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假期》是一本由[智利]保丽娜·弗洛雷斯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假期》精选点评：
●少年迷惘+女性力量 有一阵没有读到余韵这么悠长的短篇小说集了
●刷新对拉美文学的认知。不止有魔幻现实。
●处女作还是有一些稚嫩的地方，比如对于顿悟的描写，会显得很唐突，省略会更好，但整体还是很不错的。拉美文学真的不只有“魔幻现实主义”。比较喜欢《塔尔卡瓦诺》和同名短篇，篇幅最长的《幸运如我》则让人有理由期待这位智利小姐姐的长篇
●失败的父亲和异化的女性
●好像有人把枪顶在脑门上扣下了扳机
●幸运如我，每日无非等待着这世界从光明变成黑暗。
●最喜欢《奇耻大辱》。
●嗯，因为私人关系认识了作者，感觉是个非常敏感的女孩，因而很多故事的细节给我很相似的童年共鸣，而我个人不是人喜欢缅怀过去的人。期待她的下一部作品
●残暴的温柔
●“一个作者如果开始反复写自己的故事就会变得非常无聊。”盖普里说的果然没错，看一两篇还行，看到后面简直犯困。
《最后假期》读后感(一)：关于《特蕾莎》
特蕾莎，作为一个假借的名字，在文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回忆年少时候在超市撒谎，第二次是故事主线中，女主告诉男人姓名时撒谎。虽然都假借他人之名，但两次撒谎的性质并不一样。第一处撒谎，是小女孩的自尊，有着本能般的反应。第二次撒谎则是对自己的艳遇进行道德上的豁免。两处不诚实并没有巧妙的特殊联系。所以我不明白作者这样做的意图。
关于最后的反转。交代的信息太少，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但我认为并不精妙。这种刻意的省略并没有像海明威那样达到冰山的效果，只是觉得作者没讲清楚。比如小女孩和男人的关系，这个男人是不负责任的父亲吗？最后的反转，女主带小女孩走，是对他的惩罚吗？或者甚至刻意解读出这个男人是人口贩子？女主解救了她？那她还有心情和男人做爱？所以大概率是女主为了惩罚男人作为父亲的失职，而带走小女孩。但这样也很难解释，这种反转是为了什么。。。
文中大段地性爱描写，我也觉得是一个刚学会写性爱的作者陷入到自己的幻想当中。。。
在行文上，不知是译者还是原作就是如此，总感觉用词不佳，一些描述性质的话语，笨拙而不准确。voice也不是我喜欢的。
《最后假期》读后感(二)：《最后假期》赏析
001 奇耻大辱
这就是得了波拉尼奥短篇小说大奖的那一篇，即便不做预设，我也非常喜欢。这篇作品的内涵似乎可以套用“生命中微小而重要的事件”这个概念，很好地利用长女与爸爸的视角差暗示了这场误会的根源——父女双方互不了解，而这一点其实从第6页就可见一斑：“她一直寻找招聘教师,面包师、助手、保安、销售员,司机和更多的保安广告,却没有察觉这些职位让爸爸感到多么别扭。”
长女西蒙娜自以为了解她的爸爸，殊不知亲近的人未必熟知，在她眼中爸爸“俊美不凡！他完全可以和路易斯·马吉尔———地球上最英俊的男子媲美”，可主观的预判使得她忘记了爸爸已因为失业的打击而变得“面容邋遢，越来越病恹恹”，招聘广告里的“各年龄段”和“男性女性”则悄悄为后面的反转埋下了伏笔，毕竟憔悴不堪的爸爸哪里有女儿们适合当模特呢！依靠年幼的女儿养家糊口的可能？这念头就算仅仅只是一闪而过，也让爸爸本就已饱经跌堕的自尊更加低落，生气是无能的表现，内心破碎的爸爸只能对着自己发火。而西蒙娜还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信息不对等永恒。
016 特蕾莎
这篇小说的最佳切入口是谎言。特蕾莎，并不是女主的名字，而是女主最好朋友的，她使用这个名字出于自我保护或方便。你看到的一切都是谎言，神秘男人不是小女孩的父亲，那间简陋的桃色公寓不是家，递过来的那杯红酒喝了也尝不出品质，女主在图书馆并没有在看《民法》……唯独狗看穿了一切，“狗爱对着鬼和贼叫唤”。谎言固然美丽，但正如性伙伴不是爱侣，“小鸟形状的蝙蝠”还是蝙蝠，最初女主以为狗是对着自己叫，后来想明白其实是对着那个男人叫，浪漫邂逅是假，人口拐卖是真，克劳蒂娅解救女孩逃出生天。
033 塔尔卡瓦诺
这是一个《伴我同行》式的感伤故事，十二三岁的小伙伴们计划着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渴望着试炼勇气的冒险，谁的童年不是这样？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也曾跟院子们的伙伴们做着在小区里挖条地道的美梦，有人挖坑有人放风，最终我们只挖了不到半米，因为说到底连个像样的工具都没有，用树枝、木板乃至于自己的手，起初我们热情高涨，后来我们被任务的艰巨跟一堆堆泥土掩埋的填充垃圾泄了气，可回到家里我们依然做梦，梦想挖穿这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区回到过去，回到去大杂院甚至洞穴里的那种情谊。说我夹杂私货吧，因为只有相似的经历才能类比，我想这篇小说是具有一定自传意义的，小镇童年，闪一阵光就暗淡平庸下去的人，成长的岔路口，对渐行渐远的初次经历跟不习惯……太多太多，我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写作文写起童年都很伤感，也许笑中带泪就是童年的打开方式吧。
060 忘记弗莱迪
这是一个失恋的故事，但负心汉的名字可不叫弗莱迪；弗莱迪是恐怖片《猛鬼街》系列里魔鬼的名字，他擅长在睡梦中杀人。那么小说的题目该怎样理解呢？
原文第65页写道“她也会在浴缸里待上几个小时。她沉入水中,呼出一口气吐出泡泡,然后屏住呼吸。她在水中睁开双眼,等着奇怪的事情发。她期待着能隐约看见模糊的水面上出现一个鬼影,或是一只手伸进来掐住她的脖子。恐怖片里都这么演。每当女主角泡澡的时候就会遇上奇怪或者意外的事情。过去她总觉得这种画面又假又傻,唯一的目的不过是让观众看到女演员的裸体。当弗莱迪试图在一个人的每个梦中杀掉她时,她会把自己关进厕所借着烛光洗澡。但现在她明白了这种情节有其真正的复杂性:每个女主人公也有母亲,和她的母亲一样,看到女儿心神不宁就提议她洗个澡。‘好啦,你去准备洗个澡,忘记那桩谋杀吧。’”
作者反了个恐怖片的套路，其实不提弗莱迪，许多人看这篇小说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吧，可实际上作者宣扬的是洗澡洁净心灵的功效，小说里涌入了许多女主的情绪，但又随着拔出塞子放空浴缸这一动作带走了身心的疲惫，过多的解读没有必要，跟女主搬家时装进垃圾桶的日记一样“继续背负着它们生活毫无意义，因为实在是太重了。”
失恋固然痛苦，生活还要继续。
082 娜娜阿姨
quot;Some are mothers. "
———《本杰明·巴顿奇事》
098 美利坚精神
这简直是一个村上春树式的故事。
111 莱卡
非天文学爱好者知道莱卡很可能是通过《斯普特尼克恋人》这本小说，后来的许多文艺作品都对那条孤独死去的狗有所映射，举得出来的例子有《太空丹迪》第八集、《巴黎，我爱你》第七个短片、德里克•佩特斯收录在漫画集《惊爆点》里的漫画短篇《莱卡》（后浪漫已引进出版）等等……然而在本篇小说中，莱卡是浪漫积极的象征，更是一个天文学意义上广阔宇宙的象征和隐喻，是促使费德把何塞法与其他庸俗女孩区分开的见证———费德热爱天文但学习不好，何塞法知道理解那么一点他的爱好，莱卡是他们两个专属的暗号。
122 最后假期
童年的经历或多或少、或好或坏地决定了人的一生，就像程序内部的核心代码。世上固然没有后悔药，但人都有设想另一种人生轨迹的时候，假如我不是我，那一切会怎样？最后假期代表了一个人生的分岔口，有些习惯会保留终生，有些影响会遗留多年，那也就是小径的第一次分岔。
150 幸运如我
