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生命》是一本由[美]布鲁斯·格雷森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页数：3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看见生命》读后感(一)：向死而生，珍惜当下
无论我们如何理解濒死体验的原理，它都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关于思维及其影响，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学习。更重要的是，濒死体验似乎给了体验者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契机，让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濒死体验者告诉我们：死亡是祥和与光明的体验，而不是恐惧与痛苦的体验；生活的宗旨是意义与共情，而不是财富和控制；了解生命的生理层面和非生理层面能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生命。有证据表明，濒死体验不仅可以改变濒死体验者及其亲人的生活，不仅可以改变濒死体验研究者的生活，而且还可以改变那些了解濒死体验的人的生活，并且，我相信，它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看待和对待彼此的方式。我希望，了解濒死体验也能让你重新评估你的生活，重新审视你的生活，发现人生的真谛，积极乐观地投入到生活中去。——布鲁斯·格雷森
《看见生命》读后感(二)：看见了生命，又好像悄无声息
一些有趣摘录！
>> 科学的进步之道在于，发现新现象之后，必须完善我们的观念。一个世纪之前，技术方面的进步使物理学家能够探索涉及极小粒子和极快速度的新现象。而物理学家们之前使用了几个世纪的公式——那些公式非常有效，能够十分准确地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理运动——已无法准确描述这些新现象。物理学家为了恪守科学诚信，并没有因为这些新现象不符合牛顿运动定律就忽视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抛弃原来的公式，认为其一无是处。他们只需承认，牛顿运动定律只在特定条件下成立。他们必须完善原来的公式，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数学计算与经典物理学结合起来，从而更全面地认识现实。
>> 濒死体验在本质上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于转变、关于如何重新开始，关于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新的目标。
我学到的第一点是，濒死体验是一种常见的体验，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第二，濒死体验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正常体验。
第三，濒死体验通常会产生一系列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不管这些影响是积极的（比如更加珍惜生活）还是消极的（比如难以重新适应工作或生活方式），积极应对这些变化并承认它们对濒死体验者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意义通常都是有益的。
第四，濒死体验减少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同时也不可思议地减少了人们对生存的恐惧。
第五个经验，即濒死体验能让体验者更充分地活在当下，而不是沉湎于过去或幻想未来。
第六，濒死体验提出了关于思维和大脑之间关系的问题。
思维和大脑是两个独立的事物，大脑负责过滤我们的思想和感觉，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运作模式
第七，濒死体验提出了关于死后意识继续存在的问题。
死后某种形式的意识的延续似乎是最合理的运作模式。
>> 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某一部分可能在我们的身体停止工作后继续存在，我们可能与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事物紧密相连。这对我们如何生活，以及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有价值有着巨大的影响。
这本书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大概是濒死时刻研究的一本学术著作了，难度适中，书中很好的展现了西方学术研究对于实例的大量运用以及“连环套”提问的技巧，令人连连赞叹。可谓是逻辑性，趣味性和科学性的三位一体，不过呢大串大串的实例讲述有时候还是挺令人厌烦的，但要是换个思路想，将它看作是窥见濒死时刻的人们思想的窗户
《看见生命》读后感(三)：“生命诚可贵”，所以每一天都要好好过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写过一首著名的箴言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虽然生命和爱情在自由面前皆属于“可抛”之物，但至少也从侧面说明了二者之可贵。生命可贵，是人们的普遍共识，但并非每一个都懂得如何才是正确对待自己的生命。
