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影子有多长》是一本由杨念群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精选点评：
●绕来绕去
●第一次接触近代史的很多细微侧面，情绪，表述，日常生活，其实很多小文章写的很有意思。这书能过审也是上面管得松了。
●严先生说要“小题大作”…杨老师您真不适合写随笔还是写写专著吧…
●八字相配啊~
●针对毛倒是说了几句公道话，为农村抹上了一抹玫瑰色，剥夺了知识分子对农村农民的启蒙权。对于隆庆开关所知不多，道德代替法律的立场批评黄仁宇未必确切
●三星打给各种借古讽今的话题，一星送给这长叹的一句标题。
●感觉本书似非一气完成，只是将反常识这个主题相关的文章结集出版而已，总的来说语言生动，文字畅快，读起来娓娓有新意。历史是个小姑娘，随人打扮，反常识意在把最主流的浓妆卸掉，换做淡抹。立意是好，就怕一番考究换上了另一种浓妆，反失了作者的好意。
●有的文章写得很好，有的文章完全没结构。还是那股精英意识的花哨笔风。
●很多有意思的解读，其实是常识性的内容，却拿来被作为反常识讲述，历史教育挺悲哀的。
●作为历史随笔随笔趣味性不高，切入点、用词都专业了一些，底蕴不用多说，但是又都浅尝即止。所以，不够有趣，也不深入，挺尴尬的……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读后感(一)：学者的ESSAY
在国外，优秀的学者往往会在公众媒体写ESSAY，这是有传统、也有大量优秀范本的。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学者，愿意写随笔、也能够写随笔的少之又少。能否把艰涩、精深的专业学术语言转变为一般读书人都能理解、阅读的表述，需要的不只是语言的能力和表达的智慧，更需要的是真正把学术道理运用于生活和当下的实际能力。杨老师的这一本文集，值得一读。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读后感(二)：贴切的书名
这本书实际是对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和破除。 杨先生提出了"反常识的历史叙事"，就是要打打破历史教科书中的僵化观点，如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封建社会，人类社会的达尔文进化主义，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变化等。反常识就是反对这些从中学起各个媒介灌输给我们的观念。而应从研究中国史实入手，结合传统，建立中国自己的历史观。 尽管作者未提，这个命题的提出实际对应着中国目前的大势。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大国的自信逐渐增强，看待近代历史的眼光也日益平和客观，不愿再困于西方中心主义，想要建立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文化观和历史观。 读完此书对颠覆我们的教科书史观大有裨益。这些僵化的常识观点真象皇帝的身影投在脑中挥之不去。 全书由多篇随笔组成，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地贯穿其间，文末附录的讲演稿对全书提纲挈领的总结。 随笔集有史学底蕴，但文笔平平。不同篇章行文风格不同，似乎是多年随笔结集，时间不同，风格也不同。个别篇章文字轻佻，类似吐槽，略有网络史家的语言风格。创建于 2016-12-02作者保留权利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读后感(三)：概念化是一种病，得病的人千军万马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杨念群先生的随笔集。“皇帝”一词，点及历史，“影子有多长”带着问题，而问题通常带着解读，一望可知，这是部评析历史话题的集子。如科举制度是否一无是处、明清易代时“死节”之人如何评价、“清流”与“浊流”之间是否如其冠名那样黑白分明，这种种话题，读起来有意思，有所思。
杨先生在自序中提及了写这部书的缘由，其实还是涉及了百多年来中国人的自我文化体认问题。西学东渐以前，国人总是以复古为佳，鸦片战争以后，则越来越以西方为标杆。在两种有巨大反差的知识体系面前，我们呈现了一次次痛苦的摇摆——从“打倒孔家店”到晚近的“国学热”，历经波澜，话题频出，究竟哪一种体系更适合发展，到底也没争议出个四五六。
无结果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摇摆过程中催生的两极化的态度变化，要么是在骄傲的复古中目空一切，要么是在战战兢兢的外求中妄自菲薄，并由此产生难以调和的对立。如果说向历史回头看寻求的是“旧常识”，而新吸纳的观念体系是“新常识”的话，那么这些“常识”之间经常相互死掐，擎“常识”大旗之人咬牙切齿，形成种种奇观。
作者不喜欢这种你死我活的阵营划分，因而有意带来“反常识的历史观”。他说“反”不是反对，而是对应，意在明白讲说常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要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至于由常识催生什么样的历史观，他倒并不强求。
