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是一本由（美）韩起澜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页数：1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精选点评：

　　●上世纪流行籍贯群的偏见分析，也就是地域黑的学术性观察。

　　●文献量

　　●虽然写得有点绕，不过这个思路还是得佩服。

　　●居然绝版了，淘宝上炒到三位数了…

　　●作者很隔。比安东篱差多了。

　　●宜配BGM《上海巴子》。著名的“八个皮蛋”梗出处，但一看原文感觉作者并不懂皮蛋。说清代以前苏北经济超过江南也很可疑，来源是某复旦大学教授访谈言论，一看是朱东润，您怎么又懂了……又说苏南人为了归化上海而固化歧视苏北，感觉就很不可靠，大内斗省怎么会因为区区上海而改变内斗态度呢。

　　●一些历史总要有人叙事，一些人物总要被人记住，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这是一群特殊的人，历史还在延续，生命还在继承，生活还在继续。在价值的不断被否定和自我的不断怀疑中寻求存在感和生命的意义，这就是那段历史中的那些人。

　　●将人类学概念引入了上海史研究，但总感觉有些机械，对于苏北人问题的分析还是不够彻底，所谓江南江北的对立也绝对化了。

　　●在近代史专题课上，贺喜老师引用了大段该书材料，并做了解读，引起后排一阵哄笑。其实，看到这个题目，身为“苏南”人的我也有些想笑，一些海外学者的眼光的确独到，用族群建构认同的理论解释了苏北人群体在近代上海的形成和影响。“苏北人”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苏北这个名词的定义是含糊的（直到今天亦如此），因此这个人为建构的概念渗透着极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在近代前期，苏北人仍旧以本地认同为主，而到了解放后，所谓的苏北认同终于稳固建立起来。作者认为，”苏北身份“意味着江南人在上海自我界定需要的建构，亦带有阶层（不平等）的暗喻。贺老师在课上说，老实说，她并不喜欢这个研究，但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思路。抛开有些过度解读的成分，本书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将”苏北“和”江北“材料的混用，这让论证的有力程度大大下降。

　　●哈哈哈，看的笑死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读后感(一)：苏北人讲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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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族群的认识有很多个视角。传统的一类是通过语言、文化、血缘等共同的历史渊源或相似的文化特质这些所谓客观要素而产生族群的认同，又称“根基论”；另一类简称“工具论”，视族群为人们在现实利益考虑下，限定共享资源人群范围的工具，用政治、经济资源和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和变迁，而且认为族群的认同是多变的、可被利用并随变化而定。族群认同并非完全在共同的历史渊源或相似的文化特质这些客观要素上成正比等量地发生。理由很简单，族群认同是个可选择的、可被利用的社会生存工具。在现实中，权力、利益、奖罚、规训等众多因素均会影响到族群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读后感(二)：上海人在上海

　　我爷爷是江苏盐城来的，我外婆扬州人。所以我的籍贯是江苏盐城，算是第二代上海人。我从未去过苏北，春节上海亲戚聚会，会听我大伯和老一辈用苏北话交流，这大概是我的“家乡”对我的唯一影响。

　　对于苏北人的歧视，在我们父母这一代（我是勉强的九零后）依然明显，我妈妈在家里从不掩饰对于我来自安徽的婶婶的不屑，她也一再嘱咐尽量不要找个外地姑娘，最起码不要是苏北安徽的。

　　不过这种对苏北的偏见在我们这一代早已淡化，我读的大学里上海人只占三分之一，寝室里大都说普通话以免外地的学生不舒服。书里说以前那些苏北人至多在家里说苏北话，出了门都说上海话，以免受到歧视。而如今我身边的上海同学也早已习惯在交流的时候用普通话，上海话也最多在家里听听父母讲。

　　我寝室隔壁有个江苏盐城来的，比我们都富，穿衣打扮很是考究。作者在书的结尾说“籍贯”的存在，最多在一些大城市有些意义，而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我不知道象征苏北的籍贯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我们父母来说，上海族群可以分为上海人（像他们这样土生土长但祖宗不是上海的），外地人和本地人（土生土长祖宗也在上海的）。

　　而到了我们这辈，上海人不但和本地人没什么差别，和外地人的区分也早已没有那么强烈了。如果现在有人要写本类似的对于上海族群的研究，那可能只能写《上海人在上海》了。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读后感(三)：不完全总结和思考

　　这本书从“苏北人”这一概念的渊源入手，从地理、语言和文化方面考察了“苏北”一词所指的地区，发现人们眼中的苏北可能并不是同一个区域，这个词更可能是产生于上海人及江南人为显示自己的“精英”地位而给来自江苏北部的移民所添加的标签，在此过程中，外国人的加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国人歧视中国人-->上海人歧视苏北人-->苏北南部人歧视苏北北部人）。被认定为“苏北人”的人群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身份，但在其反抗污名的过程中透露出了他们的消极接受。这种偏见也有政治影响，江南人在苏北人身上加诸于亲日汉奸的形象，由经济、文化的歧视扩展到政治的鄙视和贬低。1949年之后，对苏北人的偏见仍然存在，表现在语言、文化、婚姻等诸方面，但内容和程度可能发生变化。

　　书中描述民国政府为维持市区形象、维护安全和卫生而驱赶苏北人、拆除棚户区一段极为有趣，政府拆除的速度远赶不上人们重建的速度，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的措施无异于扬汤止沸，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苏北人为何搭建棚户区呢？因为他们没有钱租住甚至搭建条件更完善的住房，而没有钱的原因是他们的职业收入不高，职业收入不高的原因则包含了若干方面，一是教育技能水平不高，无能担任技术性强的工作，二是缺乏强有力的如江南农民一般的同乡关系，无法进入收入相对较高、条件较好的职业领域，三是受到广泛而强烈的原籍歧视，被污名化的苏北人遭到各种排斥，四是他们来自更加贫穷的地区，衣不果腹，对能找到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感到满足，而不甚在乎工作的艰辛。

