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目光下》是一本由(英)约瑟夫·康拉德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4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西方目光下》精选点评：
●康拉德的政治小说直接将主人公置于决定人类命运的各种对立的终极价值观中，着意刻画的是政治困境中人的尊严、责任和荣誉，探究这些复杂因素背后的理性和人性。 祖籍波兰的康拉德虽然流淌着斯拉夫民族的血液，但是已经加入英国籍，拥有了西方的视角和看问题的方式。英国社会宽松开明的政治氛围和讲究协商妥协的议会政治，在康拉德看来，是优于俄国这样的东方斯拉夫民族的。 主人公拉祖莫夫在小说一开始就陷入坦荡的绝望之中，到最后却仍然活着，同时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在西方目光下》描写了现代政治制度和理念的虚妄，以及政治活动中人性的真实。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才能寻找到人生真正的信念。
●在豆瓣标的处女书。整本书充满着一种二元悖论，表现在最为可怕的党派之争，“革命党已经盯上我了”，两头不到岸的拉祖莫夫，还有那位女官，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不能离开那位表面尊敬实质卑鄙的首领，就因会令她不被其他革命分子信任【并不喜欢贯穿的关于“我”的片段，还有那时不时出现的所谓的西方目光
●如果这本书能保持第一章的质量，那它毫无疑问将成为神作。可惜后面几章与第一章的差距太大。书中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捶着胸口说，我就是俄罗斯。总的来说，并不算是康拉德的最好的作品。
●抽象的母体吞噬孩子，具体的亡子吞噬母亲；“恶毒的快感”，这是对善于“激起人们信任”的人的感受的精准描述。
●读之前期望较高，读完后感觉太一般。
●都说是这是《罪与罚》的姊妹篇，确实。在人物心理的描写上力度震撼度相当。只是，人物的对话，几个主要人物的语言风格都是一样的啊，感觉都是同一个人在说话。
●孤独无法承受的爱与信任造成了孤独的永久
●我看出的，是洪流之下难以为继的普通人的生活。他最后也只是活着而已，谁也没办法被拯救
●什么是人生？
●你就算是再有理性又怎么样呢？在时代的大熔炉下，qiyouneiluan
《在西方目光下》读后感(一)：按部就班的悲剧
如同很多像我一样的学生，按部就班的学习、生活、工作，似乎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安稳而又平淡。但是生活的这个社会会在某一时刻打破这种平静，让循规蹈矩的我们不知所措，只能为了自己简单的人生计划做出让自己良心一辈子过意不去的抉择。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选择的权力，到头来外力的作用酿成的悲剧谁对谁错又能怎样，受害的永远是被干预的那个人。
《在西方目光下》读后感(二)：流畅，但错误很多
伟大的作家只能小心翼翼模仿。为了语言流畅，为了读起来晓畅明白，译者妄自揣测调整语言的意思与节奏，这是对读者阅读能力的低估，损害的不仅是作品精湛的defamiliaration（陌生化）与foregrounded（前景化）等语言修辞魅力，更是原著圆融而精深的整体思想意蕴。
虽然比全然粗制滥造的华夏版要好很多，但对比原文，错误的确不少。
康拉德的英语其实不难读，难把握的是语言承载的伟大思想，建议读英语原著，或者读浙江文艺的版本，译著和原著间的透明度要高一些。
《在西方目光下》读后感(三)：在20世纪的门前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拉祖莫夫正有那些徘徊在20世纪历史中人们的影子。在本书的开头，他仿佛具有一种真正乐观的自主性，他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启一条自我选择的道路。但事实却是，当他打开公寓门的一刹那，20世纪的历史就像一个鬼魅一样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根绳索，那架势仿佛在告诉他“如今你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人质”。普通大众在20世纪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所以我在做关于20世纪文学的报告时，将康拉德《在西方目光下》放在了最前面的位置，即”康拉德：在20世纪的门前“。
