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岁月》是一本由李新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4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流逝的岁月》精选点评：

　　●一曲壮歌终成哀 2010年端午节时读的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感慨良多。有历史学家或是文学家曾说，许多老一辈人经历的事情对小一辈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流逝的岁月》前几章讲述作者中学时代的抗日活动，他们所表现出的斗争智慧对我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我在那个岁数，除了会做试卷，大脑一片空白。

　　●对我而言很震撼 都记不得啥子时候读的了

　　●真的好看。

　　●体制内的能公开出版的反思到这种程度的人，已实属不易。

　　●李新还是比较敢说真话。

　　●李新讲了不少真话，人格堪称伟大。

　　●人大反右等50年代历史亲历

　　●不错 ，读起来很有意思

　　●李新李新啊，你奋斗一辈子的事业真有意义吗？ 你参加的革命队伍到底和日本人打了哪些大战役？ 当你也成为夏主任后你自信做的更好了吗？ 从你年轻时候算起，这个社会是离民主自由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了？ 形形色色的腐败和特权被革命消灭了没有？ 省略那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比如蒋该死，仅看那些笔下还算真实的事件和细节，考虑到那些作者不能写出来的言外之意，我相信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了。

　　●第一人称带你回到那个红色年代，人与事都让人感到人性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之于时代渺小

　　《流逝的岁月》读后感(一)：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

　　这是本好书，值班的时候看了大半，周日没动地方读完了 。受益不浅所以夸赞一下：

　　李先生有深厚文字功底，后半生又是以教育写书为业，文笔非常好，对该交待的事情交待得很明白，所以本书读起来很流畅。

　　李先生介绍的情况，本着写信史真史的准则，又是从普通人的视角，讲得很实在，可信度很高，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敢说，把问题摆出来，并不讳疾忌医，这和他在回忆中透露出来的一贯的工作作风是一致的，非常让人钦佩。从他身上以及他回忆中很多人身上，真正看到了那一代的共产党人深入群众，理论联系实际，以身作则等等优秀的品质，这才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体现。与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环境、工作相比，我们实在差的太多。

　　先生以那样的革命资历，后转任教育战线，后又编书为乐，幸甚。

　　最后还是推荐一下，年轻人们大可以读读这本书。

　　《流逝的岁月》读后感(二)：麻田八路军总部探寻

　　人到中年，阅读名人的回忆录往往不再从头看起，而是挑中间的重点章节。当初购买这本李新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就是因为书中有关中国人民大学“三反”记的章节吸引了我。一九八零年我考入人大的时候，对成仿吾校长的印象很深，能接触到这样一位老革命家，当时备感荣幸；还有张腾霄副校长，平易近人，一副敦敦长者的神情，令人感觉很温暖。读到李新的回忆录，这才知道成仿吾校长当初也曾备受排斥打击，有位大人物在批评成仿吾时情绪失控，竟然引发胃出血，从此留下宿疾。也才知道，张腾霄年轻时血气方刚，身材魁梧，在支部会上挺身而出，怒斥惯于拳打脚踢的造反派，保护一位学者免遭皮肉之苦。李新回忆录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历次运动过程，读来栩栩如生，如临其境。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有深刻的总结和思考，显示出作者所具有的崇高的思想性和文学艺术水平。

