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忠臣》是一本由[美] 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嘉定忠臣》读后感(一)：儒家为什么没能挽救明朝
这是一本令人震撼的史学著作，作者聚焦于明末清初发生的“嘉定屠城”，颇有卓见。
在以往的历史写作中，我们往往把这段历史悲情化，简化为忠臣与汉奸、大义与利益、文明与野蛮的碰撞，当斯文悲壮的沉沦时，我们的审美快感得到了巨大满足。
而邓尔麟看到的，是“嘉定屠杀”中汉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在风雨飘摇中，整个江南社会的秩序突然崩溃，出现了“出门必带刀，远行必受害”的奇景，汉人间相残的数字，超过清兵杀戮的数倍。不否认，嘉定忠臣们的慷慨激昂堪称千古绝唱，在自知必败的前提下，为了心中的彼岸，他们依然在挣扎。然而，代价却是高昂的，太多城中的平民被忠君理念所绑架，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在处理投降者时，嘉定忠臣们手段狠戾，并不比敌手稍逊。
虽然不能完全赞同结果论，但作为后人，我们总会有这样的疑问：嘉定忠臣的努力究竟产生了多大作用？应该说微乎其微。因为当时社会已高度碎片化，明代后期，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皇权空前加大，尤其是崇祯以刚毅果敢自命，为了所谓的中兴，不惜打碎一切自组织。朝野上下，只问功利，不论操守。如此淆乱数载，嘉定忠臣仅凭道义，已无法收拾起人心，只能靠严格管理，可这样的杂牌军，面对组织力和战斗力更强的清兵，又如何维持更久呢？
嘉定忠臣往往以岳飞自况，然而，在士卒离德、民心涣散的前提下，他们事实上很难建功立业。这其中，也有儒家学说本身的问题。儒家是一套完整的道德学说，它有令人感动的一面，却缺乏变现的手段。当皇权压力较小时，在乡里、书院、宗族等自组织的帮助下，确实能抚慰人心，安定社会，可它始终无法对皇权进行真正的约束，在皇帝的贪婪、自私与任性面前，它的抵抗力其实很小。儒家始终突破不了这个悖论：皇帝希望人人都是小人，他们内斗得越激烈，他的位子就越安稳，如果臣民都是君子，他又该何处安放？
历朝皇帝可以熟读四书五经，甚至倒背如流，但他们始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儒家，在终极目的上，两者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嘉定忠臣们必然会以悲剧为收场，在巨大的道德困境面前，只有死，才能让他们心中的困惑与追问永远地平息下来。
《嘉定忠臣》读后感(二)：《嘉定忠臣》，一本难得的好书
《嘉定忠臣:17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作者美国麻省大学阿莫斯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邓尔麟运用夫量的原始文献、中外研究资料，从理性、客观的角度，以明末嘉定侯氏、黄氏家族的儒士为中心，全面解读明末清初文人儒士在清军人关后作出抵抗抉择的深层次原因，即他们的生平，所处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他们的科考和任官经历、思想和交际、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等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原因，为我们揭示了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另一个真相。
嘉定文化昌盛，多饱读诗书之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出现了一批学识渊博、讲求气节的爱国志士学者，“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明天启年间，苏州有人为魏忠贤建生祠，谄媚者争相往拜，嘉定知县谢三宾颇为犹豫，找李流芳参谋参谋，李当即答曰：“拜是一时事，不拜是千古事，”谢深以为然，坚不前往。明末清初，以黄淳耀、侯峒曾等为杰出代表的嘉定士绅，把节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尽管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当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起，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1645年，为抵抗满清的剃发令，小小的嘉定城举起了反清义旗。自发组成的嘉定乡兵与清兵激战。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大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
《嘉定忠臣》读后感(三)：译者自荐：《嘉定忠臣》，值得一读的好书
拿到样书时，激动之外，简直只敢透过手指缝翻看，或者自己跟自己说“喂，你别看了，别看了！”当然不是因为之前看了太多遍再看会想吐什么的，而是战战兢兢地唯恐在白纸黑字成书之后看到什么失误，那就悔青肠子了。在翻译过程中，曾告诫过自己无数次，一旦白纸黑字印出来，就无法改变了，所以，之前多么慎重、多么仔细、多么麻烦都不为过。
打开电脑里《嘉定忠臣》沉甸甸的大文件夹，数了数，单是第一层文件夹就有二十多个，单个的文件就不用说了：“初稿”“修图”“文献还原”“定稿”“一校”“二校”“三校”“全译稿发送A”“全译稿-B改”“全译稿-按C建议修改”…… ……我只想说，我是在认真品读和翻译这本书的。不干活的时候，一想到那些每句话都占好几行的句子就头疼，但是一旦开始干活，读着读着，总是为作者的认真和睿智折服，简直想拍桌子：“我赛，佩服，真是牛人！”“老邓写得忒好了！”要么就是为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下大大小小人物的命运，尤其是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士人们的行动和精神感慨到不行，以至胸闷到必须打开音乐或者在屋里走几圈，只恨自己不能抽根烟放松一下。
