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是一本由么振华 / 吕璐瑶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读后感(一)：从隋唐女性遗言可窥得隋唐社会一角

　　收到赠书感到惊喜，是精装锁线。时间有限初略翻看了一下，此书上编遗言叙录翔实的叙写了唐代女性的遗言，下编对遗言进行了研究。唐代女性的遗言中我们能够简单还原出那个时代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条件、价值观点、亲人间的关系等等，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思想上并不整齐划一而是百花齐放的状态。此书从一个新奇的角度切入还原唐代历史，我强烈推荐此书。奈何我寻医问药中未能细读此书表示遗憾，等情况好转再仔细阅读吧。

　　《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读后感(二)：假如想要穿越到唐朝

　　如有一个穿越到古代的机会，有人想穿越到宋朝，因那时吃喝玩乐的商业已很繁荣；也有女子想穿越到唐朝，因那时似乎是封建社会女性地位最高的一段时间，有女子做皇帝，女子还可以穿男装，想来真是一个可以过一把大女主的瘾！

　　唐朝多传奇女性，最著名的当属武则天与太平公主，然我最偏爱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伉俪情深，短短的30多年生命，却赢得了“千古贤后”的美誉，死后被追加谥号“文德”。长孙皇后一生有无数令世人传颂的故事，即使是她的遗书，亦体现了最后的贤良淑德。在《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一书中，多次引用了长孙皇后的遗书内容，来佐证隋唐时代女性临终的希冀。上至皇后，下到不起眼的平民百姓，隋唐女性的人生价值取向如何，从这本书中便可窥见。想要穿越到唐朝的女子，先来读一读隋唐女性的遗言，便可推测隋唐女性生前的生活、思想。

　　也许要令大家失望的是，即使是在封建社会女性地位最高的隋唐时期，女性依然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书籍从女性遗言的执行情况、唐代女性的临终心态、唐代女性的遗言特征等方面分析了女性遗言的内容，但读者却可以从遗言中得知女子生前一生的生活：对儿女牵肠挂肚是必然的，对经济安排、丧葬安排都体现着女性勤俭持家的本性，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美德，从古到今一脉相承。

　　起初我想读这本书，是想了解隋唐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生活是否真如影视剧演绎的那般多姿多彩，当我在读这本书时，心中却充满了悲凉，女子一生的宿命，从那时到如今，似乎没有多少改变。结婚生子，操持家务是一生中理所当然要做的事，临到生命的终点，遗书仍然会有很多女性要求死后与丈夫合葬在一起，似乎女子，生前死后，都是为了男子，从来没有过自己。历史由多如尘沙的平凡生命书写而成，女子的生命，似乎也渺小、悲哀如尘埃，依附在男人身上，即使贵如长孙皇后，遗书中也在处处对自己之外的人和事放心不下。更为讽刺的是，女子死后的遗言执行情况，丈夫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夺，子女则更注意会努力遵循死者的遗愿。

　　从遗书中看隋唐女子的生命观，大多达观知命，她们对死亡基本能坦然接受，甚至很多女子认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完成了，圆满无憾。这和宗教信仰有关，也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斯人已去，遗言也随风而去，但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偶然被我们看到，那时的女子与现如今的女子，社会命运仍然千丝万缕的相同之处，不免唏嘘。但我们也可庆幸，今时今日的我们，可以奋力冲破藩篱，为自己的生命而活，待到将来写遗书的时候，回首一生，有过许多只属于自己的生命的时刻。

　　《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读后感(三)：从236例穿越千年的临终遗言，一窥隋唐女性的真实生活状况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生老病死虽是人之常情，然而每每“死”提起这个字，总让人觉得那么“难以启齿”，有关“死”的话题，似乎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是很忌讳的“难言之隐”，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其实都曾暗自设想过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刻该怎么度过、身后之事又该怎么处理。

