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真相》是一本由［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著作，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元，页数：3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国真相》读后感(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5000年历史，经历多少朝代的变更。
美国一个还不到300年历史的国家，在世界文明的历史上河里，只能算一个朝代。再看世界政权的更新交替，没有哪一个是永久不变的。美国的当下，正是崩盘的时刻。
斯蒂格利茨这位诺奖经济学家研究得非常透彻，而且逻辑十分清晰。看看这本书，会让你说得更有理有据。
我只能说： 2020年，如果你想让自己在美国这事情上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看看这本书，会提升你的段位。
《美国真相》读后感(二)：美国真的要走到尽头了吗？
最近在读斯蒂格利茨的《美国真相》，恰巧又赶上美国22个城市的反种族游行，也算是有幸见证了历史。在这本书中谈到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中，作者总结说，正是因为美国在其本土留下的都是高精尖行业，譬如金融、计算机、影视娱乐之类，而底层民众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再加上美国隐形的种族歧视原因，导致了美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和反种族浪潮。
我也算是有幸去过美国，去过繁华的纽约、洛杉矶，也去过美国的贫民窟密苏里州、肯塔基州。非常能明显的感到，如果一个地方越发达，它的配套设施就会越全面，社区福利也完善的不像样，游泳池，健身房，网球场能建的的都给你建了；而那些不贫穷的地方，甚至连基本的安保都无法得到保证，真因为收不到更多的税收。这就是很典型的“马太效应“，而大国民小政府的机制对此更是无能为力，
这本书还写了更多有关美国的没落的缘由，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斯蒂格里茨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他在本书中给出了解决之道，就看川皇的手段了
最后，强烈推荐这本书，可以当做是珍藏，作为我们这是时代这一时期的礼物
《美国真相》读后感(三)：市场与政府的选择难题
当然，斯蒂格利茨是资深左翼民主党，其文往往将种种弊端均归咎于共和党的执政，对于民主党的政策则多有维护，这一点是值得读者们警醒的。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思想一直都“偏左”（西方语境），强调自由市场的失灵，并鼓励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作用来维护社会公平。斯蒂格利茨认为，当今的美国已经从一个多数人通过“创造财富”从而实现社会繁荣的国家，变成一个少数人通过“榨取财富”从而实现小团体利益的国家。斯蒂格利茨始终反对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和当今的“货币学派”，对于“涓滴经济学”大加贬斥，批评对自由市场的纵容，强调政府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因此，斯蒂格利茨聚焦于社会不平等问题，他认为愈演愈烈的公平缺失来自于美国未能处理好三个重要经济问题：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金融监管和经济全球化。在应对这三个问题时，美国的政策均明显向上层阶级倾斜，以“涓滴效应”为幌子纵容巨头的“赢者通吃”，损害了广大下层弱势民众的利益。
斯蒂格利茨认为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总是复杂多变的，而市场本身无法很好的管理这些变化，因此需要一个职责分明但权力有限的政府，而良性的发展机制更是有赖于政府、市场和民众社会三者的彼此平衡，这也是本书题目的含义。
经济问题是经济的反映，而处理经济问题则是政治的反映，因此本书不少篇幅都是在谈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当然，斯蒂格利茨并不是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而是通过指出“美国式”民主制度存在的缺陷，从而梳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并反思“美国式”民主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民主制度以及美国立国精神间的差距。
关于发展
“创造财富”和“榨取财富”都可以创造利润，但是前者是“如何做大蛋糕”，是一个社会长期繁荣的基础；而后者只是“如何抢得更多蛋糕”，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手段。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盛行，为腐败与投机的行为提供了最好土壤与掩护。对于欠发达国家，腐败的表现更为直观，也许就是信封里的钞票。但在“美式腐败”中，他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如通过修订法律，提高政府采购价格；或是低价出售原本属于公众的自然资源等等。由于资本涌入非生产性的投机领域，使得回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和技术产业的投资持续不足，使得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比欧洲发达国家更长，但生产率增长更低。
关于不平等
在40%的美国人无法负担400美元的意外开销时，最富有的三位美国人的财富超过整个美国下层阶级财产的总和，巨大的鸿沟横亘在上层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社会的巨大经济分歧导致政治上的分歧，而精英人士可以利用其政治上的权力来制定经济和政治的游戏规则，从而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优势。 共和党的大金主是传统产业资本家和农场主，因此共和党一直致力于废除遗产税，虽然在特朗普税改时最终未能成功（仅提高了豁免额），但因为税法中存在一系列漏洞可供避税，因此实际缴纳比例非常之低（特朗普家族涉嫌逃避遗产税5亿刀）。斯蒂格利茨甚至断言“21世纪的美国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世袭制富豪统治的国家”。 种族、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又进一步造成了健康、养老的不平等，以及更重要的机会的不平等。美国社会地位的流动性越来越低，据统计1940年出生的孩子90%会比父母挣得更多，而如今这个数字只有一半，曾经让无数人心向往之的、代表无穷希望的“美国梦”在持续的衰落。
