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寂静的天空
陈永贵奇事
按：陈永贵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他的一生，创造了许多惟一和第一，有的使人钦佩，有的令人开怀，其因由、影响都值得我们研究。本文作者冯东书是多年实地采访大寨、采访陈永贵的新华社高级记者，他的记述和评析，对于我们认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人口不多的昔阳县，历史上虽然很穷，却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历史上出过大官，是尚书，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惟独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了一个更大的官，副宰相一级的官，是个半文盲。山西有人编下顺口溜：“昔阳一大怪，文盲能把宰相官帽戴。”
他不认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知识。他的知识，无论是农业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都是经验型的。这就会闹笑活了。1971年秋天，一天晚上他在大寨接待站的三楼会议室接见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一行，《山西日报》记者王宪斌和我闯了进去。陈永贵讲着讲着，走了火，他大声说：“他们硬说杂交高粱种子只能种一年，谁试过？我们大寨的玉米、谷子，种了几十年了，现在还在种！”他没有植物学的起码常识，人工配制的杂交高粱种，是只能种一代，第二代就退化了。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他说了错话，可没有一个人出来指出他的不是，在场的人连笑都不敢笑。
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当时要进行一场革命，要进一步让基层的工人、贫下中农翻身，登上高层的政治舞台，以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就有一批工人、贫下中农代表进入了领导岗位。
当时，压制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也给陈永贵造成偏见，以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脑力劳动是很轻松的。甚至不算劳动。有一天傍晚，他在大寨村口碰上我，他笑着说：“老冯，你看我们在地里受苦受累地劳动，你在这里溜溜达达，好轻松呀！”我说：“那好，咱们两个换一换，你来写稿，我上地劳动，我劳动七天，你写一篇稿子。”他说：“我可干不了你那活。”我说：“你们社员地里回来，劳动就结束了，炕上一躺就能睡觉，我们可是走在路上也在劳动，躺在炕上还在劳动，有时做梦都还在写稿子，脑子得不到休息。”他不吭气了。
这出打击知识分子的戏，一直演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专搞“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抓进监狱，邓小平重新出山，他站出来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戏才收场。“老九”吃得开了，进人各级领导岗位的文化基础差的人，除个别人外，就得走了。进入中央的只有一个倪志福留了下来，后来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
现在有记录，陈永贵还做过诗。其中一首是：
下山容易上山难，
上得山来景更宽。
莫说此山无人到，
更有高峰在前边。
诗不错，我过去听说过。不过，我怀疑是他信口说了几句话，别人改成这样的。诗里有的词不是他平时用的。那些字他是肯定写不了的。
他的工作方式也算是世界一绝。
他口才很好，讲话也有点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讲农村的生产和工作，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自然，他的这种报告是金子和沙子都有的，但是因为他是没有文化的老农民，讲错了的地方，大家原谅他，不去抓他的辫子，相反人们倒是尽量挑讲得好的地方来赞扬他。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去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那就要让秀才先按他的意想写出个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这种书面讲稿，按我们这样写法，他是没法念的。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约一百字。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他在北京要公开作报告，那几个起草和抄写的秀才也得到北京来。他对念这种讲稿头痛得要死，觉得是活受罪。这种报告没有他随意讲话精彩。
他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农民，当官有一个别人绝对没有的优势。他讲话讲对了，办事办对了，别人说他马列主义水平高。他讲话讲错了，办事办错了，他说自己是个农民，没有文化，本来就不能当那么高的官，别人也不好怎么责怪他。他是进能攻，退能守。
陈永贵为国家工作，不拿国家的工资，他靠什么生活呢？
世界上惟一从最高层到低层都有领导职务的人
陈永贵自从1973年8月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就成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有的怪官。
陈永贵成了这么一个世界第一的怪官，麻烦来了。过去陈永贵仅仅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时，大寨工作有了成绩，县里、地区、省里能奖励他们。现在谁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党支部委员的大寨发奖？发奖是上级对下级做的事。现在谁是上级？谁是下级？那个年头，又有谁敢不对大寨发奖？不奖，不是说明大寨工作不如别人吗？全国都在学大寨，谁敢说大寨工作不好？这可难坏了县里、地区的和省里的人。后来在各种表彰先进的会上，都向大寨发一面很大的旗子，但不敢写“奖给”二字，只改写“赠给”二字，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
自从1967年陈永贵带领人造了中共昔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反、夺了他们的权、成立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以后，昔阳县就没有人再敢管大寨的事了。以后陈永贵当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当了中共中央委员、地区和省里也就没人敢管大寨的事了。他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每次回到大寨，省里、地区、县里的主要负责人，更是马上坐车赶到大寨，向陈永贵请示工作，然后回去传达“老陈指示”。这样的日子长了，事情就倒过来了，不仅没有人敢管大寨的工作，昔阳县的许多工作还得听大寨党支部的意见。陈永贵不在家，也是这样。大寨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的话，昔阳县委是要听的。大寨党支部委员宋立英说了话，昔阳县委也是要听的。大队长贾承让讲话也要听。郭凤莲挂着县委副书记的头衔，讲话自然更要听。以大寨党支部名义向县委讲的话，更是不敢不听。大寨党支部对县里某项工作不满意，县委是很紧张的。我们这些记者在下面说风凉话：“昔阳就是怪事多，基层党支部能领导县委，下级能领导上级。”
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
毛主席不能批评陈永贵吗？毛主席当然能批评陈永贵。但在他在世时，对陈永贵和大寨，只有表扬，没有批评。
我问过大寨党支部委员、大寨大队的大队长贾承让，党支部内部能不能向陈永贵提意见。他说，郭凤莲、宋立英有时能向老陈提意见，他自己过去也提过意见，后来不提了。一个人搞得在十亿人的中国，没有人敢公开提意见批评，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但老陈当时正在风头上，他一切感觉良好。
笼子里的大人物
陈永贵失势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没有人保卫他了，他早上可以一个人上街溜达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终于又获得了失去多年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