　　人们对于将死之人也总是更加宽容，有什么未尽心愿或遗留之事，也会尽量为其完成。我们曾在各种影视和书籍当中看到过人们在弥留之际留下的遗言，有的淡泊从容，无论生前是否圆满，撒手人寰后自己也都管不了了，又何必争执那么多呢；有的抱憾终身，心心念念的事未完成，也再没有机会完成，此生不免遗憾，心念未得圆满；有的惨遭迫害，或曾遭遇身体、精神的折磨，没有机会或者也来不及再去思考和计划什么，只留下深深的怨念与仇恨，甚至死不瞑目……

　　艺术来源于生活，其实在现实当中人们在弥留之际也会留下各式各样的遗言，只是大多数的遗言并没有被正式地立作“遗书”，只是以口头、日记、信件等方式告知于亲近之人。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被传递给亲朋好友的遗言，大多情况是会得到重视的，因为哪怕只有寥寥数语，也会是至亲至爱之人在最后生死关头的真情流露。

　　与此同时，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中人们的遗言，往往可以体现出当时的一些社会状态、风俗习惯、以及留下遗言之人的家庭状况和地位等等。人们常常研究古人生平，写下各种史话记载，抑或从考古角度和墓葬情形来对历史和社会进行“反推”，但很少有人将关注点放在那些“将死之人”的身上，来一探他们在“生死攸关”之时的心理，其实，在那一个时间点所流露出来的从生死观，恰恰是最真实也是最直接的。

　　《离形去智，无累乎物：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一书正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于隋唐时期来自不同地区和身份的女性遗言的搜集和分析，一窥隋唐女性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和社会地位，同时也可间接映射出整个隋唐时期的一种社会文化状况。

　　《离形去智，无累乎物：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中搜集的这236位女性，皆是来自于唐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两京之外的各个区域，她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生活背景及社会地位更是千差万别，从宫墙之内到城郊边缘，从帝后嫔妃到平民女子，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数据收集的方式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它能够很直观也很客观地反映出隋唐女性社会地位和精神风貌的真实状况。

　　除此之外，本书还对这些女子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死亡年龄、死亡地点等各项内容进行了梳理，使之与隋唐时期的社会状况产生巧妙的联系，也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对于宗教信仰、社会风气等大时代中的标志性因素，会对这些女性的思想、心态和生死观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这些遗言当中，也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内容，比较常见的就是是否与丈夫合葬、厚葬还是薄葬、财产分配问题、对于儿女的惦念等问题，这些思虑也会影响到她们尚在人世的亲朋好友。

　　譬如唐太宗的皇后长孙皇后，她的节俭是众所周知且向来为后人所推崇的，《旧唐书·后妃传》中就有“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这样的记载。而长孙皇后节俭的品质也体现在她的遗言当中，“死不可厚费”，“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实乃后妃之典范。

　　对于远在两京之外的湖州刺史张士阶之女张婉而言，她的人生充满了遗憾，不到二十岁的年纪便抱疾在床，因尚未婚配，所以身后惦念的唯有父母双亲，她只盼自己的离世不要让父母过度伤心，留下“死生之理，彭殇一致。何不思某气绝之后，与未有某时何异，奈何不以此割弃而悲泣如是乎”的遗言便气绝身亡。

　　从整体数据来看，隋唐女性在弥留之际留下的这些遗言，大多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执行的，甚至对于有些执行难度很大的遗言，后人或亲朋也会尽量去遵照逝者遗言嘱托，达到一个较高的完成度。

　　譬如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合葬问题和薄葬与否，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个别比较特殊的情形之外，执行遗言的人通常会达成她们的心之所想。

　　而通常情况下，影响这些隋唐女子选择墓葬方式的因素，多是来自于宗教的信仰。

　　唐代是一个儒释道并行的朝代，三大主流思想对当时人们的生死观、价值观的影响都非常的深远，选择厚葬的比较常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对于孝道的遵从，以实践孝道成为当时社会的总体氛围；而留下薄葬遗言的女子，则多是信仰佛教，唐时信仰佛教的女子占有很大比例，这与大当时诸多老少婚配的情形有关，寡居女性常常以佛教作为精神上的寄托和慰藉。

