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小国》是一本由余世存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民小国》读后感(一)：那些应该记住的

　　历史总是被选择性突出的，如果不是最近这些年重估民国和当年人事，恐怕国民依旧认为那是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段之一，除了万恶军阀就是愚弱国民，一遇强敌纷纷稽首成为汉奸，只有从1921年嘉兴南湖那艘小船放出万丈光芒开始，中国雄狮才真正起床了。当然这只是选择性突出历史的一种情况，在近几年媒体和文化界纷纷褒奖民国范儿的背景下，有人走向反面，物极必反地成为“民国粉”，凡是民国的学者就一定傲骨硬汉，例如刘文典敢于踢蒋委员长一个撩阴腿；凡是国军的部队就一定和日寇硬碰硬，缅甸远征军如何以一敌百等等。这也是选择性突出历史的另一极端情况，就本质来说和前者并无差别。不管对民国这一大热的话题是弹是赞，总要有一定的基础才对，了解一定的民国历史才好，这是其一；其二，当我们对民国或褒或贬之际，我们真的能够清楚地描述自己所褒贬的对象么？我们知道所谓民国的具体含义及其诞生的复杂语境么？大多数人恐怕未作此想。正如张勉的序文所言：“当我们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在谈什么？”那么余世存这本书谈什么呢？非常清楚，他谈的是“民国的一些男人们”，而不是大而无当的“民国”“民国范儿”概念。

　　简言之，写人之途，不重信息而重情怀，不重事实而重腔调，司马迁对陈胜、项羽的偏爱和对秦皇、刘邦之不悦，就是他的情怀。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或许有更多的史料会出来证明那段历史，但司马迁独特的好恶和那种带有反抗性的腔调，是不会被取代的。余世存中文系出身，想必对考据史料和钻研细节无甚兴趣，他要的是向历史人物的致敬和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选择，来突出自己的情怀。本书不是学术著作，无意讨论和详解，阅读趣味和文字感觉才是关键，而且每章的人物实际上都可以独立成篇刊登在报章杂志上，成为大众文化的产品从而进入消费领域，文章好读是第一位的，我不期望从余文当中获得什么硬邦邦的史料（实际上本书也并不以资料见长，很多史实人尽皆知），但余先生的文字够好，足矣。

　　从书中选取的民国男人们来看，皆是些这样的人：天资极佳，胸怀壮志，求学不辍，忧国忧民，奔走呼告以尽人事，但大多并没有个常规的Happy ending.我并不是很愿意将这些天纵英才、怀才不遇之人没有个常规意义上的happy ending归结于所谓“时代的悲剧”“个人在体制和时代面前是渺小的”这样的简单化结论。所谓乱世出英雄，民国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不管在北伐还是抗日这样血与火的前线，不论是在文人教授自由发言的环境或是学生们稍一不满就敢上街打砸抢的后方，如果要写一部民国人物传记，可写的人物非常之多，纵然其最后牺牲，也可以写成一个壮烈圆满、激励后人的振奋结尾，但余先生的选材角度，显然不是想莺歌燕舞的，他在突出杰出人物和整个历史环境、乃至和他们自己命运的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略微带些悲情色彩，但却并不是悲剧，因为读完之后会给人一种壮怀激烈的历史感，有些人还会有些“继往圣之绝学”的使命感，这种历史感、这种粗粝且不容柔情存身的硬度，恰恰就是一个标准男人的性别表示，人们对于“纯爷们儿”的一般想象。正如作者本人在书的封面上所写的：“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他在突出人物的反叛性以及和整个时代的抗争性，反叛就要流血，抗争必有代价，这注定不是一本风格轻松愉快的书，每个人对民国那段历史或许有不同着墨之处，但余世存选择人物的抗争，选择悲情的怀才不遇或出师未捷身先死，也许正是余先生本人性格里面硬气一面的体现。

　　在书的封底上，余先生写了一句话：“我的体会是，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实；相应地，我们对现实的了解越多，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越多。”如果要功利化地评价一本书的作用，我想这是作者本人对书本作用的一种定义。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本身也是言说现实的一种工具，而不信宗教的中国人，更是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强调得无以复加，如同宋神宗对司马光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的评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宋神宗是消费文臣劳动成果的客户，客户能给产品一个这样巨大的好评，可见产品的完美。余先生本人对该书作用的评价实际上也打开了我们思考的一个尺度：本书和现实。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余先生的看法可以集中在一段他自己的话里：“我更记得鲁迅曾坚定地说，我在生活，我存在着。然而，又有多少人关心生活和存在呢？一百多年了，我们一直在漂流，我们试图寻找到一个结果，一个我们理想的家园；一百多年了，我们都是把个人的命运、价值跟普遍的宏大的名词和叙事捆绑在一起；一百多年了，我们用苦难、不幸偿还我们对革命欠下的债务，共和、现代化、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后现代话语……等一次又一次的时尚革命为我们发起。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交出个人的一切，甚至牺牲掉我们自己，俾使我们民族跻身于世界诸发达民族之林。我们几乎每天怀揣梦想，放弃了理性、良知、公正、人的自由和尊严，依赖于宏大叙事的许诺度日，我们理解终有一日，我们的所有和生活是尽善尽美的黄金世界，是欲望无限即时满足的人间天堂。一百年的努力使我们伤痛累累，一百年的沧海桑田使我们拥有一切，就是没有拥有过生活。”