关于政治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一人一票”的选票政治，已经演化成“一美元一票”，游说团体、竞选捐款、政客从商和富人控制的媒体成为这种钱权交易的组成部分。院外游说团体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灰色政治生态的一部分：制药企业游说政府提高社保采购药品的价格，银行游说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去监管化”，而以色列的游说团体甚至可以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等等。美国曾经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建立健全对于筹集和使用竞选资金的监督管理，使得“大金主”对于选举的操纵受到限制，推动小额捐款人逐步走上历史主舞台。但在2010年，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让政治捐款的限制再次被打开。奥巴马讲话称，此判决将会给特殊利益集团更多的权力，并掩盖普通美国人的声音。
关于金融监管
金融的功能本应该是提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而当下的金融却反客为主，使大量社会资源服务于金融业。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花费大量公共资金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当普通民众面临失业之际，对这场危机难辞其咎的金融高管们可以继续领取巨额薪水。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全社会为金融机构埋单，两年后美国政府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展开对金融机构的全面风险监管，大大小小的银行收到各种各样的经营限制和无穷无尽的压力测试。但特朗普就职以来，为了促进银行放贷，屡屡扬言废止该法案。再加上银行游说团体的持续努力，2018年5月法案被正式修订，中小银行被免于沃克尔法则、美联储压力测试等核心监管要求，金融监管措施又一次走向放松。
关于全球化
斯蒂格利茨认为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实际倾向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单方面保护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并迫使各国对美国开放金融市场。但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因为要与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工人竞争，从而面临降薪、失业。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因为降低了成本而回报丰厚，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某种意义上，特朗普宣称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岗位是正确的，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工作岗位的转移，而是盆满钵满的美国巨头没有分一杯羹给美国的低技能工人，因此需要政府履行责任，引导企业将全球化的果实分享给全体民众。斯蒂格利茨同时告诫特朗普，世界已经建立了高效的全球供应链，明智的国家应当懂得如何去利用它们。如果执意脱离全球供应链，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
关于税法
斯蒂格利茨认为，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可以在短期刺激经济，但会带来两个更严重的问题：1）政府的财政状况将更为糟糕，可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公共服务的经费将会受到压缩，而基建与科研代表着长期生产效率的提升，公共服务代表着社会生活的基本保障。2）税改对于富有阶级更为有利，但在长期将会加重中产阶级的负担。上世纪80年代纽约房产大亨赫尔姆斯利曾说“只有小人物才会交税”。美国复杂的税法体系，给予了企业通过利用各种晦涩难懂条款来减少纳税金额的机会。而每一次试图弥补税法漏洞努力，都会受到企业游说集团的阻挠。而在本次税改中，本可以免企业逃税避税的替代性最低税率被废除。
关于专利
我记得，前些年我国十三五规划曾邀请斯蒂格利茨作为高级外籍专家建言献策，斯蒂格利茨就曾提出“警惕专利制度的滥用”。专利的出现本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创新。但现在，专利越来越成为行业巨头创造进入壁垒和驱逐竞争对手的利器，尤其在美国的“讼棍传统”加持下，行业巨头们强悍的法务部门是后发企业难以迈过的坎。尤其对于需要“站在巨人肩上”的技术密集型行业，诉讼成为比技术本身更保险的护城河，“专利霸权”破坏了市场的竞争机制。
关于媒体
地位独立、敢于直言的媒体，应当是一国经济、政治制度成功的重要保障。但另一面，个人的认知和信条是可以被他人操纵的，而媒体与资本的结合可能会在期间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烟草巨头通过媒体让人们对吸烟有害健康产生怀疑、消费品巨头通过媒体让人们购买过多的非必需品、石化巨头通过媒体误导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观点、富裕阶层通过媒体告诉人们遗产税的废除有利于让生活更加美好...对思想的操纵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科学与理性被处心积虑的观念所蒙蔽，资本家的利益得以捍卫，他们的股票回报丰厚，他们的财富得以传承。而普通民众却沉醉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如履薄冰的财务状况中，并将为这一切埋单。
关于司法
斯蒂格利茨指出，过去20年里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党派性决策。法院已经成为广义党派斗争中的工具，而不是一个通过智慧与公正来使国家更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所罗门式机构。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就《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进行判决，企业和工会有权无限制地在大选周期向支持且独立于候选人竞选团队的组织，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进行捐款。随后，个人也被允许可以无限制地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特殊利益集团无限制提供政治捐款的闸门将被打开。据报道，美国61个超级富豪和机构在2012年大选期间平均向候选人提供470万美元，总计2.876亿美元，比142万余名小额个人捐款者的捐款总和还要多150万美元。
关于新技术
斯蒂格利茨表达了对于新技术被少数巨头掌握的担心。新兴产业的兴起伴随着权力的滥用，从拓展市场势力到侵犯个人隐私，最后升级为政治操纵。
结语
其实斯蒂格利茨指出的种种问题并不是美国所独有。可能在另一种体制下，某些问题表现的更为严重，而另一些问题则不太明显。这些充满共性的问题最终似乎都可以找到一对根源——“政府”与“市场”的较量。
如果政府的力量过强，则官僚阶级的腐败和寻租不可避免，市场的效率也将被削弱；但如果市场的力量过强，则精英阶级合理合法剥削大众的态势亦无法遏制，将引发社会公平的丧失。就如同我国经济改革中，“一收就死”和“一放就乱”仿佛是一对始终无法走出的怪圈。无论是“政府”与“市场”，或说是“权力”与“自由”，究竟应当怎样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从而为民众创造出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确实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其他1：翻译在某处把“马丁·路德”和“马丁·路德·金”搞混了，确实是个很低级的错误。