无疑，迎接新生命到来的那一刻，是喜悦的；但生命终究是有止境的，当生命逝去的那一刻，不由自主的悲伤也就顺理成章。生死之间的每一天，也就成为生命一点一点地走完自己旅程的非凡经历。也正因为如此，生命可贵的话语，往往只能由生者来感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到底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通常也就不为人所知。就连大多数的医学人士也都认为，濒死体验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目前对于大脑工作方式的认知”，所以“濒死体验纯粹是幻想”。
然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神经行为科学教授布鲁斯·格雷森博士认为，濒死体验是真实而且必然的。在《看见生命：一个医生的濒死体验研究报告》这本书中，作者回顾了一名试图自杀的女子对他所讲述的一些事情，改变了之前他对意识与大脑的认知，也由此开始研究濒死体验的科学性和意义。
人们通常认为，所谓濒死，就是生命终止前的极短暂的那个时间段，研究它似乎很难说能有什么意义或者价值。因为没有人想要尝试一下，而且这个也无从尝试——但那些在生死关口走过一场的人估计不会这样认为。而布鲁斯·格雷森博士从多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通过对濒死体验的深入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和改善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从而拥有正确的生死观，学会发自内心地热爱生命，从平凡的生命和工作中体验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学会发自内心地热爱生命之所以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不仅仅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还有家人和朋友，以及其他更多的这样那样的关系。
多数情况下，每个人都会珍惜生命，珍惜活着的每一天。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又都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忽视生命存在的可贵之所在，觉得活着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有当生命真的逝去的时候，才会发出“生命诚可贵”之类的感慨；只有经历了生死考验，或者见证了能够让自己为之感触和震撼的死亡，才会觉得活着的可贵，并且告诫自己一定要有意义地活着！然而，往往这样的保持又非常短暂，对生命的漠视往往在很短的时间之后就故态复萌。
正因为如此，所以，研究濒死体验才具有了现实中的必要性：对于亲身体验者来说，濒死体验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对生命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对于科学家来说，研究濒死体验，对他们理解、阐释思维和大脑提供了重要线索，并且把这种研究结论告诉给更多的人。
关注濒死体验，更有意义之处在于，这样能够让人们思考，如何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尽量精彩和有意义，而不要碌碌无为，任由生命无价值地流逝直至终结。
《看见生命》读后感(四)：探索未知领域
本文为作者序
文/ [美]布鲁斯·格雷森
50年前，一名试图自杀的女子对我讲述了一些事情，从而改变了之前我对意识与大脑的认知，也改变了我对人类的认知。
那天，我正叉起一叉意大利面，几乎就要送到嘴边时，腰带上挂的寻呼机突然响了起来。一惊之下，叉子脱手掉落盘中—当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托盘和餐巾架之间打开的《急诊精神病学手册》，突然传来的“嘀嘀”声吓了我一跳。叉子“叮当”一声落到盘子中，番茄酱溅在打开的那一页上。我伸手去关寻呼机，却发现领带上也溅到了一团面酱。我暗自咒骂了一句，伸手抹去了那团东西，然后又用湿纸巾轻轻擦了擦，上面的颜色没那么明显了，但污渍却更大了。那年我刚从医学院毕业没几个月，一心想让自己从外表看起来更专业。
我走到餐厅的公用电话前，拨通了寻呼机显示屏上的号码—原来是急诊室里送来了一个服药过量的病人，她的室友正急着和我说话。我不想浪费时间，便没有穿过停车场回到值班室去换衣服，而是回到餐桌旁，从椅背上抓起那件白大褂，扣上上面的扣子，遮住领带上的污渍，然后直接赶往急诊室。
回到急诊室之后，我首先查看了一下当班护士的接诊记录。霍莉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女学生，是她的室友苏珊把她送到医院的。这位室友正在楼下的家属休息室等我。从护士和实习医生的记录来看，霍莉身体状况稳定，但还没有醒过来，一直在4号检查室昏睡，由一名护工看着她—这是急诊室应对精神病患者的常规预防措施。我看到霍莉躺在轮床上，穿着病号服，胳膊上插着一根管子，心脏监护仪的导线从她的胸口一直延伸到轮床旁边的一台便携式仪器上。她蓬乱的红头发披散在枕头上，面色苍白，面庞瘦削，鼻子纤细，嘴唇很薄。我走进房间时，她双眼紧闭，一动不动。在她身下的轮床架子上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的衣服。