鄙人自知能力有限，在翻译时求助过很多人：从最初岳永逸老师的引荐和鼓励，赵世瑜老师的指导和“打击”，到后来韩朝建师兄在英语翻译上的帮助，胡克诚师兄在史实方面的核查，香港卜永坚老师的审校，还有编译社郑锦老师的悉心编校，还有清史编译组专家的指正——请允许自己再次表示感谢。
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已经出版三十年了，今天读来仍能获益良多。有志于学术的朋友都知道，中国学术与西方的差距可能不止三十年。
今天，我习惯性地去逛书店，看到很多新出版的历史学译著，非常棒，简直想直接抱回家看，按原价买的话真心贵，不得不回家后光顾网店。不管怎样，多读好书，放眼世界，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于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
就说这些吧。
另：从事编辑工作后，我自己也患上了犀利的“编校综合征”，拿到样书后一不小心就看到了瑕疵。心颤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再版以求完美。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交流，都表示欢迎：hualisong2002@yahoo.com.cn
宋华丽 2012年10月1日晚
《嘉定忠臣》读后感(四)：社会史视域中的“嘉定忠臣”
从忠臣生活的社会和他们自身的处境去探讨抵抗运动得出的结论几乎是宿命的：忠臣必然杀身成仁，牺牲整座城池。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哀号长久地回响在布满灰尘的历史典籍中，清兵破城后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暴行时至今日依然令人触目惊心。暴行之所以产生，除了清兵自身缺乏纪律约束之外，还与普通民众顽强的抵抗触发了这群残暴之徒的报复有关。在南明王朝已经投降、清兵节节胜利时，嘉定城的誓死抵抗无疑显得过于激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嘉定忠臣》的研究就是由此引发，它关注的重点是嘉定城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嘉定忠臣，作者邓尔麟承诺讲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历史。
晚明抵抗运动中士大夫殉节的儒家风范在清代官修历史中得到褒赞，他们被目为“忠臣烈子”；在清末的革命者那里，他们则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担负起抵御外族入侵的责任；在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论著中，他们现身为开明的士大夫，联合社会各个阶层，维护各方利益。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嘉定忠臣呈现出不同的形象，他们是什么人？该如何界定他们的身份？邓尔麟把这个问题纳入“如何产生抵抗运动的社会”中去理解，这种做法实现了视域的转变——从思想史和政治史转向社会史。
作为士人的忠臣与明朝官场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明末的政治生态自然就是《嘉定忠臣》需要花费精力展现的地方。除了对明朝科举、铨选制度进行介绍，还重点揭示了明末的政治环境——党争以及东林党和复社的壮大。依靠文学联盟以及联婚等多种方式，“明末的士人和官员摆脱了土地、宗族和社区的束缚，通过广泛延伸的庇护网络去追求更高的政治目标”。忠臣更多的是作为广泛的士人网络中的成员，与官方的权力中心联系密切，却与所在的地方社区联系薄弱。嘉定忠臣候峒曾、黄淳耀都是赋闲在家的官员，他们能在抵抗运动中成为领袖，也是源于其在官场的人脉，而不是乡族的势力。
如果说政治空间是忠臣生活的外部环境，那么他们的内心深处则遭遇到明代中期以来的儒学复兴，从“知行合一”到经世致用，从个人修身到在地方事务中的实践，无不体现着他们坚定的儒学信念。抵抗运动正是儒家“忠义观”和经世致用的结合，忠臣在不经意间被推到地方领袖的位置，但他们并没有逃避，而是妥善安排城里各项事宜，联系各方势力，从而建立起防御体系。在抵抗运动联盟中各方利益凸显出来、矛盾加深时，他们不但不调和各方冲突，反而一意孤行，把自己的理想凌驾于一切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晚明士人在摆脱乡族控制之后追求个人理想的自由，但不得不指出，忠臣多少要为嘉定城沦陷后的悲剧负一定的责任。
时间回到1645年8月，侯、黄在“国破山河在”的哀叹中思考个人命运，只想到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儒家的理念：忠君殉节。朝代更迭的时期往往充满变数，剃发令在江南民众中引起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到处蔓延，使得抵抗运动成为必然。忠臣与普通民众最初的目标是一致的：平息暴动，维系稳定，但随着抵抗运动的开展，联盟之间的利益出现了分歧。地方豪强、社区领袖各怀私心，他们的目标也仅仅是自卫。侯、黄一意孤行，以光复明朝为行动的目标，这样就使自己和嘉定城处于危险的境地。
在嘉定抵抗运动中，忠臣一开始是出于责任担任领袖，随后他们沉迷于士大夫的“忠义观”不能自拔，将各方利益的权衡抛之脑后。“城外一望旷荡，乡民无一人至者。每近黄昏，风色惨淡，鬼声啾啾，峒曾等皆掩泣相视，自知必死矣”，忠臣变得孤立，防御者之间的冲突再起。抵抗运动中不单要面对内部各种冲突，还要时常面临组织不力的局面。《嘉定忠臣》细致地描述了当时嘉定地区的生产、生活状况，地主与佃农之间复杂的依赖关系让位于生产者和与之交换商品和劳务的雇佣者之间的联系；社会上各种“中间人”涌现，他们取代原先的基层领袖，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难以有效地组织成防御体系。
抵抗运动的领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誓死守城，悲剧已然酿成。从忠臣生活的社会和他们自身的处境去探讨抵抗运动得出的结论几乎是宿命的：忠臣必然杀身成仁，牺牲整座城池。当然其中也有历史事件之外的意义，即忠臣的遗产：科举和铨选、士人网络结构、缓减乡村资源的掠夺冲突，以及儒家的价值阐述，这些也许更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