其他2：可能因为本书原是面向熟悉美国政治生态的美国读者出版的，所以并没有详细介绍这些年引爆两党争论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判决、《多得-弗兰克法案》的存废、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特朗普《减税和就业法案》等关键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实这部分内容对于了解美国政治生态，对于理解作者所谈的“美国危机”是很关键的，国内读者还需要查阅其他资料。
《美国真相》读后感(四)：Barron's: 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巴伦周刊》编辑｜彭韧 （原文链接）
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全球化、金融化和新技术的发展方式让许多“工人”落在了时代的后面，而它们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政策决定的。即使在2018年经济周期出现转折的期间，大多数企业的经济状况也没有获得太大的改善，无法恢复到10年前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现在的财富不平等问题比2008年前严重得多，而随着2017年税收法案的出台，再加上美国政府对放松管制的狂热追求，美国的经济前景可能会变得更加极端不确定。
以老布什和克林顿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曾经承诺，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繁荣。现在，这些承诺已经被美国民众看作政客自私自利的陈词滥调，也难怪美国人对精英及“体制”的幻灭感会增强。
如果把人们的失望情绪与市场营销、行为经济学的进步结合起来看就能明白，为什么近一半的美国人都被特朗普的欺骗性营销蒙骗了。当美国人对精英政治失望至极时，政治操纵就浮出了水面。
美国并非一夜之间陷入当下的危险境地。有人警告说，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并不乐观，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社会的情况很容易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拿来误导大众。美国人可能不知道挑战将是何种形式，但风险确实存在，而美国最终却选择无视这些警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目前的困境是自己造成的：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经济、政治和价值观所代表的意义。
美国的经济学“出错了”。
人们总是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包括减税和放松管制）是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解。美国人认为金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本身就会给所有人带来繁荣，市场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因此，他们不理解市场势力的威胁性。美国人总是盲目地认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将会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
美国的政治“出错了”。
太多的人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全部。美国人不理解金钱对政治产生的威胁，不明白金钱的集中化将如何瓦解民主，也不明白精英如何利用金钱来塑造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而使经济和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美国人也不明白，他们何等轻易地滑入了“一美元一票”的陷阱，何等容易地对民主制度产生了幻灭—大部分民众认为这一制度是被操纵的。
美国的价值观“出错了”。
美国人忘记了经济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服务于经济。美国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全球化本应创造更强大的经济，以便更好地让经济为人服务。然而，美国告诉人们，由于全球化影响了经济，美国不得不削减他们的工资和公共项目支出。金融本身从为经济服务的工具变成了经济目标。这导致美国经济更加不稳定，增长更加缓慢，社会不平等加剧，而普通人深受其苦。个人对利润的追求并没有使扭曲的经济得到改善。
逐渐恶化扭曲的价值观带来了扭曲的经济和政治。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更加自私的社会，就像经济模型中所表述的那样，人们本就是自私的，但这种形象并不是美国民众理想中的那个更好的自己。美国人被错误的模型引导，最终变得与模型本身毫无二致。美国人变得更加物质主义，不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从利他主义逐渐变成利己主义，而最初的道德准则也变得越来越模糊—道德是为宗教领袖和星期日的祷告保留的。金融机构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道德败坏已经成为金融的标志。现在美国选出了一位总统，他本人就是这种新的反道德规范的典范。
美国人不理解提高生活水平、实现最高理想的基础—科学、理性探索和论述，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社会机构和基于民主进程的法治体制。
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国际主义和自由市场，现在正被原始的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所取代，后者所提出的“让美国恢复繁荣”的承诺更难以实现。对一位经济学家来说，攻击“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是很容易的，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并不充分。这对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但至少他们可以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理性的讨论，确定论点和经验假设中是否存在真理。然而，反对特朗普的观点就不太容易了，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理论的基本思想（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话）还不成熟。尽管在美国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拥护市场经济的优点（甚至包括美国的寻租政策），但在国际贸易方面，他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他不相信不受约束的竞争性市场，只相信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受管制的贸易，回归了重商主义思想。