幸运如我更多是一种自嘲的说法，这篇小说有两条时间线，以妮科尔为视点的要早一些（其实“美少女战士”、“圣斗士星矢”的电视放送跟“Youtube”、“Facebook”、“汤博乐”、这些互联网站之间的对比就是暗示）。
故事以丹尼丝的窥视开头，采用了倒叙的手法，我们要到很后面才会知道把丹尼丝房间当作爱巢的正是“楼梯情人”，而临近结尾的部分才会晓得那个女邻居与另一条线中的主要角色“卡洛琳娜”同名。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美少女战士的出品是在1992年，而故事中丹尼丝的时间线在2011年以后，因为故事中提到了拉斯·冯·提尔导演的《忧郁症》，该片上映于2011年，两条线的时间差应该超过二十年，但是“楼梯情人”的年纪都在四五十岁左右，而小卡洛琳娜当时只在上小学五年级，年龄无论如何都对不上。除非这是一个作者疏忽导致的Bug，有这种可能吗？
前文《最后假期》里的时间背景是2010年夏天，里面提到了母亲送给儿子一台二手的PS1作为生日礼物这个情节、而当时的PS1已经停产四年甚至PS2也已经进入了末期，我没有较真一台1994年出品的机器怎么会在孩子眼里有那么大的魅力，足以盖过街机厅，毕竟我不了解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消费水平。不过此卡洛琳娜是否是彼卡洛琳娜好像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
丹尼丝很多时候根本是庸人自扰，声称害怕孤独所以选择讨厌独特（但当朋友说自己的照片也是很棒的时候仍为那个“也”字心烦），亲自拒绝了“法国姑娘”亲近亲近的请求，还自以为世故地说生活经验只会让人痛苦。总把人往坏处想，觉得来收取公共费用的女邻居总站在阳台是为了听到什么八卦消息却没有想到人家是有那个欣赏月亮的雅兴。正如丹尼丝最后所反省的，“她的孤独和消极导致了她的失败。”
亡羊补牢，犹未迟也。最后敲门的会是旅行归来的“法国姑娘”吗？如果是，我希望卡洛琳娜这一次能够重新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
《最后假期》读后感(三)：译后记（by 侯健）：“我的故事会让人感到难过，不过我却认为在这种悲伤难过之中存在着某种美”
作者=侯健（《最后假期》译者之一）
智利作家保丽娜·弗洛雷斯（Paulina Flores）第一次听到保丽娜·弗洛雷斯的名字是在2017年的4月，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向我提起了这位年轻的智利女作家，说她写了一本据说很精彩的短篇小说集，西文书名叫Qué vergüenza，刚巧我要在同月到西班牙去，于是当即表示会把书买来读一读。我在马德里的中央书店很顺利地找到了这本书，它静静地躺在“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书柜中，封面朝上，十分显眼，红色的书腰上写着保丽娜凭借此书获得的文学奖项以及名作家们和各大媒体的推介语。我将书拿起来翻看了一下，九篇故事，近三百页，对于一位刚出道的作家而言已经算是比较厚实的作品了，更何况书还是由著名的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的。更让我意外的是封面上大大的“第4次印刷”几个字，我翻到版权页：2016年9月第一版，2016年10月第二次印刷，2016年11月第三次印刷，2017年1月第四次印刷，这本书竟然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印刷了四次！“保丽娜·弗洛雷斯。”我心中默念了几遍这位激起了我极大好奇心的作家的名字，付过钱，离开了中央书店。
我是在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上把书读完的：马德里的地铁、开往市郊的“小火车”、往返于马德里和维尔瓦之间的火车、回国的飞机……九篇故事有相似之处，例如多以青少年的视角展开描写（保丽娜本人曾对此解释说：“青少年时期发生过的某些小事最后会被证明对你的人生影响深远，[……]而且这中间存在着某种游戏，很多时候成年人会通过青少年的视角来审视自身。”），围绕着书名中的“vergüenza”（关于书名，我在下文还会提到）以及成长作为核心主题展开叙述等，但是细细品来这些故事又各有不同，作者细腻笔触下描绘出的智利社会中下阶层的众生相让人回味无穷：在《奇耻大辱》中，两个女孩本来试图帮助自己的父亲摆脱窘境，却使他陷入了新的“奇耻大辱”之中；《特蕾莎》讲述了一段关乎欲望、诱惑及权力掌控的故事，却在结尾处迎来了出人意料的逾越和反转；在《塔尔卡瓦诺》中，看上去勇敢无畏又肆意妄为的“忍者”少年们终究摆脱不掉悲惨现实的阴影；《忘记弗莱迪》中的女主人公则注定无法忘记生活中的诸多痛苦经历，只能“如同干涸的河底的石头”一样被掏空身心；《娜娜阿姨》在短短十数页纸中讲述了一个关于亲情、成长、离别、死亡的故事；《美利坚精神》像是微缩版的《酒吧长谈》，通过两位前同事的对话揭示出彼此共同经历中的重大秘密；《莱卡》给孩子们纯真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情色的阴影；《最后假期》中，主人公在两种天差地别的人生道路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篇幅最长的《幸运如我》中看到童年时期的自己，并在成年主人公身上感受到那种似曾相识的孤独感，乃至无可奈何地发出“幸运如我”的自嘲和感慨。
短篇小说集《最后假期》，短经典系列编号：40孤独、挫败、失落、彷徨、羞愧……保丽娜·弗洛雷斯描绘出了智利中下阶层的悲剧性现实，而且在她的笔下，这种悲剧性似乎是天生的、是不可逆的，生于悲惨世界的人们无论如何挣扎都难以摆脱命运的束缚。不过就像作家本人所言：“我的故事会让人感到难过，不过我却认为在这种悲伤难过之中存在着某种美。”
也许是同样在这些故事中感受到了美，我立刻向那位编辑朋友反馈说保丽娜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作家，这本短篇小说集也很值得被引进过来。
再次与这本书结缘是在同年8月，由我与夏婷婷翻译的《饥饿》一书的作者马丁·卡帕罗斯受邀出席上海书展，我也一同参加了马丁在上海的诸多活动。在与九久读书人的几位编辑朋友们吃饭时，有编辑透露说2018年很有可能还会请西班牙语作家来参加上海书展，“一位智利年轻女作家”，“是保丽娜·弗洛雷斯吗？”，该编辑给了肯定的回答。原来，早在2017年上海书展时，受邀来华的智利新锐作家亚历杭德罗·桑布拉就极力推荐过曾在他举办的写作课程中进行过学习的保丽娜·弗洛雷斯，于是保丽娜的引进和受邀就顺理成章了。