专制统治残暴愚蠢，摈弃一切法制，事实上将自身建立在彻头彻尾的道德混乱之上，导致一个纯乌托邦式的革命主义采用同样暴烈愚蠢的方式进行回击。该主义把毁灭作为首选行动，并有一个奇怪的信念，即先要把某些既有的人类体制搞垮，才会有人心的本质转变。这些人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仅仅是更改一下名号。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全都是俄国人；世人将再一次领悟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的正确性。我认为此言比《黑暗之心》的抽象情节更能直白地揭示出20世纪历史地那种吊诡之处。这正是我在报告中选择这本书而非《黑暗之心》的原因。我们能想象《在西方目光下》发表的1910年，有多少我们往后所熟知的灾难都尚未发生，康纳德似乎在那样普通地时刻看到了历史存在的某种无限趋近于现实的可能性。
拉祖莫夫在革命党人之中的独白式地暴露自己背叛的情节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英雄特质，不过即使这样都难以抵抗那样的一种忧伤，即在书的末尾，革命党人和专制政府的官员在一列列车的车厢中会面，那样一个颇有卡夫卡式的意味的场景之中，上述引用康拉德的话中的全部语言的力量才真正得以显现。
《在西方目光下》读后感(四)：《在西方目光下》与《罪与罚》
毋庸置疑，先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才有了康拉德的《在西方目光下》。
英美文学通常把《在西方目光下》视作《罪与罚》的姊妹篇，原因在于两部作品所处的时代相近，作品的故事梗概相似，而且最终的结局都归于了爱和救赎，读罢一本，另一本读起来确有似曾相识之感。
尽管如此，这二者也有许多的不同，譬如角度，譬如民族。尽管康拉德极尽词汇，令其作品如同大部分俄式文学那样连篇累牍，迷失于词汇的洪荒，然而和陀氏相比，其对心理的把握或叙述的逻辑，显然还不够那么俄罗斯。当然，他是带着自己的西方目光去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只是略有讽刺，他想在英国收获的读者热情却远不及他嘲讽过的俄国，这份想要超然于外的西方目光，在西方的冷落中略显凄零。
移民作家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曾闻名于世，其对种族歧视和欺压的描写入木三分。但是《黑暗的心》却难以得到非洲著名作家阿契贝的认同，因为康拉德始终作为一个冷眼的旁观者，虽然冷静深刻，却缺乏一份感同身受，少了一份经历过伤痛的爱。我觉得在《在西方目光下》之中也存在了这个问题，康拉德一直置身于事外，尤其他为自己还特设了一个书中的角色，那份带着嘲讽的冷漠就更加显而易见。也许这也与作者本人出身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有关，虽然同有东欧的渊源，或出于时代背景，或出于民族情怀，作者明显更愿意与俄国划清界限，脱离一切干系。因此，从书中的内容来看，无论是针对沙俄的专制，还是俄国国内的反专制运动，都难以获得作者内心的认同。
同为英国移民作家的奈保尔，一直被誉为康拉德的接班人，虽然同样笔锋犀利深刻，你却能感受到奈保尔对于批判的对象保有了一份隐隐的温柔。
循着南非著名作家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我们来到了他眼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他仿着陀氏的笔法和口吻，生生把我们拽回了1869年的圣彼得堡。作品中总是略显阴郁的库切将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进行了剪裁和戏剧化的再造，用着陀氏小说最常用的复调手法，似真似幻，让世人多了一种对陀氏进行观察的角度。其实《罪与罚》不似《在西方目光下》那样关于一种信仰或主义，它更多着眼于阶级，和在阶级的压迫下所产生的病态心理和病态社会。陀氏当然不会有康拉德可以选择的西方目光，所以他的描写更加细致入微，令人震撼。库切显然想以大师的故事书写一次同样痛失过爱子的大师级作家的情感经历，但无论库切也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罢，其此类作品的经久不衰，不仅在于作品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更在于超脱于时代背景，其对人物行为和心理的刻画，仍然会让今人自省，不断发掘出自己身上人性的美好和丑恶。