　　毫无疑问，余先生要突出和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体验，对抗那些充满欺骗性的宏大叙事和词汇。正如本书的标题《大民小国》，民大方能国大，民强方能国强。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力标准而言，民国时期的中国是很积贫积弱的，当时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所言“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虽是夸张，但足以反映当时的现状。但就在这样的“小国”当中，却有很多不服输、有信念的硬汉好汉，他们以各种方式落实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义薄云天的大刀王五，生死置之度外的谭嗣同和陶成章，造福乡里的阎锡山和张作霖，开创新世界的弄潮儿宋耀如和陈光甫，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陈寅恪和晏阳初……令人肃然起敬。照常理说，这些英雄豪杰也都是普通人，他们的缺点也可以写些篇幅，但余先生没有，他对这些人充满褒扬，于是更见其用心良苦：脊梁或许不那么笔直坚硬，但终究支撑了一个人。书中的这些人，就是中国的脊梁。

　　时过境迁，今人还在当年这些豪杰走过的大地上劳作生活，但并不是所有的豪杰都被人们所记的，那些忘却的和应该记住的，构成了我们了解历史和陶冶心性的全部理由。只有知道了有这样一群硬汉、好汉、杰出的人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才会产生身份认同，我们才会心生自豪。面对同样复杂纷繁、不尽如人意的现实，我们正需要一种硬气和坚持，或许这种硬度的表象是高度男性化的，但它绝不仅仅是男性，它是我们每一个今人应该记取的。历史没法做到毫不选择性突出或呈现，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忘却那些充满负能量的污泥，在每个人心中建立一群关于英雄的雕像。

　　《大民小国》读后感(二)：人杰尽风流

宋耀文

　　说起清末民国这段历史，大家通常的印象是国家内忧外患、战争连年不断、列强虎视眈眈，清政府苟延残喘，各路军阀明枪暗箭，人民生于水深火热之中，真可谓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殊不知，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涌现出了一大批国士无双的人杰，这些槃槃大才，他们生于乱世，践行着自己的思想，有的武力救国，有的教育开启民智，有的经济兴邦......

　　《大民小国》就是一本介绍这一时期杰出人物的书，书中一共罗列了21位人物，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和骄傲，更难得是书中不是介绍脸谱化的人物，而是辩证的看待人物所处的时代和抉择，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对历史人物具有同情。

　　例如大学者陈寅恪，后人们常惊叹于他的学识、家势、记忆力，但是我们更要佩服和学习的陈寅恪的是。

在一个成功环伺的环境中坚持了道理的可能性，大道学问成为了他肉身形式。

　　再比如提起辛亥革命，人们总是只记住了孙中山，总是忘却了为革命奔走的黄兴，为革命筹措经费的宋耀如......

　　这本书取名为大民小国，小国者，国家处于积极贫弱之下；大民者，磐磐大才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也。

　　《大民小国》的作者余世存，是北大才子，曾经是《战略与管理》的执行主编，在《环球人物》等多家杂志开设专栏，现在为自由撰稿人，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一，起于落魄之家，扬名于民族之巅

　　说起宋霭龄、宋美龄、宋庆龄宋氏三姐妹，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但是说起宋耀如，恐怕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宋耀如就是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其实宋耀如并不姓宋，而是姓韩，本名叫做韩教准，其父是广东的一位儒商，后来因公益耗损钱财，到中年又不幸染病而亡。父亲时候韩教准只能和其母相依为命。

　　10岁的时候，韩教准和舅舅一起到美国谋生，开会舅舅不答应，后来看韩教准态度坚决，为人聪明伶俐，就答应带他到美国生活，于是韩教准成为舅舅的嗣子，并改名为宋耀如。

　　在美国的宋耀如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并且颇得贵人相助，美国联邦海军军官查立.琼斯、船长艾里克.加布利尔逊上尉都帮助过他，朱利叶斯.卡尔将军则成为了他的监护人，将让他进入杜克大学学习。