我轻轻地把手放在霍莉的前臂上，叫着她的名字，结果她没有反应。我转向那名护工，一位年长的非裔美国人，他正在检查室的角落里翻看一本杂志。我问他有没有看到霍莉睁开眼睛或说话。他摇了摇头，说道：“她一直都没有醒来。”
我靠近霍莉，对她进行进一步检查。她的呼吸缓慢而有规律，身上没有酒精的气味。我推测她是因为大量服用某种药物而昏睡过去的。她手腕上的脉搏跳动正常，但每隔几秒钟就停跳一次。我活动了一下她的手臂，检查身体僵硬程度，希望这也许能给我一点儿线索，让我知道她吃了哪种药物。她的胳膊松软无力，在被我挪动的时候，她并没有醒过来。
谢过了护工之后，我径直走到走廊尽头的病人家属休息室。与检查室不同，家属休息室里摆放着舒适的椅子和沙发，茶几上放着咖啡壶、纸杯、糖和奶精。我进屋的时候，苏珊正在屋内来回踱步。苏珊是个身材健美的高个女孩，棕色的头发紧紧地梳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我做了自我介绍，请她坐下。她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房间，然后坐在沙发的一头，摆弄着自己食指上的戒指。我拽过一把椅子坐到她身旁。当时，弗吉尼亚州正值酷暑，这个屋子没有窗户，也没有空调，所以我已经开始冒汗了。于是，我把落地风扇挪近了一点儿，解开了白大褂的扣子。
“苏珊，你做得很对，及时把霍莉送到了急诊室。”我开口说道，“你能否跟我讲一下今晚发生的一切？”
苏珊听后说道：“今天下午上完最后两节课后，我回到住处，发现霍莉昏倒在床上。我大声呼叫、摇晃她，但始终无法将她唤醒。于是我给宿舍管理员打电话，她又打电话叫来救护人员，把霍莉送了过来。我随后也开车赶了过来。”
我仍然认为霍莉服用了过量的药物，于是张口问道：“你知道她吃了什么药吗？”
苏珊摇了摇头，回答道：“我没有看到药瓶，不过当时我也没有四下仔细看看。”
“她是否经常吃药？”
“是的，她一直在服用一种抗抑郁药，那是她从学校医院买来的。”
“你们宿舍里还有其他可能被她吃过的药吗？”
“我在浴室的柜子里放了一些治癫痫的药，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吃。”
“她经常喝酒或者吸食毒品吗？”
苏珊再次摇了摇头，说道：“我从没见过。”
“她还有其他身体方面的问题吗？”
“我想可能没有了，不过我跟她其实不是很熟—一个月前我们才搬到同一间宿舍，在那之前我们并不认识。”
“但你知道她到校医院看过抑郁症啊。她最近是不是看起来更沮丧、更焦虑，或者行为比较怪异？”
苏珊耸了耸肩，说道：“我们之间没那么亲密，我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明白了。你知道她最近有什么特别的压力吗？”
“据我所知，她在班上表现很好。我的意思是，对大一新生来说，目前我们所有人都处于调整期，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苏珊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她和她约会的那个男人之间出现了问题。”她又停顿了一下，说道：“我想他可能一直在向她施压。”
“向她施压？”
苏珊耸了耸肩，说道：“我也说不清，反正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
我等着她继续往下说，但她没有再说下去。
“太感谢你了，苏珊，你帮了我们大忙。”我对她说道，“还有什么你认为我们应该知道的吗？”
苏珊再次耸了耸肩。我等着她再说些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我想我可能看到了她的身体发出轻微的颤抖。
“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你还好吧？”我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问道。
“我没事。”她立马说道，“但我现在得回宿舍了，有篇论文要写。”
我点了点头，说道：“嗯，谢谢你把霍莉送来，也谢谢你等我过来同我交流。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你的论文了。如果你愿意，可以明早过来看她。我们如果想到什么别的事，会给你打电 话的。”
苏珊点点头，站了起来，我陪她走到门口。当我伸手与她握手时，我又瞥见了领带上的污渍。于是我重新扣好白大褂上的扣子，以免被急诊室的同事看到。
我穿过走廊，返回霍莉的病房，想要看看此时她是否已经苏醒过来，却发现她依然没有知觉。那位护工非常肯定地说，自从我走后她就再也没有动过。看起来当晚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同给霍莉做诊断的实习医生聊了一下，他说他打算把她送进重症监护室，以监测没有规律的心跳。之后我又给那天晚上值班的精神科医生打了电话，他也认为当前这种情况下我没什么可做的。不过他对我说，一定要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并且第二天早上一来就要检查霍莉的状况，同她进行交流，并且得在早上八点向会诊组的精神病专家介绍她的病情。穿过停车场走向值班室的时候，我心中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出丑，而且幸运的是，病人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所以当晚的住院记录和医嘱都是由实习医生负责的，与我无关。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重症监护室。头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弄脏的衣服也换了，所以显得精神焕发。我在护士站的搁架上寻找霍莉的病例本，发现一个护士正在撰写病例。她抬起头看到了我。