在经济思想史中，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在面对法国皇太子“做国王难”的抱怨时，对皇太子说，他不认为当国王会这么艰难。皇太子不解地问魁奈他若是国王他会怎么做时，魁奈回答说：“什么都不做，统治这个国家的是规律。”这颇有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的回答总是令人玩味，然而纵观历史的长河，又有几个统治者真的践行过“无为而治”？
不知道康拉德若可以活在今天，活在当下，他会以怎样的西方目光去审视21世纪仍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府？这不过换了样子的专制却越发趋于了完美。特别是植根于这样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土壤之上，个人英雄主义似乎更容易激起民粹主义的爱国激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原则和方向的民众其实更愿意选择和拥戴一位强势人物，一个这样的国家的兴衰往往寄托于统治者的英明与否。
我想康拉德依然还会坚持他冷峻的西方目光，就如他对彼时俄国国内的专制与反专制都极为冷漠，也许他也是看出了这是由这个国家的地域、历史和民族基础所决定的规律。在斗争中前进的历史车轮，令适合于这个国度的专制主义走向了光明，而与西方却越发地格格不入，这与我们在今日看到的俄国与西方世界持续不断的对峙的现实大体相同。西方目光依旧冷酷，迎着俄罗斯那不屈的强国梦。
归根结底，对于治理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普适而完美的制度，只有在国家发展中更加适合的前进道路。其实这也是规律，由魁奈所阐释的规律，带着令万众长久以来若有所悟的模棱两可，始终保持着它的深奥。
所以康拉德在《在西方目光下》中塑造的主人公拉祖莫夫的这一原型时，其参考的就是当时的沙俄，或者说在很多专制统治的国家中的大部分的民众的心理状态。一份无由的骄傲，若隐若现的质疑，行动上的完全皈依，心灵上的不安和依赖，这就催生了这样总显得躁动却又无实际行为的民众，其对自身的发展要求和诉求，其实仍然根植在这个国家的制度之上，所以最终他们实际上更愿意选择去遵从统治者的意愿，没有丝毫的反抗。
而拉祖莫夫的悲剧就在于原本循规蹈矩的他被意外卷入了换汤不换药的所谓革命的洪流，妄图在两个对立阵营左右逢源，最终实际上被两方同时出卖。尽管在相对意义下，拉祖莫夫还算有了一个可以善终的结局，然而那结局的悲哀还是令作品被定性为悲剧。
这是《在西方目光下》与《罪与罚》的根本不同之处，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态度，一个置身在事外，一个深深陷落在其中，从宏观到微观，综合起这两位大师的经典，或许我们才能完整地还原那个动荡又不安的年代，那个属于帝国的年代。
背叛了国家也好，背叛了家庭也好，背叛了友谊，背叛了爱情，背叛了那些纯洁的诺言……如若会感到痛苦，那归根结底，是因为你背弃了自己那一息尚存的良心。
备受纪徳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描写人物心理的高手，多舛的命运，长年的病痛折磨，本就敏感的神经，让其对于病态心理的描绘入木三分，时常令读者不寒而栗，陷入对自己内心的考量。陀氏善用的复调小说的手法，让每个人物的丑恶和善良都如影随形，它们争执，它们妥协，它们令人物的思想走向分裂又统一，它们为每个人物赋予了深刻的独白。
过度的自尊会走向自卑，极端的自爱会变成自负，那偏激的心灵会扭曲真实的爱，一如陀氏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困窘压抑中陷入了病态的疯狂，由纯洁正直转向对全世界的仇视，麻木不仁的灵魂举起了罪恶的屠刀。《罪与罚》仅用一个章节去描写犯罪的动机和过程，而用全书剩下的绝大部分去诠释一个人内心所遭受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惩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入过俄国社会的最底层，相对于康拉德，他更加懂得自己国家的百姓的痛苦和挣扎，更对贫苦百姓那无可救药的颓废有种切肤的痛。陀氏并没有在书中标示太高的立意去阐释某种深奥的哲学或逻辑，而是通过对人物内外最细致入微的刻画去抒发自己内心最深刻而直接的触动。