即以科举考试为例。近代以来痛切者无以计数，一提及便直斥八股害人，如丧考妣。但杨先生在文章中细析科举考试架构，讲明八股只是考试项目之一，在时文之外，还有类似现代考试的内容，题目涉及经济、法律、民族问题等等，领域很宽泛，远非只会熟背四书五经的书呆子所能应对，一些题目难度甚至不亚于大学里专科考试的难度。
仅凭考试内容上的爬梳，就足以使人对科举有全新认知。而清末科举废除后，失去了一套制度化的进阶通道，同时失去了道德考量的衡器，使得民国选才走入两个歧途：武力出强人、活络出政客。这一点认知，也会使人在评价科举时有更多的审视角度。
即便科举有着如此强大的学识和道德考量功能，照样避免不了中国在近代科学领域的落后和朝廷的贪腐丛生，避免不了朝代更迭时既有死节之人，也有首鼠两端之辈，同样避免不了所谓“清流”在接受近代国家观念时的迂腐无能，与其“清名”有着南辕北辙的历史效果。如前所说，作者意在更客观地去看待问题，并不是要为科举“平反”，只是不想它被黑得太厉害，至于其他种种有争议性的历史话题，也是如此。
从心理角度来说，概念化是人类通病，而不加思辨的概念化，是病中之病，并且如今患病的恐怕不在少数，千军万马，否则种种认知也不会成为条件反射式的“主流”。这种病距离“疾在骨髓”已经不远，极不好调治，却也不是没有希望，只需“坚持独立思考、拒绝人云亦云”这一方子，就能徐徐复原。杨念群在书中说：“我们大可不必总是迂腐地纠缠于某个人物或某段历史到底是真是假，而应去认真考究某段历史到底在自己身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各民族的历史往往就反复缠绕在各种实与虚之间，相互重叠借鉴，各自彰显着魅力。”
理应如是。
《皇帝的影子有多长》读后感(四)：如果有更多参考文献和脚注就好了。
先借用杨老师自己对本书的一些结论：
“这本小书，大体讲的都是一些‘反常识的历史观’。‘反’是对应的意思（即对已构成我们生活常识的那部分历史观提出商榷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一些鲜灵的思想），不是造反有理的反。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都会造成程序紊乱，因为后者更强势霸道，矫枉过度易给人遗老遗少之感。（新常识与旧常识在不断冲突互动过程中有可能实现相互转化，反常识不是要构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单纯想要对抗以往的历史观，摆出一副不屑的叛逆姿态。……反常识的历史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会变成一种僵化的常识，受到批判和摒弃。）其实新旧常识也无法简单置换或评判出优劣，治史者重经验的记录和诠释，供知我者鉴之，如此足矣。……历史学之所以丰富和有趣恰恰是在不断相互替代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在人文领域里，任何有益的观点都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不存在最终的权威。……杜尚说：‘“品味”无所谓好与坏，因为对一些人是“好”的，对另外一些人却是“坏”的，最关键的本质是，它总是一种“品味”。’我以此勉励自己，希望大家有勇气去探索一种被误认为不合理、不合主流的异端观点，因为它总是一种品味，这是现代艺术探索的真谛，也不妨移为历史研究的镜鉴。”
为什么会想要先把杨老师的这些想法摆出来呢？大概因为我觉得这已经充分表达了看完这本书里的一些反常识后自己的反思。所以记下一些事例和观点笔记留作以后研究记录。毕竟我还是读书少了。
1.如何看待“死节”和“操守”？
杨老师主要提到了明末遗民，尤其是忠臣，到底是要随先帝殉死还是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是个艰难的选择，甚至演变为死亡竞赛，以至于清末民初没有几人为清帝退位殉死，会被人感叹事过境迁。当然我们不能用是否殉死来衡量政治“贞节忠义观”，毕竟“忠义的履行往往与苦难和坚忍相伴随”，但今天的忠义观似乎更看重表面的仪式和结果，只认可死亡效命的完美体现，排斥其他忠义行为的价值，甚至不认为有价值，不在乎人在其他忠义行为践履过程中忍受的艰辛与泪水。这种印象的现代例子还可见于从东西方世界对待在战场上投降的本国士兵的相反态度和人性理解上。
我想从政治忠义观的包容度还可以延伸到世人对女性贞节操守观的包容性，延伸到职员对企业的忠诚度履行上，可讨论的话题就更多了。
2.“南人”与“北人”
20世纪30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称之为“京派”与“海派”之争，最初只是讨论不同南北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演变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涉及到的人物及辩论文章有：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的《论“海派”》用尖酸语气大损海派，概括他们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曹聚仁的《京派与海派》用古典与浪漫、大家闺秀与摩登女郎来比喻京派和海派；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将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周作人