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今天的绝望事态
回顾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危险事件可以给美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一些希望和灵感。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滥用权力的总统，美国也不是第一次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美国的经济在以前也曾经被肆无忌惮的市场势力所扭曲，但美国最终都遏制了这些弊端，并重新回到正轨。
据说，安德鲁·杰克逊在谈到最高法院的一项他不赞成的裁决时曾经说：“既然约翰·马歇尔（第四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让他来执行吧！”杰克逊知道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只有总统能执行法律，因为总统的政府控制着所有负责执行法律的机构，法院没有执行法律能力。在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共和国的美国，杰克逊作为领导力量主持了美国的一次“大分裂”时期。
在共和国的进程中，美国的体制得到了改进和重组。杰克逊那灾难性的“分赃制度”最终导致了专业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这也不是政客第一次试图利用权力获得政治优势了。在南北战争之后，战后重建和数十年的种族隔离导致了更多的持续性危机和社会不公正，这些危机至少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难以处理和令人绝望的，尤其是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言。当时的问题不只是种族偏见，持续剥削他人的经济体系才是更严重的灾难所在。特朗普煽动民众的偏见，试图将白人工薪阶层选民的愤怒指向移民，这与美国以前的情况十分相似。
这些试图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与争取经济公正的斗争是相互呼应的。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社会不平等、市场势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后来，包括旨在确保竞争的法律在内的进步立法将美国从悬崖上拉了回来。1920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再次登上了新的高峰，“罗斯福新政”社会和经济立法为美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美国人受益于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所提供的经济保障，通过立法遏制金融部门，赋予劳工运动新的生机，重新平衡了经济权力。
提高公共福利
21世纪，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来实现和维持社会发展。该视角基于历史责任感和对经济及社会权力的深刻理解，即社会权力塑造了经济，又反过来被经济所影响。尽管美国人使用技术官僚的语言（language of technocrat）表达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这一语言反映了美国最高的道德抱负，以及用道德和价值观表达自我的意愿。
美国人需要从明确的目标着手。不是老生常谈地重申美国已有的价值观，而是理解这些价值观是什么。经济应该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人们必须了解自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不仅要看GDP，也要关注人们的福利水平。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必须以人为本。新的社会契约应包括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恢复普通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这项21世纪的进步议程致力于确保进步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公平和安全的共享，使每个美国人都有机会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不会受到歧视、偏执和排斥。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实现人们的共同繁荣，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繁荣。这既是经济现实，也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体现。新的社会契约应该包括这样一项承诺：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每个人的声音都应能得到倾听。因此，新的社会契约必须为所有人（包括富人、穷人、白人和非裔美国人）提供公正和机会。基于这一关键条款，美国梦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以推动进步为重点的进步议程必须以对国家财富来源的深刻理解作为基础，而且必须致力于确保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形成和管理都能以惠及所有人的方式进行。目前围绕这两者的争议造成了不必要的分裂。本书试图列出这一进步议程的基础及实现这一进程所需要制定的政策。
在这一进步议程中，美国政府扮演着核心角色。政府既要确保市场按照预期正常运行，又必须以私人和市场无法做到的方式提高公共福利。
然而，如果要接受这种模式，美国人就必须纠正自己错误的观念，即“政府永远是低效率和莽撞的”。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与包括市场在内的所有人类机构一样，政府也容易犯错，而且也可以进行优化。“政府的存在本身是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手段”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从过度污染到金融市场不稳定，再到经济不平等，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市场和私人部门造成的。简而言之，单靠市场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政府才能通过对基础研究和技术的投资来保护环境，确保社会和经济公正，促进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型社会的形成，而基础研究和技术进步是社会赖以持续发展的基础。
右翼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政府干涉了他们的自由。右翼派企业认为，政府实施的法规和税收会降低它们的利润。那些最顶层的1%的人担心强大的政府可能会使用职权将财富从自己手中夺走，重新分配给穷人。因此，这些人有动机把政府描绘成一个低效率的“肿瘤”，但他们的每种说辞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今天，那1%的人所缴纳的税款远远少于他们应当缴纳的份额，这使得他们的收入中用于支持包括国防在内的公共福利的份额更低。与此同时，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以租金为基础，而这些租金所占的份额远远超出其在国民收入和财富中应有的比例。
