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者的愚昧》是一本由〔美〕罗伯特·特里弗斯 （Robert Trivers）著作，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2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愚昧者的愚昧》读后感(一)：书摘
自欺+欺骗是进化选择的结果
欺骗得逞的会得到物质利益
自欺能力强的，认知负载小，负面情绪少，有利于生存
拍马屁也是自欺的一种，
小孩子的游戏：过家家+捉迷藏...等游戏本质上就是欺骗，孩子从小其实就在接受欺骗的教育
《愚昧者的愚昧》读后感(二)：活得真实特别费脑子但不累
又是一本剃刀之书。特别锋利特别低调。然而翻开就知道智商要FULL SPEED增长。
以日记体记录下。因为这本书也是注定要费脑子的。
918SEP 18
若是年纪幼小自然是读不懂此书。但活到这把年纪，若是遇到抽象晦涩的句子，想象前半生积累的一把骗子。个个都是绝佳理论支持。
比如 13 一个人越无知，他就会对自己越自信。对于夸夸其谈的人，特别是一年只看一本书的人在全校大会上讲读书心得，那磅礴的自信真的让我甘拜下风。
但这句话的反义词不是 越博学越自卑。我觉得应该是越谦逊。如此这般定义大师的。
3 欺骗是生命的本质特征。我想到自己，关于CANCER,他们是如何乘隙而入的？但我好歹面对那凸起，毅然独自去医院检查，我的不拖不欠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和生命。
然而难道过去这几年，它当真没有直面发出响亮信号吗？我的身体。
撒谎的特点
认知负载。COGNITIVE LOAD。撒谎会造成认知损耗。那就是撒一个谎，会用100个谎来圆。撒谎真的是巨大的内耗。我可以说在娱乐界是最明显的力证吗？
姐姐的生日今年是怎么过的？
《愚昧者的愚昧》读后感(三)：换一种角度看自欺与欺人
欺骗对于个体来讲是利大于弊，这个结论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不进行重复交易。没有下一次，这使得欺骗的收益大为提高，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一、关于自欺 由于生物体的短视性本能，使得自欺成为了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个体，但它带来的后果仍然十分可悲，特别对于现如今社会属性特别强大的今天来说更是如此。套用幸存者效应来解释，自欺成功获利的个体存活下来，形成正反馈。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自欺也是智力的一种表征——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再加上无论多么离奇的事情总有20%的人相信，接下来的欺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关于欺人 高级的欺骗是先把自己骗了，再去欺骗别人。目的简而言之就是生存与繁衍。无论是显意识还是无意识(潜意识)，只要欺骗总会造成认知负载。但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例外，当你相信的成为信仰后，说不定就会咸鱼翻身，梦想成真。但这必须要经历中间的曲折反复，要不就是白日做梦。 三、几个问题 1.自欺无处不在，偏见、否认、投射……这些都是做出自欺的种种手段，怎么破？ 贝叶斯定律、极度开放创意择优、审慎谦卑，这些方法都是反人性反本能的，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基于可重复的事实实验，一点一滴的创造出来基础模型。这个基础模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错误清单。 2.怎么看待社会类学科严谨性不足？ 经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贝叶斯定律的变型，社会类学科就是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的。包括最基本的分类，如本我自我超我，如爬行脑哺乳脑人脑，如理性感性，基础但不简单，因为没有如同硬学科般有基于共同认识界定清楚的定义。面对这种情况，摸着石头过河，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误，先解决有的问题。 3.诚实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一分为二的看，诚实与欺骗只是相对的，存在即合理，目前存在不一定代表未来继续存在，这不是一个将永续存在的状态，而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 而这也有可能是自己的自欺欺人，很有可能都是错的。
《愚昧者的愚昧》读后感(四)：我们为何要自欺欺人？
在有关演化理论的相关著作中，除了达尔文，引用率排名第二的，肯定就是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L. Trivers）了，这位被认为是生物学界的牛人和奇才，“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斯蒂芬·平克语）。
特里弗斯近照网上关于特里弗斯个人生活的趣闻轶事也是很多，例如其“直率的言谈和粗鲁的举止让学界恼怒”[1]，最近的就是因为合作者数据作假，特里弗斯坚决要求《自然》杂志撤销这篇文章[2]。
1968年至1972年期间，特里弗斯还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就已经发表了两篇影响演化生物学近四十多年进展的重要论文，一篇名为《互惠利他主义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1971年），另一篇是《亲代投资与性择》（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1972年）。
据说，特里弗斯未曾上过一节生物课，此前还有精神崩溃，后来才从历史专业转学过来。还据说，特里弗斯的博士论文由于使用很多数学公式，导致其博士导师看不懂，不得已才自行发表[3]。
在前面两篇论文之后，特里弗斯在接下来的1973年和1974年，以及1976年里，又发表了三篇重要论文，其中之一是和Dan Willard合作的关于性别比率的稳定，另一篇是他自己单独撰写的关于亲子冲突的阐述，最后一篇是有关蚂蚁等社会性动物的论文。
而在最后一篇论文发表的当年，特里弗斯还未当时已经是牛津大学资深研究员的理查德·道金斯的新书《自私的基因》写了一篇序言。后来道金斯成名之后再版此书时，删掉了特里弗斯的序言，惹得这位老兄破口大骂。
学术史上，鲜有人仅仅靠几篇论文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地位的。特里弗斯的这几篇论文已经成为了演化生物学领域基本范式，互惠利他主义可以解释群体合作的形成，亲代投资可以解释男女的差异，亲子冲突可以解释家庭关系，性别比例可以解释为何多数物种可以维持雌雄1比1的比率等等。
特里弗斯的几大理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汉密尔顿于1964年发表的《社会行为的遗传演化》基础上，汉密尔顿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亲属选择”理论，就扩展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例如，一个人能够演化出在危难时候拯救自己的兄弟，就是因为兄弟涵盖了自己1/2的基因，只要这种牺牲能够小于兄弟获救后的收益，那么就是值当的。
汉密尔顿的亲属选择理论扩充了原来的自然选择，变成为一种广义适应性理论，也叫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这是目前演化生物学的范式理论，也是最根本的假设。戴维·巴斯在演化心理学中使用如下图标来表示不同进化理论的分析层次：
演化理论的不同层次也就是说，汉密尔顿扩展了的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是基础，在中级水平的进化理论中，如图所示的例子中，基本上被特里弗斯的理论所奠定，而且其理论已经被多项研究予以了验证，这就是特里弗斯厉害之处。
即便是给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写的一篇序言，特里弗斯也提出来了一项重要的观点，即自欺现象。1991年，特里弗斯发表了《欺骗与自欺》（ Deceit and self-decep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consciousness）一文，开始阐述他的自欺欺人理论。这个理论直到2011年成为一本著作：《愚昧者的愚昧》。此书也是特里弗斯唯一一部被翻译为中文的作品。
父母各与孩子存在50%的相似性，那么就必然存在着冲突，而如何化解之间的冲突就构成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欺骗的根源。亲代投资中男女投资比例不对等，男性往往喜欢寻花问柳，女性则要寻找忠诚可靠，那么两性之间如何欺骗与反欺骗就成了主要矛盾。互惠利他者之间，如何识破自私的人，也需要更大的智慧。
由此可以看出，萦绕在特里弗斯心头的就是这个挥之不去的欺骗，这也构成了他自建构自己理论以来，必须回答的问题。特里弗斯指出，要想不被识破，人就得先学会欺骗自己，然后才能让谎言可信。
在这本书中，特里弗斯从自欺何以能够演化出来、自欺的神经心理机制是什么，以及自欺对于个人的免疫系统、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有什么作用等角度，分析了自欺与欺人现象。然后在最后几章里，特里弗斯把这种理论应用到显示世界，分别从日常生活、航天事故、历史研究，以及战争、社会科学等领域，一一剖析，刀法犀利无情。
当然，特里弗斯最后还不忘告诉我们，如何与生命中的自欺欺人进行战斗，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人。
读特里弗斯的书能够感觉到他本人的那种直爽个性，毫不隐藏自己的过去（也或许像他说的有条件的展现），对于不公正事情能够毫无顾忌的谩骂，不管你是NASA还是总统，是学术大牛还是亲戚朋友。
最后，此书的翻译也比较流畅，感谢能有好的译者能够将特里弗斯的作品译介过来。
参见《特里夫斯的灿烂人生》 ↩关于撤销论文的详情可参见《特里弗斯：“疯狂”进化 在跨度极大学科间跳转》 ↩特里弗斯的个人生平以及评价可参见英文文章《进化论的革命》 ↩《愚昧者的愚昧》读后感(五)：人为什么不能诚实
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给出了所谓的“绝对律令”，认为道德即是绝对遵守这些律令。其中一条，也是他自己举的例子，就是“不要撒谎”。这是一个人人都会赞同的道德规则——但是，注意，很多人同时也不赞同它。这并不奇怪，柏林在《自由论》中已经注意到，人，有时候会持有矛盾的想法。这里正是如此，人们既赞同又不赞同——所谓赞同，是说人都会觉得，是不应该撒谎，是应该诚实，但是，与此同时，也同样会觉得，有些时候撒谎不仅可以，甚至还是应该的。所以，人们既赞成，同时又不赞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这里涉及到大脑一个重要的特征：它是模块化的。Jerry Fodor已经写了一本The Modulity of Mind，我怀疑我并未读过。不过我至少读过一本谈大脑模块化的书。大脑模块化意味着什么呢？大脑的结构，并非是感官通过神经连接至某个“中央司令部”，不是感官获得关于外界的信息，然后沿着神经传递给一个“中央”来做出裁决。这是我们的一种很自然的习惯性想象。所以我们的前人，以及笛卡尔，就尝试在大脑中寻找一个这样的“最高中央”，就像有一个小人，在我们的大脑中收集信息，做出决定。D. Dennett称之为“笛卡尔剧场”，有个小人在那里看、听、阅读信息，而且可能就在松果体中，常常被称作“灵魂”。
如M. Gazzaniga所说，我们通常有一种错觉，认为不仅有这么一个中心，而且这个中心就是日常做决定的这个“我”。你试试举起你的手掌，或者我建议你现在翻个跟头。就是这个决定翻跟头的“你”。Gazzaniga说，我们误以为，这个“我”决定着全局，也就是说，这个“我”，决定了我的一切。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貌似奇怪的语言游戏。R. Trivers说，自我欺骗怎么可能发生呢？我怎么可能骗得了我自己？难道“我”不知道一些“我”本来知道的东西？难道P和非P能够同时成立？就像是说，至少有两个我，一个我欺骗另一个我。那如果我欠你钱，我可不可以说不是我欠你，是另一个我欠你，你找他去别找我？
Trivers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是我的“无意识（潜意识）”，欺骗了我的“意识”。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日常所说的“我”，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Trivers此处实际上就是在说大脑的模块化。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大脑里有多个子系统，比如欲望系统和感情系统。这让人想起弗洛伊德，他把大脑看作有三个模块，或三个系统，无意识、前意识、意识。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Trivers和弗洛伊德似乎都认为，其他模块，都是为意识模块服务的。Trivers举例说，
Put another way, a neural signal travels from the toe to the brain in about twenty milliseconds but takes twenty-five times as long, a full five hundred milliseconds to register in consciousness. Once again, consciousness lags reality and by a large amount, plenty of time for unconscious biases to affect what enters consciousness。他说，一个神经信号从脚到大脑，只需要20微秒，但是进入意识（也就是你意识到这个感觉）则要整整半秒之后。在到达大脑之后，进入意识之前，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无意识带有的偏见有漫长的时间来篡改这个神经信息。他的这个看法在我看来是错的。
按照Trivers的说法，似乎应该是这样才合理：所有感官获得的信号，不经过无意识，直接传递给我的意识，让“意识”来做决定。在我看来，这是把“意识”看作一个“中央”，认为大脑里存在这样一个“中央”的另一种版本。但是，如M. Gazzaniga所说，或许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央，而只是一些模块或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复杂处理器。比如AlphaGo，难道它脑袋里需要有一个更小的AlphaGo来做出决定？那么这个小AlphaGo里就需要有一个更小的AlphaGo。或许是R. Dawkins，又或许不是，曾经说大脑里不过是一些程序，就像AlphaGo里面只有一些程序一样。这些程序相互协作，实现了一些更大的功能。就像我这里写的一个个的字，当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就开始表达一定的意义。就像你所理解的那样。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涌现现象。不是说不需要一个这样的“中央”，而是说不能有这样一个中央，否则就构成一个无限循环，要死机的。除非只是哥本哈根和叙拉的圭尔迪韦尔尼和阿尔特里家族的阿季卢尔福·埃莫·贝尔特朗迪诺的盾牌上画的披风上的徽章，这个徽章上画着这个披风带着一枚相同的画着披风的徽章——每个徽章上画着一个披风，而每个披风上都有这样一个画着披风的徽章，如此往复以至无穷。前面已经说了，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我”，突然莫名其妙翻了跟头的“我”，决定着全局。正是这种错觉，让我们误以为不仅存在一个“中央”，而且这个中央就是“我”。按照Trivers的说法，这个“我”就是意识，而这个意识，就是所谓的中央。
没有所谓的中央。按照Gazzaniga的说法，Trivers所说的这个“我”，这个他误以为是“中央”的意识，实际上只是一个功能性模块。它并不处理一切，也没有最高的权限。只不过，看起来它有一种更高级的能力。这个功能性模块，应该就是Gazzaniga所说的the interpreter，位于左脑。它实际上类似于Dennett所说的秘书，Hamilton所说的海外大使，Haidt所说的rider，以及Mercier and Sperber所说的lawyer，以及柏拉图的赶车人。按照A. Damasio的说法，这是一种self process，在高级智能中被称作是the core self，他似乎是说，正因为如此人才有了意识——但是是否相反，是因为有了意识才有了这种core self呢？