　　譬如唐都长安义宁里开国公刘府君之妻李娘，在弥留之际提出熏修，即焚香礼佛，说明其信仰佛教，并要求薄葬；而清化里的侍御史钱府君之妻万俟氏要求薄葬的原因则与李氏截然不同，万俟氏并不信佛，她特别提出对陪葬珠玉的强烈反对，是因为她认为这会引发盗墓行为。

　　副标题中的这八个字其实也可看成是一种临终心态。

　　“离形去智”是指一种消除了个体心中的私欲杂念、偏见成见的虚空静寂、无执自由的心灵状态，而“无累乎物”则表示着没有世俗杂物所牵累，孑然一身的心理状态。一“离”一“去”之间，便舍弃了周身之累物，从“无己”而超脱。 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此淡定从容地面对生死、谈论生死，我们从这些隋唐女性的遗言当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心态与情感——接受、遗憾、无奈、忧愁、悔恨、忧喜交加、旷达皆有之，而造成这些截然不同的心态差异的，自然与她们生前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从中也不难分析出当时的一些社会背景、思想文化等状况。

　　东都洛阳思恭里有一位青楼女子，名唤沈子柔，不仅貌美，更是“善晓音律，妙攻弦歌”，为很多风流才俊所追捧，其中不乏真心之人。在沈子柔染病将死之际，对知己源匡秀感叹吁嗟自身之难保曰：“妾幸辱郎之顾厚矣，保郎之信坚矣。然也，妾自度所赋无几，甚疑旬朔与疠疫随波。虽问卜可禳，虑不能脱。”源匡秀在为其撰写的墓志中直白表露自己的感情：“火燃我爱爱不销，刀断我情情不已。”言语之间，满是二人之间的不舍与留恋之情。

　　纵观全书，其实不难看出隋唐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还是相对较高的，她们的生死观往往会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通过《离形去智，无累乎物：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我们亦可从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隋唐女性的临终关注内容，来思考和探索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精神特征等问题，知微见著。

　　《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读后感(四)：236则隋唐女性遗言，聚焦女性视角下的死亡世界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很忌讳谈死亡的话题。

　　古人对死亡有属纩、启手足、捐背、薨背、弃背、隐化（佛教）、反真（佛教）、示化（佛教）、归真（道教）等隐晦性说法。

　　《新唐书·礼乐志十》载诸臣之丧曰：“有疾，斋于正寝，卧东首北墉下。疾困，去衣，加新衣，彻药，清扫内外。四人坐而持手足，遗言则书之属纩。气绝，寝于地。”属纩，指“人濒临死亡时，用新丝绵 絮置于临死者的口鼻上，以验呼吸之有无”。“启手启足”意为确认身体完好，是善终的代称。

　　古人有言曰：“死者，士之终。”又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遗言是对亲朋真实意思的表达与真实情感的流露，纵使有所隐晦，一般不会作假虚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在世者勘破生死的一把钥匙。遗言体现了逝者的人生总结、社会认识、生命感悟、处世态度、思想智慧，故我们可以透过遗言，对死者死亡观进行思想史的解读。

　　而隋唐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相对较高，比如，隋代独孤伽罗与隋文帝并称二圣，唐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瞾，起义者陈硕真亦自称文佳皇帝，中宗之女安乐公主还曾想做皇太女，等等，因而隋唐女性史的书写较之其他朝代内容更丰富，而从遗言出发书写隋唐女性史亦不失为一上佳视角。

　　《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一共搜集了隋唐时期女性遗言２３６例，她们对生死的执着或勘破在遗言中有较为充分的表露，这是当时女性生活与精神面貌的一种体现。