在描写人物心理的笔力上，康拉德明显要略逊一筹，特别是在他的西方目光下，彼时俄国百姓的疾苦生活更有一种宿命之感。这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面对无法更改的现实和一个在黑暗中陷落的年代，他只能选择无边无际的堕落和沉沦，在对黑暗的书写中承受一个时代的痛苦和重负。
在全文的结尾处，两部小说实现了殊途同归，两位主人公均因难以承受良心的拷问而选择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虽然都遭遇了最惨痛的惩罚，但总算获得了救赎和重生。两部悲剧性的小说在结尾的时刻重现了希望，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焕发过光芒的时刻，终究还是少不了爱。
《在西方目光下》读后感(五)：《在西方目光下》中文版导读
一
《在西方目光下》初版于1911年，是康拉德继《黑暗的心》（1899）、《诺斯托罗莫》（1904）、《密探》（1907）之后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政治小说杰作。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情节聚焦于一个小人物如何沦为残酷专制铁钳的牺牲品。在全书首页，康拉德开宗明义地点出此人是“伊希多的西里尔之子——基洛•希多洛维奇•拉祖莫夫”。拉祖莫夫是个私生子，生母是大司祭之女，早已亡故，生父是赫赫有名的K亲王。尽管拉祖莫夫一表人才，举止得体，天资聪颖，但K亲王却无力为自己当初这段风流韵事结下的苦果买单。所以拉祖莫夫活在世上其实与孤儿无异，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是伟大的俄罗斯一位不幸的孩子。作为一部政治小说，《在西方目光下》也顺理成章衍变成了作为母体的俄罗斯吞噬自己孩子的一个黑暗故事。
在康拉德笔下，沙俄政府是通过一系列残忍疯狂的无赖形象展现出来的，这些人醉心于扼杀一切异议人士。被霍尔丁暗杀的P先生就是这类人的代表。P先生是“手握重权的国务大臣，当年曾担任臭名卓著的镇压委员会主席。各类报章对此人鼓噪甚多。据称他性格疯狂，鸡胸，身着金边制服，一张脸像烤焦的羊皮纸，戴着一副眼镜，目光呆滞，皮包骨的颈前挂着圣普罗科匹厄斯会的十字架。……他为国效力使用的方式就是囚禁、流放、绞杀。他做这些事时，不论男女老少，一视同仁，不遗余力，不知疲倦。他对专制原则迷信膜拜，一心一意要把公共机构中与自由沾边的任何东西斩尽杀绝。对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进行无情镇压，不由使人觉得他志在毁灭自由本身的希望”。而后来抓获霍尔丁为P先生复仇的T将军，在小说中一再被渲染为“手段残忍”、“面目狰狞”。他将抓获、审讯、拷打霍尔丁视为一桩赏心悦事，“我们想要鸟儿活着。如果在处置他之前不能让他唱唱歌那就太糟了”。
小说从头至尾不遗余力对沙皇俄国进行抨击。在小说开篇，康拉德就告诉我们，霍尔丁刺杀P先生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人性中最高贵的抱负、对自由的渴望、赤忱的爱国心、热爱正义、悲悯的情怀、甚至淳朴的思维表现出来的忠实顺从，这些情感统统为仇恨恐惧所蹂躏，而仇恨恐惧恰恰与令人不安的专制压迫形影不离”。霍尔丁是位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所经历的从理想主义者到政治刺客，再到带有宗教殉道色彩的政治烈士的转变，揭示出沙俄统治多么暴戾恣睢。在小说结尾，就在拉祖莫夫要将自己出卖霍尔丁一事向后者的妹妹娜塔莉亚袒露时，拉祖莫夫这样描述俄国，“这是个让灵魂深陷囹圄之地”。沙俄政府居高临下地监视控制着俄国民众，压制腐蚀每一种高尚的理想，令欺诈、仇恨，尤其是愤世嫉俗横行于世，“愤世嫉俗正是俄式专制和俄式反抗的标志词。虽然俄罗斯精神可以体现为以数字为荣，体现为追求神圣奇特的虚荣，体现为受苦受难时偷偷地弯腰屈膝，但俄罗斯精神的本质还是愤世嫉俗。这种愤世嫉俗的精神体现在政治家的宣言里，体现在革命家的理论中，体现在预言家的神秘谶言里。这种愤世嫉俗精神能令自由显得放荡，令基督的品德显得猥亵粗鄙”。拉祖莫夫在出卖霍尔丁之后，便被各方抛弃，无所依凭，处境尴尬，在革命派这边，他是个卖友求荣者，而在政府这边，他又是政治嫌疑犯。最后只是依靠其生父K亲王的影响力，才没被这两大阵营毁灭。在小说中，当T将军和米库林参谋商议如何处置拉祖莫夫时，有这样一句话：“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两人在讨论拉祖莫夫先生这个案子时，那种一手遮天的派头，对俄国境内芸芸众生的鄙夷不屑，像两个奥林匹斯山的神灵睥睨一只虫豸”。
