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文学中，如同在任何地方一样，“好”并非是一个独立自在的范畴：它是由它与“坏”之间的区别来界定的。于是，一个作家要想写一本书好书，他就必须阅读大量低级书刊——否则的话，他就难以获得必须的标准。 ----《文明的孩子》

　　2、不管你喜不喜欢，艺术是一个线性程序，为了防止它自己回卷，艺术便有了陈词滥调这个概念。艺术的历史是增加和提炼的历史，扩展人类感受力之视角的历史，丰富表达手段的历史——或更经常地，浓缩表达手段的历史。艺术中引入的每一种新的心理现实或美学现实，对其下一个实践者来说都立即变成老套。 ----《小于一》

　　3、（俄国）这个国家拥有一种能够表达出人类心理最深层含义的、富有神奇变化的语言，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伦理敏感度，它具备了建造一个文化和精神的天堂、一个真正的文明摇篮的所有条件。然而，它却变成了一个单调的地狱，充满着陈旧的唯物主义教条和可悲的消费主义追求。 ----《文明的孩子》

　　4、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能创作出杰作的一种保证，问题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一位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 ----《悲伤与理智》

　　5、作为一个交谈者，一本书比一个朋友或一位恋人更加可靠。 ----《悲伤与理智》

　　6、至少可以说，它偏离不管是什么名称的意识形态小说类型，吸纳对社会秩序的谴责，但溢出它，如同溢出一只太小、无法容纳语言洪水的杯子。 ----《小于一》

　　7、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 ----《文明的孩子》

　　8、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会较少受到各种政治煽动形式所固有的陈词滥调和押韵咒语的感染。 ----《悲伤与理智》

　　9、就伦理观念而言，这一代人是俄国历史上最书生气的一代，为此的感谢上帝。仅仅因为说海明威比福克纳好，朋友间的友谊就会中止；文学神殿中的座次就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读书起初不过是知识的正常积累，但很快就成了我们最重要的职业，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书本成为第一和唯一的现实，而现实则被视为无意义的、让人厌恶的东西。与他人相比，我们似乎是在逃避或伪装我们的生活。细想一下，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琐的，也是无价值的。所以，我们曾认为，我此时仍认为，我们在当时是正确的。 ----《文明的孩子》

　　10、无论过去是愉快还是悲伤，它永远是一块安全的领地，这仅仅因为它已被体验；人类复归、回头的能力非常之强，尤其是在思想或睡梦中，因为在思想或睡梦中我们同样是安全的，这种复归、回头的能力简直能使我们无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 ----《悲伤与理智》

　　11、只有当批评家同时在心理和语言两个层面展开工作时，文学批评才可能是合理的。 ----《文明的孩子》

　　12、人究其实质而言就是我们关于他们的记忆。 ----《悲伤与理智》

　　13、但是这位作家的主人公在读者面前以近乎加尔文主义的固执裸露他们的灵魂，并非只是为了逼真性。尚有某种东西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们的生活从里到外翻出来，摊开他们肮脏的精神亚麻布的每一个褶层和每一条皱纹；并且这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因为他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不止是真理；他们暴露了生活的织物，而这织物是褴褛的。那股迫使他这样做的力量，是他的语言那无所不吃的杂食性，他最终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就连上帝、人、现实、罪责、死亡、无限、拯救、空气、土壤、水、火、金钱也无法满足它；于是它扑向自己。 ----《小于一》

　　14、那是这座城市最神奇的时刻，你可以在凌晨两点读书写作而不需要灯光，建筑物没有阴影，屋顶环绕着金光，看上去就像一套脆弱的瓷器。周围是如此安静，你几乎可以听见一支汤匙在芬兰掉落的叮当声。 ----《小于一》

　　15、由于任何事情只能在时间之中发生一次，我们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站在牺牲者的一边，而不是幸存者或旁观者的一边。然而，历史就是一种旁观者的艺术，因为牺牲者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的沉默，凶杀剥夺了他们的言说能力。如果我们的诗人谈到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那么历史便从此成了该隐的版本。我们提出这个如此极端的比喻，其原因就在于区分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阐释，我们在道出“历史”一词时往往会忽略这一区分。 ----《悲伤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