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最后还是鲁迅的《“京派”与“海派”》一锤定音，“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京派海派之争背后隐匿的南北文化、气质、思想、心理差异思维定式，不知是从何时开始，但是似乎的确我们开始明显感受到南北差异之辨是回溯想到了宋代，当然在那之前会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异之辨，但是宋代之后南北军事形势和人口迁移的逆转，南北分立的历史态势似乎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现在常谈到的北方人豪放，南方人尤其是江浙温婉，湖广霸蛮等等，不无受到历史的因素。但个人认为，时代发展越日新月异，南北差异会存在，但是却会在不断加深的相互交融中共进退。
3.“红色”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如果哪个对杨老师不满有心找事的人，“污蔑”投诉这本书内容的话，可能会被闲的没事干、不分青红皂白的人通过，然后被禁、下架，但还好去查了一下京东当当，它还在，可能随意举报攻击的人，也看不懂这历史杂文吧。
4.“十不降”条约
杨老师在谈到种族仇杀，提到一段明末洪承畴与满人订了“十不降”条约，剃头换衣冠降大清的掌故，暗指汉人与满人貌似达成妥协实则潜藏敌意。“十不降”是：一为生降死不降；二为男降女不降；三为官降役不降；四为文降武不降；五为士庶降乞丐不降；六为俗降方外不降；七为阳官降阴官不降；八为头降脚不降；九为科甲降秀才不降；十为长降幼不降。这“十不降”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和史实依据，后来如何影响了明清之际的民间风俗，或者后续的衍生故事，如何支配着满汉冲突记忆，都是可以去考虑的课题。
此处记录两本想要寻找的禁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据说是记述了满人入关江南后的杀戮史实，给晚清的阅读者留下了满人见汉人就杀的血腥印象也是令人好奇真实性。一批晚清文人青年在阅读禁书过程中，会逐渐积累一些相似的疼痛记忆，比如对清朝的统治从持平包容的态度，但是慢慢的情绪渐去极端，再到全盘否定满人的统治，这种转向有些受到革命党的舆论的支配。
5.科举考试果真一无是处吗？
杨老师认为科举之所以被人骂的这么惨，主要是因为今人没有真正了解科举的考试规则，只是将八股文等同于了科举，认为那些考生只不过是一些引经据典的迂腐书虫。然而杨老师在这本书里好几处都谈到了关于科举的问题，想要扭转这种“常识”。科举一般至少会举行三场，前两场都是考四书五经，也就是写八股文，但是还有一场很重要的决战，即殿试的“策问”，涉及兵、农、刑、礼、吏治、河防、工赈，我理解的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企业招聘面试，可能更偏向公务员面试，只会写八股文，考生能不能真的站在不同方位处理政事，临场应变能力如何，这些都不是可以蒙混过关的。“策问”一般会有四到五问，题目常是考官发表一种见解，由考生来验证或者反驳。一问经学历史相关，有点死记硬背的意思，摸底考生的文献学功底。大一上的陈壁生老师的《中国经学史》课，虽然对于一个刚上大学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内容的学生来说，会有些枯燥无味，尤其是第一次阅读繁体竖排版的书，就是陈老师要求看的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更是痛苦，死记硬背都用上了，期末考试还是老大难，毕竟经学史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混过去的。二问一般是涉及制度史演变，有点类似我们的历史考试里的综述题，不能用三言两语来简单作答。三问常提及地方治理方案，比如水利海塘的整治等。四问包含历史地理沿革的辨析或者仓储积粟之法的议论，有点像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五问会涉及兵事和海防等问题。
这里记下一则杨老师提到的策问题目：道光元年海宁乡试卷子中一条讨论“保甲”的题目。“一是问宋代王安石力行保甲，百姓多觉不便，经司马光上疏废止，可为什么明代王守仁在江西实行起来却卓有成效？二是问城市乡镇人口聚居稠密，容易稽查，可那些山谷密林零敲碎打的地块和隐秘偏远的寺庵居所如何巡查？对于密布客家棚民的萧疏地界，或者针对来往飘忽踪影难寻的商船渔户，保甲如何发挥编查的功用？”
从这一则策问试题可以看到，要想过这一关，真的不是死记硬背、习于八股制艺就能搞定，需要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或者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实战经验，那么通过研习日常俗事，积攒创新思维和意外的对策也行吧？
5.细节决定历史成败？