　　自己的思考：苏北人族群的污名化标签也许也受到这几个因素的影响：追求不平等的人性；归类以减少思考和避免复杂认知活动的需要；恶意的宣泄。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读后感(四)：XX人在XX

　　窃以为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上海的苏北人”这一族群之于“苏北人”的独特性，正如作者所说：“苏北人这个类别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并不存在--来自上海人称为苏北的人若生活在北京、汉口一类的城市里则并不认为是苏北人。”进一步讲，如果一个“上海人”来到“苏北”，他会不会将所见到的“苏北人”，与他在上海所认为的“苏北人”划等号？生活在苏北的人，只有移民到上海之时，他们才成为受偏见和被歧视的群体，成为棚户区的钉子户，成为黄包车夫等低级行业的主流从业者，并由此发展，在特殊时期成为上海的江北汉奸。

　　本书的研究止于1980年，不知道在作者所处的时代，由上海的江南人所建构的苏北人的概念，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有多大的影响，使所有的“苏北人”，都成为“上海的苏北人”。但是在今天，苏北人的概念至少只是在华东一地颇有影响。而在中国其他地方，连云港人盐城人扬州人只会被认为是连云港人盐城人扬州人或江苏人，很少有人会认为他们是苏北人。

　　与此相对，如今对于河南人的歧视，已在全国范围成洪水之势。这一结果也许是河南人外迁人口更大、目的地更多、持续时间更长，以及新时代网络传播的作用和人们从众心理等因素合流而成。抛开河南人的特例，如今中国诸多的地域歧视现象其实都可以套用作者的题目，如“大陆人在香港”……其实就算河南人，在不同城市的形象也是略有不同的。

　　有趣的是，不管是河南人还是苏北人的移民，从某种程度上讲都始于黄河改道。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是华北持续几十年的灾荒和战乱，人民向南移入江南，向北移入关内。1938年花园口决堤，河南水灾之后又遇旱灾，大批流民西入潼关。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读后感(五)：苏北人来沪的第二次短暂高潮

　　苏北人来沪的第一趟高潮是1920-1940年代，大概同三毛流浪记的创作期重合。这批人在1950年代中，不少经历了从三湾一弄/虹镇老街到曹杨/鞍山新村的居住地飞跃，以及从“黄包车夫”到“社会主人”的意识悅变。在语言文化上，也随着户籍制度固化逐渐融入到吴语和江南体系之内，仅在口音和习俗上保留了一些皮毛。

　　苏北人在上海第二次大规模涌入，大概是1990年代初-2000年代初，这阶段苏南相对上海差距还比较大，而同期的上海，对基建，装潢的需求也远比周边多。除此之外，苏北同期有大量多余青壮年劳动人口也是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北务工劳动力很成功的接盘了上海的本土加工业、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他们前辈在1940年代的命运。由于当时上海城区内大部分适龄工作者也都是上海人，所以这就重新固化了上海人对苏北人的印象。和1940年代不同之处仅在于，之前那批住进工人新村，开始操沪语的苏北人二代，在面对这些苏北打工仔的时候，态度往往更加鄙夷延边。恐怕也是“皈依者狂热”的一种体现吧。 到200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南经济迅速发展和城市基建、规模的迅速扩张，苏北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而同期上海的房价高昂，生活质量被周边拉平导致的吸引力下降，以及苏北本身在经历了数十年最严格的计划生育（参考南通的如东县）以及人口外流之后的后继乏力，让上海的务工移民结构悄然发生了变化。到2000年代后半段，涌入上海的移民已经开始变成以安徽移民为主了。 这种变化带来的问题在一开始是看不出来的，但改变确实深远的。 苏北人虽然长期居于沪上歧视链的“底端”，但长期的互动和“城乡”“发达-繁荣”概念的叙事观念，让这些人总体上倾向于默认吴地（包括上海）在文化，语言上的优越性。从太平天国后移民苏州的数十万淮扬人被同化到上海1950年代后多出来的上百万江北移民后代的本土化，都是这一过程的体现。江北话虽然被人耻笑，但和正宗的“官话”相比，无疑和吴地土话更为亲近，至于习俗，饮食上的相似度，更是相互交织，很少存在互斥（最多就是江北后裔不习惯像浙江后裔那样吃黄泥螺）。 与苏北移民相比，“安徽”移民，及其之后的山东，河南移民，存在交关不同。这些人无论语言习俗上都和上海格格不入，且多数不仅不会带有苏北那种被驯化出来的仰望视角看待本地，反而普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认为本地文化是粗陋，鸟语的。即便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皖北、河南移民也没有例外，何况大部分从地摊文学和网络贴吧中了解三观的80后叻。因此，在这批人接替苏北人成为上海的服务业主力之后。上海的文化扭曲，语言边缘化也就不可避免的开始迅速加快了。各种牛鬼蛇神的”汤包馆““上海特产狗屎膏”也就堂而皇之的行之于世了。

　　2010年代来沪的苏北人在绝对数量上仍然不少，但在比例上已经不占上海移民群体的主流。在劳动力当中个比例则等而下之，多数已经随着抖音带来的浪潮混去了新新人类的大潮水。事实上，“苏北人”这个认同本身就是在江浙土著刺激之下的反向产物。在这个刺激源本身衰落，被解构之后，维系自家特色和小圈子的可能性，也就随之消解，泯然众人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