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认知的主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这无可厚非，但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我们又都做得太过分了，总觉得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主角。
所以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独一无二地从根源上打破了这种人类中心的认知，经验科学让我们认识到，既不存在什么上帝之子，也不存在什么天人合一，人就是人，一个平凡的物种，我们在大自然的历史有自己的位置，我们将要披荆斩棘地找到它。
－文字稿－
找到自己的位置，几乎是人一生的修行——同样，找到整个人类的位置，也是一个文明最漫长的修行。
正如孩子总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最重要，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一切早期文化的宇宙模型也莫非如此：
在楔形文字记录的苏美尔神话里，天神、地神、水神和山神，一同创造了黑头发的苏美尔人；在埃及神话里，创世之神亚图姆有着男人的外表，他寻找子女的泪水落在地上变成了人类，法老就是神在时间的代理；中国现存的神话认为巨人盘古化身成了整个宇宙，而另一个大神女娲用黄土照着自己的形象捏出了人的始祖；在印度流传的神话里，梵天每睡去醒来就是一劫，每一劫，他都会创造一个人类的始祖，摩奴，代理世界的秩序；犹太神话认为耶和华五天造万物，第六天以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管理地上的万物；在希腊的《神谱》里，泰坦神普罗米修斯用粘土造了人形，雅典娜又以呼吸给人类赋予了灵魂，主持神的供奉；在北欧神话里，奥丁三兄弟以冰霜巨人的遗体造世界，又在散步时取梣树枝造了男人，榆树枝造了女人，安置在世界之树的正中；在日本神话里，人类的起源语焉不详，但天皇无疑是太阳神，天照大御神的嫡后——总而言之，人类总是古老神明最重要的造物，能与其它万物的总和并列，以万物的统治者自居。
这些认知虽然荒唐错误，但以丰满的虚构做到了自圆其说，以至于在人类已知的历史上，只有过唯一一次有效的纠正。
正如拉斐尔在《雅典学堂》那幅名画里描绘的：柏拉图手指天，因为他从幼稚的共相观念出发，认为世界的本源就是理想世界里的理想存在——这种学说经圣奥古斯丁之手成为中世纪神学的核心，维持了1000年的教条；
亚里士多德掌覆地，因为他是一个经验论者，认为只有观察事物才能认识事物——到了13世纪的下半叶，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梳理了从阿拉伯人手中传回的亚里士多德文献，创立了自然神学。
简单地说，自然神学认为既然宇宙万物是上帝亲自创造，那么观察自然就是理解上帝的最佳途径——在今天看来，这是给基督教挖出了深不见底的坟墓：因为自然神学给没落已久的博物学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与狂飙的时代凶猛地共振。
博物学负责物理学之外的一切自然科学。随着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发现“诸海相连”，引发了持续300年的航海大发现和殖民地狂潮。世界各地的新物种让博物学家们忙于观察分类；日益繁荣的工业和航运需要更多的金属和煤炭，为了寻找矿脉，博物学们加紧了地质学研究，结果又发现了大量的化石。
于是在17世纪，一方面是教会刚刚根据《圣经》推算出宇宙只有5600多岁；另一方面是博物学家发现而蕴含化石的沉积岩顽强坚硬，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几千年之内的产物。
于是在自然神学的催化下，神创论的错误暴露出来，到18世纪末，《旧约》中的《创世纪》从字面上不可信已经成为博物学家的共识，物种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明显。
尤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比较了非洲象、北美乳齿象和西伯利亚猛犸象的化石，在1796年首次提出了“大灭绝”这个概念：
这在海峡对岸掀起了热议，英国博物学家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1785–1873），深入田野敲开每一块岩石，给历次灾变的世界起了名字，诸如寒武纪（Cambrian）、奥陶纪（Or）、志留纪（S）等等一直沿用至今。
而这位塞奇威克，正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1809-1882）的老师。
在一个个动人心魄的冒险故事之后，博物学世家出身的达尔文以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奠定了现代进化论的核心——追溯物种的起源成为了可以检验的严肃科学。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了人类与其它亿万个物种的相对关系，找到了人类在自然系统中平庸但真实的位置：
我们属于真核域，动物界，真后生动物亚界，两侧对称动物，后口动物总门，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有颌下门，哺乳纲，兽亚纲，真兽下纲，灵长总目，灵长目，简鼻亚目、类人猿下目、狭鼻小目、人猿总科、人科、人亚科、人族、人属，智人种的晚期智人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