　　时隔十多年，去年夏天又翻出这本回忆录，对其中的“反扫荡”的回忆章节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网上查询，这才知道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大扫荡，八路军总部遭受惨重损失，左权副总参谋长不幸牺牲。网上对于八路军总部人员损失情况语焉不详，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在国庆节期间，偕同好友驱车南下，从北京出发，经石家庄、娘子关，到左权县，然后沿着国道二0七前往麻田镇和武安市，按照李新回忆录的描述，探寻李新当年的战斗足迹。这一带属于太行山腹地，山路崎岖，地形复杂，适合游击战，便于隐蔽自己，消灭敌人。李新用朴实无华的笔触，描述了当年八路军总部突围的情景，以及地方干部掩埋战友的尸体之后继续不屈不挠抗击敌寇的大无畏精神。当初的口上水库，现在已经改名叫京娘湖；口上村、后临河村、前临河村等地名村名至今犹存。置身于革命先烈们艰难困苦持续抗战的旧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顿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此次武安之行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李新在回忆录中反复提到北委泉村，这是他战斗过生活过的村子；但是在京娘湖附近并没有北委泉村。我四处打探，发现在山西黎城县的西北侧有北委泉村和南委泉村，但这两个村子是在麻田镇八路军总部的西南方向，与李新回忆录中由麻田镇向东北方向突围并且靠近摩天岭峻极关的描述背道而驰。从回忆录的叙述路线判断，书中的北委泉村应该就在武安京娘湖的东南角，而不应是在远在西边直线距离七十多公里以外的黎城县。经过仔细查找，发现京娘湖东南方向有北苇泉村和南苇泉村，我猜应该是李新的笔误。至于真相是什么，我计划今年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再赴麻田和武安，二探究竟。

　　《流逝的岁月》读后感(三)：“政治影响”的影响

　　1946年，李新在河北永年做县委书记，上任不久就召开大会斗争汉奸宋品忍。因宋品罪大恶极（按：书中有许多具体事例，在此不引述），群众要求“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李新奉命将宋枪决，并任群众毁尸销骨。李新的夫人认为“大会开得很好，实在鼓舞人心”；李新事后有所反思，当时也不免为之振奋。（第232页）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同意这样做，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想。直到我读了李新在人大的经历。

　　“政治影响”四字令我茅塞顿开。之所以不要去示威游行，是因为“政治影响”不好；之所以要把汉奸碎尸万段，是因为“政治影响”好。政治影响，几乎成了一切活动的风向标。

　　凡事都要考虑政治影响，是政治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政治之所以肮脏的原因。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有时成为法律和道德，有时超越了法律和道德；说它肮脏，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政治的重要与肮脏，已经渗入每一个有政治的地方。

　　高校中每有丑闻（有时未必是丑闻），都会有好事学生在贴吧、知乎、微博等网络论坛爆料，几乎每次都有围观者指责：“这事曝光了对学校有什么好处？！”曝光之后，一些不好的“政治影响”随之而来，他们不责怪引发丑闻的人、掩盖丑闻的人，反而责怪爆料丑闻的人，并期待前者自行解决。校方或拖或瞒，其原因也无非是“政治影响”。

　　高校如此，市省同理，举国亦然。

　　李新本人是敢于说真话的，李新的回忆录在他死后才出版，可以推断这是一本较诚实的回忆录。可即便如此，书中也有多处点到为止、语焉不详。考虑其原因，或许也是“政治影响”。

　　《流逝的岁月》读后感(四)：抄书记——人大往事

　　春节期间，读了李新所写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其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篇幅写他1950年代在人民大学所经历的事情以及后续编书所遇到的问题。这里摘编数则，不知是否有人感兴趣？

　　一、 人大选址

　　人民大学西郊校区的校址如何选定的？此书这样说道：

　　“为了找校址，校部主要领导人和苏联总顾问安德里昂诺夫一起到西郊各地跑了许多地方。周恩来总理说，圆明园地方好。我们到那里去看了一看，觉得在那个废墟上修建—所大学，不知要花费多少钱财，而且决非短时期能修得起来的。后来发现西直门到海淀镇半路上的一个地方，东面是双榆树，西面是苏州河，安德里昂诺夫一看，认为这个地方很好。他说：这里地势较高，南北两面都往下斜，在平原地上找这样-块地方是很难的。在这里修建楼房最好，最坚固，能保持久远。而且后面有河，将来引水入校园可以使校园美化、绿化，使学校更加可爱。他又说：从城里到海淀，这里恰好在一半的路上，将来发达起来后，公共交通一定会在这里设站。人们从这里进城或到海淀以至颐和园，都会很方便。安德里昂诺夫是经济学教授，但他对建筑也是内行。他用目测即能看出地势的高低，和用仪器测量出来的差不多。那时，西郊还是农村，人烟很少。后来发展起来，证明他的预计都是正确的。只有苏州河水，没有引迸人大的校园，未免遗憾。