此外，本书还描述了精英阶层是如何成功以绝大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的。非自然的经济力量导致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几乎陷入停滞，而那1%的人的收入水平却在急剧上升。导致这些非自然结果发生的并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人类规律。
现实情况是，美国的市场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在过去40年里，美国对市场进行的重组导致了增长放缓和更多的不平等。市场经济有很多种形式，但美国选择了一种不利于大部分人的市场经济。美国现在必须再次改写市场的规则，以便让经济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例如，美国必须确保市场的竞争性，摒除规模庞大的市场势力，让市场按它本来应有的状态运转。
美国有一套远比“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推崇的更加高明的制度。美国不仅拥有多个高效的政府机构，还有一批强大而充满活力的非政府机构和基金会组织。美国进步的核心是大学，在美国，所有的顶尖大学都是公立或非营利性机构。美国还拥有合作经营的企业。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信用合作社是为数不多的没有被金融领域的道德腐化所侵蚀的部门。22信用合作社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及许多部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3在危机期间，信用合作社及有更多“工人”参与决策、拥有更多所有权的企业远比其他企业表现得更好。
美国有能力加强这种由不同类型的机构组成的丰富制度。每一类机构都有自己的定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例如，私人部门依靠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及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的知识蓬勃发展，这些知识往往得到公众的支持。事实上，美国的私人部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私人部门并不是所有人类智慧的源泉，也不是美国社会问题的唯一解。私人部门的收益是建立在美国政府和非营利性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的基础上的。
因此，这项改革的中心纲领要求美国在社会和经济中建立一个更好的平衡机制。这个平衡机制将囊括美国的政府、私人机构和社会的各个部门。美国在恢复平衡的过程中，必须遏制近几十年来越来越明显的物质主义和道德败坏发展的极端势头，激发个人和集体的主观能动性，给人们追寻幸福生活的发展空间，24劝诫个人和社会以更加高尚的价值观和追求作为行动的基础。在美国人需要遵循的价值观念中，应有对知识和真理、民主和法治，以及自由民主和知识体制的尊重。只有这样，美国花费了250年才摸索出来的进步经验才能得以存续。
美国还有希望吗？
美国的历史使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更加光明的未来并非一定会到来。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在镀金时代和咆哮的20年代之后，美国曾两次从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中恢复。然而，今天美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加严峻，因为现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可能更加严重。而且，随着美国最高法院近期下达的裁决，金钱将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现代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将金钱上的差异转化为政治权力上的差异。
在今天的美国，唯一可以与强权抗衡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也就是选民的投票权。但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的制衡权力越来越难以有效行使。这就是为什么实现社会公平不仅仅是道德或者经济问题，它关系着美国民主的存亡。
为了让所有美国人都能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生活—以符合人民的选择、责任和自由的价值观的方式，美国需要实施这项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议程。这一议程雄心勃勃，且有其存在的必要价值。尽管美国今天的情况很糟糕，但如果人们对此置之不理，让美国依旧执迷不悟地走在现在的道路上，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美国社会可能会以更加严重的不平等及分裂而告终，激发更多不满的情绪。渐进主义的政策虽然是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适合解决美国今天所面临的困境。
美国的社会生态已经趋于负面。如果放任它自生自灭，人们将会时常陷入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中。我满怀着希望和信念写下本书，并相信另一个更加光明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而且有足够多的美国人也同样相信这一点。我同样相信，只要美国人团结起来，人们可以扭转这一可怕的局面，这其中包括尚未失去理想的年轻人，也包括那些仍然坚守着机会平等和共同繁荣理想的老一辈民众，以及那些想要为争取民权而奋斗的战士。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有那么多人的心被紧紧拴在一起。有那么一瞬间，美国人看到一线希望的光芒在闪烁，再一眨眼却又只看到乌云压境，黑暗笼罩着整个国家。美国可以选择的另一个世界并非只是过去的投影，人们可以运用经济和政治知识，以及近几十年来在失败中学到的经验，建立一个设计合理、监管良好的市场机制，并与政府和民间社会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这才是美国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
我所描述的这种对未来的另一种设想，这种21世纪的新型社会契约，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为美国指出的道路截然不同，虽然他们所提出的政策往往会得到商界的大力支持。美国过去的失败将成为他们未来的镜子，除非美国能更好地管理技术进步，否则他们将很可能带领美国走向一个反乌托邦社会，一个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分裂的政治体制。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将离美国人越来越远。
现在拯救美国还为时不晚。