黄仁宇的书，这么多年了，依旧是很多书店社科类书籍选品中的必选，比如《万历十五年》，畅销得一塌糊涂，可以算一直是和钱穆先生并驾齐驱为三联的衣食父母。这位国民党前军官对国共两党行事风格差异的感性认识，大抵而言，在战时，gcd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的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表；gmd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光鲜效忠党国，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黄仁宇反对用简化的二分法草率处理国共之争，“非黑即白”的历史观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历史教育伎俩。为什么黄仁宇可以这么火呢？有人会说是因为黄仁宇描绘的丰富参战细节让他的历史品味独领风骚，但黄仁宇自己是一再强调透过细节看长程的变化，但历史细节的变化似乎微乎其微，当然也不是没有变化，成败有时候确实可能会在几秒的时间里出现逆转。杨老师指出的是，黄仁宇虽然对历史的细节把握精确，但是他的大历史观却难以服人。他的著名论断“蒋介石搭建起了近代中国的上层结构，毛泽东解决了下层乡村组织的重建问题”，表现出来的中国复兴标准其实是模仿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常提到的“数目字化管理”，即“西方做到了财产权至高无上，超越皇室特权和道德制约，受到法律保护后又能展开多层次分工和多边贸易，并能促成货币管理的一体化。”杨老师认为黄仁宇这种大历史观的论断有过度迷信西方制度安排的嫌疑，“要想完全摒弃中国道德传统而治理国家，无异于把中国看作和西方一样同质的东西”，“现代人受西方影响，认为依靠缜密计算积累财富并合理分配，加上法律体系的纸面保障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事实上条条框框引入国内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水土不服。
6.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好为人师？
这个话题里涉及到中日冲突里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些敏感哈哈。
7.“中华民族”是个啥？
坦白说，在我读杨老师这篇小文之前，我没有思考过“中国公民”和“中华民族”之间的差别。但是杨老师在开篇引入的在延边大学与一位朝鲜族科研干部的对话，勾起了我的兴趣。这位朝鲜族干部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公民”，但不喜欢“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原因在于，“中国是个大国，做大国公民比作一个国土狭小国家的国民感觉要好，但‘中华民族‘这个说法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色彩，骨子里还是你们汉人说了算，我们表面不反对，心里还是不服。”“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更多的是从汉人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希望倚靠国家力量凝聚各民族的认同感。杨老师写道，据说“中华民族”是梁任公先生发明的，这倒是个考据词源产生和适用环境的好契机。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先生、傅斯年先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表达过夷汉一家，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观点，对内没有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中华民族。而当时正在做少数民族田野调查的费孝通先生曾表达过相反意见，费先生认为，“中国是包含多民族的国家，在文化、语言和体质上分歧较大，尽管存在混合情况，但这种混合不一定要用政治统一做借口，应该更多地站在非汉人民族的立场上考虑他们自身的处境和要求，这样做并不妨碍全国统一的大局。”学术层面看没有问题，可以费先生的这番言论在当时抗战大局下却被认为政治不正确，傅先生甚至气愤到借政治之名干预正常的学术讨论。“历史真正有趣的地方不一定在于它是否真实，也许如何辨析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讲述这段历史才更加重要。”
当时读到这篇小文时，脑子里马上想到了一个曾经刚进大学时听过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学校叫“中国人民大学”，翻译过来不是“People University of China”，而是“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据传有一种说法是“people”有“民族，国民”的意思，而校名中的“人民”不想被人扣上民族色彩，而是希望传达更广泛的“人民”之义，干脆就用拼音直译了。也不知真假。
杨老师的随笔虽然不尽然全部能够有所启发和新的认知，但是偶得一二反思，也是不错的学习体验了，如果能加入一些脚注或者参考文献就更好了。杨老师最近的新书《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好像在万圣榜单上占据前几名很久了，有时间会再拜读一下新书。
不知真假的历史和常识多了去了，路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