《在西方目光下》虽然用夸张的笔法对俄国的专制独裁大加鞭挞，但它也同样对聚集在日内瓦的革命派没有好感。革命派的领袖彼得•伊凡诺维奇是个伪女权主义者。他一方面口口声声称妇女具有拯救世界的潜力，对妇女推崇有加，另一方面却虐待身边的女佣，性格温顺的特克拉。在小说中，叙述者老语言教师担心彼得•伊凡诺维奇会将娜塔莉亚引上邪路，最后沦为和特克拉一样的下场。和《密探》里那些贫民窟革命者一样，伊凡诺维奇从事革命不是出于公正无私的革命信念，而是为了一己之私利。由于是被一个女人解救才挣脱枷锁，伊凡诺维奇因此将自己的感激之情上升为一种政治信条。但他真正的野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播自己的影响力，主宰支配他人。他和俄国政府内的高官本质上并无二致，这点可以通过某天晚上伊凡诺维奇和米库林在列车车厢里密会，两人共同分享关于双重间谍的情报这个细节清楚地看出来。犬儒主义是两派共同的标志词。
因此这部小说既反对沙皇政府的专制独裁，同时也不赞同专制独裁的对立面，也就是革命派。更有甚者，就连相对开明的西方制度体系在书中也遭到无情的嘲弄。在小说第三部分结尾处，拉祖莫夫只身一人来到罗纳河上的一个孤寂小岛写作日记，却意外发现让•雅克•卢梭这位西方现代民主主要奠基者的塑像。康拉德借用书中叙述者嘲讽的话语对他进行了谴责。这个小岛名叫让•雅克•卢梭岛，“有一种天然整饬之美”。“这个以让•雅克•卢梭命名的弹丸之地人迹罕至，显得幼稚、可憎和空洞，有种荒凉感，而且还让人感到矫揉造作，寒酸之至”。在小说中，叙述者对日内瓦不加掩饰的蔑视反映出对让•雅克•卢梭这位日内瓦最著名市民的鄙夷不屑。娜塔莉亚•霍尔丁虽说年少天真，有些不切实际，可是批判起西方来却目光锐利。她指出西方国家“和命运做交易”，暗指它们拿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来换取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在这部小说中，“西方”被描写成傲慢自大，对东方（尤其是俄国）怀有冷漠的优越感。西方各国觉得它们已经功德圆满，政府、法律、经济制度全都无可挑剔，换句话说，它们的苦日子已经过去。但娜塔莉亚却认为“西方”物欲横流，资本主义催生繁荣，同时却令人的心灵空虚失落，娜塔莉亚希望将来的俄国政府以爱立国，能够滋养民众的心灵。从这点看，她是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鼓吹者，相信俄国终将会找到一条有别于西方式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后者过于强调阶级冲突。在小说中，叙述者和娜塔莉亚讨论这个话题时，对她相信一切人类冲突必将以协和有序告终颇不以为然：
“相互敌视的思想观念达成和解容易吗——难道要用鲜血和暴力将它们弥合起来以达到你所声称的协和有序吗？”
“这难以想象，”我带着恼怒又加了一句。
这个疑问合情合理，很难反驳。但娜塔莉亚的回应表达出对神秘莫测的生命和爱的伟大力量的坚定信念，同样不好反驳。
“事事都难以想象，”她说。“依照严格的逻辑思维，整个世界都难以想象。我们存在于世界里，世界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中。世上有种必然性要高于我们的观念。流俗于大众既可悲又错误。我们俄罗斯人将会寻找到一种更好的形式实现民族自由，超越人为党派之争——党派之争是你争我夺，叫人鄙视。该由我们俄罗斯人来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
小说中的叙述者老语言教师对娜塔莉亚的观点主张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和康拉德本人一样，老语言教师不相信世上会有一种政治制度可以救赎一个民族，西方民主的种种弊端他也洞若观火，这可以从他对卢梭的鄙夷以及娜塔莉亚批评西方物质主义时他的默认看出来。但他懂得，一切制度在创建时都蕴含着牺牲，他尊重这种牺牲。娜塔莉亚责怪西方唯利是图，拿命运做交易，他这样回答：“我们的交易也许并不崇高，只是在这交易中我们付出的代价过高，由此换来的条款也显得神圣”。这席话很可能代表着康拉德的心声，即西欧诸民族缔造者们的荣誉感、忠诚和牺牲会抵消他们所创造出的制度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
二