我是想说，不管怎样，我们的“意识”，这个觉得在做主的“自我”，仅仅只是整个大脑系统中的一个模块，或者说子系统。整个大脑，是协同工作的许多模块或子系统，共同构成一个大系统。可以类比一个足球队或篮球队，或许有一个明星球员，或核心人物，但是她只是整个团队中的一员，并不是她操纵其他队员，而是各个队员，作为一个单独工作的模块，集体完成整个比赛。大脑之中也是一样，不是有一个模块（中央）在计算，而是所有模块，都在计算，只不过模块之间，根据某个规则，进行进一步的相互作用。
所以，并不是像Trivers所说的，信号20毫秒到达大脑，然后等待480毫秒进入意识，在这等待的过程中，信号被无意识给篡改了；而是说，信息本来就一路上行，一路加工，加工的结果流入下一个相关模块，既不给不相关的模块，也不一定会给意识。一些信号是否进入意识，也要看是否有这个必要。比如自律神经系统的信号，就不会进入意识。同样，有些信号，进入到某个非意识模块，比如我们常说的情感模块，比如看到一个美人，心跳加快了，这个信息可能并没有必要传递给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信息就会停留在这些模块中，不会传递给意识。或许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让人紧张的场合，人们会感觉遇到的人更有吸引力，即那个吊桥搭讪实验所展示的。Trivers说，有些时候，真相被隐藏在潜意识中，于是人们就表现出“自欺”的行为。但这最好不要被看作是自欺，不要看作是潜意识欺骗了意识。这只是大脑的一种工作机制。
现在就可以总结说，大脑中为什么可以存在矛盾的信息，一个人可以相信冲突的东西。答案就是大脑是模块化的，这个模块相信p，另一个模块可以相信非p。只要，这么做能够实现原生智能的功能：最大化个体对应的进化利益。同一个模块不可能相信两种东西，那就相当于同一个模块保持两种相反的状态。多个模块协作，可以表征不同的形态，甚至相互矛盾的形态，这也是可能的。比如说，你在某个场合，听公说他有理，觉得有道理；到了另一个场合，听婆说她有理，也觉得有道理，这也是可能的。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是会变的，今天说了这个，明天可能就说那个，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就喜欢那个，如此等等。
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所谓的“我”，是实时建构的。Trivers的《愚昧者的愚昧》，我读了1.5遍。大概一个月前我读了一半，感觉有些吃力，于是就停了下来。最近我重读这本书，没有感到吃力，反而觉得明白了Trivers的问题所在。Trivers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说一些类似“我并不想那样”、“那不是真正的我”之类的话。前面提到这是一个“多个自我”的问题，一个方面是我的内在有许多的“我”，包括但不限于肯里克在《理性动物》中所说的七个子自我，这是空间上的不同自我；另一方面，正如我反复提及的，我们还有时间上一系列的不同自我，比如过去的我、年轻时候的我、昨天的我，以及一个月前读Trivers的自我，和最近读Trivers的我。每一时刻，一个人的“我”都是新的，都是刚刚建构出来的，在动态变化着。
Trivers提到，人们会修改自己的记忆来自我欺骗。比如说，人们会记住自己干过的好事，突出自己的优点，选择性忘记自己的坏；在关于记忆的实验中，人们被很轻易就诱导出虚假记忆。这就是大脑在动态建构“自我”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并不“拥有”过去，最多拥有关于过去的“重构”出来的记忆。《头脑特工队》中把关于过去的记忆表现为一段段的录像，这是错误的。夏克在《找寻逝去的自我》中有过详细的分析。马库斯在《乱乱脑》中认为，我们大脑的这种记忆方式是一种拙劣的设计，我的看法相反，或许大脑这样是一种聪慧的设计。大脑可能没有足够大的存储空间来收藏所有的记忆。再说，它本来也不是为了忠实地记忆过去，而只是为了应对当前的环境——原生智能只是负责针对当前的环境提供能够增进进化利益的对策而已。
到这里就可以来回答人为什么不诚实的问题。这是因为原生智能本来就不在乎道德，也不追求有道德品质。它只是为了最大化自身对应的进化利益，为了成功地生存与繁衍。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外在的一切都是“资源”，包括其他人在内。即使她人不来抢资源，个人也同样倾向于去利用她人——这是进化算法决定的。更何况个体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就更构成了一种军备竞赛，都要胜过对手。难道诚实能够让一个人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吗？显然不是，至少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什么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呢？这是因为，个体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这导致个体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利益计算，这种计算导致了不同的策略和行为。比如，陌生人之间存在一种警惕甚至敌对，这就是党同伐异的本能，任何群体之间都可能存在，大到一个国家、民族之间，小到爱好者、粉丝群体之间都是如此，这就是Trivers所说的in-group favoritism。没有敌对的陌生个体之间如果存在互动，则要求即刻的对等的回报。朋友之间则是互惠，允许延迟回报，但不接受不对等。而亲人之间，则存在不对等的牺牲。这些都是进化利益上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决定的。
如Trivers所说，由此也可以解释或预言，亲人之间，利益也不完全等同，因此也存在竞争。结婚为什么要门当户对？为什么男人喜欢年轻漂亮的女性，而女人喜欢成功、富有的男人？为什么男人喜欢拥有多个女性伴侣，而女性则比较专一？为什么男性男性对于女性的身体出轨展现出高度的攻击性，而女性对于男性的身体出轨则有很高的容忍度？这些都在说明，男女具有不同的择偶策略。女性亲子投资大，所以要求男性有资源供应；男性则要求女性有生育力。女性能确定生下的孩子都是自己的，所以只要男性不移情别恋都还会提供资源；但是，如果女性存在身体出轨的可能，男性就更不能确定孩子是自己的，于是对女性展现出强烈的攻击性。Trivers说，有一种燕子，一看到跟自己在一起的雌燕子接近别的雄燕子，就立刻报警“老鹰来了”，把男的吓逃窜，女的吓回窝。当然，这是报假警。不过，这是在繁殖季节才干的事儿，不是繁殖季节雄燕子也懒得管。
父母和自己的孩子、孩子之间也存在或明或暗对抗。当母亲怀孕的时候，胎儿会分泌激素，提高母体血液里的血糖水平，以便自己能吸收更多的养分。这有时候会导致母体的孕期糖尿病。这个时候，母体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战争一开始就打响了。Trivers说，父母对在孩子身上诱导出“自我欺骗”，虽然她们实际上是为了最大化自身对应的进化利益，但是却对孩子说：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当然，我已经反复说过，人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基因、为进化算法服务。人只有一种懵懵懂懂的感觉，觉得“应该”如何。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汉密尔顿所说的inclusive fitness，或换句话说，我一直提到进化算法，单个个体，并不对应一个完整的算法，就像一只蚂蚁并不对应一个算法，而是一窝蚂蚁对应一个算法那样。人类个体的算法，在某种意义上，延伸了三代，即从祖父母、父母到孩子，并且从父母子女延伸到近亲家庭。或许，还可以说延伸到一个社区，从而造成了“group selection”这种概念的出现。这些先不展开谈。从算法上讲，父母对孩子所做的投资，只能达到某个水平，对父母来说收益最大；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比如在多个兄弟姐妹中，如果父母增大对一个孩子的投资，对这个孩子自身来说，收益会更大。那么，父母克制投资，孩子要求增大投资，矛盾就出现了。这种现象甚至会出现在其他动物身上。Trivers说，有一些鸟类，比如鹈鹕，小鹈鹕有时候会发怒，要求父母满足自己的需求，它可能会乱飞一阵倒在父母的脚下，甚至会故意伤害自己，啄伤自己的翅膀。这种“我毁坏你们的繁衍成果”鱼死网破的做法，甚至在这些低等智能身上也同样出现，这是非常惊人的。
甚至个体身上的基因也在对战。Trivers说，在孩子身上，一些基因来自父亲，一些基因来自母亲，这些基因也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战。比如说，在老鼠身上，有一种来自父亲的Igf2基因，这种基因会让小老鼠个体变大，并且下丘脑发达；然后一个来自母亲的Igf2r基因，会大量消灭前者（生产的蛋白质），并让个体“正常”发育，以及长出更大的前额叶皮层。前者的目标是打造出一种个体更突出、更自私自利的小老鼠，原因是老鼠父亲要让自己的后代更突出，如果兄弟姐妹是其他公老鼠的后代，它更有竞争力；而后者的目标是让小老鼠和其他兄弟姐妹个头一样、更有社交能力，原因是这个小老鼠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有这个老鼠妈妈的一半基因，所以要跟大家相互关心和照顾。这也说明，起作用的，或许最终将会被意识到，是背后的算法，而不是生物个体，也不是基因。算法包括了基因层面、个体层面、群体层面，可以解释进化为了为何同时存在于三个层面，即基因选择、个体选择以及群体选择。
我反复说，原生智能，在进化的铁律下，只是用于寻求生存和繁衍。这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所以，人类不该仅仅跟随自己的原生智能。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的高级智能，发展出了意识模块。如前所述，这个意识模块本来只是整个智能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它产生了一个新的作用，即人能够意识到自身，能够尝试控制自身，能够更新原生智能，给自己的人生选择新的目标。原生智能当然不在乎一个人是否诚实，甚至，原生智能之下，个体为了实现生存繁衍的目标不择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眼前的这个人类社会，充斥着随处可见的恶意，还有各种出于愚蠢的本能对其他个体的攻击和损害。这是你、我和整个人类的耻辱和悲哀。
《愚昧者的愚昧》读后感(六)：自欺，与事实不符的一切
我书的初衷，是延续了 Steven Pinker 《白板》（The Blank Slate ）中谈到 Robert Trivers 的理论，其他几个理论已经广为人知，比如亲本投资理论，社会互惠理论，声名赫赫。但我发现最让我感兴趣的是 Robert Trivers 的自欺理论，它的核心观点是，“人们之所以自欺，是因为能够更好的欺骗他人”。人们自欺的逻辑，是在进化过程中，欺骗行为的演变。
很有趣的观点，它使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能够解释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很多与自我有关的偏差，比如过度自信（ overconfidence ）和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 ）。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支撑，以便打破生物学与社会心理学之间的壁垒，也整合了我接触了很久的行为经济学的内容。
事实上， 下面你会看到 Robert Trivers 也的确是这么想的，他谈了很多与自我相关的偏差，这些偏差大多被行为经济学指出，他也对能够给予社会科学一个坚实的“地基”很感兴趣。就像他说的，物理学的立足于数学，化学立足于物理学，生物学立足于化学，那么很多社会科学本该立足于生物学。但是社会科学对这个观点可一点不感冒，因此在本书中的结尾，他对文化人类学、经济学这些“异端”大加谴责，称“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唯一向“科学”靠拢的领域，并且这个领域提出的许多重要见解，一点都不“重要”，都是演化生物学几十年前的老生常谈，而经济学工作者还在它们的顶级期刊上“惊叹”。看到这忍不住笑了出来。
Robert Trivers 在本书中谈到的更多是一个大纲性的东西，给自己所塑造的人设无限向“人渣”靠拢，出轨、嫖娼被他用到自己的理论中。他大概就是那种 Robert Sternberg所说的，那种看到什么都会将之纳入到自己理论框架里的人吧。这让本书看起来显得凌乱不堪，但单独看某一部分又都有所涉猎。所以这更像一本目录，而不是科普，更不是专著。
下面是摘录部分：
第1章 自欺的进化论逻辑
1.
但实际上，这些感觉信息一旦到达人类的大脑，通常就会先被歪曲，然后才到达意识层面。我们对自己否认真相，我们向其他人展示的自身是我们的虚像——然后出于自我辩护的缘故又去攻击那些看穿了真相的人！我们人类不光压抑痛苦回忆，还会杜撰虚假记忆，粉饰不义之举，并忙于捏造积极的自我评价，同时还建立起各种各样自我防御机制。为什么呢？通过自欺，刚好欺骗他人；提高自我的评价；让自己过的更快乐
2.本书的重点：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①自欺发生演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去骗人；②自欺可以通过减轻我们行骗过程中的认知负载；③可以迅速地在撒谎的指控面前组织起自我辩护（也就是说，我压根没意识到自己在撒谎）。比较重要的是第二点，自欺能够降低我们撒谎的认知负荷，从而更好撒谎，这提出能够检验Robert Trivers 自欺理论的标准
对于第一种情况，人们无法从自欺中找到有意识欺骗的证据，所以能很好地隐瞒过去；而在第二种情况中，一部分真相在撒谎的过程中被塞到了无意识里，这样就减轻了认知负载，也就是说，大脑在没有意识到矛盾存在的情况下能更有效率地工作。在第三种情况，当谎言被拆穿时，我们可以轻易地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理由是这都是在我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 显意识（conscious mind）更多扮演的是事后观察者的角色，而行为本身通常是无意识的产物（见第3章）。我觉得上面两个说法很棒
3.
关于自欺不过是提高幸福感的纯防御机制的说法，我们也会讨论为什么它不对；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自欺能直接有益于个体（在不欺骗他人的前提下），安慰剂效应就是个有趣的例子。所以，“自欺是为了更好的欺骗他人”的说法不能解释一切自欺行为对吗？
4.
人们常说：谎言已经跑了半个地球，真相还在忙着穿鞋子。我觉得这句话我可以辟谣的时候用一下
新骗术刚在自然中出现时，通常令人防不胜防，但随着该骗术出现频率的上升，它会对受害者的反骗术进行自然选择，所以渐渐地，这种骗术的传播会随着防御手段的出现和扩散而得到遏止，但这些防御手段又将慢慢失效，因为又会出现更新的骗术。5.
我对经济可谓一无所知，而且从进化的逻辑出发也无法预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我在过去的30年中，对那门叫经济学的科学都持否定态度，因为该学科无法立足于确凿的知识，并且害我们都付出了巨大代价（见第13章）。Robert Trivers 第一次在谈经济学
6.
来看看眨眼的例子。紧张的时候我们会频频眨眼，但认知负载增加时（比如解数学题）眨眼频率反而降低。关于谎言的近期研究显示我们在骗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这一点是由认知规律决定的。紧张令我们坐立不安，但是认知负载却造成相反的效果，这又违背我们的常识了——我们撒谎的时候并不会经常感到不安。和认知负载的效果一样，在使用语言撒谎时，男性的手势动作会变少，而男女都会出现更长的话语这让我想起看《法律心理学》中谈测谎的部分
最新研究显示撒谎之前并非总会出现停顿，有没有停顿取决于谎言的类型：否认的应答速度更快，事先想好的撒谎的反应速度也很迅速。 通常来说撒谎者语调较高，这是我们为了掩饰谎言而过于绷紧，声音自然变得奇怪了。越靠近那个关键词，我们就越紧张，声调就越尖锐。7.
我们还将看到，比起女人，男人更容易自信过度，这一点也是和常识相符的。而在诸如股票交易这样通常不涉及欺骗他人的理智行为当中，男人的表现要比女人糟糕。有很多研究指出了这一点，但从演化的视角下看，我支持Buss所说的，可能这是进化中男性面对激烈竞争不得不采用的策略，更倾向于冒险，有研究指出这可能是男性体内过高的睾丸酮带来的
8.
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的出现毫无疑问大大促进了人类欺骗及自欺的本领。9.