　　从美国归国以后，宋耀如完成了从草根到精英阶层的转变，奔走于教会之间、驰骋于商海，投身于革命，往来皆鸿儒。鸿儒中有一人就是孙中山，并且宋耀如尽其所能的支持孙中山。

他层多次冒着砍头的危险，在他的华美印书馆以印刷中文《圣经》为掩护，秘密印刷反清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宣传品。在孙中山的早起革命活动中，宋耀如的捐赠成为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

二、子女皆为精英

　　三个儿子都是博士学位，以经济天才和外交出名的宋子文，以及同样有才华的宋子华和宋子良，他的子女都不是泛泛之辈，他们一度在影响这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他的六个子女中，三女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天后，三男都是潇洒倜傥的豪门相公。

　　对子女的教育，最初应该是来源于宋耀如少年的磨难，舅舅将他带到美国以后对他的教育是：“要别人尊重你，就必须必别人干得出色”，这一思想一致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不断践行，并形成了家风家教。

　　什么是宋家的家风家教？

培养孩子做成人，做伟大人才。

　　宋耀如首先将自己培养成人，然后又将自己培养成当时世界上一流的人才，当宋耀如成为人父的时候，又将六个子女培养成为了世界一流的人才。

三、孩子成才操作手册

　　第一是注重陪伴。

　　宋耀如虽然忙于上帝、商业和革命，他对上帝虔诚，对实业敬业，对革命忠贞，与此同时，他对家庭的责任一点都没有少。

无论事业如何忙碌，但是回到家，便同孩子们亲个没玩没了，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起玩耍游戏，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对孩子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一位美国记者称呼他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优秀的家长”。

　　第二是爱与苦并行

　　宋氏夫妇爱孩子，但是从不溺爱孩子，他们对孩子是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并且借助军人的训练方式，宋氏夫妇对孩子进行近乎严苛的生存训练和意志训练。

　　在送孩子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宋对他们说：“爸爸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要你去看西洋景，而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个过程是艰苦的，充满无数磨难，你们要准备付出巨大代价”。

　　第三是尊重孩子的意愿

　　对于宋庆龄跟孙中山的婚姻，宋耀如是不同意的，大姐宋霭龄甚至想用禁锢的方式来阻止这对恋人，但是宋耀如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他不仅仅是严父，也是慈父。

孙中山和宋庆龄

　　除了宋庆龄之外，宋美龄是要与蒋介石结婚也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当时的蒋介石不仅没有发达，而且还离异，和宋庆龄一样，宋耀如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不仅仅是严父，也是慈父。

　　他尊重孩子的们的选择。

　　虽然像宋耀如这样的天子骄子离我们很远，也不是在同一个时代，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读一读这本《大民小国》。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些人物的事迹，从而串起对历史的了解；

　　读懂了特定时代下人物的命运和抉择，就是读懂了我们今天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择；

　　读懂他们在个人成就之外的超强能力，例如说宋耀文教育子女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大民小国》读后感(三)：民国风骨

　　民国曾经被认为是近现代史上的次黑暗时代——最黑暗自然要给予老蒋——这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产物。

　　随着思想领域的缓慢放开，人们对民国有了新的认识。前两年，民国很是热了一阵，而不少人也开始称民国为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或起码是最好的时代之一。

　　这所谓最好，和乱世分不开，乱世总是出英雄出人才的时代，而民国就是上世纪大师辈出的一个时代。

　　好在历史虽沉默，却不怕误会。她静静伫立，不管是被统治者改写、掩饰，还是被夸张、曲解，真相都只有一个。而历史上的人，随不能开口自辩，但在存在文明的世代，总有东西留下来，或多或少，因此对人的评价虽然见仁见智，可总还是可以窥见人物性格命运，不至永久张冠李戴。

　　入手此书是因为对民国其时其人感兴趣。而未轮到阅读此卷之前，在凤凰锵锵三人行中看到了余世存老师，其时并未意识到自己买了他的书。记得他对中国家族的研究深刻，对其类人孩的国民性定论深以为然，且极为不赞成这种模式。待读此书时发现，噢，原来他就是他啊！

　　书是作者的专栏汇编。全书撷取了众多民国众生相中的代表人物，有的大名如雷贯耳，有的经常耳闻，有的稍有了解，有的未曾听说，作者的讲述会推翻很多之前的既有印象，但又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客观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还原人物。不过，我仍可看出，虽然写人性格正反面都有，但作者总归还是抱持着对人的极大尊重，以理解为主，即使是提及当人的局限，亦让读者明白其中各种因由。就这一份情怀，足够令众多作家学者检省自己。