　　比如：一些上层统治者在遗言中表露了对社稷的关心；有读书人非常不放心自己的著述，临终前仍在坚持撰著，有的人则选择焚毁文稿；有人因为丈夫出轨，坚持不肯与丈夫合葬；有人会想对他人的恩情加以回报或对亲族加以赒济；有人临终前表达了自己想要出家的愿望；有人在临终前对自己的心态也有充分的表达，死者希望身后处理的具体事务涉及较多，也有必要加以明确，等等。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这本书来看看历史上的她们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言吧！

　　01

　　长孙皇后：“死不可厚费”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长孙皇后，唐太宗之妻，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她父亲死得早，于是跟随母、兄到舅舅高士廉家生活，在她１３岁的时候，舅舅 “见太宗潜龙时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于是嫁给秦王太宗，在武德元年册为秦王妃。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崩于长安立政殿。临终前，她跟太宗辞诀，留下遗言“死不可厚费，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此言彰显长孙皇后的贤德和节俭，当年十一月，葬于京兆府醴泉县昭陵。

　　02

　　顺宗王皇后：“侍医无加罪”

　　古代皇帝身边太医们的压力很大，一不留神就会命丧黄泉。太医隶属太医署，有医官１６人，长官太医令（从七品下）2人，有各种太医１６０余员。太医因未能治愈皇家成员的疾病而被杀载于史籍的典型事件是，晚唐懿宗因爱女同昌公主病逝怒杀医官案。

　　同昌公主出降进士、右拾遗韦保衡仅一年半左右便病逝，因其为“懿宗尤所钟爱，以翰林医官韩宗邵等用药无效，系之狱，宗族连引三百余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刘瞻、京兆尹温璋因上疏谏诤，均被外贬岭南为官，后者有感于生不逢时，自杀身亡。御史中丞孙瑝、谏议大夫高湘等“坐与瞻善，分贬岭南”。

　　虽然这是一则极端案例，但说明在唐朝因太医没能为皇室成员医治成功有可能处于危险境地，因此，王皇后特意在遗令中指出不要加罪于侍医。由此，一些皇室成员预感到寿命将至，临终前拒绝医治，可能也有不想连累太医的考虑。

　　遗令曰：“皇太后敬问具位。万物之理，必归于有极，未亡人婴霜露疾，日以衰 顿，幸终天年，得奉陵寝，志愿获矣，其何所哀。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听政，服二十七日释。天下吏民，令到临三日止。宫中 非朝暮临，无辄哭。无禁昏嫁、祠祀、饮食酒肉。已释服，听举乐，侍 医无加罪。陪祔如旧制。”

　　03

　　董嘉猷夫人郭氏：

　　“庭内既愉于他人，窀穸岂烦于同穴”

　　“生同衾，死同穴”是古代夫妻对彼此爱的承诺和宣誓，但也有不少隋唐妇女死后不愿意与丈夫合葬。比如这位生在豪门望族的郭氏，她的丈夫是跟她门当户对的董家，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是典型的豪门望族里失败的婚姻。

　　他们夫妻俩并无子女， “其殁也，当室无孤。夫人将启手足，顾后靡托”。郭氏临终感慨：“礼有合祔，畴职其仪，庭内既愉于他人，窀穸岂烦于同穴。”

　　从郭氏遗言可见，她对自己的婚姻非常不满，一是董氏子“非吾偶”，二是“仪则趣尚”不同。可以说，孀居的郭母贪财许婚，使其女成为这门婚姻的牺牲品，一直“郁抑不乐”，直到遗憾去世。显然其丈夫另有新欢，郭氏不希望与丈夫合葬。最终，“有青衣顺意者，实承其命焉”。由其奴婢卜葬吉日后，请郭氏的外家亲戚尚书吏部员外郎裴次元为其撰写墓志铭，当年十月，“遵命”将郭氏归葬于京兆府长安县义阳乡宋满村之南原。