自我膨胀使得人们常常把自己认作是占据正态分布曲线上半部的人，而把其他人归在曲线下半部。美国高中生中80%认为自己在所有学生中领导能力占据优势，而这是不可能的。 在一项调查中，94%的科研工作者认为自己是行业中前50%的佼佼者。这点上我甘愿服罪，可能就算我被捆到精神病院的铁床上，我还会坚信自己比身边一半的同事更出色——这么说还不是在对他们做评价呢哈哈...我还看过一个研究，让人们评价自己的驾驶技术，超过80%的人都认为自己驾驶技术超过一般水平（50%）
当给人们看着很多张自己的照片（从50% 比较好看的到50% 不那么好看的）时，他们会选择好看照片中的20% 说这是最像自己的照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体现了一条通用原则：自欺参与其中——30% 的好看照片都像自己未免不合情理，而只有10% 似乎又不够。也许人们并不是在“说谎”，他只是更倾向于记住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材料
顺便说在近期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产生这种自我膨胀的具体大脑区域。早先的研究发现一块叫作内前额皮层（MPFC）的区域似乎能处理和自身相关的信息。尽管有关自我虚假感觉的信息被储存在了这里，这个区域仍然能广泛地参与到欺骗他人的活动当中。10.
这正是社会心理学想要证明的一点——贬低他人只是人们受到威胁时所采取的防御性策略。 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权力会立刻腐化我们的心理流程。在人们身上诱导出权力在握的感觉后，他们就不再会考虑他人的观点，并且总是只想着自己。结果就是，他们理解他人视角、想法、情感的能力被极大地削减，此外更会造成对他人视而不见。这一点很有趣
11.
在一个人进入认知负载（在进行道德评价时被要求记住一串数字）的状态后，他对自己的偏袒就会消失。但是在去掉认知负载后，强烈的偏袒再次出现，然后我们又会变得自以为公平公正了。这显示我们身体中有一种深植的机制，它总是在试图做出公正的评判，但是在它后面，某种“更高级”的官能出于我们自身的喜好将它做出的判断屏蔽了。这显示了大脑可能有意识的屏蔽了那些“对我们不利的”材料，而选择那些“有利”的
12.
有趣的是，当人们处于失控状态时会出现一种被称作假模式识别（illusory pattern recognition）的现象。假模式识别指的是当你诱导人们进入缺乏控制的状态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在随机数据中寻找固定模式的倾向。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失控这种悲惨的状态时，就会在数据之间发掘并不存在的联系，仿佛这样做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也就是很多迷信行为的由来，行为经济学的解释是对“随机”因素的认知偏差，心理学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操作性条件反射”
第2章 自然界中的欺骗
13.
曾经，在请了一段时间病休之后我想重返哈佛校园，然后不得不接受著名的“你从墨迹里看到了什么”的心理测试（罗夏墨迹哈哈....这犀利的吐槽
第3章 强加性自欺的神经心理学基础和等级区分
14.
有证据显示，显意识（conscious mind，或作意识大脑）在引导人类行为上所发挥的作用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少很多，不管是在反应速度还是察觉速度上，它都比无意识大脑迟钝——与其说它是做指挥的，还不如说它是个放马后炮的。 简而言之，在做决定的整个流程中，意识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约10 秒后），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在意识到某个决定之后放弃（1 秒），这两条是证明无意识大脑先于显意识的最佳证据。很有名的实验
让我想起 詹姆斯-兰格理论 与坎农理论在争论“情绪先于生理变化，还是生理变化先于情绪”，事实证明这两个理论都正确，也都错了。有两条神经通路，但生理变化的神经通路更短，所以在遭遇突发状况时，我们很多时候会先体验到生理变化，后体验到情绪。
这个实验会不会也是因为在接受外界信息时，某条神经通路没有连接“意识”的那个部分？从而导致我们意识到时比神经反映慢？
15.
背外侧额叶皮层（DLPFC）在引导遗忘阶段激活程度越高，其抑制海马（通常来说储存记忆的地方）同步活动的程度就越高，一个月后记忆的程度就越低。DLPFC可能和克服认知障碍以及动作神经活动的计划及调节有关。16.
在中国，最新的两次研究显示病态性说谎病人脑中的白质（white matter）数量要高于普通人。17.
似乎在成功的条件下，人们更愿意进行自我展示，而在失败时则相反18. IAT
受试者在见到“白人”名字（切普、布莱德、华尔特）和“好”的词语（喜悦、和平、精彩、开心）按下右手按钮，见到“黑人”名字（泰罗恩、马利克、贾马尔）和“坏”的词语（痛苦、恶心、战争、死亡）按下左手按钮——然后再反过来，白人和坏按右键，黑人和好按左键。这时就出现了时延——当他按下白人——好和白人——坏按键时反应时间各是多少——然后我们来做个假设：时延越短（反应越快）表示这些词语和大脑联系越紧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尽管这个方法直到1998 年才被发明出来，却已经带来了数量可观的研究 比如说，一旦给黑人学生设定“黑人是劣等种族”的“启动条件”（priming），就会极大地影响到智力测验的成绩。这也是最早证实“启动效益”的实验之一，而现在这种实验已重复了上百个。在这个实验中，哈佛的黑人和白人本科生被召集到一个实验室，并进行一项难度系数较大的才能测试。有时学生们就是单单进行测试，而另外一些时候每个学生得首先简单陈述个人情况，其中之一就是各自的人种。如果不设定启动条件，那么黑人白人学生表现相当；而一旦设定了启动条件，白人学生的成绩会稍微提高一些（并非显著性地提高），而黑人学生的分数则直线下降，几乎会少一半。而通过给予相反的启动条件，你甚至可以做到提高一个人的成绩。当被给予“来自亚洲”的启动条件时，亚洲女性的数学测试分数变好，而被给予“女性”的启动条件时，成绩下降。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启动效应会持续多长时间：非裔美国人被提醒自己身份的频率是多久？一个月一次？一天一次？半小时一次？但在这个方面我持相反态度，人们对某个人的认知并非是基于某种群体性的刻板印象，在没有见到这个人或与之敌对时也许会使用刻板印象，不过在接触本人后，我们的认知会立刻修正这种偏差。在这种状况下，刻板印象威胁是否会造成长期影响很值得怀疑。比如亚裔通常被认为数学很好，如果从一开始你的数学成绩就很糟糕，并且被不断验证了，那么是否这种暗示会带来你长期的影响很值得怀疑。
不过这个实验很重要，它指出了“刻板印象威胁” （stereotype threat）
也许更好的解释是，后面的内容会谈到（51条），如果这种“刻板印象”是积极的，但未必会造成成绩的提高，但是如果“刻板印象”是消极的，那它一定会造成成绩的降低
不论如何，当大部分人的意识发生改变时，历史上就会出现革命。而这时他们的IAT测验结果是否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们尚不得而知。19.安慰剂效应：
抑郁症似乎特别容易受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无数试验证明真正的抗抑郁药只起到了25% 的改善效果，而余下75% 的改善效果来自于安慰剂 而最新的元分析（2010）揭示了一个让人震惊且非常喜闻乐见的事实：安慰剂对轻度抑郁的治疗效果和抗抑郁药一样好，但是对于更严重的症状，情况就大相径庭了：真正的抗抑郁药效果明显，但是安慰剂几乎毫无效果。 而安慰剂效应另一个让人震惊的方面在于，它在不同的人群身上作用差别很大。约 1/ 3 的人显现出明显的安慰剂效应， 1/ 3 的人不好不坏，另外 1/ 3 完全不受影响。这是我们反复在强调的事实之一，即欺骗和自欺系统是一个不断在进化的系统，其中包括重要的自欺形式和自欺程度上的基因差异。我们不知道这种差异有多大程度是基因层面上的，但是近期的研究显示抑郁病患之间安慰剂效应程度的差别，的确是来源于特定基因上的差异。第4章 家庭中的自欺以及分裂的自我
20.汉密尔顿法则
接着就来谈“汉弥尔顿规则”（Hamilton’s rule），指的是为了让利他主义在自然选择中胜出，面向亲戚的利他行为给对方带来的好处与两人间的遗传相关性的乘积，必须大于做出利他行为的个体所支付的成本。《进化心理学》里谈的更具体
21.父亲更偏爱女儿的基因解释：
比如说，Y 染色体总是从父亲传给儿子，所以从自然选择看，他从女儿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是不是意味着父亲们至少比较偏爱儿子呢？不见得。父亲们的X 染色体只传给女儿，而且X 染色体上面的基因数比Y 染色体丰富九倍，所以就算存在偏爱，那也是在遗传意义上更为偏爱女儿。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不过有证据显示，比起孙子，奶奶应该更偏爱孙女，毕竟X 染色体继承的概率不同（孙女是1/ 2，孙子是0）。21.
我们自身的基因分裂主要发生在父本自我和母本自我之间，而这两者势均力敌。我们体内有几百个基因，只有在从母亲那里继承来时才会具有活性，它们被叫作母本活性基因，而继承自父亲的、数目大约和前者相同的被叫作父本活性基因。母本活性基因经由自然选择，起到的是促进母系的利益的作用，父本活性基因同理。它们能引发内部的基因冲突：两个独立的基因自我互相竞争夺取行为的控制权，并占据更多的基因显形。22.
普遍来讲，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子代只有在带给对方的益处乘以r 值大于自己做这件事付出的成本时[ 对于同胞兄弟姐妹而言，是B（益处）> 2C（代价）]，才会对亲戚做出利他的行为。但是对父母而言，他们希望无论何时子女都能行使利他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则B> C。所以，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父母想培养自己的后代成为更好的人（更为他人着想，不自私），但是这和子女自身的意图相反。所以父母会惩罚那些一般来说不道德的自私行为（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为损害了父母自身的利益）。为何长辈总是鼓励我们互相关爱？《进化心理学》里谈的更具体
23.表观遗传学：
之前提到过，过去30年中遗传领域最让人震惊的发现之一是人类个体并非有着统一利益取向，而是分裂为父本遗传和母本遗传两部分利益体。 有证据证明影响早期发育的印记基因总是遵守“黑格规则”（Haig’s rule），即在母本投入期间，父本活性基因对生长有促进作用，而母本活性基因产生的是消极作用。 比如说，双倍父本细胞数量越多，新皮层面积越小，也就是大脑容积越小。而下丘脑则刚好相反：双倍父本细胞数量的增加增进了下丘脑的容积，而双倍母本细胞数占优势的个体下丘脑消失了， 新皮层是重要的社会大脑，涉及和近亲的互动以及其他社会关系，而下丘脑和饥饿感以及生长有关，更关乎自身的动机。这激发了我对表观遗传学的兴趣，听人说这是目前最可能获得诺奖的领域，但事实上开出来之后，2018年的诺奖并没有给这个领域，而是给了免疫癌症
24.
再来想象下可能由此带来的社会效应。假设有一个地方，女方婚后住到男方的村庄里，并且很少回到出生的地方（这种社群在印度乡村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常见）。女方的小孩在周围全是和自己具有父本相关性的亲戚环绕下长大，但是却碰不到和自己有母本相关性的人（除母亲和同胞兄弟姐妹）。所以生长在这样的社群的孩子在和他人互动时，会经历由两个基因自我引起的内在冲突，利他行为能促进父本基因的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但是却无法给母本基因带来这样的好处，诸如此类。一方面，男孩们注定要一辈子留在这样的社群里，而女孩们长大后就要和母亲一样远嫁他乡，所以男孩之间的冲突会相对严重，而另一方面，母亲们则站在儿子们母本基因的这一边，怂恿他们不要太为一大家子着想，而儿子们体内的父本基因恰恰鼓励他们要为血亲付出。这个思路的精彩太精彩了！
让我想起《婚姻简史》中对中国古代婆媳关系死结是因为，婆婆作为女性想要在大家族中获得权利只能依靠控制自己的儿子（女性在古代的权利低下使得她不可能控制自己丈夫），因此必然和儿媳产生摩擦。
同样，本条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古代大家族内部存在的兄弟相残，以及母亲们怂恿的态度，特别适合解释宫斗剧诶
25.
基因印记和自欺及欺骗之间的关系存在于好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内部自我分裂和由此导致的冲突。也就是21条谈的内容
26.说谎与智力：
而同样也有清晰证据证明，在修正年龄因素后，自然的智力差异的确和撒谎的本领呈正相关。科学家们把一个小孩单独留在一个房间里，告诉他不要去看一个盒子里有什么。当实验人员回来的时候，大多数的孩子都偷看过了。现在问这些小鬼你们偷看没，大多数都会否认，而越是聪明的孩子（结果由简单的认知测试得出），撒谎的可能性就越高。甚至新生儿的健康程度（衡量的标准是多个指标的加权和）也和撒谎本领呈正相关。 智商越高的越爱骗人（而不是正好相反），并且把戏越高明。第5章 欺骗、自欺与两性
27.非有性生殖对大型体生物是进化的死路：
为什么是有性繁殖？不需任何雄性基因贡献的单性繁殖不是来得更简单有效吗？雌性通常是一切全包的一方，为什么不能凭此传递全部的基因优势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有雄性的存在？实际上，确实存在一些“女儿国物种”（all- female species），但那大多是些个头很小的生物（超级小型的昆虫、螨虫、原生动物，等等），顶多有少部分为人所知的例外，如某些蜥蜴和鱼。但是，对于那些体型大一码的生物而言，无性繁殖意味着进化长廊中的死路一条，所以，这些物种最后都灭绝了。28.