《在西方目光下》表现出的各种政治教义和制度虽说纷繁复杂，但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最伟大之处或许还是在于它成功刻画了拉祖莫夫的心理。他的心理在专制与革命的种种力量的角逐中被扭曲撕裂。在英国文学里，拉祖莫夫堪称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利奥波德•布卢姆之前心理刻画最丰富复杂的一个角色。和其后的布卢姆一样，拉祖莫夫这个人物既展现出生动的心理意识，也展现出活跃而矛盾的潜意识，两者相瓦作用，令拉祖莫夫既意想不到又无所适从。
读者第一次窥得拉祖莫夫的内心想法是在他回家上楼时。当时他脑子里正在憧憬自己的前程，盼望着通过写作一篇得奖论文来获取功名，在学界赢得声誉。他回想起上届论文得奖者在庆祝时首先通知自己的家人。但他并不心存嫉妒，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生父K亲王，虽说他只获准见过他一面而已。他带着满足甚至有些愉快的心情展望今后的工作。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走进房间，却发现维克多•霍尔丁——这位P先生的行刺者，全国上下正在缉拿的要犯，正在房间里等他。拉祖莫夫震惊之余，心理也陷入分裂之中。他一开始不知所措，紧接着变得狂怒。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愤怒表现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拉祖莫夫纳闷自己刚才为何不早早打断谈话，下逐客令，是性格软弱还是其他原因？”
自此拉祖莫夫的人格被痛苦地撕裂，直到小说末尾他和霍尔丁母亲见面后受到触动最终袒露真相为止。他向霍尔丁及其他革命分子发泄怒火，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出卖霍尔丁后的不安，也是为了蒙蔽自己。他被各种幻觉折磨，霍尔丁的鬼影在他生活中挥之不去。由于深陷两大强势力量之中，一方是专制独裁的政府，另一方是反政府的革命派，同时内心摇摆不定，既想出于正义感行事，又本能地力求自保。在这双重压力下，拉祖莫夫不自觉地向自己的父亲寻求帮助和指引。发现霍尔丁在自己房间后，拉祖莫夫先是打算帮助他出逃。可是事先联系好的马车夫兹米安尼奇喝得烂醉如泥。失望愤怒之余，他用干草叉痛击这个醉酒的车夫，并在回去的路上正式皈依正统信仰，臣服于沙皇权威。他不是经过主动思考走上这条路的，而是被迫为之，一方面出于潜意识中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下意识亟需一个父亲的角色来帮助自己，因此不得不和父亲的守旧思想和专制信仰站到一起。危难之中，他向父亲K亲王求助，但后者再次辜负了他，将他交给了阴险冷血的T将军。
康拉德在表现拉祖莫夫人格分裂时使用的是心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自由间接谈话的灵活运用，这种叙事技巧可以将读者直接带入小说人物的思想中去，同时在叙述时依旧保持第三人称。在拉祖莫思想突然转变，改信俄式专制时，康拉德熟练运用这种技巧，充分表现出拉祖莫夫意识和潜意识互动时的复杂状态：
专制的眷顾已经进入拉祖莫夫的思想。他现在相信那个专制者会如约而至。
什么是王位？不过是蒙着天鹅绒的几片木头。但王位也是权位。政府这种形式在形状上像工具，像器械。两万个夸夸其谈者倘若因高尚情操而膨胀，并互相倾轧，各不相让，那他们只不过是一堆可悲的麻烦，无法掌握权力，无法掌控意志，什么也无法给予。
他一路上就这样想着，也不看路，只顾着在内心激烈而熟练地与自我交流。过去通常只有经过一番自觉而艰苦的探求，他才能慢慢地想出措辞。但现在他受到某种高级力量的启发，变得雄辩滔滔，就像某些宗教信徒一旦皈依后变得口若悬河一样。
他感到一种朴素的喜悦。
“我的思维清晰明辨，实在不懂那个家伙的奇谈怪论在云遮雾绕地指向什么？”他想。“这里难道不是我的国家？难道我没有四千万弟兄？”他问自己，沉寂的胸膛中升起毋庸置疑的得胜感。就连刚才对麻木的兹米安尼奇那一顿抽打现在看来也象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团结，虽然悲怆而严苛，但也是出于手足之情而不得不为之。“不！如果我不得不受难，我至少要为自己的信仰受难，而不能为受我的理性——我那冷静崇高的理性——排斥的罪行受难。”
他停下来思考片刻。心中是彻底的沉静。但他也感到一丝疑惑不安，就像我们步入一个没有点灯的陌生场所时可能会感到的那样。这是在黑暗中产生的非理性感觉，是对看不见的事物荒唐可笑的畏惧。