连续三年有西班牙语作家受邀参加上海书展，这似乎可以说明目前我国对西班牙语文学作品的热情和期待程度在不断升高。实际上，西语文学从上世纪初开始就被零散地译介到了国内，但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西语文学的译介才逐渐系统化起来，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奖、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事件使得国内兴起了一股“拉美文学热”，不过这股热潮在九十年代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逐渐消退了下来，在笔者本人于本世纪初就读大学本科期间，为了找到一本《百年孤独》的汉译本都要费尽周折。在进入新世纪大约十年之后，西语文学汉译的热潮又再次出现了，不仅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这样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再版和新译，如上文提到的亚历杭德罗·桑布拉、安德烈斯·纽曼、圣地亚哥·隆卡格里奥罗（现有译本译为龙卡略洛）等中生代作家也纷纷被引进，而像罗贝托·波拉尼奥这样在国际文坛都大火大热的作家则更是在我国拥有了大批读者，西语文学的这种火热程度在十数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2010年，极富盛名的英国《格兰塔》杂志评选出了22位年纪小于三十五岁、极具潜力的西班牙语年轻作家。在当时，这份名单里的作家尚无人被引入我国。八年之后，不仅当年位列名单之内的亚历杭德罗·桑布拉的几乎全部叙事文学作品被译介了过来，如今甚至连其门下弟子的作品都同样被译成了中文，要知道，保丽娜·弗洛雷斯出生于1988年，而在不久之前被译介到我国的墨西哥女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也仅比保丽娜年长五岁，出生于八十年代的西语年轻作家们在各自国家崭露头角的同时也在遥远的中国拥有了自己的读者，这在西语文学汉译史上还是首次。
这种同步性使得中国学者和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西语文学作品的最新特点，走出拉美文学只有“文学爆炸”“文学爆炸”只有魔幻现实主义的思维误区。以保丽娜·弗洛雷斯为例，她本人就曾坦陈自己并不喜欢“文学爆炸”，她认为“文学爆炸”给许多拉美新生代作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不禁想起了“爆炸后一代”“文学爆炸孩子辈”“文学爆炸孙子辈”等诸多对拉美文学的分类称呼）。她说：“比起‘文学爆炸’的作家们，我更喜欢读波拉尼奥的作品，读过波拉尼奥我才真正放松了下来，因为我发现并不是所有拉丁美洲作家都要写魔幻现实主义。我喜欢波拉尼奥，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
虽然参加过亚历杭德罗·桑布拉的写作培训班，但是保丽娜·弗洛雷斯认为自己更多地是从女性作家身上学习的写作技巧，而她本人最推崇的作家则是艾丽丝·门罗。如果说波拉尼奥使得保丽娜·弗洛雷斯在写作风格上“放松了下来”，那么艾丽丝·门罗则让她在文体类型方面卸下了重担：“我周围的人都认为只有创作出长篇小说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作家，是门罗让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同时，保丽娜还认为专注于描写团体、集体的“文学爆炸”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个体才是如今这个新自由主义世纪的核心，我们已经不再属于集体的时代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大多都是描写整个民族、整个集体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是属于个体的，是极为自恋的。”也许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保丽娜的这本短篇小说集。
既然回到了手头这本书上，那么不妨由我来解释一下本书的书名。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这本书的西语书名为Qué vergüenza，这同时也是书中一则短篇的标题，即《奇耻大辱》。不过在西班牙语中，vergüenza这个单词含义众多，可以理解为羞辱、羞愧、廉耻、害羞、羞怯、窘急、窘困、耻辱等。实际上，vergüenza一词的这些含义遍布在整本书中，是贯穿所有九个短篇的关键词汇，因此选择任何一个释义、或者直接套用《奇耻大辱》作为书名都会显得有些美中不足。于是在经过多方商讨之后，大家最终决定选取书中另一则短篇《最后假期》的标题作为全书的书名，因为本书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成长，而《最后假期》这则故事的主人公通过自己的选择告别了最后的假期、告别了青少年时代，似乎也是对全部九则故事这一共有线索的总结。书名上的这种变化究竟是好是坏，恐怕只能留待读者们判断了。
全书共有九则故事，其中《奇耻大辱》《特蕾莎》《塔尔卡瓦诺》《忘记弗莱迪》《娜娜阿姨》和《美利坚精神》由裴枫老师翻译，《莱卡》《最后假期》及《幸运如我》由本文笔者翻译。
就在写这篇译后记之前不久，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位朋友发布的状态，大意是说她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唠唠叨叨地写后记、译后记，她认为应该把解读文本的权力还给读者。作为胡里奥·科塔萨尔“共谋读者”理论的拥趸，我十分同意这位朋友的观点，不过却也依然还是想写点什么，因为我在上学时所读的汉译西语文学作品基本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翻译过来的，那时候的译本有个特点，就是几乎每本里都有“译者前言”或是“译后记”，我对西语文学最早的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些译者的文字中得来的，于是如今自己成为了译者，也便顺理成章地想继续用一点文字和读者们分享一些想法。
在结束此文之前再做一预告，据保丽娜·弗洛雷斯本人透露，她的下一部作品将是一本带有悬疑因素的长篇小说，希望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该书中译本的面世。又想起了朋友圈中那位朋友的话，不如就此打住，希望还不算“唠叨”。
《最后假期》读后感(四)：保丽娜•弗洛雷斯对谈邓安庆：青年一代如何书写故乡？
时间：2018年8月18日 19：00—20：30
地点：上海建投书局
对谈嘉宾：保丽娜·弗洛雷斯（智利作家），邓安庆（作家）
现场主持/翻译：姚云青（西班牙语文学译者）
姚云青：我们现在开始。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抽空来到这里参加这场对谈活动，我是这次对谈活动的主持兼翻译。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现场，一位是从智利远道而来的女作家保丽娜·弗洛雷斯，她是来参加本次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嘉宾，今天会为我们带来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后假期》背后的故事；另外一位对谈嘉宾是邓安庆老师，他是一位与保丽娜·弗洛雷斯同辈的80后青年作家，代表作有《纸上王国》等。
今天我们会请两位作家就中国与拉美文学的交流进行对话，并且会着重谈一下两位青年作家各自的创作历程，以及他们作品当中不约而同地出现的一个重要主题——“故乡”。除此之外，今天读者会有机会在现场购买到两位作家的作品，也可以请作家签售。