当男性对女性在资源和地位问题上撒谎时，女性会表现得更加失望，但反过来并非如此。哈哈....符合进化规律，但最好不要让女朋友知道
事实上《进化心理学》里在谈到女性长期择偶策略中谈的更详细
29.性嫉妒：
在美国很多城市，性嫉妒是第二或第三大谋杀诱因，在很多地方甚至是第一。 男性因嫉妒而杀人的概率是女性的4 倍。男性杀死出轨伴侣或其姘夫的概率和被女性杀死的概率大致相等（有时女方亲属也是帮凶）。但是男同性恋杀害出轨同性伴侣只有两例——这甚至都不涉及亲爹不明的问题！ 在加拿大，55% 的家暴案例和嫉妒有关。男人怀疑对方不忠时，会出现暴力、酗酒、恐吓和性兴奋等行为。最后那条颇耐人寻味。在很多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中，光是看着自己配偶性交都会让雄性性兴奋，鸭子在看到自己配偶被其他雄鸭强暴后，甚至会立即强迫妻子性交，这样可能是为了产生精子，同刚才进入配偶体内的精子竞争。所以这就是男性心理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目睹或想象自己的伴侣同他人性交就能让他产生性兴奋，我还从来没发现女性也会这样。因吹斯汀 ！
30.两性大脑差异：
而且在各种各样的大脑任务中，女性大脑的运作比男性来得更对称，也就是说，在解决相应任务时女性的两个半脑更经常同时使用 视觉和听力的深度感知及位置感知都需要同时利用两个半脑的信息，所以由此推知女性在这一点上比男性更具优势。而女性连接两个大脑的胼胝体也要比男人的胼胝体大，这就意味着女性的两个半脑分享信息更为便利，并且更能对称地运作。31.恐同者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
男人维护直男形象的一般办法就是去攻击同性恋。近期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个说法。在美国，一项实验把符合性学大师金赛定义的纯直男（无同性恋行为，无同性恋思想或感触，至少这些人自己是这么说的）分成了两组，即相对恐同的（恼怒或敌视同性恋）的直男，以及对同性恋较为宽容的直男。好笑的事情出现了。实验中这些直男们要看六分钟的性爱视频——男的和女的，女的和女的，男的和男的——同时一个安装在他们阴茎底部的体积变化描记器（plethysmograph）会精确地记录阴茎的周长变化。此外，在放完一段视频后，他们会被提问自己的勃起及兴奋程度。以下是有趣的地方：相对恐同和不恐同的直男观看异性恋及女同性恋视频后的反应基本一致，勃起程度都非常可观，但是对异性恋视频反应更强烈。分歧出现在男同性恋视频的观后感里，不恐同的直男反映出轻微但是并不显著的亢奋，但是恐同直男的阴茎却在观看过程中稳步膨胀，最终达到了观看女同视频勃起度的2/ 3。随后他们被问及阴茎增大和兴奋程度（这两者高度相关），除了观看男同视频时的直男，其他时候受试者都给出了准确的描述。恐同直男否认他们的勃起和亢奋。而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尚不得而知。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研究时，三观尽碎....堪称2017年最让我震惊的
32.自欺与婚姻：
来看看第一种积极的自欺。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评价比后者的自我评价更高，那么夫妻关系就会更持久。这好比戴上戒指时的浪漫誓词——“我爱你，亲爱的，比你爱你自己更爱你，所以请看重你自己。” 有证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满意度会呈线性下降，但是人们总是采取选择性的记忆——他们的确会记得早期婚姻满意度有出现过下降，但是对最近满意度回升的时间记得更清楚。在一项研究中，夫妻双方都声称在两年半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稳步提升，但是研究并没有发现任何实际证据。在最后人会修改自己的记忆，记得清楚的肯定是发生在近期的关系改善，而不是遥远过去的和解。反过来，自我辩解（ self- justification）不利于婚姻和谐。极端情况下自我辩解甚至能终结一段婚姻。也就是说，主动的自我辩解在大方向上同婚姻和睦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知道的是，自我辩解的模式具有诊断作用。在预测哪些夫妇可以保持三年以上的婚姻关系的时候，科学家们做到了惊人的准确率，而他们的依据来自于观察录像中两人之间的互动。他们预测那些在描述过往历史中，较为频繁地采用消极视角的夫妇更容易散伙。单单依靠这一项，科学家们就正确预测了7 例婚姻破裂，错误预测了3 例，又正确预测40 例婚姻稳定，总的来说达到了可观的94% 的正确率。是的，你没想错，我想要去找人试试~
第6章 自欺的免疫学原理
33.
羞愧感、内疚感、抑郁都和免疫力低下有关，但是羞愧感似乎比内疚感产生的作用更大。分享曾经的心灵创伤，甚至只是在私人日记里诉说，都和免疫功能提高有关。美好的婚姻促进免疫，不幸的婚姻降低免疫。提高情绪的沉思同样能促进免疫功能。笃信一门宗教同乐观主义一样能提高免疫，诸如此类。简单来说，一条基本原则在于隐瞒真相会损害免疫功能和健康，负面情感同理。关键在于我们要寻找原因。34.睡眠与免疫力：
睡眠之于免疫修复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研究证实。逻辑很简单——睡眠时间越充足，就能保证越多时间以供免疫系统再生（优先发生于低水平活动期间，比如睡眠）。35.
睾丸激素水平和健康呈相反关系。比如说，结婚似乎能增加男人的寿命。如所预料，在猴子、猿类和人类身上的研究显示具有高睾丸激素水平的雄性似乎更容易被感染（比如说感染上疟疾） 一个和睾丸激素有关的性状，无脂肪肌肉质量的比率，指向男性（自我声称）更频繁的性行为以及更早的初体验年龄。 皮质类固醇（corticosteroids），一种在压力产生时分泌并且和焦虑及恐惧相关的激素，也是一类免疫抑制因子。比如说，经常被强势猴子骚扰的弱势猴子皮质类固醇水平更高，而免疫功能低下36.
人们早就发现大脑是人体中基因最为活跃的组织，换句话说，比起其他的所有组织，大脑所含活跃基因（active gene）的比例是最高的，比位居二三位的肝脏和肌肉的活跃度要高上两倍。基因总数中差不多整整1/ 3 是那些所谓的管家基因，它们能够有效管理其他细胞方面，所以分布广泛，而大脑中，得到表达的基因的总数和只在大脑里表达的基因的总数都是最多的。按照有些人的估计，超过一半的基因在大脑里得到了表达：超过一万种。这意味着不管是在心智还是行为性状上，人类的基因在广度和精度上的差异都将格外突出，而这和社会科学几十年来鼓吹的那套完全相反。37.
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人们才发现类胡萝卜素在免疫系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类胡萝卜素能让我们显现出橘色、黄色、红色等脊椎动物无法自己生产并且必须从食物中获取的色素。这意味着一个活跃的免疫系统——比如说，拥有迅速应对感染的能力——肯定要从周围组织获取类胡萝卜素以帮助打退入侵者，而事实确实如此。是时候多吃胡萝卜了！
38.
在脊椎动物中，我们知道由免疫系统合成的细胞因子会直接影响海马，并削弱记忆巩固，但是还不清楚这个功能的意义。我们知道寄生虫感染会对学习能力产生剧烈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被激活的免疫系统会剥夺大脑那些对于学习至关重要的化学物，或者对大脑产生其他作用，比如减少睡眠及做梦，而这两者对于巩固各种类型的学习都非常重要。39.写日记与隐瞒性向对免疫的影响：
在其中的一组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回忆生命中最为创伤的时刻，然后他们被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连续4 天、每天花20 分钟在私人日记本中写下过往创伤，而另一组则仅记录一些浅显的话题（比如说，今天干了什么）。在实验开始之前、试验最后一天，以及6 周之后分别抽取受试者血样。比起那些无须触及伤疤的受试者，尽管创伤写作组反映在每天日记的末尾感觉非常糟糕，但是他们的免疫系统却得到了提高，并且在6 周之后仍然检测到提高的痕迹，而且此时他们反映自己感觉好多了（比起不写下创伤的那一组）。总的来说，直面创伤的瞬间并不好受，但是却能带来积极的免疫作用，而且还能长时间地改善情绪、提高免疫力。 隐瞒个人同性恋倾向所带来的不良作用不仅仅限于感染HIV 的男性。在一个为期5 年对22 位HIV 阴性男同性恋的抽样调查中，隐藏同性恋身份的人比其他人患上癌症或其他感染性疾病（诸如支气管炎和鼻窦炎）的概率约是坦诚性向的人的两倍。这个结果还独立于许多潜在混杂因素，诸如年龄、社会经济状况、药物使用、锻炼情况、焦虑、抑郁，等等。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对于癌症和感染性疾病二者来说，这个作用是程度严格依赖的——你越深拒，健康状况越糟。最近的证据显示，坦白同性倾向同样能够带来心血管益处。40.
积极情感的作用比消极情感的作用大得多，不管是对认知功能还是对免疫功能来说都是这样。这种不对称的深层原因还有待调查。 对于住在各自社区家中的老年人来说积极情感能延年益寿，但有趣的是对于那些住进养老院的老人来说，积极情感意味着寿命缩短。 类似地，对于那些处在绝症晚期的人，比如说恶性黑色素瘤、已经转移了的乳腺癌，积极情感只能让情况更糟，但是对于那些存活时间较长的重病患来说，比如艾滋病和非转移的乳腺癌，积极情感是有益的 要解释这些反常的地方，可以从功能上来思考维持积极情感和积极免疫功能所必需的奖励产生的速率。如果你的身体正在飞快地恶化，而且你因此而心情欠佳的话，那么正向多巴胺波峰的预期奖励会快速下降，多巴胺波峰也随之跌落，这样就削减了正向认知和免疫益处对多巴胺分泌的促进。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处在长期缓慢恶化的病情中，那么因为恶化的速率足够慢，让多巴胺波峰和正向作用得以形成正向反馈的完整周期，这样才能增进精神健康和免疫功能。这个解释是我最喜欢的解释，最近在看《积极心理学》方面的东西，但越来越厌恶，因为我怎么看这个领域的书有点向成功学靠拢的意思。
但这个解释很好，积极情感并非全然是好的
41.音乐与免疫力：
向夜晚被置于噪声环境中的小鼠注射大约500 个癌细胞后，如果小鼠能在早上聆听5 个小时的旋律音乐，那么它体内癌细胞生长的比例就会大大减少。另一个同样让人吃惊的例子见于人类。如果在接受支气管理疗（physiotherapy，过程是吸进药物、深呼吸、再咳出）的同时听巴赫的音乐（用大调演奏），那么会比那些不听音乐的人的恢复速度要快得多。关键在于，此类音乐能产生良好的情绪，并进一步产生积极的免疫作用及促进健康。42.上了年纪的好处：
在一个很有原创性的实验中，人们被要求看屏幕上并列的两张面孔，一张展现中性表情，另一张展现积极或消极表情。一秒钟之后，两张脸都从屏幕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在之前其中一张脸的位置上一个黑点。受试者在看到黑点的瞬间要马上按下一个按钮，一个按钮对应左边的脸孔，一个按钮对应右边。对于20~ 30 岁的年龄组，不管最开始看到的是哪种表情的脸，受试者锁定黑点的速度都一样快。但是60 岁年龄组中就出现了偏差：如果黑点出现在积极表情之后，它被锁定的速度就快些，如果它出现在消极表情之后，就慢一些。对于眼球运动的研究显示老人家对积极表情的观察时间要长于对消极表情的留恋，一会儿之后他们记忆住的也是那些积极的面孔。这个结果在亚洲人、欧洲人和美洲人当中都是一样的。这里涉及了杏仁核（amygdala）的一个可观的作用，在老年人当中，积极表情比消极表情在杏仁核中激起的反应要更强烈，但是对年轻人来说似乎就不是这样。而对由难听音乐引起的消极情绪，老年人的应对方法是把视线转向那些有着积极表情的面孔，似乎是为了主动地抵制消极情绪，并且试图去保持或者引发积极情绪。而年轻人则会表现出和情绪一致的行为，如果感觉糟糕，那么就会经常盯着那些消极表情面孔。为什么老年人会表现出这样的积极偏向？对年轻人来说，把注意力放到现实上比较 出于一些尚未查明的原因，随着一个人逐渐老去，他们的抑制能力（inhibitory ability）会被大大削弱，而抑制能力的作用就是制止自己做出那些在大众眼里不合时宜的行为，所以自然地一个人年纪越大，越容易做出在其他人看来非常古怪的举动，包括不分场合乱谈隐私，越来越顽固，以及越发喜欢乱唠叨（“别惹我！”），等等。由老人的亲属们说起来，就是老人家今天又“怪怪的”。43.
一系列的研究已经证明，乐观和健康程度、免疫功能以及存活率呈正相关关系。最近的一项研究尤为引人注意。这个研究五次测量了法律系的学生们在一年中对学业的乐观程度和一项主要的免疫指标。在这一年中，对一个学生来说，越乐观则指向越高的免疫功能，但是在学生之间对比则没有这个区别，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一个乐观的学生的免疫系统就见得比别人更好。尽管心理学家们一直都认为心情会影响免疫系统，但是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当你的免疫系统几乎全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幸福、积极，而且乐观。对的，也许很多积极心理学搞错了因果关系，或者说可能两者是共同作用
第7章 自欺的心理学原理
44.
另一项实验向受试者播放了一段描述吸烟危害性的录音，他们被要求必须仔细倾听录音的内容，但是录音里有一些干扰杂音，受试者可以自行调低杂音。最后发现，烟民们并不会去这么干，但是非吸烟者为了听清楚磁带的内容，就会去调低 简而言之，我们会主动回避关于自身的坏消息，特别是在坏消息也不能对现实起到帮助或者我们自身缺乏安全感的时候。这里自欺起到的作用是维持及投射（向他人展示）一个积极的自我评价。 在一项试验中，人们被说服相信自己非常有可能或非常不可能被选中参加一次精彩的约会，那些相信自己可能参加的人会把更多时间用于思考这次约会的积极一面；而那些相信自己没希望的人则会花更多时间思考消极的一面，仿佛这样做才能抵消自己的失望之情。45.
有一项研究要求人们盯着一个有点像大写字母B 又有点像数字13 的图案（或者一个有点像马又有点像海豹的图案），并告诉他们这个图形可能是字母或者数字（或可能是农场家畜或者海洋生物）。只要提前针对不同的类别（字母或数字）方向上给予不同的食物作为奖励，设定他们的动机，受试者身上很快就出现了感觉偏误，时间是短短的400 千分秒（即图案刚刚来得及进入知觉所需要的时间）。眼球追踪显示，人们的第一眼通常（60%）会指向他们偏好的图案类别。这项研究表明，动机对于信息处理的影响能持续到视觉刺激的前知觉处理中，并且能引导视觉系统将特定的内容呈现到知觉意识中。类似的还有用颜色做的研究。 在一项试验中，人们按照持强烈支持死刑或强烈反对死刑的观点被分成了两组，然后给他们提供了一连串丰富的正反证据，有些证据是支持死刑，有些证据反对死刑。但是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因此而趋向统一，相反，分歧进一步深化了。那些之前就反对死刑的人现在掌握了更多的证据，反之亦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作用的是偏误解释，即赞成死刑的人只接受了那些支持自己的证据，引援它们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把那些反对证据视作不可取的谬误。这个实验结果很有趣
46.
