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中国公益节，东方银座集团获“2017 年度公益集体奖”，
钟帆飞获“2017 年度公益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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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我赴广州采访广东省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遇到了深圳东方银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钟帆飞。
在小组讨论会上，有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五年前，有一个孩子被人贩子拐卖了。妈妈悲恸欲绝，辞掉工作，变卖家产，为寻找孩子而东奔西走。有一天，这个妈妈在街上看到一个乞讨的孩子，孩子已被人为摧残得不成人形了，孩子左耳后面的胎记告诉她，这的确是她苦苦寻找了五年多的孩子。妈妈的眼泪哗啦啦地流，却没有勇气认下自己的孩子，孩子已严重残疾，领回家去，他们养不起……钟帆飞听了以后心情沉重，于是呼吁立法 ：禁止未成年人乞讨。
其时，钟帆飞刚刚获评 2013 中国杰出爱心女企业家，她一直热心公益事业，这个故事让她坐立不安，会后，她眼泪汪汪找到我，与我商量，可不可以在我主编的《女报故事》上开设一个公益寻人启事栏目，尽最大努力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东方银座愿意赞助相关费用。这个当然可以有，我们一拍即合，她出钱我出力，推出了中国纸媒唯一的公益寻人启事栏目，免费为有需要的人刊登寻信信息。
因为寻人启事的缘故，此后，我和钟帆飞频繁接触，彼此有了深入了解，感觉很投缘，于是，我，一个屌丝级草根平民，和公司资产达百亿的钟姐成了朋友。
认识钟姐之前，我对她那个级别的企业家所知不多，仅限于民间传说，和大部分屌丝一样，我对他们充满敬畏，又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自己不比他们矮一个头，也不比他们笨，我没有成为他们，只是运气不如他们好而已。与钟姐交往几年，我才发现自己和她的差距在哪里，我，服气了。
钟帆飞在政协会议上举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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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钟姐都是 1960 年代生人，她比我大几岁，虽然她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但我们的成长背景差不多，应该说，我比她还好一点。她爷爷和外公都是地主，是专政对象，我爷爷和外公都是贫农，根正苗红，她爸她妈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是教师，我爸我妈是解放后的小学生，是工人和农民，但读书多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事儿，大学生常常被小学生唾骂为“臭老九”。
我认识许多大户人家后代，说起祖上从前的荣耀和解放后所遭遇的苦难，多少有点激动。钟姐不太一样，偶尔有人提起往事，她总是一笑而过，说 ：“还好吧，大家都那么过，我没觉得我们家遭遇过特别的不公平。”
其实，不公平还是有的。
钟姐八岁那一年，陪小伙伴去参加粤剧名伶红线女主持的演员招聘考试，结果，小伙伴没考上，陪考的钟姐被红线女看上了，顺利通过了考试。可是，因为家庭成分原因，她没能当上演员。
钟姐十二岁那一年，打乒乓球表现惊人，在小学生运动会上，先后取得全县冠军、全地区冠军、全省第二名，省体校教练对她刮目相看，欲将她招进体校重点培养。还是因为家庭成分原因，她没能当上省队运动员。
演员和运动员，都是那个时代最风光的职业，失之交臂，足以让人一辈子耿耿于怀，钟姐却没怎么当回事儿，一觉醒来，依然是个阳光明媚的孩子。
我小时候经历过怎样的挫折呢？我想不起太具体的事儿来，无非是课堂上捣乱被老师罚站，或者是某次打架吃亏被同学打破了头， 诸如此类鸡零狗碎之事，与钟姐的遭遇相比，我的童年无忧无虑风平浪静，但我却在时代的大风大浪中，沾染了一身暴戾之气，仿佛全世界的人都亏待了我，我有点儿愤世嫉俗，又有点儿吊儿郎当，不知所措，成了迷惘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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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差不多的起跑线上，1980 年代，我们都没能一举考上大学。
没考上大学我还很狂妄，我坚信自己是个无所不能的天才。我迷上了写小说，梦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后，去北大当校长。许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很可笑，小说写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主流社会当家作主的人，莫言写小说写成了牛人，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肯定当不了北大校长，让他当他也不敢当。
和我一样，钟姐也没有选择复读，和我不一样的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她先是通过茂名石化的招工考试，成了工人，然后，继续读书，参加成人高考，考上石化系统的职工大学，毕业后成了工程师。
1990 年代，我们先后来到深圳，各自奋斗。
此时，我是农民工，在一家工厂当保安员。钟姐是公务员，在茂名驻深单位工作。我们有差别，但不是很大。深圳是中国最公平的擂台，每个人都能在此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我最初的奋斗还是有点励志意味的，我凭着自己的写作实力，成了《女报》的专栏作家，又成了《影视双周刊》的编辑部主任。如果我按正常的路子走，上自修大学深造，接受专业写作训练，我也许可以在写作上有所作为，至少可在获得大学文凭后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我太自以为是，觉得大学里教写作的老师，文章未必写得比我好，四年无聊的学习，可能毫无意义，我甚至固执地拒绝加入任何级别的作家协会，一直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直到如今。