“你是精神科的医生？”她问道。
我点点头说道：“是的，我是格雷森医生。”认出我是精神科医生并不难，因为在重症监护室里，我是唯一一个在白大褂下穿着便服的人，而不是手术服。
“霍莉现在醒过来了，你可以和她谈谈，不过她依然十分疲惫。”这位护士说道，“她整晚都很稳定，只是有几次室性早搏。”我知道那些不规则的心跳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也可能与她前一晚服用的药物有关。
“谢谢。”我说道，“我马上就去找她简单聊一聊。不过会诊组将在大约1小时后到这里来对她进行问诊。你认为她的病情今天能稳定下来，转到精神科吗？”
“应该没问题。”护士想了一下回答道，“急诊室里有很多病人在等我们这里腾出床位。”
我走到霍莉的病房门口，敲了敲敞开的门的门框。她的鼻子和手臂上分别插了一根导管，心脏监护仪的导线连接到了病床上方的屏幕上。我拉上她床边的帘子，轻轻地叫着她的名字。她睁开一只眼睛，点了点头。
“霍莉，我是精神科的格雷森医生。”我对她说道。
她闭上了眼睛，又点了点头。过了几秒钟，她轻声咕哝了一句，说话有点含糊不清：“我知道你是谁，昨天晚上我就见过你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顿了顿，回想了一下昨晚我们见面的情景，然后说道：“你昨晚看起来好像在急诊室睡着了，我以为你没看见我。”
她依然闭着眼睛，轻声说道：“不是在我的病房里。我看到你跟苏珊谈话了，当时她坐在沙发上。”
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她不可能看到或听到我们在走廊的另一头说话。我怀疑这不是她第一次来急诊室，因而可能猜到我和苏珊在那里交谈过。
“是医护人员告诉你我昨晚和苏珊谈过了？”我试探着问道。
“不是。”她回答道，此时她显得清醒了很多，“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本来应当由我引导这场谈话，收集信息，弄清楚她自杀的想法以及她的生活状况。但当时我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继续交流下去。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戏弄我这个新来的实习医生，想扰乱我的心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她已经得偿所愿了。霍莉感觉到了我的困惑，她睁开双眼，第一次直视着我的眼睛。
“当时你戴着一条条纹领带，上面有块红色的污渍。”她语气肯定地说道。
我缓缓地俯下身子，怀疑自己听错了，嘴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你说什么？”
“当时你戴着一条条纹领带，上面有块儿红色的污渍。”她盯着我，重复道。然后又继续复述我同苏珊的谈话，其中包括我的所有问题以及苏珊的回答，此外还提到了苏珊来回踱步、我挪动电风扇的情景。她的讲述与当时发生的情况没有丝毫出入。
霍莉的话惊得我全身汗毛倒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不可能知道这一切的。她也许会猜到我可能问什么问题，但她怎么会知道所有的细节呢？难道是一大早有人跟她谈过，告诉了她我所做的病人家属询问记录？但是当时房间里除了我与苏珊之外，再没有其他人啊！其他人怎么知道我俩的谈话内容和一举一动呢？而且，在病人家属休息室之外，没有人见过前一天晚上我领带上的污渍。霍莉不可能知道我和苏珊说过话，更不可能知道我们谈话的内容，也不可能知道我领带上的污渍。然而，她确实知道这一切！我试图集中注意力听她说话，却发现自己的思绪变得混乱起来。我无法否认她知道我和苏珊谈话的细节—因为我亲耳听到了，它就真切地发生在我的眼前。但我不明白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在心中暗暗告诉自己，这只不过是霍莉侥幸的猜测，或者是某种恶作剧而已。
但我想不通这样的恶作剧怎么会行得通。霍莉刚刚从服药过量中醒来，她从前一天起就没有和苏珊说过话，她又怎么知道我和苏珊说了什么？难道是霍莉和苏珊在她过量服药之前串通一气，计划好苏珊会对我说什么？但她们总不可能串通起来把意大利面酱溅到我的领带上吧。此外，我在急诊室和苏珊说话的时候，她一直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霍莉现在也仍然昏昏沉沉、情绪低落。这一切看起来并不像一场恶作剧。
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我也没有时间去思考，也不知将其归为哪种问题。多年之后，人们才听到“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这个词。我之所以为这件事所困扰，是因为我无法解释它，当时的我只能把这些问题记在心里。
霍莉的呼吸不太稳定，看来她又睡着了，而我又被拉回到眼前的现实。那天我的任务可不是一味地困惑下去，而是要帮助霍莉处理她的问题，解决她的困难，帮她找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因此，我必须全力以赴，想方设法了解她生活中的压力源，并在专家会诊之前评估她的自杀想法。