在这一方面曾经出过一个经典实验，设计得非常巧妙。实验把受试者们安排到一个尴尬的情形里，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坐到一名残障人士或一名健康人士边上，而这两人面前都放有一台正在播放电视节目的电视机。如果两台电视都在播放同一档节目，受试者们会优先坐到残疾人边上，好像在显示自己不带偏见；但是如果电视里放着的是不同的节目的话，他们就会坐到健康人边上，仿佛是有一些其他的正当借口这么做的（这边放的电视节目更精彩）。同样地，在对很多研究采取了元分析之后发现，美国白人在面对美国黑人时，选择帮助对方与否的概率和面对美国白人时差不多，但是一旦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给予对方帮助时，例如“离得太远”或者“会冒风险”，结果就大相径庭了。此时并不存在对自己行为的否认或是记忆有误，实际上他们否定的是内在的意图，并将自己的行为归咎到外部因素上，以减轻自己的责任。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政治正确”存在了这么长时间，那么弱势群体还是会感觉自己总是被社会置于不利地位
47.
因为我们经常需要减轻认知失调，导致新信息的接收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我们热衷于证实自己的偏见，所以时刻准备着去操控或忽略流入的信息，这样就能使得我们的心情常被圣光保佑了。而因为这种能带来好心情的作用普遍且强效，那就给它起个名字吧——确信偏误确认偏误与认知失调有关，我还从没考虑过这个思路
48.
人们可能会觉得，给别人送礼物是开启互惠互利关系的最好方法，实际上刚好相反，让对方给你送礼物才是让对方对你产生好感的最佳办法，因为这么做能够合理化赠礼者最初的馈赠行为。付出会让你更喜欢，你所付出的对象
49.
当迫使孩子们选择两个同等的物品时，他们会一再地拒选一开始就被他们舍弃的那一个，好像这么做是为了保持前后一致。也就是说，一旦拒绝了那个物品，孩子们后来的举动似乎都是去证明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再一次地，和在猴子实验里一样，当实验人员代替孩子们做了主张后，孩子们的二次选择没有受到影响；或者孩子们会去选被实验人员藏起来的东西，好像那个更好一样。我为什么想到，如果你追女神没有成功，那么女神最后也倾向于不选你
第8章 日常生活中的自欺
第9章 航空航天事故中的自欺
50.
而这导致了自欺在组织内部产生。我对于Robert Trivers谈组织内的自欺持一种“日了狗”的感觉....就像我在看《追寻记忆的痕迹》时， Eric Kandel 谈他对于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的研究之后，听他去谈更加复杂的认知时的感觉，理论基础太薄弱了，反而更反映的是作者自己的观点
第11章 自欺与战争
51.
是不是说那些怕输的人体育就搞不好呢？因为不会老想着输掉的事情，所以那些胆大敢比的人更容易赢呢？这方面只有来自游泳竞技的数据，在面临选择时，比起集中于中性选项，专注消极选项的人确实游得更差，但是那些专注于积极选项的人并没有游得更好。第18条的内容
52.
有一些证据表明，男性对他人怀抱的同情心要少于女性，他们不太能从面部表情中正确解读他人的情绪（在每个表情持续时间只有0. 2 秒时，这种性别差异就显现出来了），也不太能记住和情绪相关的信息，并且将之联系到他人的反应上。还有证据表明，在面对曾不公对待自己的人时，女性更容易比男性表现出同情。比如说，在一场人为设计的经济游戏中，不管对方是否曾公平对待自己，女性在对方遭到电击时都会表现出同情。反之，在曾对自己不公的人遭受电击时，神经生理学证据显示男性并不会表现出同情，实际上，他们在看到对方痛苦时非常愉悦。这意味着在感受到不公正对待时，男性更容易出现自欺。男性的道德义愤通常缺少怜悯，进而容易被他人操控，比如说被战争利用。实验结果没问题，但我反对 Robert Trivers说“男性更容易自欺”，他的意思是更容易被社会上的上层人士利用发动战争。但男性从进化的视角来看，战争和暴力因素是刻画在男性基因上的理性结果，也许《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会给我一个好的解答
53.
而对于体育竞技来说，粉丝在场时也会出现主场效应——这时运动员的睾丸酮水平会比客场比赛时要高，也更容易打赢，但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裁判受到主场效应影响的结果。顺便说一句，在棒球比赛中有一种“主场踩油门”（home- field clutch）现象，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主场队在前六局中赢得比较多，但是如果平手的情况持续到第七局，主场队反而容易输给客场队，显然是压力太大的缘故。有意思啊...
第12章 自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构
53.
而这正是抵抗谎言的关键因素：通过重复步骤来看是否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可重复性是检验是否科学的标准，但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太糟糕了，社会心理学方面也是这次心理学领域可重复性危机的重灾区
54.
自然学科的构成是这样的，物理学要依靠数学的东西，化学依赖物理，生物学依赖化学，原则上社会科学也得依赖生物学。但是在这个结构的最后一部分至今不过是一个愿景。而一个又一个的学科——从经济学到文化人类学——一直都在拒绝和构成它们基底的生物学建立关系，并且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55.
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家们几乎把社会从上到下研究了个透，他们认为自然选择会青睐那些对种群有利的性状，实际上自然选择更青睐对个体有利的性状（以存活率和繁殖率来衡量），而且达尔文也是这么说的。更确切地说，自然选择会对个体体内那些能够促进生存繁殖的基因发生作用，这一点基本上等同于个体通过夸耀这些基因以获得种种进化的好处。但是从达尔文发表他的学说的那一天起，科学家们的口径又统一到老看法上去了，也就是认为所谓好处应该指的是为更高层面带来的好处（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只不过现在他们又引用达尔文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了。56.经济学：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简单来说，不是。经济学看起来像一门科学，而且也声称自己是科学——不但研究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数学工具，还每年给自己发一次诺贝尔奖——但是它仍然不是一门科学。又一次犀利的吐槽，看来Robert Trivers对诺奖有点怨念啊..
经济学并没有把自己建立在基底学科上（在这里是指生物学）。这对经济学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经济活动的各种模型必须建立在个体意愿的概念上，即个体希望去最大化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经济学在这里玩了个把戏。人们想要最大化的是“效用”（utility），那么到底什么是效用？哦，任何人们希望最大限度发挥的对象都能被称为效用，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希望最大化的对象是金钱，有些人是食物，而在另一些人眼中性比食物和金钱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借用“优先功能”（preference function）来告诉我们哪一种效用要比其他效用更优先。这一点必须要通过实证才能得到确定，因为经济学本身无法给出理论解释个体会怎样给这些效用进行排序。不过从一开始，通过测量的手段来穷尽所有场景中的优先功能就是不可能的，他们连一个个体都测不清楚，更不用说整个群体了。事实证明生物学能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来准确解释“效用”（尽管生物学把真相搞错了100 多年），这套理论是基于达尔文繁殖成效的概念。如果你想谈论什么东西能对一个活体起到效用（也就是有益），那么最好搞清楚其实你在说的是个体的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也就是其后代的存活数以及对亲属的繁殖成效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随着亲缘关系的逐渐疏远，这种影响的效果会越来越稀薄。对经济学效用的批评感觉说的没错诶，虽然我经济学水平只有初级，连中微的课本都没看过..
造成这种错误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模糊了“效用”的概念，经济学既用它来指个体行为对自身的效用，又可以指对他人甚至整个群体的效用。经济学家老是把这两种效用看作完全一致的，他们认为个体给自身带来效用（未定义）的行为往往也会给群体带来好处（也就是说带来普遍效用），所以经济学家们完全看不到不加限制地追求个体效用有可能给整个群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众所周知，这在生物学当中是个谬论，而且已经被好几百个例子证明了。我们也无法预知某两种效用可以完全一致，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最近经济学竭力和科学靠边的努力中，产生了一门和心理学交叉的学科，叫作行为经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并且很受欢迎。但是和往常一样，经济学家们拒绝采纳进化的相关理论，尽管他们根本就是在按进化的思路进行研究。这些经济学家在用进化的理论对经济行为做出解释的同时，却经常做出一些非常反逻辑的假设。比方说，他们最近犯的一个错误（而且是发表在那些顶级的期刊上）就是假设我们对行为会发生主动进化以适应人为的经济活动。 他们的说法离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先来回忆下第2 章提到过的最后通牒博弈，人们通常会拒绝匿名的对方不公平的分钱方法（比如说，他八我二），尽管这么做会让他们一毛钱都得不到。因此这场博弈测量的是我们的公平感：为了惩罚那些对我们不公平的人，我们多大程度上宁愿自己遭受损失呢？但是有一帮经济学家（而且他们为了所谓严谨起见还请来了几个人类学家）却得出了人们会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们为了适应实验室的情形而具体进化了，或者说，我们在完全匿名的交换行为中宁愿遭受损失也要惩罚对我们不公平的人的这种行为，是为适应这个具体情境的进化结果，这种一次性的交换行为不会给参与者带来好处，但是却会使整个群体受益，所以群体再一次地被放到了个体之上。可这不就相当于说恐惧心情是我们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专门进化出来的吗？几百年来，生物学家们都把各种活体带进实验室研究它们的各种性状，但是没人会把性状各种复杂的功能简单地说成是为了适应实验室条件进化出来的。哈哈....Robert Trivers的吐槽
57.文化人类学：
一旦把生物学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那还能剩下什么？话语。当然指的不是单纯的词语，毕竟语言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而是指能迷惑人的学术论述，你因为这些学术语言而产生了偏见，真正的科学在你眼里却沦为了众多思考中的任意一种罢了。这么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35 年间无法将社会人类学和物质人类学结合到一起，时间被白白浪费了，而且还会继续蹉跎下去。 真正的强者乐于接受全新的观念并且化为己用。弱者却从这些观念面前逃开，并且还经常进入离奇的思想状态，比如相信语言具有主宰现实的力量，认为某些社会构建体（ social construct），比如男女之分会比基因进化 3 亿年而分化出的雌雄之别更加稳固——这实际上只是因为这些学者完全忽略了现实，以为通过咬文嚼字的方式就能研究好这一学科。从很多方面讲，现在文化人类学就是在谈自欺，不过是他人的自欺罢了。科学本身也是社会构建体，是多种观察世界的有效途径之一：所以病毒的性质也是一种社会构建体，阴茎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构建体，是“1 的平方根”，天下万物都是社会构建体。所以大多数美国的人类学系都分成了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分，就像一位偏生物学路线的人类学系的同事说的；“隔壁看我们像纳粹，我们看隔壁像弱智”——这样很难形成一个两方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良好平台。“隔壁看我们像纳粹，我们看隔壁像弱智”，大半夜看这句话的时候我笑成煞笔了....
58.精神分析：
我们将要看到，精神分析其实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骗局。还有学习理论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结论，认为强化（ reinforcement）在塑造适应性行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实也是不太靠得住脚的。很快其他学者就发现单从逻辑上分析，语言是不可能经过强化产生的，也不可能是动作和动作效果联结的结果，因为后者通常具有较大的滞后性。击碎行为主义的几个重要开端是： Avram Chomsky 关于语言有“先天程序”；对哺乳动物的“食物厌恶”反映往往不需要很多次联结，有的甚至只需要一次；猴子的顿悟实验
事实证明，精神分析学科是建立在一种叫作“临床经验”（clinical lore）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其实就是下班后精神医师们在喝茶时的闲聊。这吐槽..
具体来说就是在你问起精神医师为什么女性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阴茎嫉妒”（penis envy），为什么理解男性的关键在于“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这些说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答案是人们共同的经验，是各种假设，还有在精神治疗的过程中随意做出的各种结论——这些东西呢大家是摸不到的，而且是没法证实的，所以这门学科毫无发展前途。第13章 与生命中的自欺战斗
59.
人在生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们想从过往中学习经验时，却发现生活仿佛是面朝后搭乘在前进的火车上，只有在驶过之后才能看清现实的模样。神经生理学家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是真的（见第3 章），即在事情发生后，我们才慢半拍地（有意识地）感知到流入的信息和自身的行动意图。这意味着想在“事后”学习如何“提前预测”事情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我们预测未来（甚至是预见自身行为）的能力非常有限。“生活仿佛是面朝后，搭乘在前进的火车上，只有在驶过后才能看清现实的模样”，这种观点让人印象深刻.....
在我看这本书后，我试图回答我在读这本书前的那个问题，自欺理论能否统筹“行为经济学”的那些偏差呢？我认为不能，自欺理论还太简陋了，Robert Trivers谈了很多的纲目性的东西，却没有很好的将他们统合在一起，他只是在谈跟自欺有关的一切，甚至可以说，他定义的自欺就是：我们认知到的一切与事实不符的内容。
这个定义能够看到很有野心，所以他才会从第九章起试图去解释很多社会热点，但遗憾的是，太没有说服里了。事实上即便回顾整本书，唯一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内容是，他提出的“自欺能够降低认知负荷”，即“把一部分内容压进潜意识”的观点。但除此以外，核心叙述，“自欺是为了更好的欺骗他人”的论述也相当薄弱，倒是他的很多吐槽让人印象颇深。
另外，最让我有兴趣的是这本书谈到的表观遗传学的内容，父本活性基因和母本活性基因的竞争部分，买了本《遗传学革命》了解一下。
《愚昧者的愚昧》读后感(七)：特里弗斯的灿烂人生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6962.html
Trivers’ Pursuit 罗伯特·特里夫斯:一生的追寻
作者:Matthew Hutson @ 2016-1-5 译者: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校对:慕白(@李凤阳他说) 来源:Psychology Today，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articles/201601/trivers-pursuit
Renegade scientist Robert Trivers is lauded as one of our greatest thinkers—despite irking academia with blunt talk and bad manners.
尽管罗伯特·特里夫斯直率的言谈和粗鲁的举止让学界恼怒,这位离经叛道的科学家仍被誉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To call Robert Trivers an acclaimed biologist is an understatement akin to calling the late Richard Feynman a popular professor of physics. As a young man in the 1970s, Trivers gave biology a jolt, hatching idea after idea that illuminated how evolution shaped the behavior of all species, including fidelity, romantic bonds, and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among humans. Today, at 72, he continues to spawn ideas. And if awards were given for such things, he certainly would be on the short list for America’s most colorful academic.