我们现在开始，先请两位作家给大家作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是来自一位智利的作家，我最近在中国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最后假期》，其中包括九个短篇故事。这本书在智利出版时名为《奇耻大辱》，在中国出版时改用了另外一个名字《最后假期》。我现在在着手创作自己的第二部作品，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很高兴这次能借上海书展和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机会应邀来到中国，与大家进行这样一次面对面的文化交流。
Qué vergüenza目前无人评价Paulina Flores / 2016 / Seix Barral最后假期8.7[智利]保丽娜·弗洛雷斯 / 2018 / 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家都说书越来越没有人看，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大家都更喜欢在网上看一些轻快的东西，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还有这么多读者来到这家美丽的书店，参加这样一场充满书香气息的文化活动。我觉得这会是一场很有文化意义的交流活动。
邓安庆：大家好，非常高兴能与保丽娜女士在这里有这样一场对谈活动，我知道现场有一些朋友在豆瓣上说自己下午就过来了，我觉得很惭愧，让你们等这么久，很不好意思。（建投书局）这里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书店，能在这样一个场合跟大家会面，我非常荣幸，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
▌当初和你一起写作的朋友还在写吗？关于如何成为一位作家
姚云青：接下来想请两位作家聊一下他们作品当中的共通之处。我会先请他们聊一些与今天主题相关的问题，接下来两位作家可以自由交流。
首先想请两位作家谈一谈自己的写作经历。大家都很好奇两位作家是如何成为作家的，而且我们特别想请保丽娜·弗洛雷斯多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比较了解一个人在中国成为作家的路径，我们想特别了解一下，在智利，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他/她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其实算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作家，因为我在大学学习的专业就是西班牙语言文学，我选择这个专业倒不是因为自己当时就想成为一名作家，更多是因为机缘巧合。但是当我真的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文学专业时，我发现自己确实非常喜欢这个专业，另外我也很有幸接触到一些非常好的老师，并且因为这个专业的缘故，我看了许许多多的书，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我那时比较喜欢莎士比亚和福克纳的作品，这些经典作品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另外我在文学专业当中学到了很多与文学理论有关的东西，正是在大学所受的这些文学教育开启了我作为作家的第一步。
除在大学所学的文学专业之外，另一个对我非常有影响力的经历是，在智利，很多人一上大学就会搬出去住了，我也不例外。我十八岁离开家和朋友们合住在一起，与大家组成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我的朋友们普遍比我大一些，大五岁左右，而这群朋友又恰好是比较偏文艺青年的类型，大家都很喜欢写作，我最早也是为了更好地融入这个圈子才开始写作的。现在回想起来，最开始的这段经历是非常浪漫的，也非常感人。我们一群青年在一起练习写作，每天早上写作自己的东西，下午互相评论，互相欣赏对方的作品，这是一个充满友谊的创作历程。
虽然听上去比较浪漫，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当一个作家需要克服多少困难，但我却知道，当一个作家至少是需要经过很多练习的。就算你很有天赋，如果想很好地掌握一门语言、掌握文学的技巧，你还是需要大量的练习。我的这段经历虽然看似浪漫，却也是脚踏实地不断练习的一段写作经历。
邓安庆：（我成为作家的经历）后半段可能跟保丽娜是一样的。九久读书人出版的这本《纸上王国》，是我七年前出的那本书的再版书，之所以会有“纸上王国”这样四个字，是因为我小时候九岁的时候，当时我老家在湖北黄冈，我们家对面就是江西，我们黄冈这边的土地税非常贵，江西那边的土地税便宜一点，所以我爸妈就跑到江西种地去了，我九岁就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当时大停电，那个时候经常没有电，所以也就看不了电视。那个时候我家里只能看书，但是我在农村也没有什么书看，我们家里只有两本书，一本书是《毛泽东选集》，因为我爸当年是做党委书记，他有这个书，还有一本是我哥哥的地理书。我小时候真的把那本《毛泽东选集》看完了，那时候阅读非常匮乏，包括地面上的一个纸片都忍不住拿起来看。
纸上王国7.4邓安庆 / 2018 / 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地理书，地理书上有地图，有地图的话我觉得那些地图很美，那时候我就去小卖部买来白纸，模仿地理书上的中国地图来画。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中国中等以上规模的所有城市的名字我都记得很清楚，包括每条大的山脉河流——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信息干扰你，也没有电视，没有其他的电子产品，所以你能记得特别牢。这些东西会让我特别喜欢画地图，到了后面我不满足于模仿地理书上的地图，我就想画我想象中的地图，我想象中的某个星球、某个地图，所以我就买白纸画我想象当中的地图。我的地图上像地球一样有很多的大洲，我就给它们命名，每个大洲有不同国家，我就给每个国家命名，每个国家应该有不同文字，所以我给每个国家创造文字。因为有文字，这意味着得有人来使用这些文字，所以我就创造人。因为有人，所以人和人之间必然有故事，我脑子就想这个人、那个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画地图让我度过了我童年的时间，因为我童年基本上是一个留守儿童，我九岁就自己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洗衣服、自己一个人睡在家里，自己一个人打发漫长的时间。所以每天晚上我就会想，我想象当中的那些星球上的那些人现在在干吗，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等上了初中以后，我寄宿在初中的宿舍，因为逐渐掌握了更多的语言，我就尝试着把我想象当中的故事写下来，这就是最初一个小说的雏形。我写给我老师看，我老师觉得写得蛮好，他鼓励我去发表。所以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年前，那篇小说八百字，发表了。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我可以当一个作家，在我十四岁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当一个作家？因为我做其他的事情，我成绩也不好，我爸妈也不在，而且我初中最开始寄宿在我亲戚家，后来寄宿在学校，从来没有人重视我。突然你写东西，有老师重视你，这个事情让你觉得活得有价值，这个对我激励特别大。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给老师看、给同学看，十四岁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我一定要做一个作家，我一定要好好写。所以从初中进入高中后我选择了文科，到大学也选择了中文系。