我轻轻碰了碰霍莉的胳膊，再次轻唤她的名字。她睁开一只眼，我试着继续谈下去：“霍莉，能否跟我说一下你昨晚过量服药的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经过再三努力，我终于从霍莉那里了解到，她服用了过量的盐酸阿米替林。这种药物很危险，会导致心律失常。她在高中时也有过几次过量服药的经历。这证实了苏珊告诉我的一切，同时又补充了一些细节。霍莉告诉我，她被大学的社交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觉得自己和其他同龄人格格不入。她想退学，然后回家上当地的社区大学，但她的父母要她再考虑一段时间。说到这里的时候，她似乎又要睡着了。我感谢她与我交谈，并告诉她精神科专家组将在大约一小时后过来看她。霍莉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我给大学的医务室打了电话，告诉他们霍莉已经被我们医院收治了，并要求他们提供她在那里接受精神病治疗的记录。然后，我又根据苏珊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情况，以及那天早上我观察到的霍莉的情绪和思维过程，写了一份简短的入院记录。但是，在提交给精神科专家组的报告中，我没有实话实说，而是故意隐去了霍莉说她在另一间房间睡觉时曾见过我、听到我和苏珊谈话的内容，我当时决定不让任何同事知道这件事，至少在我能想出合理的解释之前不能让他们知道。否则的话，往好了说，他们会认为我失去了理智，表现得不专业；往坏了说，他们可能会怀疑我失去了理智，一切都是我自己臆想出来的。
我暗暗思忖，霍莉在急诊室睡着时，显然不可能看到或听到走廊远端病人家属休息室里发生的事情，她一定是通过其他某种途径了解到的，只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途径。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中没人知道我和苏珊在急诊室的谈话，前一天晚上值班的急诊室医护人员也不知道霍莉所说的具体内容。对像我这样一个试图对自己所做的任何工作都能有正确认知的刚入职的实习医生来说，这件事让我感到不安，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有朝一日说不定我还能再进行研究。我甚至没告诉妻子珍妮，因为这件事太诡异了。如果我告诉别人所发生的一切，并且表现得郑重其事、言之凿凿，我会感到惴惴不安。而且我也知道，一旦告诉了别人，此事很难不被泄露出去，而作为当事人的我则不得不疲于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我相信，一定可以科学地解释霍莉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而我必须自己去找到那个答案。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霍莉的那个能思考、能看、能听、能记忆的“自己”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她的身体，跟着我穿过走廊，进入病人家属休息室，在没有眼睛或耳朵的帮助下，获悉了我和苏珊的对话。这种解释在我看来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甚至无法想象离开自己的身体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我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是我自己。但在当时，我没有能力思考这些问题，无法调查这一事件，无法追问苏珊是否注意到我领带上的污渍—如果注意到了，她是否曾向其他人提到过。我也无法调查前一天晚上在急诊室上班的护士，更不用说调查餐厅中可能看到我叉子脱手，然后将此事告诉霍莉的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没有心思去调查这件事，只是想让它消失。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一直试图弄明白霍莉是怎么知道领带上的污渍的。无论是我的出身背景还是所接受的科学训练，都无法让我应对这种对于世界观的正面攻击。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他始终认为生命是客观的存在。而我也以父亲为榜样，成了一名主流科学家。作为一名学术型精神病学家，我在同行评审的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并且有幸成为密歇根大学、康涅狄格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全职教师。在密歇根大学，我主要负责急诊精神科；在康涅狄格大学，我担任精神科临床主任；在弗吉尼亚大学，我被授予精神病学和神经行为学系教授职位，受切斯特·F.卡尔森基金资助。因此可以说我在事业上一帆风顺，能够从政府机构、制药公司和私人非营利研究机构获得研究经费。此外，我还有幸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拨款审查委员会和项目规划讲习班任职，并在联合国主持召开的一个关于意识的研讨会上发言。我的医学研究数次获奖，我本人也当选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终身研究员。
总的来说，作为一名学术型精神科医生，我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才华横溢、支持我的导师和同事，他们功不可没。但这么多年来，因霍莉而引起的有关意识与大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她是如何知道我领带上的污渍的？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我需要的是证据，这让我无法对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件视而不见，也引导我继续踏上了科学研究之旅。