　　《大民小国》读后感(四)：《大民小国》：在别人和过往里看见自己

　　《大民小国》是余世存先生在民国历史中选取的二十几个人的故事，忠实的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起伏，思想财富和精神力量等等，他们涉及国际民生的中国民国历史的多个侧面，在余先生的文字里，我们看见那段历史的黑白交错动荡起伏，更看见那些时光里的人奋斗抉择甚至是毁灭。

　　时间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孩子，他恪守着自然的节奏，每一个呼吸都不会打破既定的规则，但又莫名其妙把一些往事尘封，然后漫不经心的把一些细节涂抹毁坏，在真实和虚伪之间肆意地跳着舞，嘲弄着人们的口口相传的嬉笑怒骂。

　　而这恰恰是历史的风韵，我们小心翼翼的去伪存真，谨慎的去思辨每一个行为背后不得已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过往和别人里，不断看清自己，看懂自己脚下的路，让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且扎实。

　　余世存先生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社会里的精神偶像，放弃了稳定的执行主编的工作，停下了为杂志社撰稿来贴补家用的小事，一心研究民国历史，终于在五年之后，拿出了震惊世人的作品，让思想在浮躁繁华里绽放。

　　《大民小国》亦是给我们这样的匆匆旅人悠长的深思和启迪，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我们真实的面庞，在眉眼处好像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十字路口，在审视，在抉择。

　　在书中二十几个人中间，余先生给了每个人他自己的小标题，有的说性格，有的说身份，还有的说他对现实的影响，可是我依然艰难的抛开这些小标题，看这些在风雨飘摇过往里的人们给我们的现世智慧。

　　学习

　　好像书里的每一个人都提到了关于学习的细节，无论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也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年纪，学习始终都没有停下来。

　　其中，写“宋氏王朝”的缔造者宋耀如不仅仅是其一个人奋起求知的过程，更是整个家族的纽带和传递。在宋年幼的时候，家境衰落，仅仅是跟着母亲，背诵唐宋诗词，写大字。一个偶然的机会，年仅10岁的宋恳求从美国回乡短暂逗留的舅舅出洋谋生。到了美国之后，他更是勤奋刻苦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从神学院毕业成为牧师。

　　但真正成就宋氏王朝的是，是宋耀如内心坚定的信条：培养孩子做成人，做伟大人才。不仅把所有的孩子们送到美国去求学，还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花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教育孩子们。当我们看见宋家子女在近代政治风云中个个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时，莫忘记还有这样一个人潜心学习，一手教着子女学习，成为这个家族的开创者和领导者的宋耀如。

　　宋氏的学习是正统教育下结出的绚烂花朵，像牡丹一样国色天香，而像东北王张作霖的学习过程似乎就是一朵顽强的牵牛花，在角落里用自己的方式倔强生长。出身底层，十二三岁，父亲去世，无钱读书，便跑到了私塾偷听，后来先生也被他这样的好学心打动，资助他念书。后来在东北的混乱政局中，割据混战，始终对世界抱有好奇心，在戏文里吸收营养，在对手那里寻找灵感，在战友里获得力量，在日俄之间小心平衡，在众多东北将领中间竖起了张家的大旗。

　　学习是一件相伴一生的事，他可能时常变换着样子，甚至有时候会与人捉迷藏，在迷茫困顿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忘了他。但最终是执手相伴，举酒言欢。学习，是每个生命里，最重要的色彩。

　　抉择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人们每一个时刻都是选择，没有选择都不只是前途和命运，更是生存和毁灭，抉择时的正面和反面，都是在那个时间点的变化万千。

　　大刀王五，在一般的历史教育里，很难提到这个人，好像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仔细看这个非著名人士的点点滴滴，每个抉择都是突破当时中国人的麻木，担起时代的使命。甲午战败，逆皇帝心意，力陈议和之弊，被革职戍边；戊戌变法，他又动员天下朋友，站在维新行列，甚至在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捕，都还策划劫狱营救。每次都铤而走险，但每次都是民族大义国家兴亡，站在一起。这是作者开篇写的第二个人物，我从余先生的笔下才认识了他，可这一生倔强抉择，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没有人能逃离时代的变迁，也许也没有人能逃避命运的捉弄，可是，在随波逐流里都住着一个我，一个自己真正作出的选择和决定。黄侃的奇葩标签实在是太多太多，趣闻轶事也多成为了人们的趣谈。可重要的是，我们在观赏他每一个决定。1910年从日本回国，开始给民众宣讲，组织各种反清活动，隔年，开始了辛亥革命。但革命成功后，却不求官不求利，退居上海，开启了他的学术生命，给中国现代学术流下了厚重的瑰宝。