进入中文系之后的故事就跟保丽娜有点像，有很多同学也喜欢写作，当时的交流就是我读中文系以后，我写的小说，比如我写了一万字的小说，我的好朋友就能为它写八千字的评论，用叙事学、语言学的各种角度来分析这个小说怎么怎么样。还有我喜欢诗歌，我们就讨论诗歌。周末我们经常会在校园的草地上一起坐着，讨论诗歌，讨论小说，讨论我的构思。这样的氛围，就让你逐渐系统地学会怎么写作，也是和保丽娜一样，我跟很多的同学、很多朋友开始学习写作，开始逐渐走向专业写作的这条路。
我觉得我所谓的作家之路应该就是这么来的，有点长，不好意思。
姚云青：我个人有一个问题，你们都提到你们的朋友给予你们的帮助，出于八卦，我想知道这些朋友后来有没有成为作家？
保丽娜·弗洛雷斯：生活是残酷的，并不是所有人最后都成为了作家。跟我比较亲密的文学小团体差不多有五个人，大家都写出了自己的东西，但最终把它成功拿到出版社去出版的只有两个人，其他人最后各奔东西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几个人都还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与文学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还是非常喜欢文学。要成为一位作家，确实有很多超越想象之上的困难，它并不是一种适合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以我自己为例，我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其实很艰难，经历了一个特别痛苦的创作过程。当我写第二部小说的时候，因为那部小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我等于重新推翻了自己再重来，这个从头开始的过程和第一次写小说是一模一样的，好像我还是一个新出道的作家。这样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再重新开始痛苦的创作过程，可能也是成为一个作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邓安庆：我先说一下保丽娜，能第一本书就签出六国的版权，而且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这在中国同龄作家里面是没有的。就这一点来说，她是非常成功的。
接下来说我这边，跟我喜欢谈论法国文学的那位女同学，后来在湖北省公务员考试中考了第一名，现在是某局的局长。另外一位喜欢德国、喜欢里尔克的同学，现在成了某公司的总经理。还有那位我写一万字小说他写八千字评论的同学，后来成了中文系的老师，前天刚刚结婚。
姚云青：男的女的？
邓安庆：男的。还有另外一位是我的师哥，当年在我们学校是文坛风云人物，现在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唯一还在写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写作这条路开始的时候感觉有很多同行者，包括我小时候，我表哥、表弟、表妹、表姐，其实他们都很能写，而且我感觉他们每一个人写得都比我好。随着你越往前走，跟你同行的人越来越少，他们都做其他事情去了，走到最后你突然发现你只有一个人。很多人当年写作，都说自己很喜欢写作，他们把它作为一个爱好，但是当它变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消失了。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挺孤单的，因为你的亲友都不见了，这条路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走。
▌全职还是兼职？关于两种不同的作家写作生活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非常认同邓安庆的说法，写作者的道路是一条非常孤独的道路。以我自己为例，为了成为好的写作者，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每周一到周五我要花很多时间独处，因为你不能用社交时间来影响自己的写作。我觉得有很长一个时间段自己整个人都处于非常孤独的状态，人毕竟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这样独处其实是很痛苦的过程。但我不应该对此有什么抱怨，因为我知道虽然当作家是一条孤独的道路，但也是有收获的，我要学会感恩，包括今天在这里、来到中国都是值得感恩的。
想当作家确实需要勇气和牺牲，我个人不认为一个人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写作毕竟是一个需要全心全意投入的巨大事业。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比阅读和写作更让我喜欢的事情，能够从事这个职业我非常幸运。
邓安庆：我去年三月份的时候辞职，辞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我想看一下自己自由写作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从去年的三月份到今年的七月一号我上班为止，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在这一年零四个月中，我写了将近十一万字，写了两部书稿，去了十几个国家。
我想拿出一年时间来看看，当我的生命状态不是一边工作一边写作而是专心写作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子。当然旅游的过程是愉快的，但我写到后来，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焦灼的阶段。因为并不是说你每天都有东西写，不是的，其实我虽然自由职业，但我的作息非常规律，我早上七点多就起来了，到晚上十二点钟就睡了，在我看东西、写东西的时候，我每天是这样一个有规律的作息时间。但是这个状态好像并不能持续地往下走。因为你感觉自己与这个社会是脱节的，你感受不到与这个社会的紧密关联，你会感觉自己是一个飘浮的状态。
当我七月份开始工作了以后，我突然全身有一种松弛下来的感觉，看到周围有很多同事我突然特别开心。本来九点钟上班，我七点钟就去了，我无比的开心，就像一个刚开学的学生一样，就感觉你是一个“吸血鬼”，你在一年的时间里都待在一个幽暗的洞穴里，突然能出来吸到人气了，那种让你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的感觉很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工作太好了，就是那种状态。