1976年，雷蒙德·穆迪开始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时，我已成为该学校精神病学急诊科的主任。雷蒙的著作《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Life After Life）是第一本使用术语“濒死体验”及其缩写“NDE”的英文书。这本书出人意料地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而他很快就收到了有过濒死体验的读者寄来的大量信件。作为一名实习医生，他没有时间回复所有信件，于是向我求助，因为我是急诊室的培训主任。于是，我震惊地发现，曾让我感到异常诧异的霍莉的体验，原来并不罕见。雷蒙德还采访了其他曾经濒临死亡的病人，这些人声称他们当时离开了自己的身体，看到了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
这一发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促使我开启了一段用循证方法探索濒死体验的旅程。倘若我没有认识雷蒙德，没有读过他那本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追踪领带上污渍的踪迹。我很快了解到濒死体验并不是一种新现象，我发现了大量有关濒死体验的记录，其中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世界各大宗教传统、世界各地的故事，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医学 文献。
我和其他研究濒死体验的同行共同创立了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ear-Death Studies, IANDS），旨在支持和促进对这些体验的研究。近30年来，我一直担任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的主任，并负责编辑《濒死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ar-Death Studies）—这是唯一一本致力于濒死体验研究的学术期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收集了一千多位有过濒死体验的人的资料，他们都很配合，为我填写了一份又一份的调查问卷，有些人已经填写了40多年。因而，我可以将对这些志愿者的研究结果与住院病人的濒死体验进行比较，例如，心脏骤停、癫痫发作和自杀未遂的病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这些体验中的一些常见的共同特点，文化无法对此做出解释。同时，我也发现了这种体验对当事人的态度、信仰、价值观以及性格的持续影响模式。我已经能够证明这些体验不能被简单地当作梦境或幻觉而忽略。
45年的旅程中，我收获的是一份关于濒死体验的记录，它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涵盖了遍及全球的案例。我发现濒死体验极为普遍，而且它向来不厚此薄彼，就连神经科学家也会产生这种体验。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曾因罕见的脑部感染而陷入长达一周的昏迷。醒来之后，他对那次濒死经历记忆犹新，于是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诉说了这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近半个世纪，我努力去理解濒死体验，我发现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体验。我对濒死体验了解得越多，似乎就越迫切地需要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超出了我们对思维和大脑一直以来的有限的理解。这些对思维和大脑全新的认知思路为探索人类的意识是否会在身体死后继续存在提供了可能性，而这反过来又挑战了我们本拥有的某些观念，比如我们是谁，我们如何与宇宙融为一体，以及我们想要如何生活。
一些科学家同行曾警告我说，以开放的态度探索像濒死体验这样“不可能存在的”体验，可能会为各种迷信观念打开闸门。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我说：“那就放马过来吧！”我们不应根据之前的固有观念先入为主、妄下结论，而应当测试一下这些具有挑战性的体验，看看它们究竟是迷信，还是通往更广袤世界的窗口。对濒死体验的研究不仅没有将我们带离科学、引入迷信，反而表明，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仅仅将科学局限于研究物质和能量世界，我们将能够更准确地阐释现实。
此外，我一直采用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学证据，却没有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或理念，我知道这会让我的许多朋友失望，因为他们可能会支持其中的某一种观点。我知道我的一些唯心的朋友可能会反对我的做法，认为我不应当坚持认为濒死体验可能是由大脑的物理变化引起的；我知道我的一些唯物的朋友也可能会失望，认为我不应当坚持认为思维可能独立于大脑而运行。而且，我还知道，这两个阵营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心生抱怨，埋怨我纯粹是在避重就轻、图省心。