　　在别人的人生里，我们都成了上帝，看得见那个时代的兴亡，也知道未来走向的何去何从，但依然很难用对错来评判，只是找寻那决定的力量，看见自己，看见命运。

　　生命力

　　人生是一场赴死的旅行，我们只是不断在跟过去告别，可这一路上，我们也都在绽放自己的华彩篇章和神奇力量。

　　可是，我没有看见哪一个人，在时代的艰难里，变得苟延残喘，毫无斗志，相反的，每一个人都在风雨飘摇里，演绎出了自己的时代篇章，精彩绝伦。

　　生命有时是刀尖上的舞蹈，有时候即使血流不止，也要舞到最后一刻，跳到最美。这就是生命的力量，在绝境处，都不会停下来，始终向前，一直向上的渴望。

　　民国的故事离我们没有太远，但满是艰难陡峭，民国的人也许有些已经面目模糊了，可是依然给我们沉淀智慧和力量，因为在那些过往和别人里，我们总能不断的认清自己，过好这一生。

　　《大民小国》读后感(五)：读《大民小国》杂识

　　●民国在中国近代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但长期以来，这段历史被“再造”了一遍。真真假假，假的居多。人名是真的，某些细节也可能有真的成分，但在总体上则是假的，不可靠不可信的。至于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更是完全意识形态化了。

　　●在执政者编纂的历史谱系中，谁只要最终没有“站到党和人民一边”，就是反动派、反革命，就是丑角、白脸奸臣、反派人物。而事实上，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张作霖、阎锡山等，都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他们的思想和事功，本是有益的历史遗产，却因党同伐异而被抹煞被歪曲被妖魔化，消失在过往的烟云之中了。阎锡山治理山西极有成效，仅教育一项，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80%以上，到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七、八十年过去了，不要说山西的教育，全国整体教育水平未见得有多大提高，教育理念和教育质量甚至是越来越不堪了，实行了义务教育制度那么多年，却仍有多少孩子依然失学！

　　●顾维钧的外交实践证明了“弱国外交的可能性”。顾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古训，可以作为个人的道德要求，却不可施之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对于一国之整体而言，最要紧的是谋福祉、少牺牲。动辄以爱国主义为旗号，要求人民“玉碎”的，往往是野心家阴谋家之流，他们自己是从来不打算玉碎的。

　　1985年，顾维钧以97岁高龄谢世。他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在谈到长寿秘诀时，顾说：“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梁漱溟多乖张狂言，《直道行时自觉者》篇记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如此托大的话，只可作逸闻趣事来看，岂可当真！谁会相信天地会为哪一个人之死而变色呢？可是作者却郑重地评论道：“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言论，绝非出于狂言，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的要求”。名人的话再荒诞也有理，如出之草莽之辈，大概是要被疑为精神有问题的。

　　●作者自述此著写作深受唐德刚的影响，“把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放到行文之中”。但是，余的史识见解和唐德刚不可以道里计。在唐的历史写作中，“太史公曰”式的议论如同智慧的老人说古，让人禁不住颔首称是，生茅塞顿开之悟，而余著的评说则嫌武断唐突，理据不足。

　　余著终究没有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品评，在价值标准上，往往前后矛盾或模糊暧昧，矫情的家国情怀和抽象的历史进步主义观念，则颇显陈腐而了无新意。

　　《大民小国》读后感(六)：心中一凛

　　存世先生的《大民小国》，展示了华夏民族的一袭千百年的家国情怀。并且这样的情怀似乎无关政治，无关风月。只是做人、成家、立业、经世济人的底线与担当。

　　存世先生的知人论世看历史，目光若炬，臧否得宜。行文间，秉持历史人物的率性真情高于其意识形态，而以此为笔下的裁剪进退之尺度。

　　存世先生书中的41位人物，本为《环球人物》的专栏“清末民初名人新解”所作，虽是旧事旧事，却为新解新感的披沙拣金之作。即所为聪明人下笨功夫，其效果如同有读者所评：“每每读到余存世的专栏，总会心中一凛。”

　　人格高而乱世小，吾有同感！

　　《大民小国》读后感(七)：强国始于强民

　　余世存是一位高产的思想者，几乎每年都有新作，而它们主题，都紧扣在“人的现代化”上。

　　过去的百年中，从器物的现代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制度的现代化，再到人的现代化，中国人的自强之路道阻且长，因为我们始终没有把握现代性的关键，我们将它看成是一种外在的技术与制度，却忘掉了，如果不能彻底地洗心革面，不能决然地与过去说再见，不能真正地去做一个站起来的“新人”，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走入现代性，我们只能成为门外看客。

　　没有夫子谆谆教诲，两千年文明如何开启？没有庄子神游八极的想象，我们的精神如何解放？没有老子举重若轻的大智，我们的视野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都离不开榜样人格的导航，在历史的大分流中，东方文明之所以落在后面，固然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但榜样人格资源枯竭、精神世界集体滑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当卢梭、洛克、黑格尔、康德群星闪耀之时，我们确实没诞生出一位开启东方文明新航道的领航人，当西方学术不断获取革命性的跃迁时，我们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觉中，读书人竟以做不成奴才而烦恼。