其实靠写作能不能养活自己？是可以的，稿费收入也还是可以的。但我为什么还要工作？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排斥工作，因为我之前的四五本书，几乎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写出来的。我白天工作，晚上可以切换到写作的状态，我觉得这种略带紧张和压力的状态，反而有利于我去创作。
保丽娜·弗洛雷斯：邓安庆刚刚其实讲到两种不同的作家写作生活，一种是全职的，一种是兼职的。首先我很认同邓老师的话，因为我自己是全职作家，所以我更加感觉到与社会的脱节，我也确实为此感到焦虑，因为从周一到周五，我很多的时间都会花在写作上面，只有到周末才会跟朋友出去玩玩。但是因为我一周五天都不在社会上工作，所以周末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和朋友是有点脱节的，不管是在对话上还是思想上都会有点脱节，这会让我感到焦虑。
但我觉得，首先作家都是有点“毛病”的，当然不是贬义的那种“毛病”，而是说作家多少都有一点奇特的地方，尤其是在“焦虑”这件事情上，可能更多的是说作家都有一个比较敏感、比较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征，这会使他们比常人更加焦虑。这种焦虑对于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这种敏感的特质对于写作却是有帮助的，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可以很准确地描写一些非常纤细的心理活动。
至于如何排解与社会脱节的焦虑感，我自己是靠做运动，会经常出去跑跑步。我每周差不多要跑四次，白天写作晚上出去跑一跑，这样就能够恢复一点精力。我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比较自由的工作状态，我想问一下邓安庆会不会对此有同感。我觉得，要当一位作家得有非常多自己可以掌控的时间才行，因为我们需要很多时间去独处和思考。虽然我可以从电影、读书和与朋友的交流当中获得很多灵感，但是也有很多时间我是一个人独处，比如去公园散步或者一个人发呆，这些时间都是我进行思考和创作的必要过程。为了获得充裕的写作准备时间，我还是希望自己处于一种比较自由的创作状态，所以我想问问邓安庆，你在独处时间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困扰？
邓安庆：我非常认同保丽娜女士刚才说的那些话，的确是有同感，因为在那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写作写了一天后我经常会出去走五公里，听着耳机里一些DJ的节目走，在走的过程中，我才能浑身放松下来。日常的斗争就是有很多人夸你，也有很多人黑你，但是最大的黑自己的人是谁？是自己。当我写一个东西的时候，耳边总是有一个声音在骂我自己，觉得自己写的是一堆垃圾，纯属浪费时间，一点才华都没有，而且现在写的东西也是在重复之前的东西。我非常清楚我的局限在哪里，而且我也很清楚我哪些地方是偷懒了，哪些地方是真的能力达不到，我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所以，我日常写作的心理就是“我要写”和“我写的是一堆垃圾”这两种心理的拉锯战，与自我崩溃的抗争是我日常写作的主调，我经常面对这样的心理。
这种时候我该怎么办？这种日常情绪崩溃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比如我就会去菜市场买菜，我喜欢去买豌豆剥，剥豆子会让你浑身松弛下来，不再那么紧张。是的，你是很差，但是没有关系，你按照你自己的生长节奏生长就好了。你是有一点才华，但你的才华真的不多，你就那么一点，但没有关系，你把你那一点才华好好运用好就好了。我在日常生活里是这样一个劝慰自己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当你是自由职业的时候，你面对最多的就是自我，而自我经常是黑暗的，它会把你吞噬。这个时候像保丽娜女士所说的跑步，或者我说的散步、做饭，都能让我暂时摆脱面对自我黑洞的状态，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让自己暂时松弛下来。我想问一下保丽娜·弗洛雷斯女士，如果你遇到写作崩溃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保丽娜·弗洛雷斯：首先我很认同邓老师的观点，作家对于自己确实特别苛刻。作家其实也是很矛盾的一类人，他们一方面对自己很有自信，毕竟一个人得相信自己有写作天赋才会去写作，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对自己有所怀疑。这种矛盾的状态我也有，语言的组织和词汇的选择对我而言是很难的事情，我觉得作家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有天赋，每天早上一起来一天的灵感就已在脑袋里面了，其实我们也是经过艰苦的寻找和经营，才能写出作品。但是这个状态其实是需要珍惜的，因为正是由于我对自己比较严格，比较苛刻，我才能不断逼迫自己突破自己的极限。写作并不是一件很舒适的事情，它更多的是一个比较痛苦、需要自我成长的过程。你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逼到摇摇欲坠的边缘，怀疑自己是不是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突破这个界限的话，你就会有所进步。
我正是因为享受这个自我突破的过程才喜欢上写作这件事的。有一次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你要习惯于挫折并克服挫折——既然你选择了“作家”这样一个不稳定的职业，各种不顺心的事情就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发生，你要习惯它。我现在在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作的过程也很艰难，我写了很长时间，经历了很多很痛苦的过程。我觉得虽然做前期准备的时候很痛苦，但是你越是在前面这样自我严格要求，最后的成果就越会让你满意。
▌成人视角还是青少年视角？关于故事叙述视角的选择
邓安庆：说到作品，我觉得还是得回到《最后假期》这本书上来。不知道今天在场的人里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我不是捧场说客套话，我是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保丽娜·弗洛雷斯女士。《最后假期》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是儿童或者青少年视角，碰巧我在《纸上王国》《山中的糖果》这两本书里也写了很多从孩子视角看问题的故事，我之所以喜欢用孩子的视角，是因为孩子不会像成人一样有一个定见、对事情预先有另外一种判断，孩子的眼睛里没有那么多信息，反而是有很多空白，这个空白催生了他/她的联想、他/她的恐惧等等，那种感觉很奇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童年就像一条浅浅的溪水，任何东西放在上面都显得很重很重。
不知道保丽娜·弗洛雷斯女士为什么会喜欢用这样的儿童或者青少年视角？