当然拉祖莫夫还远算不上是位老派的极端保守分子。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专制的行政体系……滥用权力……腐败……诸如此类。现在缺的是能干的人，开明的思想，具有奉献精神的心灵。但是应该保留绝对权力给未来伟大的专制者——为人类准备的工具。拉祖莫夫信任专制者。历史的逻辑使得专制者无法避免。人民的情况也需要专制者。他在心里热切地自问：“难道还有别的东西能让民众朝同一方向一起行动吗？没有。只有专制意志才可以。”
他已经说服自己牺牲个人希冀的自由主义——拒绝这一颇有吸引力的谬误以迎合俄罗斯的严酷现实。“这是种爱国主义，”他在脑海中这样评论，又加了一句，“在这条路上不能半途而废，”接着又自我评价，“我不是个懦夫。”
上述段落给人感觉拉祖莫夫臣服于俄国正统专制信仰是一种心灵顿悟。简单读来，我们也许会觉得拉祖莫夫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他生活中发生的诸多事件——情感的、政治的、思想的——合力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多多少少合乎情理。我们也许会觉得，拉祖莫夫就此成为一位爱国者，成为俄国专制政体的英勇捍卫者。但这部小说的叙述视角和上述篇章中的一些暗示都说明这种简单的解读有待商榷。
在上述段落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描写的不是拉祖莫夫如何突然开窍，而是他如何为自己跛脚的道德立场正名，这种努力部分是下意识的行为。为了保全自己的前程，他必须出卖霍尔丁。而他的生父处于霍尔丁的敌对阵营，令他对自己的这种卖友行为更加心安理得。但无论如何，他确确实实出卖了霍尔丁，这点令他心里“多疑而不安”。这种不安首先来自他明白自己正在加入一个反动阵营。但其实这种不安也表明他的背叛行为是出于恐惧，是为了维护一己之私。当他最后宣称自己“不是名懦夫”时，我们明白他是怕自己背上懦夫和出卖同辈热血青年的骂名。
拉祖莫夫有意识地告诉自己，他新采取的立场是合理的，公正的，甚至“英勇的”，但他的“不安”说明他知道自己既背叛了霍尔丁，也背叛了自己。这个段落揭示出拉祖莫夫来自内外重压下失控的人格。
三
《在西方目光下》是康拉德自传色彩最为浓厚的一部小说，它涉及与康拉德心理最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康氏其他政治小说，如《黑暗的心》、《青春》、《阴影线》大多以他生活中发生的具体事例为原型，而《在西方目光下》淋漓尽致地揭示出康拉德的抗争，与自己的过去抗争，与形成自己性格并一直困扰自己的各种黑暗事件以及各种关系抗争。正如康拉德专家，英国学凯斯•卡拉宾所言，“在康拉德所有作品中，《在西方目光下》既不是篇幅最长的，也不是耗时最久的，但兴许是给他带来痛苦最深的。”康拉德在1907年12月着手写作《在西方目光下》这部小说时，和《吉姆老爷》类似，最初的设想只是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的标题起初就叫《拉祖莫夫》。1907年12月3日，在他五十周岁生日时，他这样写道，“写作该书是为了从《机会》中走出来，因为在写作那本书时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进步。”12月4日，他不顾自己身患痛风，又寄给平克数页《机会》的书稿，让他打印出来，并声称，“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我正着手写作另外一个短篇。你将能在圣诞节后看到——这本书应该能赚点钱。情节是关于一名革命者被自己的炸弹炸死。”
詹姆斯•平克是康拉德的文学经纪人。康拉德向他许诺到圣诞节可以写完这个短篇，可是《在西方目光下》真正完稿在是在1910年1月，时间早已过去了两年多，篇幅也扩展成长篇小说，在这期间康拉德还创作出了《秘密分享者》和《文学和人生札记》，以缓解自己在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和心理上的焦灼之苦。但是这种缓解只能是暂时的；《在西方目光下》初稿甫一完成，廉拉德就大病一场，一连两个月什么事都不能做。作家纳伊德在《康拉德传》中引用康拉德妻子杰西的话来说明这场病的严重性以及对康拉德健康的损耗程度：
“康拉德精神崩溃，还受痛风困扰。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喉咙，舌头，头……可怜的孩子，他完全活在小说里，没完没了地写，还坚称大夫和我要送他去疯人院……他已经分不清小说与现实了，甚至和小说里的人物对话。”据说，康拉德自此再也未能完全恢复过来，他的文学创造力也再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准。这点大体不差，因为无论是否因精神崩溃所致，康拉德此后的小说在激情和深度上都无法比肩《在西方目光下》。