而1997年，钟姐已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此后，一帆风顺，做成了全国百强房地产企业。一路走来，无论如何忙碌，如何劳累，钟姐始终不忘充实自己，她参加了清华大学的EMBA高级研修班学习，取得了英国威尔士大学的硕士学位，还学习书法、钢琴、音乐、 舞蹈，只要是能提升自己的学习机会，她一次都不放过，最近，她又去上海参加了一个演讲培训班，感觉效果不错，还极力鼓动不会说话的我也去参加培训，但我谢绝了，我的想法是，我以写作为本， 何必去学磨嘴皮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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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我热爱诗歌，背过许多诗，抄过许多诗，偶尔还会写诗。岁月的磨砺，让我心中的诗意荡然无存，书柜中收藏的诗集，我的眼光会偶尔掠过书脊，但我很难得翻开一本来读一首诗。余光中的《白玉苦瓜》，郑愁予的《错误》，我曾经背诵过，对诗人很是景仰，后来，无论是余光中还是郑愁予，他们千山万水来深圳讲诗歌，我也懒得去听一听。
钟姐当年并不痴迷文学，她接触的诗歌，仅限于妈妈和老师教给她的唐诗宋词。当东方银座日渐壮大，钟姐却诗兴大发，面对成百上千的公司员工或客户，不时即兴赋诗一首，还和一帮热爱公益热爱诗歌的朋友一道，发起了公益深圳诗歌节，花大力气、大价钱请来两岸三地的著名诗人，为深圳摆上一道道诗歌盛宴。至今，以“诗歌与孩子”为主题的诗歌节已举行五届，第六届正在密锣紧鼓的 筹备中，募集来的款项建设了两所希望学校，分别为甘肃韩家山希望小学及青海玉树囊谦县麦永联村希望小学，让诗歌的力量传递爱。其中青海玉树囊谦县麦永联村希望小学为中国海拔最高的希望小学。
因为诗歌节，钟姐结识了诗人梁小斌。
梁小斌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等诗作成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其处境一直很尴尬，80 年代被工厂开除之后， 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成了中国最困窘的诗人”（评论家叶匡政语）。钟姐和梁小斌一起吃饭的时候，发现他不怎么夹菜吃，仔细观察，明白了，梁小斌高度近视，看不清桌子上的菜，怕夹错夹空惹人笑话，就不停地给他夹菜。那是梁小斌多年来吃得最舒心的一顿饭。
2013年11 月11 日，梁小斌因脑梗塞病危。因为梁小斌为非体制内作家，医疗费没有保障，即刻陷入无钱救命的窘境。钟姐与朋友们策划发起了“救助中国的钥匙”活动。这是近年来轰动中国文坛的事件之一，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到普通作家、普通读者，积极参与，短短十天之内就为梁小斌募集医疗费近百万元。 当梁小斌终于转危为安，老诗人知道钟姐为他所做的一切，抱着她号啕大哭。
荷尔德林有一句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说的就是，只要你心怀清风明月，你就能活得像一首诗。
本文作者采访钟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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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大家都比较穷，孩子们没有童话，没有玩具，还常常饿肚子。等我有了儿子以后，我似乎要通过他弥补自己的童年，我是普通平民，却把儿子把富二代养，好吃的，好玩的，有求必应，他爱玩游戏，我也不怎么管，心想等他长大懂事了，自然就不玩了。不料，等儿子长大了，他找到了更多更好玩的事儿，我想管也管不了 了，只能长叹短吁。
钟姐育有一儿一女，创业时期，她异常忙碌，常常盒饭吃到一半又放下，等感觉到饿了，盒饭早凉透了，也不在乎，端起来又吃。 吃饭可以马虎，但对孩子钟姐从不马虎，甚至有些“苛刻”，儿子智鹏想要零用钱，行，到自己家的酒店去打工吧，扫地也行，洗碗也行，*。
2016 年，智鹏从加州大学 UCLA 分校学成归来，在北京的搜狐总部财经频道工作。钟姐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去看儿子，顺便把搜狐里里外外考察了一番，快半夜了才和智鹏出来。从搜狐总部回智鹏租住的宿舍，有四五公里，因为夜深打不到的士，母子俩便冒着寒风深夜在北京的街头行走。一路上没有的士，只找到一辆共享单车，钟姐就自己骑上了，儿子智鹏就拎着大包小包在后面跑，一直跑回到宿舍。
平时妈妈的刻意训练和磨砺，让智鹏早早就知道规划柴米油盐了。从北京回深圳，买机票时智鹏总要看一看天津到深圳的机票行情，如果差价超过300元以上，他宁愿选择从天津回深圳，北京到天津，高铁票价54．5元，半个多小时就能到，半个小时能赚几百块钱，而且，这半个多小时也没浪费，可以刷微信看信息，为什么不可以麻烦自己一点点呢。
很惭愧，我家儿子大四了，只在麦当劳打过一个星期钟点工，受不了任何委屈。暑假里给他联系好实习单位，他也不去，因为他早上起不来。算了，不敢说太多，我怕此文万一给儿子看到，他会因为我曝了他的隐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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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文章开头提到的寻人启事。
此栏目开设一年，寻回两个失踪的孩子，还协助警方破获一起凶杀案。
后来，在钟姐刊登公益寻人启事一年后，因《女报故事》停刊，寻人启事没再继续下去，但钟姐始终关注着儿童安全问题，在后来的几年中，作为深圳市政协委员，她每年都要提交关于儿童安全问 题的提案，每个提案都引起强烈反响。2015 年，钟姐关于“建立儿童安全警报系统”的提案，更是得到全国性的广泛认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在钟姐的政协提案提交一年之后，公安部宣布中国儿童安全警报系统正式启动，有效地遏制了中国的拐卖儿童现象，从此致残儿童乞讨现象基本消失。知情的朋友称赞钟姐为中国打击拐卖儿童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总是说 ：“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努力履行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而已。”
如今，钟姐成了儿童安全问题专家，时常深入基层社区，宣讲《儿童安全面面观》，还上央视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儿童安全问题。
我还在做寻人的事儿，时常在我的公众号上为人免费发布寻人启事。
我知道自己和钟姐的差距，没法和她比高低，只能和她分享快乐，每次找到失踪的人，我都会向她报告：“钟姐，我又找到了一个人。”
钟姐每次都会很高兴，就像人是她找到的一样：“哈哈，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