保丽娜·弗洛雷斯：关于《最后假期》为什么采用青少年视角来写作这个问题，事实上，这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带着采用青少年视角这种意图去写的。这是我的出道之作，当时我更多是凭着直觉进行创作，写完之后很多人跟我提到这一点，我才意识到自己更多是从儿童或者青少年的视角去写的。
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觉得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想获得全方位的观察，你就需要与自己的描述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就像古代故事里讲一个人想画山，你在山里面离它很近就画不到山的全貌，你一定要离得很远才能画出全貌。写作也是一样，如果你要写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你需要与它有足够的距离，我现在这个年龄足以让她去完整地审视自己的童年时代，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视角比较合适。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作家不同的一点在于，上一代人都是早婚早育，二十岁就生小孩，之后就忙着照顾家庭照顾下一代，没有很多时间去考虑自我。但是现在全球的年轻人结婚都越来越晚了，大家就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审视自我，回顾自己的童年，分析自己的性格形成的原因。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具有的优势，也是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写作
邓安庆：既然提到全球化，就接着它往下说。《最后假期》这部短篇集里提到了一些我很熟悉的东西，比如说《美少女战士》《圣斗士星矢》《唐顿庄园》，这些是我们中国这一代或者更年轻的朋友都知道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她的作品里读到我们的童年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生活的影子。我跟保丽娜·弗洛雷斯处在同一个年龄段，不论是身处中国还是南美，我们似乎面临着很多共同的全球化的东西，我认为这个现象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在过去的南美作品里面，我们读到的东西都是让人感觉非常陌生的，不论是聂鲁达还是马尔克斯的作品，他们提到的东西我们都不熟悉，他们提到的那些村庄、那些山脉我们都不熟悉，但是保丽娜·弗洛雷斯女士的作品里的东西我们反而都很熟悉，她写的也是我们所共有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也很认同这一点，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作为一名作家，我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包括很多来自亚洲的中国、韩国、日本读者的来信，大家都会提到你所说的这些共同的文化符号。我很感动，在现在这个时代，在地球两端两个那么遥远的国家，大家会因为某一个动画的标题或者某一个共同喜爱的东西而被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关于中国人与拉美人如何看待彼此
邓安庆：另外这本书里面也多次提到中国，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看外国作家的作品，看到有中国符号我都会很感兴趣。比如说以前菲利普·罗斯有一本书叫《遗产》，里面写他的父亲，提到跟他父亲住同一个病房的是一个华人，我就浮想联翩这个华人是怎么来的。《最后假期》这本书里说某个人的眉眼长得很像中国人，但保丽娜·弗洛雷斯女士写这个的时候，她肯定还没来过中国，最多可能在圣地亚哥或智利其他地方见过中国人。我很好奇这一点：她在作品当中提到的中国人的形象和她实际来到中国后所见到的形象，二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们先讲一下小说中出现亚洲人形象的背景，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看过《最后假期》这本书。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一个小孩，他的爸爸在韩国人开的公司工作，但因为他们对亚洲很不了解，所以他爸爸就把韩国人和中国人搞混了。我也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拉美人、智利人对亚洲国家其实是不太了解的，尽管这些国家跟他们的关系比他们自己想象的更加密切（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影响到了远在智利的他们），但是智利人到目前为止还是对亚洲人有一种比较刻板的、就是我小说当中所写的这种“眯眯眼”的印象。
我这次来到上海后，确实觉得这里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我没有想到上海是这么繁华的一个国际大都市，非常先进非常摩登，而且这里的人也给我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我本来觉得中国人会更加保守含蓄，但现在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奔放，并没有那么冷淡或者胆小，拉美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差距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当然我也知道中国很大，各地很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一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在中国的经历都是非常愉快的。比如今天下午我有一点闲暇时间，所以跑到上海七浦路去买箱子。七浦路多是卖衣服的，虽然我们是去买箱子，但卖衣服的店主们看到我们是女孩子而且是外国人，还是不愿放弃做生意的机会，所以都非常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这让我很开心。另外让我很开心的一点是，在上海，我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抽烟，而这在很多国家是不行的。
邓安庆：谈到这一点，我想起自己之前在伊朗的经历。我走在伊朗的街头，他们对中国人特别友好，有点像外国人八九十年代到中国被围观的感觉。我在伊朗一个小城市，坐在那里休息，很快二三十个人把我围在那儿，他们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有人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的，他说欢迎你来伊朗。
保丽娜·弗洛雷斯对于上海的印象的确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因为中国太大太大，中国的人群也极其复杂，情况也复杂。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保丽娜·弗洛雷斯在中国待的时间更长一点，她可以到其他城市去看看，那些地方跟她在上海见到的中国很不一样。