《美国真相》读后感(五)：读《美国真相》——切蛋糕
本文（7000余字）
读完这本书后翻了翻书后的“致谢”，丹尼尔·卡尼曼和理查德·塞勒赫然在列。之前写过这两位《思考快与慢》和《错误的行为》读书笔记，同属一系列的还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与罗伯特·席勒合著的《钓愚》。这里是读书笔记：读《思考，快与慢》、读《错误的行为》、读《钓愚》。可以看出，新派经济学对于传统经济学的抨击是一个愈演愈烈的过程。一开始是搬走一个前提，然后是个别现象研究，再然后提出这是系统性问题，直至这本书开始撕下藏在传统经济学这张脸皮，露出其的肮脏面目。这当然是因为扛起传统经济学大旗的美国内部矛盾愈来愈激化，阵营越来越撕裂，以至于面子都不需要给对方。
于是，作者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在进入克林顿政府25年之后，面对如今的美国乱象（2019年以前），把这部分归咎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失败。由于美国政府职能失灵，美国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了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特朗普政府的厌恶，并且在书的第二部分，为如今的美国开了一张通向复兴的药方。我觉得驴象之争是美国自己的政治斗争，而美国复兴的药方也是美国内政，前者无非是赶特朗普下台，后者甚至改革方向以我国为榜样，比如全民医保和公平教育。但是这是一本经济学书籍，所以我还是看看作者对美国现状的经济学思考，所以主要写第一部分“迷途”的读书笔记。
要向传统经济学发起进攻，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有效市场并不存在。如果要求市场体制依靠自身的力量运转，这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苛的先决条件：市场必须经过充分竞争，信息必须完备，个人或企业的行为不能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这个先决条件在实践中很难满足，总会有人“钻空子”。这也就是《钓愚》这本书的主题。而由于完全市场模型解放了资本家，所以这个模型在高中进入美国了课堂。这种片面的信息操作方式，是资本家占领话语权的常规操作。吃相恶劣点的所谓经济学家在玩弄文字游戏后还可以得出“资本家被劳动力剥削”的结论，一如现在知识付费界的网红薛兆丰。如果翻一翻美国大学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几乎所有章节都穿插着“竞争”这个词，“权力”这样的词汇只可出现零星一两个，而“剥削”即将完全消失，甚至将彻底地从传统经济学家的词典里被删除。现在当提到历史上的美国南部时，美国经济史可能会更专注于讨论关于棉花甚至奴隶的“竞争市场”，而像是剥削人们的劳动成果或使用政治权力维持既得利益者在内战之后的优势之类，有关资料便对其三缄其口。
作者在书里的概述中就讨论了一个长期被重商主义者歪曲的理念——出口商品以获得黄金，能够使本国的经济更加繁荣富强。事实上，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恰恰批判了重商主义，在金库里堆满黄金显然并不能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取决于这个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为所有人民提供高品质生活的能力，这反过来又与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有关。这种增长部分基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但最重要的是对知识的投资以及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开展经济活动，确保资源不会被浪费和闲置。而金融财富的增长反而是以牺牲国家的实际财富作为代价，所以金融化时代的经济增速反而放缓。然而，重商主义的谬论如今却大行其道，宣传误导人们深信“出口必须超过进口”。这种理论简单粗暴，但是仔细想一下，如今美国自己放弃了实体经济，如果只是把出口获得的黄金投入金融业，而不发展生产力和投资教育，以扩大充分就业率，人民的现状还是无法改善。
大众被有意引导的另一点，是“美国例外论”——主张美国的人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国家更高，经济增长率也更高。人们相信，美国更有效率和生产力。这种信念产生的直接的结果就是美国人认为自己应该超越所有人，因此其他国家应该多购买美国的产品，而美国人应该少购买他国的产品。从这个逻辑上又诞生了另一种认知扭曲，如果美国产品没有“主导”市场，一定是竞争对手在作弊。以上推理的每一步都存在缺陷，就拿推理的前提来讲：美国是最具生产力、生活水平最高的经济体。作者就在书中推翻了这个说法，根据2018年的“人力资本指数”，也就是一个社会对其人民的投资力度，包括教育、健康、生存能力方面投资。美国仅排名24位，远低于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也远低于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对此，美剧《新闻编辑室》中有过吐槽，“我们识字率排世界第7，数学能力第27， 科技水平第22， 人均预期寿命第49，婴儿死亡率第178， 家庭收入中位数第3，劳动力人数第4，出口值第4。仅有三样，我们是排世界第一的：狱中服刑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相信存在天使的成年人人数，和军事开销。”
很难想象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的霸权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只排第49。而作者又尖锐的指出，在1970年至1990年20年期间，美国富裕女性和贫穷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从3.5年拉开到了10年以上，这个数字在2014后更在显著拉开。贫富差距是这个国家绕不开的问题。在过去40年，前1%人群所占的收入份额增加了1倍以上，而最顶层的0.1%的人所占的份额增加了4倍左右。许多富人声称，所有人都将从富人所拥有的财富中受益，因为他们所赚得的利益将通过涓滴效应惠及普通人。但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出现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绝对没有出现过。在里根着手推动金融自由化运动之前，生产率每提高1%，工人的工资增加1%，而在这之后工资增长不到生产率增长的1/5。如果扣除通胀因素，最底层工人的工资几乎与60年前大致相同。底层人员工资停滞不前，中层人员被掏空，而高层人员的工资水平则飙升。在美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下，涓滴效应只是一个童话。
事实上，作者说的各种误导手段早已进入我国。我在网上和人讨论的时候，经常有人跟我复读“美国的体制是做大蛋糕，而我国的体制是分蛋糕”。而作者的论述就很清楚，首先“金融数字是不是蛋糕”，其次“蛋糕做大和你有关系吗”。