　　是啊，你看看现在人大校园里的一勺池，就知道这有多遗憾了！

　　二、 “革大”+“陕公/华大”=人大

　　人民大学一直以陕北公学作为前身：陕北公学-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实际上，人民大学所承接的也不止陕北公学/华北大学，此外还有华北革命大学。吴玉章是校长，成仿吾任人大副校长，代表“华大”，胡锡奎是人大的党组书记，代表“革大”。两拨人关系如何？此书写道：

　　“胡锡奎调人民大学时，从“革大”调来一批老干部（抗战初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作为人大的骨干力量。他们大多数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参加工作前多半是本地的中小学生，八路军来了，便参加了抗日工作。因为和本地农民熟悉，在战争和土改中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人们都把他们看做工农干部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到人民大学后，与原来“华大”的干部，作风大不相同。

　　“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华大”干部和“革大”干部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一矛盾的某种反映。到“三反”运动，这一矛盾的发展就更为尖锐化。

　　书中对具体过程有很多描述，这里略去不提，你可以想象，在“三反”运动中，谁会占上风。

　　三、 编书的苦恼

　　1950年代中期开始，作者即将主要工作转到《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编写。其中经历很多事情，这里摘编1959年之后他们如何在书中处理彭德怀的问题。书中写道：

　　“编书组顺利地过了反“右倾”大关，但第二卷书怎样写呢，还是个问题。彭德怀在第二卷（1927-1937)中很重要，但不能正面出现他的名字，一出现就不能出版。不单彭德怀不能出现，连平江起义也不能写。因为当时有人把建议写平江起义的历史看作是阴谋，是为彭德怀想夺权服务的。怎么办呢？真伤脑筋！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彭德怀的名字不写，那么相应地在平江起义中滕代远、黄公略的名字也不写。到第三卷抗日战争中，不写彭德怀的名字（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只写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相应地，一一五师只写师长林彪、一二〇师只写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只写师长刘伯承，副师长一律不写。新四军也是只写军长叶挺，不写副军长项英，这样正好把项英这个难题也解决了。但平江起义却不能不写，不写它，那红五军从哪里来的呢？后来红一军团又怎么写呢？想来想去，决定写红一军团时，说它是由红四军、红五军合编而成的。红四军前面已经写得很多，这里可不再写。对红五军则采取补叙的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顺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书那样，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这样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我把这一办法向编书组的同志们一说，大家都赞成，甚至鼓掌称善。不知哪一位下来对我说，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样想方设法以求出书，总不能连良心也丧失啊！

　　为什么要“想方设法以求出书”，理由可能与现在的人不大相同。

　　四、 外一则：东厂胡同的前世后生

　　这个编写组的办公地点是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地处东厂胡同八角亭。关于东厂胡同，书中写道：

　　“近代史研究所的地址在东厂胡同。东厂是明代皇家的重要机关，类似近代的特务组织，东厂胡同就是因为东厂设在这里而得名的。到了清末，这里是权臣荣禄的府第，八角亭就是荣禄接见宾客的地方。袁世凯当政时，买下了这座府第来送给黎元洪。后来黎元洪当上了总统，这里便成了总统官邸。日本占领期间，在其中东北部临街修建了一座图书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接收了这个地方，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设在这里。胡适也住在里面，他为了留取五四运动的纪念，特意从电话局取得“54” 这个号码（他的电话号码是“5.5400”，前面那个“5”是电话5分局，后面两个“0”，是故意空着，以凑足五个字的号码）。北京解放后，范文澜领着他的历史研究室驻进了这个地方，胡适的住室便成了范老的住室。从此，范文澜辞去了华北大学的—切职务，专心写书，后来这里便成了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

　　一个胡同，主人叠变。不免有世事苍茫之感！

　　《流逝的岁月》读后感(五)：被删除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