　　对比明治维新与清末的洋务运动，直到洋务运动末期，中国的外语人才寥寥无几，翻译工作只能靠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改写，即使严复、马建忠具有翻译能力，却数十年不屑为之。而日本在幕末时期，便已拥有几十名专业外语翻译，在大变革的压力下，福泽谕吉等学者主动学习外语，他们中许多人已年高德劭，却半路出家，成为西学通。面对时变，两个民族精神面貌如此迥异，谁将胜出，岂不判然？

　　回首百年苦难，我们不能忘掉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压榨与盘剥，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有足够的自我反省精神，面对历史挑战，我们屡屡选错，一步步加剧了民族危机，而李鸿章、慈禧、张之洞、康有为、袁世凯等，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领导人，他们的知识结构、认识模式、人格力量都存在巨大缺陷，可他们却偏偏站在潮头，把握着方向。

　　本书将视野聚焦在20世纪一批新型读书人身上，他们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怀抱与心胸，他们是传统文明中站起来的独立人格，正是他们的努力与坚持，照亮了中国人的现代化之路，为后代提供了丰沛的精神资源。重读前贤行状，领略故人风范，这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毕竟，现代化之路依然漫长，明天的中国依然需要一代代清醒、睿智、有担当的人们站出来，担起历史的责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大民，国家才有明天。

　　《大民小国》读后感(八)：余世存的“民国好人”

　　多年前，余世存的师兄刀尔登刀老师曾写过一本不薄不厚的书《中国好人》，把中国历史上我们熟悉不熟悉的几十位人物梳理了一遍，在他看来我们一直认为的那些好人未必好，我们一直认为的那些坏人也未必坏，海瑞、包拯这样的清官如果说不上什么不好，那最少是不可爱的，而严嵩这样的“奸臣”“谈不上有多好，但确实也谈不上有多坏”，余世存最近的新书虽然取名曰《大民小国》，但在我看来应该是《民国好人》才对，但余世存的“好人”与刀尔登的“好人”不是一个意思，刀尔登的“好人”是“谈不上有多好，但也谈不上有多坏”，余世存的“好人”那是真的好。

　　象前些年的《中国男》一样，在《大国小民》里余世存把目光投上了民国时期那些曾经闪露星光的人物，依然的中国男（24位），依然的各行各业，这各行各业包括学人（王闿运、章士钊、陈寅恪）、军阀（黎元洪、张作霖、阎锡山）、革命者（谭嗣同、黄兴、陶成章）、外交家（顾维钧）、情种（苏曼殊）、银行家（陈光甫）、报人（邵飘萍）等，他们或在历史的风云突变之运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或者是为中国甚至全人类做出上突出的贡献，或是以满腹经络而空前绝后，或者是特立独行者，总之都是民国时期的杰出人物，如果按余世存的解读，这些人物的前面都是可以加了一个“好”字的。

　　余世存在的《大民小国》的跋中，对历史的翻案风颇不以为然，但奇怪的是，余世存在他的《大民小国》里，也是不惜为某些人平反的，比如在谈到张作霖、阎锡山时，余世存是不惜溢美之词的，在他的眼中，他们虽然也做过一些恶事，但他们是懂廉耻、守礼义的好人，这些或许是事实，但他们再怎么好也是迷恋江山和权力的军阀，不然我们就不能理解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前些年有人说要“以德治国”，这些年不好意思提了，如果说以德不能治国，那么军阀们身上的美好品格一样不能救国，或者还可以成为以“正义”的名义而发动战争的理由。

　　军阀们是“武夫”暂时不提，大儒如“章士钊”者，自然更是好人，余世存在他的《大民小国》里说，章士钊能与那些“相互间不共戴天的中国治统阶层的流氓或者精英之士把酒言欢”，我实在看不出这是在夸他，还是在骂他，在给章士钊下结语时说他“不事产业，功成不居，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是乱世安身立命之道。”，一般的寻常众生懂得安身立命之道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大儒，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学者，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实在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这样的人难道就是余世存眼中的“大民”吗？而他的得以善终与陈寅恪晚年悲惨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余世存在《大民小国》里还对梁漱溟晚年对毛泽东个人恩怨的原谅大加赞美，个人的恩怨的或许应该释怀，但余世存不会看不到，这个其实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独裁与自由的恩怨，他的思想高度不会达不到晚年陈独秀的高度：“是独裁制造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制造了独裁”，独裁与自由是永远也达不到“仇必和而解。”，而余世存止步于个人的雅量、品德，我宁愿相信他是言不由衷的。