造成贫富差距的关键词，其实作者在上面就已经提到，那就是“竞争”。给民众准备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充斥着竞争这个关键词，仿佛想要出人投地，只有在“竞争”中打败各路对手脱颖而出。然而硅谷的资本大鳄彼得·蒂尔曾经一度直言不讳地表示：“竞争是为失败者准备的。”美国最富有、最聪慧的投资者之一巴菲特也深谙其道。价值投资理念的关键之一护城河，用大白话讲，就是一个企业垄断的能力。巴菲特提出要找出那些即使产品涨价也不会令客户流失的企业进行投资。确保一个企业持续盈利的最佳手段是建立能保卫企业的护城河，这些护城河为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设置了障碍，防止利润因为企业与其他进入市场的企业竞争而受到侵蚀。巴菲特也曾直言，“如果你的生意经营得足够好，如拥有一家垄断报纸业或者一家网络电视台，那么连你的白痴侄子都可以代替你掌管企业事物。”这么看来，最上层的那些人玩的并不是竞争的游戏。他们利用自己的市场势力把竞争者挡在护城河外。
市场势力允许企业收取比平时更高的价格，利用一切手段从消费者身上攫取财富。物价上涨对“工人”来说与工资下跌没有什么不同。而如果没有市场势力的干扰，超额利润将会在竞争的作用下减少，最终消失。这些超额利润的存在即是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所在。同时，市场势力同样默许企业支付更低的工资来压榨劳动力，直接剥削“工人”。市场势力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允许企业在美国“金钱驱动”下的政治环境中“购买”影响力，使得企业的权力和利益增加。例如，他们运用特许权制定高昂的价格，或者利用不透明的价格体系来达到目的；他们可以进行掠夺性贷款，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任何违规操作，这些操作已经成为金融行业特征所在。攫取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腐败。在欠发达地区，腐败可能只是一叠被密封在白色信封里的现金，而在美式腐败中，它的表现却极为复杂。如修改法律条款，确保企业向政府出售价格过于高昂价格的产品，或者以过于低廉的价格，购买法律上原本属于公众的自然资源。
实际上，个人如果通过创新来发家致富，如创造出新的产品，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其他人进行模仿或者超越前短时间内赚取高额利润。这种过程实际上增加了国家整体经济蛋糕的大小。而通过专利长时间的垄断却是一种掠夺，只是一种财富再分配，通常意味着从金字塔的底部抽走部分财富，然后再将其转移到金字塔的顶部。微软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在20世纪90年代曾用自己的垄断优势挤死了网景公司的浏览器。尽管IE浏览器用户满意度远不如网景浏览器，大家还是不得不捏着鼻子使用IE近10年，直到21世纪谷歌和火狐浏览器进入这个市场。微软并没有给客户带来更好的价值，新的windows系统有着诸多BUG，却通过垄断优势屹立不倒。如今美国民众想要购买任何产品，会发现自己怎么也避不开垄断巨头。当美国人想要办理有线电视、互联网和电话业务，他们可选择的供应商只有几家巨头，其中3家在社交网站、家具装修、起搏器制造和啤酒市场分别占了89%、87%、89%和75%的市场份额；有4家在干猫粮市场、果冻市场甚至美国航空市场分别霸占了97%、85%及76%的收益。随便搜一搜“专利侵权”的词条，就能发现无数关于高通、苹果、三星等企业之间涉案高达数亿美元的诉讼。这场游戏唯一确定的输家是消费者和其他无数小型企业，因为他们连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没有，私人投资的规模正在减少。
曾几何时，美国政府在反垄断问题上还履行监管职责。反垄断法在早期的美国的确发挥作用，但是市场势力说服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美国的法院简单地假设市场是充满竞争且有效的，任何看似反竞争的行为实际上只不过是对市场复杂性的有效反应。然而这些寡头之间到底是选择了竞争，还是托拉斯联盟。我们可以看看IT业的故事。在史蒂夫·乔布斯的牵头下，苹果和谷歌、英特尔、adobe达成协议，不会“挖走”彼此的任何一名员工。也就是说，他们就在劳动力市场中不进行竞争达成了一致。现在，美国的许多主要企业已经（通常是秘密地）联合起来以确保工资维持在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许多竞争在一开始就被瓦解，facebook在2012年以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又在2015年以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facebook本身就拥有建造类似平台的技术，而它愿意出这么多钱进行企业兼并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组织竞争的产生。
上面已经说到了，寡头之间并不会进行竞争。然而，它们却想方设法让劳动力处于相互竞争的市场。把工厂搬到其他国家就是让美国劳动力和其他国家劳动力相互竞争的手段之一。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工人，你在市场上实际是和一个越南人进行“竞争议价”。而寡头甚至还能驱使各地政府和各国政府进行竞争。亚马逊以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作为诱饵，宣布要在其他城市建立第二个总部，让美国各地的各个城市“竞相投标”。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全球各个国家。而这些国家还不得不接受美国企业的那套垄断玩法。例如，很多欧洲人担心转基因食品的危害，他们希望这类食品能够被禁止销售，或者至少贴上转基因食品的标签。但是，美国的企业说商标会阻止欧洲人购买美国的产品，这的确如此，但是美国人因此说商标是一种贸易壁垒，就大错特错。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保护自己的人民、环境和经济。
关于这点，引用一段书中作者的原文吧。“在过去20年里，我一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批评全球化的管理模式。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发现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完全倾向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且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一直以来，我们所签署的贸易协定是不公平的，这些协定明显对美国和欧洲更加有利，而发展中国家被置于不利的位置。那些认为美国贸易代表在谈判过程中被其他国家欺瞒的观点实在可笑，因为20世纪后期的国际贸易谈判中，美国就获得了想要的一切。美国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保护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置之不理。美国也成功迫使各个国家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市场，甚至强迫各国接受的那些搞垮美国金融体系的高风险以及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金融产品。”
作者声明自己并不反对全球化，如今美国的困境是政府没有帮助民众转型所致，政府只服务于寡头。而特朗普的政策，想要关闭的是全球贸易，却想让通过专利和金融的掠夺更加变本加厉。
本书第一部分的最后，作者谈到了如今美国直面的具体问题，金融和技术。