姚云青：我也认同邓老师说的话，所以补充一点个人感想。我曾经和一个西班牙同事到国内一个不知道是几线城市的地方去，那里的人看到我的西班牙同事后非常激动，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我觉得这种事情对于上海人来说很不可思议，确实这个世界是很大的。
保丽娜·弗洛雷斯：我想问一下邓安庆，你觉得中国人是怎么看待拉美的？其实你们对拉美也会有刻板印象，比如会觉得拉美人特别开放或者特别热情，情绪大喜大悲，我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看拉美的。
邓安庆：我首先第一印象，觉得拉美人的五官特别立体，很好看，我特别喜欢看立体的五官，包括保丽娜·弗洛雷斯还有她在现场的同学都很好看。另外一点是他们的韧性很强，音乐性的感觉很强，这是我对拉美人的整体印象。另外一点，包括智利、秘鲁、乌拉圭、巴拉圭，这几个国家我还挺熟悉，但我觉得会有很多朋友对它们分不清楚。我对智利的感觉是，它是一个非常狭长的国家，好像（开车的话）一不小心就会开出国界，开到别的国家去了。这是我对智利的感觉。
保丽娜·弗洛雷斯：别人怎么看自己的，以及自己看别人是不是正确，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现在也在努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也在读中国的莫言等作家的作品，也在看中国电影、中国摄影。我最近还在学习唐诗，唐诗是一种非常优美的艺术，里面的语言表达特别好，我非常喜欢。另外我也在了解儒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我都很感兴趣。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拉丁美洲和现当代的拉美作家，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上一代的“拉美文学爆炸”，但我觉得现在有新一代的“文学爆炸”，现在很多像我一样年轻的拉美作家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他/她们都非常优秀，尤其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女性作家，现在在国际文坛都享有盛名。而且其实近几年中国出版业发展态势很好，很多很不错的拉美年轻作家都被很快译介到中国了，我建议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他/她们作品的中译本看一下。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语言，汉语博大精深，虽然自己这辈子不一定学得会汉语，但我还是想找一本汉语的书，看一下这种非常精巧非常复杂的语言是怎么运作的，我对此非常有兴趣。
邓安庆：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直接跟保丽娜用汉语对话。
姚云青：那我就失业了（笑）。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有门罗这样的前辈在那里，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还没来得及看《最后假期》这本书，但是我看了一下译后记。里面有一句话我很感兴趣，它是这样说的：“保丽娜•弗洛雷斯描绘出了智利中下阶层的悲剧性现实，而且在她的笔下，这种悲剧性似乎是天生的、是不可逆的，生于悲惨世界的人们无论如何挣扎都难以摆脱命运的束缚。”我想问一下保丽娜·弗洛雷斯，她认同这种悲剧性吗？我也想问一下邓老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另外我还看到保丽娜·弗洛雷斯非常推崇艾丽丝·门罗的作品，我也看过她的作品，我想听一下老师们对于门罗以及门罗作品的看法，谢谢。
保丽娜·弗洛雷斯：先来回答第一个关于人们是否能改变命运的束缚的问题。我不太认同那句话，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为什么会写中下阶级，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工薪阶级家庭，这个社会阶层是我最熟知的，写起来最顺手，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是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我不认同他们难以摆脱命运束缚这种说法。
艾丽丝·门罗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我受到她的很大影响。我对于整个文学的认知，尤其是在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曾受到过她的很大影响，我从她那里学到很多。另外门罗比较擅长写女性题材的短篇故事，我在这方面也很受鼓舞。因为目前的文学界还是一个非常男权的世界，文学所表现的主要是男人的故事，写女性故事比较弱势，有门罗这样的前辈在那里，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邓安庆：我先说第一个问题。这位读者刚刚说的这个评语可能不太贴合保丽娜的整部作品，这可能是针对某篇作品而言的。我觉得所谓写中下阶层……我看到曾经有一些朋友说我喜欢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我非常不认同这样的看法。我只是因为恰好比较熟悉他们才写他们的，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他是穷人还是富人，他是底层、中层还是高层，我在乎的不是这些，我在乎的是人，我熟悉他，我写他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他，是这么一个状态，“底层”那个只是额外的标签而已。
另外一个问题。门罗几乎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你们去看豆瓣的门罗小组，里面有一个门罗作品的年表是我做的，我去德国或者法国的书店里面搜集过门罗作品的各个版本，门罗作品的台版和大陆版本我都有，几乎全部看完了。她写的短篇小说每篇都有两三万字，在我们中国应该不算短篇小说，而是算中篇小说。我为什么特别爱她，是因为人的很多情绪，我以前说过很多次，比如我们高兴、难过、伤心，这是我们可以命名的情绪，但是情绪与情绪的中间状态，我可能又有高兴又有难过，我有点伤心又有点兴奋，中间状态各种复杂的情绪，这是门罗写得最好的地方。高兴与难过中间有大片空白，我觉得门罗能把中间的状态写出来，她能把人一下子拉进去。另外，她写得非常简洁，但是你看她的小说会非常累。我一个晚上只能看她一个短篇或者一个中篇，特别累，因为她的一个中篇可能两三万字，但是容量特别大，你如果钻进去之后，你能体会到她没写出来的部分，太厉害了。我每次读她的小说，读完后都有一种“我要写，我一定要写”的感觉，那种内心的冲动就出来了。门罗的确是我最喜欢的几个作家之一，她应该是在我内心当中排在第一位置的外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