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青年问大师：“昨天我扶了一个老人，被讹了两千块；早上开车被人碰瓷，赔了一千五……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大师没说话，把一个杯子交到青年手上，然后开始倒入开水，当水满了、溢出来的时候，“哐当”一声，杯子掉在地上碎了。
青年顿悟，道：“大师的意思是万物皆不完美，要我看开？”
大师摇摇头说：“不，这个杯子是乾隆时期的，你赔三万块就好了。”
●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八股文的字数也有限定。明初制度：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清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书写亦有格式。明清两代，八股文是几乎所有官私学校的必修课。从童试到乡试、会试都要用它。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就难以做官。而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即在于应付科举，此外毫无实用价值。明清时期许多有识之士，均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它最后终于被废弃，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 ----辛伟伟《中国人应知的文化常识》
●以前很讨厌乾隆，因为觉得他好大喜功，四库全书更是文化的灾难。后来开始喜欢乾隆了，因为他的名字像一个新认识的人。
●而今更笃凌云志，莫教冰鉴负初心。 ----乾隆
●“大清乾隆年制”蚰耳圈足炉......李卿丈旧藏......丈言乾隆炉极少，小而精者，仅见此一件。 ----王世襄《自珍集》
●在历史上，无论是一个新朝代的产生，还是一个新君的即位，大都不免发生一些变故。无论怎样讲求“以孝治国”，新的政策，新的政治风尚，总是要出现的。他却注定要给历史打下深深的个人印记。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多少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高王凌《乾隆十三年》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欧洲的一些作家也会赞成这种观点：伏尔泰（Voltaire，1694—1775）就非常欣赏乾隆的文学素养，他在写给腓特烈二世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的信中谈到了《盛京赋》，伏尔泰写道：“我很欣赏乾隆诗中透出的那种轻柔和美德。我禁不住要问，乾隆统治着这样大的一个帝国，怎么还能够有时间写出这样的诗篇呢?”但是，在看了《盛京赋》后（1770年在欧洲已有法文译本），腓特烈大帝只是淡淡地表示此诗“并非欧洲风格”。多数现代读者在这点上可能会同意他的观点。 ----欧立德《乾隆帝》
●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
●类似的颜色是荷花高出水面的花瓣，带红沁的乾隆素面白玉碗，早上下完雨才出太阳的天，黑暗中刚洗完的你的脸。 ----冯唐《类似的颜色》
●四月，皇上发现翰林院草拟的满语册文中，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欲传旨查问，不料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书阿克敦于是被革职问罪，刑部加重定为“斩监候”，盛怒的皇上以为尚轻，改交吏部治罪。结果，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 ----高王凌《乾隆十三年》
●顺着几十级的露天铁梯向上走，倏忽间我想到一个问题，在城堡之上，会看到什么？城堡位于金山的边缘，会有多少金山的情景声色纳入我的感官？此外，甚至我还有刹那间的个人化奇幻，还会不会找得到四十年前走过的小路？登上城堡，看看四周，我不知道眼前所见是我想象之中还是想象之外。很安宁，那一条六百多年前开凿的护城河没有什么声响地流淌，这与城堡的气息很是贴合。视线所及，像是有点点冷寂，虽然也有两颗乾隆年间种下的山茶树，被封为山茶王，还有一些树木花草，但是看不到酒店歌厅、农家乐，很少民居，更没有时尚喧嚣，不像是去过的金山很多地方活泼热力。
护城河前方的滩涂，也没有海滩或者公园的做派，更像是原生态的湿地，看不到尽头。 ----马尚龙《为什么是上海》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乾隆看到了年纪轻轻的和珅，那
么俊美，哎呦我去！
这人别说用了，就是放身边儿每天看也挺舒心啊！更何况杀他。 ----《网评和珅那些事儿》
●皇帝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上谕：“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高王凌《乾隆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