把已故的理查德·费曼称为“一位受欢迎的物理学教授”,那是低估了他,同样地,如果把罗伯特·特里夫斯称为“一位广受赞誉的生物学家”也不够恰当｡1970年代,当时不过是一个年轻人的特里夫斯就大大促进了生物学的研究,阐述了一个又一个想法,揭示了进化是如何塑造所有物种的行为,包括人类在性方面的忠贞､恋爱和合作的意愿｡今天,他72岁,新的想法仍然不断从他脑中诞生｡如果要为“想法”颁奖的话,他一定能进入“美国最有想法学者”短名单｡
He was a member of the Black Panthers and collaborated with the group’s founder. He was arrested for assault after breaking up a domestic dispute. He faced machete-wielding burglers who broke into his home and stabbed one in the neck. He was imprisoned for 10 days over a contested hotel charge. And two men once held guns to his head in a Caribbean club that doubled as a brothel.
他曾是黑豹党一员,并曾同该组织的创立者合作｡他曾因为在家庭纠纷中动手打人而被拘捕｡他曾直面挥舞着弯刀的破门而入者,并在其中一人的脖子上扎了一刀｡他曾因为一笔有争议的酒店费用而坐了十天牢｡他还曾在加勒比一个俱乐部被人用枪顶着头——那个俱乐部同时也是妓院｡
Fisticuffs aside, what propelled Trivers into the academic limelight were five papers he wrote as a young academic at Harvard—including research on altruism, sex differences, and parent-offspring conflict. This work won him the 2007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Crafoord Prize in Biosciences, the Nobel for evolutionary theory. The award came with half a million dollars and a ceremony attended by the queen.
除拳脚之外,让特里夫斯在学术圈声名大噪的是他年轻时在哈佛写就的五篇论文——包括关于利他主义､性别差异和亲子冲突的研究｡这些成就为他赢得了200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克拉福德生物学奖——进化理论的诺贝尔奖｡奖金为50万美元,女王亦出席了颁奖典礼｡
Steven Pinker has called him “one of the great thinker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Yet Trivers has not led the life of your typical contemplative academic. Mental breakdowns, public feuds, and near-death experiences have peppered his career, distracting him from his work even as they’ve nourished it.
史蒂文·平克曾称特里夫斯是“西方思想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然而特里夫斯不是你印象中那种典型的喜欢沉思的学者｡精神崩溃､公开与人结怨和险些丧命的经历都让他的生涯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工作因此受到影响也因此获益｡
No one is quite sure what to make of him, but all agree he is both brilliant and volatile, a sort of Steve Jobs without the colossal second coming. In a new memoir, Wild Life, he contrasts his existence with the “often solitary and intensely internal” one he sees in most scientists. “[That] kind of life,” he writes, “never appealed to me.”
没人确信该怎么评价他,但所有人都同意,他绝顶聪明,绝不安分,就像史蒂夫·乔布斯,但没有经历过乔布斯式卷土重来｡在新回忆录《狂野生活》中,他对比了自己的生活同他在大多数科学家中所看到的“往往孤寂的､极其注重内心的”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他写道,“从来不曾吸引我｡”
To begin, Trivers’ revolutionary 1970s papers presented no new data. Trivers simply offered entirely novel ways of looking at what was already there, along with new avenues for moving science forward. His dissertation was so strong that when he showed up before the evaluating committee, which included such luminaries as E. O. Wilson and Ernst Mayr, they skipped the charade of making him defend it and simply offered their congratulations.
刚开始时,特里夫斯于1970年代发表的那几篇革命性论文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数据｡特里夫斯仅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既已存在的知识,一条推动科学进步的崭新道路｡他的论证强而有力,以至当他面对评审委员会时——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和厄内斯特·迈尔——他们跳过了答辩环节,直接向他表示祝贺｡
Yet he published little follow-up work. A scientist can build a whole career milking a single small concept, but Trivers has been known to put forth a big new idea and then essentially drop the mic.
之后他几乎没有发表后续研究｡一名科学家可以以一个小概念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全部事业,但特里夫斯通常是提出一个全新的､有爆炸力的想法后,然后就不再就此发言了｡
Trivers’ first paper, on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described a theoretical model showing how altruism among strangers could naturally develop—people cooperate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similar treatment from others. This model explained a wide variety of feelings and behaviors, from friendship to moralistic aggression.
特里夫斯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的,论文描述了一个关于陌生人之间的利他主义是如何自然发展的理论模型——人们带着“我怎样对人,人就怎么对我”的期许相互合作｡这个模型解释了从友谊到道德侵略(moralistic aggression)等许多不同的感受和行为｡
The emotion of gratitude, for instance, evolved to motivate us to return favors, encouraging cooperation. Guilt motivates us to repair relationships we’ve harmed. Anger makes us avoid or punish those who have harmed us. And gossip makes us mindful of our reputations. Trivers suggested that complex strategies of cheating, detecting cheating, and the false accusation of cheating (itself a form of cheating)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and helped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human brain.
举例来讲,之所以进化出“感激”这种情绪,是因为它会激励我们投桃报李,鼓励合作｡负罪感会促使我们修复受损的关系｡愤怒会让我们避开或惩罚那些伤害了我们的人｡而闲言碎语则让我们在意自己的名声｡特里夫斯认为,欺骗､发现欺骗和对欺骗的不实指控(其本身也是种欺骗)构成了复杂的策略,推动我们智力的发展并助力人类大脑尺寸的增长｡
Next, in Trivers’ second paper, he hypothesized that a single factor drives sex differences across all species. He argued that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investment—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vested in an offspring—lead the sex that invests more (females, in most species) to focus on mate quality and the sex that invests less (males) to seek quantity.
接着,特里夫斯在他的第二篇论文中提出一个假说:一个单一因素便导致了所有物种的性别差异｡他认为亲代投资(为后代投入的能量和资源)的差别区分了“投资多的性”(对大多数物种而言是雌性)和“投资少的性”(雄性),前者关注配偶的质量而后者追求数量｡
So in humans we expect choosiness in females and aggression between males as they vie for females. The theory has tremendous explanatory power, from justifying the brightly colored feathers of male birds to illuminating why sexual jealousy is a leading (and, until recently, legally defensible) cause of homicide—men prize their mate’s fidelity above all.
因此在人类中我们便观察到女性的挑剔和男人之间在追逐女性时所表现出的攻击性｡这个理论有力地解释了雄鸟身上鲜艳的羽毛,以及为何性嫉妒是杀人案的首要(直到现在也是法律上站得住脚的【编注:在美国一些州,当场捉奸并杀死奸夫的丈夫往往可以愤激作为辩护理由并得以脱罪】)动机——在男人看来,伴侣的忠贞高于一切｡【编注:此处有所夸大,亲代投资理论本身并不能单独解释性嫉妒】
In another paper, Trivers conceptualized offspring not as passive recipients of parental investment, but as independent actors, generating the theory of parent-offspring conflict. A child wants disproportionate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for him- or herself, but a parent wants to spread the goods equally between all offspring.
在另一篇论文里,特里夫斯将后代视为独立的行为主体,而不仅仅是亲代投资的被动接受者,从而引出了“亲子冲突”(parent-offspring conflict)这一理论｡子女想要为自己争取到比例过当的关注和资源,但家长则希望在后代之间平分好处｡
And so we have kids who bawl until they get what they want, siblings who maintain lifelong rivalries, and parents who try to instill equality no matter how selfish the kids’ tendencies. It was for these three papers, plus another two, on insect colonies and on parents’ ability to vary the sex ratio of their offspring, that he won the Crafoord.
于是,子女们闹个不停直到他们得到想要的,兄弟姐妹们终其一生相互竞争,而父母们不管小孩多么自私仍坚持贯彻平等主义｡这三篇论文加上另外两篇有关昆虫巢群和亲代改变子代性别比例之能力的论文,为特里夫斯赢得了克拉福德奖｡
In each paper, he found a simple, clear idea, and took it as far as it would go, wrapping diverse and widespread phenomena together in one neat package. You might not have made the connections before, but once you see them, they’re quite clear.
在每篇论文里,他都建立一个简洁､清晰的概念,并最大限度地发展这个概念,将多种多样､涵盖广泛的各种现象融为一炉｡你也许以前并没有发现这些现象间的联系,但一旦你注意到,这些联系就显得十分清楚｡
“Trivers has answered some of the most profound questions about the human condition,” Pinker told me. “Namely, why are ou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such complicated mixtures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He did so with a simple, though nonobvious, analysis of the patterns of overlap and nonoverlap of our long-term genetic interests.”
“特里夫斯回答了关于人类境况的一些最本质的问题,”平克对我说｡“即为什么我们同他人的关系是如此复杂,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他以一种简明——虽然不那么一目了然——的方式分析了重叠或不重叠的基因利益,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
According to David Haig, a geneticist at Harvard and a longtime friend and collaborator of Trivers, “Bob has a great ability to see questions as simple and not be distracted by details.” Richard Dawkins praises him for applying economic ideas to biology “with greater clarity of mind than any biologist since R. A. Fisher,” the knighted geneticist.
据戴维·海格——哈佛遗传学家､特里夫斯的多年好友和合作者——所言,“鲍勃【罗伯特的昵称】有一种能力,可以单刀直入地看问题而不被细节干扰｡” 理查德·道金斯赞扬他将经济学的观点引入生物学,“思路极清晰,罗纳德·费希尔(就是后来被册封骑士的那位遗传学家)之后的生物学家难以望其项背｡”
In their own books, E. O. Wilson and Richard Dawkins drew heavily on Trivers’ papers, although he has not always had positive things to say about his popularizers. “Richard wrote a beautiful book,” Trivers says about The Selfish Gene. “I was not about to take the time to do it.”
威尔逊和道金斯在自己的书中都大量引用了特里夫斯的论文,让特里夫斯的观点在学界人尽皆知,但特里夫斯本人对这两位却并不总是好言相向｡“理查德的书写得漂亮,”特里夫斯如此评价《自私的基因》,“我不会花时间去做这种事｡”
But as for Wilson and Sociobiology, “He played the old Harvard game of becoming the father of a field by becoming the father of the name of a field.” (Wilson told me his own work on the sociobiology of insects actually influenced Trivers.)
但对威尔逊和《社会生物学》,特里夫斯说,“他为一个领域发明一个名字然后便成了该领域的开山鼻祖,这不过是老套的哈佛把戏罢了｡”(威尔逊告诉我他对昆虫的社会生物学研究成果其实影响过特里夫斯｡)
After writing papers addressing how we treat strangers, friends, lovers, parents, and children, Trivers offered a no-less-powerful theory on how we deal with ourselves. In a sentence in the foreword to Dawkins’ book, he proposed that self-deception evolved to facilitate the deception of others. Trivers says he’d planned to flesh out the theory but didn’t get around to it because he was “smoking too much strong herb.”
在撰写了有关我们如何对待陌生人､朋友､爱人､父母和小孩等论文之后,特里夫斯又就我们如何对待自我提出了一个同等重要的理论｡在为道金斯的新书【编注:《自私的基因》第一版】写的序中,他提出,自我欺骗机制(self-deception)之所以进化出来,是为了方便我们欺骗他人｡特里夫斯说他本打算丰富下该理论但终未动手,因为他“抽了太多够劲的大麻｡”
Trivers also made a mark with the 2006 textbook Genes in Conflict, for which he and Austin Burt spent 15 years integrating thousands of papers on genetic competition within organisms. A reviewer for NatureGenetics called it “meticulously assembled, thought-provoking, and sometimes deliciously speculative.”
特里夫斯于2006年撰写的教科书《基因冲突》让他再一次名声大噪｡为了这本书,他和奥斯汀·伯特花了15年时间,将数千篇关于有机体内基因竞争的论文进行了整合｡《自然—遗传学》的一名评审者称,这本书在整合方面不遗余力,引人思考,一些地方还包含了有趣的猜测｡
According to Trivers, “We created an entire field, the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within-individual genetic conflict. So first, I worked on social theory between individuals, then I dropped one level lower.” Proudly showing me its color inserts, he pointed to what appeared to be a drumstick. “Looks like a piece of chicken, right？ No, it’s the only transmissible cancer known. That’s a dog dick. He punches it into a female, the cancerous tissue breaks off and starts growing inside her pumpum.”
特里夫斯说:“我们创造了一个完整的领域:个体内部基因冲突的进化动力学｡首先,我研究关于不同个体的社会学,然后我深入到更基础的一个层次｡”特里夫斯自豪地给我展示一张彩色插图,指着上面一个像鸡腿一样的东西问我,“看起来像是鸡的一部分,对吧？但其实不是,这是唯一已知的会传播的癌症｡那是狗的屌｡他把这玩意插入母狗体内,癌症组织便分裂,然后在母狗的屄里开始生长｡”
My early emails with Trivers attested to his mercurial nature. He lavished praise for a hypothesis I’d suggested, then scolded me for failing to answer a question he’d written. After some back and forth, he agreed to an interview and last spring met me at the train station in New Brunswick—he’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t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我同特里夫斯早期往来的电子邮件见证了他善变的性格｡他曾对我提出的某项假设大加赞赏,然后又因为我答不上他提出的问题而骂我｡在几个回合后,他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并在去年春天于新泽西新不伦瑞克市的火车站与我见面——他现在已是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的一名教授｡
Wearing a wool hat with a weed leaf on it, he grumbled at my not finding the right station exit. He warmed up as we drove to his disorganized apartment—a mattress remained in the middle of the floor from a visit by his son. One wall displayed photos of his family, a former girlfriend and her family, and a lizard. We cracked open beers, and he soon offered me a puff of his joint as we got down to business.
见到他时,他戴着一顶毛线帽,上面粘着一片大麻叶子,他抱怨我没有找对车站出口｡在开车前往他的公寓的途中,我们逐渐变得热络起来｡他的公寓乱糟糟的,他儿子来看他时留下的一个床垫还躺在地板中央｡公寓的一面墙上贴满他家人的照片,包括一位前女友及其家人,还有一只蜥蜴｡我们开了啤酒,不一会当我们聊到正题时他已经开始给我递大麻烟卷了｡
The son of a diplomat, Trivers grew up in Maryland, Denmark, and Germany. At age 12, he knew he wanted to be a scientist and took a liking to astronomy, then to math. He spent two months mastering a calculus textbook and another two months mastering the next volume.
他是一名外交官的儿子,在美国马里兰州､丹麦和德国长大｡12岁时,他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并先后对天文学和数学产生了兴趣｡他花了两个月时间钻研一本微积分教材,又花了两个月时间把下一本学完｡
He studied pure math as a Harvard freshman, but as a sophomore he realized it wasn’t likely to yield many applications, so he briefly looked to physical science. He didn’t have a knack for physics, however, and hadn’t learned much chemistry or biology. (His college roommates once showed him pictures of a hippo and a rhino and asked him to identify which was which. He picked wrong.)