　　如果以上各只是每个人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导致的结果，或者可以理解，余世存在谈到死于军阀张作霖枪下的民国报人邵飘萍的评论，让人不相信他曾经也是媒体人。

　　在辛亥革命之后，邵飘萍曾发下如下激愤之言：

　　“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已渐成过去；……日本压迫之手段只能以法律为范围；而在中国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实际上无一含有保护新闻事业之意味；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

　　邵飘萍的死可以说是为了捍卫新闻自由而死，而在余世存这里却成了越过了军阀的底线：“张作霖没有道理可言，但他对文化是有底线，他对文人的敬重有目共睹，关键是文化有自身越过了这一底线。”，而在“邵飘萍”的结尾甚至借丁文江之口又对军阀大大赞美了一通。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在余世存的《中国男》里，还是在他的《大民小国》里都缺乏一把衡量价值的尺度，那就是普世价值，这使得他衡量是不是“大民”时经常会得出混乱的结论，比如在《中国男》里同样是暗杀，革命的暗杀者王亚樵，余世存就誉美有加，而反革命的暗杀者戴笠余世存就斥为“无人性”。王亚樵的暗杀行为是“正义、公道，在即时实现中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形式。在那样的乱世里，王亚樵的道路不失为一种选择，他的选择对今天的人类仍然有启示意义……”，而针对戴笠的暗杀行为他认为 “戴笠的死也认为是冥冥之中的报应，都说明人们对安身立命或为人处世有大于权宜的标准，那是建立在尊重个人生命之上的标准。”而在《大民小国》中对于邵飘萍与张作霖又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因为价值尺度的缺乏产生了混乱。

　　我不相信一个由“大民”组成的国家会是一个小国，中国之所以民国是小国，现在还是小国，那是因为看似“大民”的“小民”太多了，无论这些“小民”有多少美好的品德，也无论他有多高的学养。

　　《大民小国》读后感(九)：历史视角下的那些不完整人格

　　历史视角下的那些不完整人格

　　——读余世存的《大民小国：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

　　■禾刀

　　掩卷沉思，心潮澎湃。拜读完余世存的《大民小国：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历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金融家、外交家、军事家、政治家……一位位民清人物的形象恍若眼前，他们不同的是性格与职业，同的是他们在那个外扰内忧、混乱不堪的时代，都曾留下过还算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失节”。

　　余世存将本书命名为《大民小国》，这里的“大民”未必个个就是英雄，但在历史舞台上亦曾掷地有声；这里的“小国”并非幅员如何逼仄，而是因为国家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俗话讲，乱世出英雄，但本书所涉的21位民清人物中，除了像大刀王五等少数几位与公众脑海想象中的侠义情怀式英雄还算吻合外，绝大多数人则是在忙于真理的求索、革命的奔走、命运的抗争中，实现了人生惊艳的一跃。

　　在本书收录的21位民清人物中，关于谭嗣同、陈寅恪、梁漱溟、晏阳初、黄兴等人的著作即便不是汗牛充栋，也多有表述，他们的正义伟岸形象自不待言，也广为公众所熟知。通读本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是，余世存通过对历史的精挑细剥，努力还原了黎元洪、唐绍仪、张作霖、阎锡山、章士钊等这类多为后人诟病人物群体的真实形象，并由此洞窥“历史过程中的生灵涂炭及慷慨悲歌”。

　　今天，在规范式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下，许多人并不愿意平视这一人格不够完整的群体，要么肆意放大他们的人生污点，要么条件反射式地将他们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许多时候许多人对这一群体的历史真相还只是一知半解。

　　历史人物的功过当然可以任由后人评说，但完整的审视，才是公正评说的前提。确实，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视角上看，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有着后人深刻牢记的“污点”，人格上有着不够完整的一面。本书中，余世存则以极为平实的文字，呈现了这一群体身上那些不为后人所知的诸多“亮点”。

　　曾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公认有德无才，另一方面，黎元洪廉洁自律，武昌起义之初，“他与军政府的职员一样，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费”；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晚年陷入招致杀身之祸的充当日本傀儡风波，另一方面，他曾劝清廷、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退位，特别是年近70岁时，不怕屈就曾经的一国总理身份，居然当了5年中山县长，且勤勤恳恳，造福于民；被儿子张学良评价为“有雄才无大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曾创办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东北大学，聚集了包括罗文干、黄侃、梁漱溟、章士钊、梁思成等一大批高级人才；军阀阎锡山的当代艺术形象往往描绘为地主老财式的“抠门”，事实上他特别重视教育，广办学校，同时积极推进土地改革，坐镇山西头20年，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获得“模范省”称号；作为文法学家的章士钊被人讽为“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自身好者”，但其为人豁达，仅与毛泽东相识，便替他筹措2万大洋。新中国成立后，总是想方设法帮忙接济那些经济上没了来源的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