但事实上，学术诚信要求我避免在这场辩论中偏袒任何一方。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证据来认真对待濒死体验的生理机制和独立于大脑的持续思维活动。认为濒死体验是由一种未经确认的生理过程引起的观点是可信的，并且这种观点与认为现实世界是纯粹的物质世界的哲学观点一致。从另一方面来说，认为濒死体验是一种精神产物的观点也是可信的，并且这种观点与认为人类都有非物质的一面的哲学观点一致。这两种观点虽然貌似合理，但都不具备科学前提，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是错误的，因此它们都是信仰的产物。
正如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展示的，我们没有理由说濒死体验不能既是一种精神产物，也是由特定的生理活动造成的。科学证据表明，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且没有任何冲突，因而我们可以超越科学和灵性之间人为划定的界限。然而，我对这两种观点所持的开放态度，并不意味着我对濒死体验的意义没有自己的 看法。
几十年的研究让我相信，濒死体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其影响也相当深远。事实上，无论这种体验是如何产生的，它都是精神成长和洞察力的重要来源。我知道，对亲身体验者来说，濒死体验影响巨大，因为这种体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相信，对科学家来说，濒死体验也很重要，因为它为我们理解思维和大脑提供了重要线索。我认为，对所有人来说，濒死体验都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有关死亡和濒死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告诉我们有关生活和生存的信息。
在这本书的正文中，我略去了研究中采用的方法论和统计细节。我所有的同行评议期刊文章都可以从弗吉尼亚大学知觉研究部的网站下载，网址是www.uvadops.org。
虽然这本书是基于45年来我对濒死体验的科学研究而完成的，但它并不是专门为其他科学家写的。虽然我希望让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认为我是在维护他们的经历的真实性，但这本书也不是专门为他们写的。实际上，我写这本书是为了那些对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不可思议的范围感兴趣的人，为了那些对更深层次的生死问题感到好奇的人。
关于死亡以及死亡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人们已经著书立说，讨论过很多，其中所涉及的科学观点与宗教观点大多势如水火、相互对立。我试图在这本书中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以改变双方的角度。我希望自己能够证明科学和灵性是相容的，而且承认灵性并不需要放弃科学。多年以来的研究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把信仰和理解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并不一定会阻止我们欣赏生活中精神和非物质的方面；另一方面，欣赏精神和非物质的方面也不一定会阻止我们科学地评估自己的经历，阻止我们把信仰和理解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虽然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死亡和死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本书还涉及生活与生存、共情与人际关系的价值，以及生活的本质与意义。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说服你相信任何一种观点，而是启发你思考。我希望证明，科学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濒死体验，告诉我们关于生和死以及死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经过科学研究，我了解到很多关于濒死体验方面的信息及其意义。撰写这本书是想和你分享我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目的是让你思考这些问题和答案—我不是让你相信任何一种观点，而是重新评估你对生与死的看法。我是一名科学家，只想和大家分享我得到的数据。
尽管当时我拼命想要从记忆中抹去与霍莉的全部接触，但那时的我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因此我知道自己不能无视已发生的情况。仅仅因为我们无法解释某种现象，就假装这种现象没有发生，这绝非科学之道。为了给那个领带上的污渍之谜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我投入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进行研究。尽管这一研究仍没有完全回答我所有的问题，但它确实让我对自己的一些答案产生了疑问，并且很快就把我带入之前我根本想象不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