大一时,他在哈佛学习纯数学,但到了大二他意识到这可能没有太多实际用处,于是又跑去学习物理,但只是浅尝辄止｡同样他也没有多少化学和生物学知识｡(他的大学室友曾把河马和犀牛的照片拿给他选,结果他选错了｡)
“So, I literally said, ‘Well, if it’s not truth I’m going to devote myself to, then it’s justice.’” He identified with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decided to become a lawyer. Unfortunately that meant plodding through a major in U.S. history, which he found to be “an exercise in self-deception and self-glorification.”
“所以我当时曾说,‘如果我不能献身真理,那就献身正义｡’”他受民权运动的感召并决意成为一名律师｡不幸的是这意味着要修完枯燥的美国历史课程,这在他看来就是“练习自我欺骗和自我美化｡”
During his junior year at Harvard, Trivers had a mental breakdown. After five weeks of mania—little of which he remembers besides insomnia and feelings of grandiosity—he checked himself into the hospital and stayed for 11 weeks. Doctors diagnosed him with bipolar disorder.
特里夫斯在哈佛念大三时曾有过一次精神崩溃,在五个星期的躁狂症之后(在这其间的一切他几乎都不记得了,除了失眠和自大的感觉),他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并在里面呆了11周｡医生诊断他患了躁郁症｡
When he returned to school,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good idea to take courses in psychology—though not abnormal psych because, as he likes to say, “I had a special advantage in it.” But he soon decided psychology in its then state was not a real science.
当他重返学校时,他认为修心理学课程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这心理动机不算太意外——因为正如他自己喜欢说的,“这方面我有特别的优势｡”不过他很快认定当时的心理学还算不上一门真正的科学｡
The field at the time had three strands: First was work on conditioning, pioneered by Ivan Pavlov and B. F. Skinner. Skinner “was stupid enough to think you could build up a whole theory and system of logic about human psychology based entirely on learning,” Trivers says, “and specifically the kind of stimulus-response learning that’s studied in the lab.” Trivers didn’t see how, for example, the brain could pick up the complexities of language this way without some genetic scaffolding.
心理学当有三个分支:首先是对条件反射的研究,由巴甫洛夫和斯金纳开创｡斯金纳“太蠢了,以至于认为你可以仅仅通过学习便建立起一整套关于人类心理的理论和逻辑体系,”特里夫斯说,“尤其是通过那种在实验室里被当作研究对象的刺激-反应式学习｡”举个例子,特里夫斯就不认为,抛开遗传因素,大脑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领会语言的复杂性｡
Then there’s Freud, who had some keen insights into self-deception, Trivers says, “but he wedded them to a completely corrupt view of human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the anal, oral, and Oedipal stages.“He just invents it out of whole cloth while snorting too much cocaine.”
第二个分支便是弗洛伊德,他对自我欺骗有着某种深刻的洞见,特里夫斯说,“但他将这种洞见同一种朽烂不堪的人类成长观嫁接到了一起”,其观点的标签便是肛欲期､口欲期和恋母期｡“他不过是在嗑了太多白粉后凭空发明了这些概念｡”
Third was social psychology, which Trivers saw as too dependent on self-reports. “You cannot build up a science based on a whole series of correlations between how people answer questionnaires,” he says. “By definition it can’t work, if only because we don’t know most of what’s causing us to do things, and second, we don’t necessarily tell the truth.” Trivers considered psychology “a joke.”
第三个分支是社会心理学,特里夫斯认为其太依赖自我报告了｡“你不能以人们如何回答问卷之间的相关性为基础,建立起一门学科｡”特里夫斯说｡“显然这不管用,首先我们大部分时候并不知道是什么让自己去做一件事,其次,我们也不一定会说实话嘛｡”特里夫斯认为心理学就是个“笑话”｡
So he stuck to justice and applied to law school. He selected the progressive law school at Yale, with Virginia as a backup, but neither accepted him, in part because of his mental health. “But for his mental illness,” says William von Hippel, a friend and collaborator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he would not be the famous scientist that he is. He’d be a well-to-do lawyer.”
所以他转而追求正义并申请了法学院｡他选择了耶鲁的进步主义法学院,并把弗吉尼亚法学院作为备选项,但都被拒绝了——部分因为他的心理健康状况｡“要不是他的心理疾病,”特里夫斯在昆士兰大学时的同事和朋友威廉·范希波尔说,“他不会是今天这个著名科学家｡他会是一个有钱的律师｡”
Suddenly without a clear path, Trivers heard about a job writing children’s books. He took his writing sample, an account of his breakdown, to Jerome Bruner, the Harvard psychologist running the project. “I was hired. Strange, eh？” He was assigned to write about biology, a topic he knew nothing about (hippo or rhino) and to work under the wing of the naturalist and bird expert William Drury.
突然不知通过什么方式,特里夫斯听说了一份为小孩子写书的工作｡他带上他写的样稿(讲述他自己精神崩溃的事),去见杰罗姆·布鲁纳——当时主持该项目的哈佛心理学家｡“我被雇佣了,怪不？”他被分配到博物学和鸟类学家威廉·特鲁里的麾下,题目有关生物学,一个他一无所知的主题(还记得河马和犀牛吧)｡
Together they would sit in the woods imitating bird sounds so they could watch avian courting, clashes, and cooperation. Under Drury’s tutelage, Trivers decided to become an evolutionary biologist. Upon discovering evolutionary logic, he says. “I knew I had found where I wanted to be.” He has called Drury “the man who taught me how to think.”
他俩会一起坐在树林下模仿鸟类的叫声,观察它们求偶､打架以及合作｡在特鲁里的指导下,特里夫斯决意成为一名进化生物学家｡在发现进化的逻辑之后,他说“我知道我已找到我想追求的东西｡”他称特鲁里为“那个教会我如何思考的人｡”
Trivers headed back to Harvard to earn a Ph.D. in biology, studying under Ernest Williams, a herpetologist. Trivers decided to study lizards in Jamaica and became enamored with the island—not least because he finds dark-skinned women attractive and says that at that time a white man couldn’t roam Boston with a black woman on his arm.
特里夫斯之后回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厄内斯特·威廉斯,一位爬虫学家｡特里夫斯决定去牙买加研究蜥蜴并从此爱上了这个岛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深色皮肤的女人很有吸引力,他还说,那时白人男性无法同黑人女性并肩徜徉在波士顿街头)｡
“So I always felt free down there in a way that I never felt here,” he says. He has lived in Jamaica on and off since 1968 and frequently falls into Jamaican patois, speckling his speech with its slang (pumpum, raashuol).
“所以在那里我时常感到在这里(美国)从来没感受过的自由,”他说｡自1968年起他便时常回到牙买加居住并且经常讲牙买加方言,他的句子从此不时点缀些牙买加俚语(pumpum屄､raashuol屌)｡
He has many tales to tell of Jamaica. One is a memorable stickup in an East Kingston club. That story begins when he visited the establishment after a hiatus, curious to see if things had gotten as bad as he’d heard.
关于牙买加,特里夫斯有很多故事可讲｡其中之一便是在东金斯敦俱乐部里被持枪抢劫,这事可谓终身难忘｡这个故事要从他闲来无事走进这家俱乐部讲起,他是个好奇的人,想看看事情是不是真有听说的那么糟｡
When he entered, two men put guns to his head as three more gunmen stood by. They pulled the money from his pocket and pushed him against a wall next to a man bleeding from the head. When the next victim arrived, Trivers dashed out the door. After reporting the robbery to police, he learned that they and the community had sanctioned the ambush as a form of extrajudicial punishment for the johns.
当他走进去,两个男人拿枪顶着他的头,旁边还站着三个持枪者｡他们拽出他兜里的钱,把他推到墙上,旁边就是个满头是血的人｡当下一个受害者进来时,特里夫斯夺路而逃｡在向警察报告了这起抢劫案后,他得知警察和这个社区是认可这类袭击的,并将其视作对嫖客的法外惩罚｡
But as a white man, whose death would have caused major scrutiny for the area, he was a surprise inconvenience. The robbers had let him flee. According to Trivers, one woman who saw him running down the road later said to him, “Massah, me nebber know white man could fly, until I see you go by.”
但是白人是烫手山芋,他的死会引起对这个地区的大规模监视,所以抢匪们放他跑了｡据特里夫斯回忆,一个看到他逃命的女人后来对他说,“妈呀,我原来都不知道白人还会飞,看到你我才信了｡”
Trivers also nurtured a family in Jamaica. He has two Jamaican ex-wives, five children, and eight grandchildren. One daughter is now the principal of a charter school in Harlem.
特里夫斯还在牙买加组建了一个家庭｡他有两个牙买加前妻､五个儿女和八个孙辈｡其中一个女儿现在是哈林区一所特许学校的校长｡
After finishing his Ph.D. in 1972, Trivers joined Harvard’s faculty. In 1977, he sought tenure, but the decision was pushed back three years because of his mental health issues. Instead of waiting, he decamp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with his wife and son in tow.
1972年博士毕业后,特里夫斯留在哈佛任教｡1977年,他谋求终身教职,但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连续三年被驳回｡他没有继续等待,而是带着妻子和儿子到了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
In Santa Cruz, Trivers met Huey Newton, then a Ph.D. student and the leader of the Black Panthers. They became close, and in 1979 Trivers joined the party—for which he says he’s done “an illegal thing or two.” Trivers still refers to himself as “my black ass,” which he picked up from Newton, who told him: “Bob, everyone’s ass is black if you look closely enough.”
在圣克鲁斯,特里夫斯遇到了休伊·牛顿,一名在读博士,也是黑豹党的领导人｡两人走得很近,在1979年特里夫斯加入了这个党｡特里夫斯说他自己曾为黑豹党“干过那么一两件非法的事情｡”特里夫斯如今还以“我这个黑屁眼”自称,这是他从牛顿那学来的｡牛顿曾对他说:“鲍勃,所有人的屁眼都是黑的,如果你离近点看的话｡”
Together they wrote an article for the magazine Science Digest about self-deception in the pilots of Air Florida Flight 90, which had crashed into the Potomac River upon takeoff in 1982, killing 78. A friend of Trivers, the Harvard butterfly expert Bob Silberglied, had died in the crash.
他俩一起在《科学文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1982年1月13日佛罗里达航空90次航班空难中飞行员的自我欺骗行为｡当时飞机在起飞时坠入波托马克河,共造成78人丧生,包括他的朋友､哈佛的蝴蝶专家罗伯特·希尔博格里德｡
Trivers was also drawn to the cockpit conversation replayed on TV. “You could hear the fear and rationality of the copilot,” he says, “and the overconfidence of the pilot, who showed fear only when they were in the air and it was too late.”
特里夫斯被电视上播放的驾驶舱录音所吸引｡“听得出来,副机长怀有担忧,很理性,”他说,“而机长过于自信,他在飞机离地以后才表现出担忧,但已经太迟了｡”
In their article, they analyze the NTSB tranｓｃｒｉｐｔ line by line. The copilot repeatedly expresses concern about snow accumulating on the wings, the need for more de-icing, and what he believes are faulty instrument readings. The pilot brushes him off. Finally, 49 minutes after their last de-icing, they take off. Without sufficient velocity, they pull up, and a few seconds later they stall. The plane grazes a bridge and plunges into the Potomac.
在那篇文章中,他们逐行分析了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副机长当时反复表达了对机翼积雪的担忧,认为需要再除除冰,还有仪器读数也不正常｡机长没理他｡最终在最后一次除冰后49分钟,他们起飞了｡在没有足够速度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爬高,几秒钟后引擎熄火｡飞机擦过一座桥梁,一头栽进波托马克河｡
“We imagine that presenting a falsely positive front may often have been advantageous to the pilot prior to Flight 90,” Trivers and Newton wrote, “giving him the illusion that skill plus overconfidence works in all encounters.”
“我们猜想,在飞90次航班之前,对这名机长来说,虚假的积极乐观一直都是有利的,”特里夫斯和牛顿写道,“这给了他一种幻觉,似乎技术加上过度自信就能应付任何情况｡”
The two began writing a book titled Deceit and Self-Deception, but the publishing house closed. Newton, Trivers recalls, “was a master at propagating deception, he was a master at seeing through other people’s deception, he was a master at beating people’s self-deception out of them, and like all the rest of us, he fell down when it came to his own self-deception.”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Black Panther newspaper, he called Newton a “heavyweight mind,” in comparison to the many “light- and middleweight minds” he found at Harvard.
两人开始写一本名为《欺骗与自我欺骗》的书,但出版社倒闭了｡牛顿“是个宣传欺骗的大师”,特里夫斯回忆道,“一个一眼洞悉别人骗术的大师,他精于把他人从自我欺骗中打回原形,然后他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当他从自己的自我欺骗中走出来时,他垮掉了｡”有一次《黑豹》报采访了他,他说牛顿是“重量级的思想者”,许多他在哈佛接触过的人相较之下只能算是“轻量级或中量级的思考者”｡
Trivers’ most detailed exploration of self-deception didn’t come until his 2011 book The Folly of Fools, where he explains that we fool ourselves in all realms of life—when overestimating our looks or abilities, when justifying our righteousness, when defending our power or privilege, when constructing false historical narratives. It’s all part of advancing our own agendas.
直到2011年《愚人愚道》出版,特里夫斯才对自我欺骗进行了详细论述,书中他解释说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愚弄自己——高估自己的能力和相貌､为自己的正直感找正当的理由､保卫自己的权力或特权､构建虚假的历史叙事｡这些都是为了达到自己某种目的而做的部分努力｡
“What I’ve done is found disciplines,” Trivers says. As to self-deception, “I lost a lot by being sooo slow to develop suuch an important idea. Had I written the paper in ’78 like I was supposed to,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whole science now.”
“我做的工作是建立范式,”特里夫斯说｡对自我欺骗理论,“这个理论太太太重要了,而我太太太晚才发展出这个理论以至于我损失了太多｡我本该在1978年就写下论文,我要是那样做了,现在肯定已经发展出完整的学科了｡”
In 1994, he moved to Rutgers to be closer to his children. There, he has continued to publish 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One area of interest has been body symmetry in Jamaican children as a measure of genetic ability to withstand stressors during development. In 2005, he co-authored a paper showing that more symmetrical Jamaican teenagers were rated better dancers. The study was featured on the cover of the prestigious journal Nature.