　　顺势说一嘴，婚姻中男女族类相当，是唐人眼中一个重要的婚姻条件，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门当户对”。武周时期，酷吏来俊臣逼娶太原王庆诜女、左台侍御史侯思止奏娶赵郡李自挹女，都想与山东旧族联姻，“敕政事商量”，凤阁侍郎李昭德与诸宰相以之为笑谈，认为是“辱国”之举。至懿宗咸通中，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欲以兄女妻清海牙将刘知谦时，其他人的态度是“众谓不可”，“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讽诸幕僚，请谏止之”。只有韦宙慧眼识珠，认为“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孙或可依之”。刘知谦在唐末果然“以军功拜封州刺史兼贺水镇使，甚有称誉”。其夫人韦氏生子刘隐、刘岩，后为广帅，据有岭表四府之地，建立南汉。此例多用以说明韦宙鉴人眼光独到，但从众人反应可知，晚唐时期“族类相当”仍是联姻的重要基础。

　　04

　　尼法愿：“捐躯挚鸟，委形噬兽”

　　古代传统丧葬的方式一般都是土葬，很少有人选择其他丧葬，但长安济度寺大比丘尼萧氏就选择了天葬。

　　据萧氏的墓志载，她是梁武帝六世孙、司空（正一品）宋国公第三女。唐初出身萧梁后裔、被封为宋国公的萧姓大臣当为萧瑀。法愿笄年于济度伽蓝出家为尼，是源于其父“爰发宏誓”，“许以出家”，此事发生在贞观后期曾向太宗请求出家的萧瑀身上并不奇怪。法愿后有持戒弟子近数十人。

　　高宗龙朔三年八月，大渐之晨，谓诸亲属曰：“是身无我，取譬水萍；是身有累，同夫风叶。生死循环，实均昼夜，然则净名申诫，本乎速朽；能仁垂则，期于早化。金棺乃示灭之机，玉匣岂栖神之宅，诚宜捐躯挚鸟，委形噬兽。” 交代亲属对自己进行天葬，并说明了原因。其姊弟“依承遗约”，以其年十月“营空于少陵原之侧，俭以从事”。

　　学界以往对于唐人遗言的研究，侧重考察用遗嘱分割家产等经济与法律问题，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整理。已往研究的侧重点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遗书资料有关，而唐代正史和墓志资料中，有大量遗言资料未经系统搜集整理，利用墓志对唐人遗言的研究十分薄弱，有待全面综合的系统研究。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遗言，尚有不少方面存在进行继续拓宽和加深探讨的空间。

　　除此以外，学界对女性临终遗言的关注也很少，死者的身份、地域、宗教信仰、婚配与否、死亡年龄、死亡地点对遗言内容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细化研究；不同唐人临终前的心态与行为表现的差异及其原因，后人或亲朋是否依照逝者的临终嘱托行事，这些均值得进一步探究。

　　《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隋唐时期女性遗言的内容、类型进行系统研究，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信仰女性遗言及其亲人对遗言的执行情况进行专题探讨。

　　第一部分，分帝都长安、东都洛阳、两京以外地区，对唐代女性遗言进行分区域探讨，对于每位女性的遗言，均列出其卒地与死亡时间作为坐标，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力图呈现一个立体的唐代女性遗言世界；

　　第二部分则在全面梳理唐代女性遗言的基础上，分类考察遗言中所展现的不同身份隋唐女性临终关怀的诸多内容，这涉及命妇与非命妇、僧道俗人、老幼、已婚与未婚等诸多群体的遗言，透过遗言考察隋唐时期女性在临终前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所乐所痛，并关注这些遗言的实现与否，即逝者的后代或亲朋对其遗言或遗嘱的态度。从隋唐人的临终关怀，可以看出不同身份的女性临终前所关心的主要内容及不同类型的生死观，其中展现出当时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隋唐社会及女性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