志、很冷静，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一种智慧，也会激发出无限的动力，这种动力有的时候很低调。
成年之后的常遇春越来越不满足于现在的穷苦生活，加上当时元末，阶级矛盾严重，强盗和起义军到处都是。常遇春投奔了第一个老大——刘聚。刘聚这个人很简单，活跃于怀远、定远一带的绿林大盗，强盗一枚，鉴定完毕。本来跟着刘聚混，也还不错，因为有实力，他还被刘聚提拔做了干部，被任命为“十夫长”。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常遇春做了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他决定换一个老大，另选山头。理由不复杂，因为，他是一个喜欢观察的人，随着相处时间变长，常遇春发现这个刘聚只会打家劫舍，成不了大器，跟随他没有什么发展。没读过书，不一定没有见识，不一定没有格局，常遇春的这一步，走对了。
打个岔，关于“文化”这俩字，我早就有话想说。“文化”这个词有其深刻的内涵，与看过多少书表面上有关系，其实关系不大，有人看了一辈子书甚至还写了几本书，到最后连最基本的“知书达理”都做不到，“知书达理”和“通情达理”是两个境界，一个是智商，一个是情商。看了很多书还不能“知书达理”是可悲的，但是，还有更可悲的，那就是连“书”都不知道，还假装“达理”。自从微信这玩意儿诞生以后，总有一些人，会在网上复制粘贴一两句或许自己都看不懂的心灵鸡汤，配一张美图然后无病呻吟一下，让自己和别人都认为TA很有文化，我每次看到这种“呻吟”之后，总会跟着呻吟一下，然后在心里面“呵呵”一下。我理解的“文化”应该是，知识积淀之后的独立思考能力。
欢迎回来。至正十五年（1355年）四月，常遇春和刘聚一起抢劫时遇上了朱元璋攻打和州，由于朱元璋仗义豪侠，名声远扬，所以常遇春就想去投奔他。暗中观察后，常遇春认为，朱元璋是个能成大器的人物，果断放弃了强盗职业，去投奔了朱元璋。有时候，“认为”这俩字很玄妙，说不上是感性还是理性，与文化没有关系，是一种直觉。这一次，常遇春“认为”对了。
一路表现神勇，逐渐成为朱元璋最倚仗的大将。常遇春打仗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分别是，一、勇；二、杀降。
第一个特点是“勇”。他打仗永远冲在最前面，说实话，这样的将军谁都愿意跟，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最危险的地方有他，部下有困难的时候，他豪气冲天，主动作为，主动担当。部队九死一生的时候，扛着大旗站在最高处的一定是他，他就是团队的“精神领袖”。
第二个特点是“杀降”。自古以来，“杀降不祥”，屠杀俘虏是兵家大忌。这位猛男却因为“杀降”而闻名。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前后，朱元璋正在和陈友谅争夺地盘，常遇春设伏兵袭击陈友谅后方，大破陈友谅军，斩首万人，俘虏三千。面对着这三千俘虏，常遇春“忽然”心生厌烦：“一群枯朽，于我何用，给我全部活埋”，一声令下，三千士兵尽埋在黄土之下。一个降兵大喊：“常遇春，你屠杀俘虏，必有报应！我等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当时，朱元璋的实力没有陈友谅强大，正是因为常遇春杀了三千个俘虏，激怒了陈友谅，使得陈友谅对朱元璋发动了总攻。历史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很多人和很多事都是“祸福相依”的，本来朱元璋打算再与陈友谅周旋几年再发动最后的总攻，毕竟实力没有陈友谅强，结果，被常遇春这样一弄，提前引来了陈友谅。
过程我就不说了，龙湾一战，朱元璋九死一生险胜陈友谅，常遇春在最关键的时候还救了朱元璋一命。龙湾之战三年后，双方再战鄱阳湖，常遇春积极组织火攻，上演了一出“火烧连营”，陈友谅被射死。此战过后论功行赏，常遇春功劳最大，朱元璋夸赞他说：“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这就是常遇春的光辉岁月。
明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七日（8月9日），阴，常遇春征战途中，突然发病而亡，年仅四十岁。常遇春一生战功无数，同样也有令人诟病的地方，就是“杀降”，他每攻下一城就屠城，不留俘虏全部杀掉。他的死也难说不是数万亡魂的牵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