1994年他前往罗格斯大学,这样可以跟他的孩子们近一些｡在那里他继续就进化和人类行为发表文章｡当时他的一个兴趣所在是身体的对称性,他将牙买加小孩身体的对称性视作一把尺子,度量在发育过程中适应压力的遗传能力｡2005年,他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指出,身体更为对称的牙买加青少年在舞蹈方面表现更好｡这项研究被声名卓著的《自然》杂志选作封面报道｡
Later, however, another researcher had trouble replicating the findings, and Trivers took a closer look at the data. He found irregularities and concluded that William Brown, a postdoc and the paper’s lead author, had fabricated data. Trivers sought retraction from the journal, but Brown and Lee Cronk, a fellow Rutgers professor who had worked on the paper, denied any wrongdoing or mistakes.
然而另一名研究者在之后验证这项发现的可重复性时遇到了问题,特里夫斯也仔细检查了数据｡他发现了不合常规的地方,并得出结论:论文的第一作者､博士后威廉·布朗编造了数据｡特里夫斯试图从杂志上撤回论文,但布朗和另一位罗格斯大学的同事李·克朗克却否认存在任何不端行为或错误｡
(Von Hippel said Cronk’s position is a classic case of self-deception, because a Nature paper was more important to his résumé than it was to Trivers’.) Trivers self-published a book, The Anatomy of a Fraud, to back up his case. Rutgers conducted its own investigation and ca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s as Trivers.
(范希波尔说克朗克的行为是自我欺骗的典型案例,因为一篇发表于《自然》的论文对他的履历的重要性要远胜于对特里夫斯履历的重要性｡)特里夫斯自己出版了一本书《解剖骗子》来支持自己的立场｡罗格斯大学展开了调查并得出了同特里夫斯一致的结论｡
In 2012, he stood in Cronk’s office and called him a “punk” for continuing to deny the allegations. Cronk claims to have felt threatened, and Trivers was banned from campus for five months. (Cronk declined to comment for this article.) Nature finally retracted the paper in 2013, five years after the initial request. “For me to produce a fraudulent result, know about it, and not do everything to expose it and prove it is anathema to the essence of my identity,” Trivers says.
2012年,特里夫斯跑到克朗克的办公室,为他继续否认指控而叫他“废物”｡克朗克宣称他受到威胁,于是特里夫斯被禁止出现在校园,为期五个月｡(克朗克拒绝为本文就此事发表评论｡)《自然》终于在2013年将论文撤回,距初次发表已有五年时间｡“对我来说,知道自己伪造了一个结果却不竭尽全力去揭露它,是对我人格本质的诅咒,” 特里夫斯说｡
Trivers’ latest dustup with Rutgers began at the end of 2013, when he was assigned to teach a course on human aggression and he protested that he didn’t know the material. After much back and forth, he showed up in class and told his students the backstory. The university suspended him with pay for bringing students into the dispute, then withheld his pay for three months.
特里夫斯同罗格斯大学最近的一次纷争始于2013年底,当时他被分配去教一门关于人类攻击行为的课,而他抗议自己并不熟悉这个领域｡在几轮较量后,他最后还是出现在了教室里,他告诉学生发生了什么｡大学先是以将学生卷入纷争为由让他带薪停课,之后又扣了他三个月工资｡
“I am one of the most accomplished scientists they have ever had, period,” Trivers says in a characteristic but not inaccurate self-assessment. “Why not treat him well？” he asks. He has taken a dim view of the university and looks forward to a conscious uncoupling. “Honesty is not their strong suit,” he says. “Remember, we’re talking about New Jersey.”
“我是他们拥有过的成就最高的人之一”,他这话带着特里夫斯的风格,但这个自我评价却不能说不准确｡“怎么就不能对他(指特里夫斯自己)好点呢？”他问道｡他对罗格斯大学的前景感到悲观并主动寻求离开｡“诚实不是他们的强项,”他说,“记住,毕竟我们说的是新泽西州｡”
Trivers also had a talk at Harvard canceled once when he made a perceived threat against Alan Dershowitz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letters pages over their conflicting views on Israeli-Lebanese relations. He admits to writing many “strongly worded” letters to people. And he notes: “If I ask you a direct question and you don’t give me a direct answer, I will wheel on you and say, ‘Yes but what about the question I asked you？!’”
因为对以色列-黎巴嫩关系的相左认识,特里夫斯曾在《华尔街日报》的读者来信版面里猛烈抨击艾伦·德肖维茨,这让后者感觉受到了人身威胁,特里夫斯在哈佛的一次讨论会也因此取消｡他承认自己给人写过许多“措辞激烈”的信｡他还补充说:“如果我直截了当地问你一个问题,而你不直截了当地回答,那我就要穷追猛打,‘是的,可是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呢？!’”
When I asked Trivers how much blame he should take for the drama that surrounds him, he says, “I know I’m a hard man.” But he doesn’t see himself as violent. When he was kicked off campus for calling Cronk a punk, Rutgers sent him to a psychologist for threat evaluation.
当我问特里夫斯,对于这些围绕你的这些争议,你自己负有多少责任,他回答“我知道自己是个不好相处的人｡”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暴力｡当他因为叫克朗克废物而被踢出校园时,罗格斯大学给他找了个心理学家进行威胁评估｡
“After an hour and a half, the psychologist says to me: ‘You know something, Dr. Trivers？ You’re not a danger to anyone, including any of your colleagues. Your problem is you call stupid people stupid, and if they have power over you, you get blowback.’” Trivers told me this not a minute after framing an off-the-record comment with: “Please, I will get violent if I see this in print, and I’m not joking.”
“一个半小时后,这位心理学家对我说:‘你知道吗,特里夫斯博士？对任何人你都不是一个威胁,包括你的大学同事｡你的问题是你管笨蛋叫笨蛋,如果他们能奈何得了你,你就有得好受｡”特里夫斯在告诉我这些之前没多一会儿的时候曾说过,他的某句评论可不能传出去｡他是这么说的:“拜托,我要是看见这句话印出来的话,我肯定会动手打人的,我不开玩笑｡”
But this hard man is trying to change. He relies on strategies he developed years ago for managing his emotions, including something resembling prayer. He put religion aside at around age 13, “because math was a hell of a lot more interesting than ‘begat begatbegat.’ And there was this litt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13-year-old girls.”
不过这位不好相处的人也在试着改变｡他依靠一套自己多年前开发出的办法来管理情绪,其中一种办法类似于祈祷｡他13岁时便抛弃了宗教,“因为比起什么‘以父之名’,数学要他妈有趣得多｡而且宗教这玩意还和13岁的女孩子有矛盾【编注:这里特里夫斯大概是在吹嘘他13岁时就懂得泡妞了】｡”
Now, he wishes he hadn’t neglected it so much. He doesn’t believe in a god who listens: “How does God have any time left for my moaning and groaning？ It’s insane.” Instead, it’s more a meditation. “I pray to keep my anger under control, to be more compassionate, for forgiveness, but I regard myself as talking to different parts of my own psyche.”
现在,他后悔自己当时如此地忽视宗教｡他并不相信有一个会倾听的神:“神怎么会有时间来听我抱怨？这太扯了｡”他的祈祷更接近冥想｡“我祈祷我的愤怒得到控制,自己更加悲悯,我祈祷得到宽恕,但我总感觉,我这是在和自己灵魂的不同部分对话｡”
Trivers sees himself doing another five to ten years of research, but he describes his current contributions as more humble. He pumps out papers on lizards and knee symmetry in runners, which he admits, were “designed to fly me to Jamaica at someone else’s expense.”
特里夫斯认为自己还能做上5到10年的研究,但他认为自己目前的贡献远不如前｡关于蜥蜴和跑步运动员膝盖的对称性,他撰写了大量论文,对此他说“用处也不过是能让我花别人的钱飞来牙买加罢了｡”
Yet one recent idea emerging from his interest in self-deception appears to have real significance: Research shows that older adults are biased toward paying attention to and remembering the positive over the negative and that they don’t dwell in negative moods, a phenomenon called the aging positivity effect.
然而他对自我欺骗的关注最近孕育了一个新观念,这一观念可能具有巨大的价值:研究者们发现年长些的人总是偏向关注和记忆正面的事情而忽略负面的,他们不会长时间陷在负面情绪里,这一现象被称作“衰老的正面效应”｡
There’s been no functional explanation, and it would seem that such a bias could be dangerous by blinding people to hazards. But Trivers notes that positive moods improve immune function, and older adults have a greater need for a strong immune system to fight off tumors and other ills. So maybe we’ve evolved to cheer ourselves up as we age just to boost immunity.
对这一效应现在还没有有效的解释,而这一对正面事物的偏执会让人们对危害视而不见,因而可能造成危险｡不过特里夫斯注意到,积极的情绪会增强人体的免疫机能,而年长的人需要一个强健的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和其他疾病｡所以,也许我们就是这样进化的:越老就越充满正能量,从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He suggested the idea to von Hippel, who didn’t buy it. Why would natural selection shape old age, after we can no longer reproduce？ But, Trivers argued, you can still help raise your grandchildren, who carry your genes.
他把这一理念跟范希波尔提起,但后者一开始并不买账｡自然选择为什么在我们失去生育能力后,还让我们老当益壮？但特里夫斯争辩说,在你老了之后你仍可以帮助养育孙辈,他们身上仍然携带了你的基因｡
Von Hippel ran a test that found that in older adults, a greater positivity bias correlated with stronger immune function. So they published the findings in 2014 in Psychology & Aging. Now they’re working on a longitudinal study to see if positivity predicts later immune function.
范希波尔做了验证,发现专注正面事物的年长者确实拥有更强健的免疫功能｡于是在2014年,他俩在《心理学与衰老》上发表了这一发现｡现在他们正合作一项纵向研究,以验证积极的心态是否会带来免疫力｡
Trivers refrains from making grand predic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 but he has certain interests. David Haig’s work on genetic conflict excites him, as does von Hippel’s work on aging. And he’s just applied for a yearlong fellowship at Harvard to study honor killings. “How in the world,” he wonders, “do you select for, if indeed you do, murdering your own daughter？”
特里夫斯不会预测进化理论会有如何广阔的前景,但对这一理论他颇有兴趣｡David Haig关于基因冲突的研究､范希波尔关于衰老的研究都让他兴奋｡而且他刚刚申请了哈佛为期一年的研究员职位,以研究“荣誉谋杀”现象｡“在这个世界上,人怎么会选择——如果真的是自己选择的话——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呢？”特里夫斯对此感到疑惑｡
He also has a lifetime interest in homosexuality—another genetic conundrum—and plans to write a review paper. “I enjoy trying to think through those kinds of problems,” he says. “As a theoretician you’re attracted, or you ought to be, to precisely those phenomena that seem to contradict your theory, and the deeper the better.”
他对同性恋现象——另一个遗传学的谜题——也抱有持续的热情,并打算写一篇综述论文｡“我很享受思考这些问题,”他说,“作为一个建立理论的人,你被,或者说你理应被那些与你的理论相悖的现象所吸引,越是痴迷就越好｡”
Eating dinner at a Thai restaurant with Trivers, I mentioned that a colleague of his had painted him to be something of a badass. As evidence I noted the time he stabbed the home invader in the neck. “That’s a badass？” he inquired between slurps of soup. “That ain’t a badass. That’s someone protecting his f*cking life. I came an inch from being killed, man.”
和特里夫斯在一家泰国餐馆吃饭时,我提到他的一位同事曾把他描述成一个混蛋｡作为证据,我强调了那次他曾捅伤一位非法闯入者的脖子｡“那叫混蛋？”他一边喝汤一边质问,“那不叫混蛋,那他妈是保命｡我差点就被干死了,老兄!”
Fair enough. But hurting his case, he went on to describe his response to the criminals’ lenient sentences. “I chased down both of them, because I had to,” he says. “Since the police aren’t disciplining them, I will.” One morning he spotted one of the men and pulled his car over.
言之有理｡不过接下去他描述他对轻判罪犯的反应,可就要为他减分了｡“我对这俩家伙穷追不舍,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他说,“既然警察不去规训他们,那我来｡”一天早上,他认出了罪犯中的一个,然后停下车｡
“‘Listen,’ I say, ‘If you want to rob me, you rob me at the roadside. Don’t rob me in my own home. That’s where my children live, that’s where my guests are. I will kill you three times over. In fact…’” As he started to get out of his car, Trivers says the man ran backward. (Helpfully, Trivers boxed in boarding school at Andover; but still, during one separate altercation, he ended up with an ice pick to his hand.)
“‘听着,’我说,‘你要是想抢我,那你就在路边抢我｡别在我家抢｡那是我孩子生活的地方,是我客人到访的地儿｡你再那么干,信不信我让你死透？实际上……’”特里夫斯说,当他准备下车时,那家伙倒退着跑开了｡(特里夫斯在安多弗的寄宿学校练过拳击,不过,在另外一次争执中,他最后还是操起了碎冰椎｡)
Today, Trivers retains vitriol for those who don’t see the legitimacy in his work and the research it’s spawned. According to von Hippel, people reject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for ideological reasons. Those on the right fear that it absolves us of responsibility, while those on the left fear that accepting inherited differences hinders the goal of social equality.
今天,特里夫斯仍然对那些看不出他所做工作及其孵化出的研究的合理性的家伙们冷嘲热讽｡据范希波尔说,人们拒绝进化心理学是处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右派担心进化心理学会解除我们身上的责任,而左派担心承认天生差异会对阻碍实现社会平等这一目标｡
Trivers says that many feminists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ists regard him as “the devil.” In return, he calls them “feebleminded” and “stone nuts.” More genes are expressed in the brain than in any other tissue, he notes, and to ignore the partnering of nurture with nature is “ludicrous, if you have any serious interest in reality or science.”
特里夫斯说,许多女权主义者和文化人类学家将他视为“魔鬼”｡而作为回击,他管他们叫“玻璃心”和“石化脑”｡他指出,比起其他组织,在大脑里得到表达的基因更多,忽视后天习得和先天遗传的共同作用是“可笑的,要是你对事实和科学还有一丝严肃态度的话｡”
Trivers feels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evolutionary biology has given him. It’s taken him around the world to wild and often unwelcoming places, and it’s given him the tools to analyze what he’s seen, from lizards to lovers’ quarrels to leftist movements. “In short,” Trivers writes in his memoir, “I signed on to a system of thought that allowed me to study life and live it, sometimes very intensively.”
特里夫斯对从进化心理学那里得到的一切都心存感激｡进化心理学带他走向世界各地,去到荒僻､甚至往往不友好的地方;给他分析所见所闻的工具,从蜥蜴到情侣争吵再到左翼运动｡“一言以蔽之,”特里夫斯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献身于一个思想体系,它让我可以研究和体味生命,而且这一过程有时还颇为激烈｡”
（编辑：辉格@whi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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