就像反垄断法一样，美国建国之初的确有做过规范金融市场的努力。建国之初成立的超级银行，美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只经营20年就被勒令关闭。因为民众害怕银行的强权会削弱民生的力量，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关于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的故事可以看我的读书笔记，读《银行的秘密》其二——通胀史。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民众支持政府对银行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措施。然而，美国10大银行之所以能凌驾于3.5亿美国民众之上，是因为其对政府强大的游说能力。在银行家不懈的“努力”下，2018年以后，美国政府对绝大多数银行的监管态度又回到了金融危机前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很正常，在谈判桌上，只有大银行家才有资格坐在财政部对面讨价还价，而不是那些因为银行家贪婪而蒙受损失的“工人”和平民。
在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认为挽救金融业就等于挽救了美国社会，所以并没有对贪婪的银行家进行惩罚，反而对其慷慨解囊。但是进一步讲，即使纳税人向破产的银行注入了大量资金，他们本也可以就此向银行开出硬性条件，要求银行将这些救助金用于援助美国的中小企业和平民阶层。事与愿违的是，这些援助金作为奖金钻进了银行家的口袋。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头3年里，增长所创造的91%财富都流向了国家财富最多的1%精英阶层。以至于过去10年以来，银行在美国人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于是产生了诸如占领华尔街的活动，可惜的是，类似矛盾现在被种族矛盾替换。
还是回到“做大蛋糕”这个经济学思路来。金融业无助于做大蛋糕，却热衷于分蛋糕。作者例举了银行攫取财富的三种方式。首先是中介职能，中介职能是金融机构的核心职能之一，即让社会资源从资源过剩的部门转向资源匮乏的部门。然而，随着银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中介从储蓄者和企业之间的资金链条关系中转移出来，转而充当储蓄者和家庭之间的媒介。也就是消费贷，比如信用卡。如果我读美国金融书籍有什么所得的话，那就是消费贷是万恶之源。银行家一方面利用客户的过度消费倾向，向他们收取高利贷利息、滞纳金、透支费等千奇百怪的费用。一方面又用强势的市场势力向商家索取高额的手续费。于此同时，中小企业的贷款越来越困难，尤其是从大银行那里贷款。在2016年，中小企业的贷款额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低了14%。只能需求各种影子银行渠道进行高息借贷。在长期储蓄者和长期投资者之间缺少一个尽职尽责的中介机构。可以看出，银行对做大蛋糕（向中小企业贷款）的贡献越来越少，而对切蛋糕（各种消费贷）的技巧却越来越熟练。
甚至，银行在金融媒介上的职能总体在退缩，因为银行家找到另一种更赚钱的方法，也就是开赌场。在华尔街，赌博被披上一层华丽甜美的糖衣——金融衍生品或者信用违约互换（cds）。信用违约互换甚至可以赌一家公司是否会倒闭，真可谓豪赌。银行家们在这个赌场中坐庄，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投行们坐庄站台房产抵押贷款不会违约。而后果我们都已经知道。然而这场赌博的关键在于，银行家们对赌博失败根本有恃无恐。这就涉及银行进行一边倒赌博的另一种机制，一旦银行赢了，他们可以直接拿钱走人，而一旦他们输了，美国政府就会出面买单。所以归根结底是美国政府的纵容导致了银行嗜赌如命。在政府的担保下，AIG获得了1800亿的紧急援助金，这个金额超过了美国政府10年以来针对所有儿童福利的贫困补助。在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的今天，美国政府仍然要承担绝大多数抵押贷款业务。银行家希望通过发抵押贷款攫取利润，但又不想为自己的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们希望由政府弥补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私人部门却声称它们无法提供抵押贷款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是多么讽刺。总之，银行获利的第二种方式，仍然是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
银行还有危害社会的第3条财路，及帮助跨国企业和富人逃税避税，将资金从高税收地区转移到低税收地区，不断地获法律的擦边球。于此同时，银行还阻碍对全球税收和金融体系的改革。这导致美国每年存在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漏洞。我们来看看苹果的例子，按照美国2017年之前的税法，位于境外的资产不需要缴税，但资金一旦转入境内，就必须依照盈利缴纳企业税。而苹果的做法是在美国境内向金融机构贷款付股息，而用境外资金付这些利息，可谓鱼与熊掌兼得。既避了税，股东又成功分得大批股息。由于这种避税方式，使得大量的资金流入金融机构，而不是扩大再投资。企业的资金流失，用于投资未来的资金自然就少，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就更少。这仍然是在切蛋糕，而不是分蛋糕。
然后我们再来谈谈技术对于美国就业的冲击。作者认为技术对于就业的冲击不可避免，也不是向工人提供不断的再培训所能解决。而作者更愿意把高科技对就业市场的冲击，解释为一个政治问题。高科技对于就业的冲击倒是其次，关键在于高科技寡头运用高科技来切蛋糕。大数据技术让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一样的科技寡头，掌握了大量是客户的资料，而人工智能则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市场势力。这些新兴巨头所掌握的潜在市场实力要比20世纪垄断企业所掌握的更加强大和危险。以往的垄断企业最多只能提升价格，而facebook之类的公司可以左右客户看到的信息。这些科技龙头企业能够利用这些数据，以牺牲客户利益为代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增强自己的市场势力，攫取更多利润。比如谷歌可以通过搜索技术优先推荐自己的服务，亚马逊进行大数据“杀熟”，而facebook甚至被指责干预总统大选。
如果大量科技被掌握在少数企业手中，由此而来的市场势力、个人隐私和安全问题，将会引发社会动荡。你可以想象一下，社交平台本质和出版商很像，因为他们都是新闻和广告的载体。然而报纸会对其刊载内容负责，而掌握着社交媒体的科技巨头则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逃避这一责任。如今社交网络上充斥着谣言，当然，对美国媒体的信誉，我也不觉得怎么样。要不特朗普也不会天天嚷嚷fakenews。
《美国真相》的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和所有向传统经济学发起进攻的经济学家一样，作者唯一能提出的方案就是政府加强监管。把特朗普从总统位置上选下来是作者的私人意愿。可是既然作者也承认是体制问题，换一个总统我觉得大概是没用。而作者诸多改进建议都有向我国靠拢的意思。甚至还在书里直言“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已经被证明十分稳健。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这个国家表现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优秀的多。。。”但是，我觉得我国也有我国自己的问题，切蛋糕的垄断者一样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