有关康拉德的传记汗牛充栋（这其中写得最好最全面的要数兹齐斯瓦夫•奈德尔的《康拉德传》（2007）），他不幸的童年广为人知。康拉德生于1857年12月3日，本名约瑟夫•特奥多•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他的父亲阿波罗•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出身波兰上流社会，是位诗人，曾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著作译成波兰语。阿波罗领导波兰爱国运动，反抗俄国占领，结果于1862年被捕，全家被流放至俄国北部的沃洛格达。妻子爱娃1865年患肺结核死于流放地，阿波罗本人四年后也染上同样疾病去世。11岁的康拉德走在父亲送葬队伍的前列。康拉德善良的舅舅塔迪斯•波博罗斯基承担起抚养他的义务，在经济上资助他，给他亲人的温暖，直到自己1894年去世为止。但波博罗斯基舅舅讲究实际，在政治上相对保守，认为康拉德父亲从事的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运动是唐吉可德式的胡闹，反而招致自己和妹妹丧命。因此少年康拉德成长在两个世界里，一个要求他投入到不切实际、徒劳无功的反抗中，另一个则要他委曲求全，随遇而安。深陷这对矛盾中的康拉德最后选择前往马赛，成为一名水手，远离位于内陆的祖国波兰。这种选择似乎合情合理。但康拉德心中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他主动选择背井离乡是否意味着一种背叛，背叛父辈的信仰。因此《在西方目光下》的写作，包括书中涉及的将他双亲迫害致死的专制力量，背叛、疏离、流亡等主题，以及痛苦分裂的心理描写，对于作家康拉德来说无一不是折磨，令他近乎疯狂。
四
将《在西方目光下》这部小说翻译成一种“东方的”语言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小说中的叙述者尝试把东方世界里发生的种种事件“翻译”给西方世界的读者听，并且在书中一再坦言这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因为西方人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东方。他将拉祖莫夫日记从俄语译为英语，竭尽所能地翻译那些自己不可能搞懂的事情。
小说中的人物，从霍尔丁开始，接二连三地闯入拉祖莫夫的生活，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解他，或者也可以说是“误译”他，而拉祖莫夫也同样在误读、误译他人。这样一个世界很难用任何语言来翻译，正如小说开头老语言教师所言，“词语是现实的大敌”。
因此《在西方目光下》可以被看成是康拉德的“镜厅”（Hall of Mirrors），从中折射出翻译与误译——先是拉祖莫夫将自己的经历录成俄语写的日记，然后再由老语言教师这名叙述者将这部支离破碎、令人费解且很主观的手稿翻译成一个相对连贯的生平自述。最后我们读者是通过叙述者局限的、且时而愤怒、时而困惑、时而不乏偏见的视角才看到拉祖莫夫的种种抉择，他的喜怒哀乐和最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救赎。读者第一遍阅读这部小说时也许像叙述者所言，会迷失在“语言的荒野”。但《在西方目光下》作为一部政治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汇聚了专制、民主等诸多元素供分析讨论，并最终发现它们都不足以惩恶扬善。同时这部小说也十分精彩地剖析了一个本性优良而独特的个体是如何在专制灭顶的重压下如何残酷地追求自我。小说同时也反映了作家康拉德在内外交困、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如何将来自过去的悲伤痛苦作为写作素材进行裁剪创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目光下》归根结底是一部关于爱的小说，讲述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通过爱完成了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