　　既不因其有功，便将其吹嘘得天花乱坠；既不因其有过，便功劳一笔勾销，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便是余世存笔下呈现的民清丰满人物形象。回过头来想想也不难理解，这些人之所以会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看似有着历史的诸多巧合，但这样的巧合如果不能与个人擦出“火花”，再多的机遇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如辛亥革命前的黎元洪在新军中倘没有相当的威信，其为人倘不能令大多数人信服，别说被强迫推举为“鄂督”，载进史册，兴许早就人头落地。

　　他们有幸登上历史的大舞台，最终却未能像许多人那样慷慨激昂，善始善终，而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为人诟病的形象，这与他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性格的懦弱等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混乱时代，要想避免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选择，这既需要足够的远见和智慧，更需要谭嗣同那样“去留肝胆两昆仑”、视死如归、惊天泣地的浩然毅力。

　　大浪淘沙，在历史的长河中，总能看到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精彩瞬间。这种瞬间的出现，当然是历史机遇与个人结合后擦出的“火花”。在他们人格优点得到激发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秩序崩离混乱，法章无度，他们人格弱点难以受到有效约束，这才“成就”了他们的历史悲剧。

　　确实，人无完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不为后人耻笑。但对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从来都是这般苛刻。对于那些人格不太完整的历史人物，或许应像鲁迅所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想最大限度抵近这一目标，像《大民小国》这样不偏不倚地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当是根本前提。

　　书名：大民小国：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

　　作者: 余世存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2-10

　　定价: 36.00元

　　《大民小国》读后感(十)：“大国崛起”时代读《大民小国》

　　自媒体时代，各种信息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自媒体的缭乱纷杂亦让时间碎片化，阅读碎片化，心神为太多外在信息所干扰，能够心无旁骛地阅读一本书成了一件奢侈的事。余世存的《大民小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阅读的。

　　知道余世存大概在六七年前，野夫的《尘世挽歌》里的一篇〈球球外传〉写到过他，知道余世存居于云南大理专事写作，后来，又粗略地读过他的《非常道》。《非常道》是一本像《世说新语》的历史人物小故事，通过近代历史人物的寻常生活话语，通过历史的边角料侧面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一百年间真实的历史。

　　相较于《非常道》的简洁，这本《大民小国》要更厚重些，包括了近代历史人物的简略生平，附带作者的评述，以及结合现实的个人忧虑与情怀纾解。他的文笔是优美的，他用舒缓地笔调对民国时期名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看时比较轻松，心境比较平静。同时他的评述又是中肯而人性的，不会人云亦云地参照他人的评述对人物展开非左即右的盖棺论定，以至左右你的思维与你的评判。

　　大部头的历史巨著以及人物传记读起来总觉费劲，况于文山字海的史书里去捕捉历史人物的性格，并从中窥见真实的历史，对于普通读者终是难事。波谲变幻的民国乱世，多少历史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余世存的《大民小国》，将一个个历史人物从如海的史料中打捞出来，汇成故事编撰成集，正满足了读者的这种需求。

　　生活在山西，多年以来，一直把几十年前的山西都督阎锡当做思想顽固因循守旧的土财主，把他当做漫画化、脸谱化的旧军阀和投机政客。余世存在〈阎公雅望〉里，这样描写阎锡山：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40年，称“山西王”当之无愧，至今仍被论者称为山西现代转型以来最好的地方长官，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向他致意。

　　余世存还写到：阎锡山很早就开始推行国民义务教育，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等基层民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民的素质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几十年前，山西在阎锡山的治理之下，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教育先进，今天的当政者当自惭才是。他热爱家乡，把治乡当成治国，几十年前他就能认识到“实行民主和人民的素质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对比现今的当政者的言行举止，让人读出了无限悲哀。

　　在〈登堂入室的张作霖〉一篇里，余世存这样写到：张作霖跟大部分普通的成功人士不同，跟我国大部分上层精英人士也不同，他对世界抱有好奇之心，愿意登文明之堂入极境之室。他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把自身的抱负发挥到了最大。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只是因为他的学问、眼界、兴趣有限，偏于从戏文中吸收营养，而对世界知识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家、思想家存在隔膜，因而不能与时俱进，反而遭遇了“亢龙有悔”，虽然处于权力顶端时终于悟出非他所能，但是悔之晚矣，想返回东北时不幸遇难。

　　在〈毁家纾难的屠狗辈〉这一篇，余世存对大刀王五这样写到：这种类似于今天社会保安的镖师们远比今人的生活要丰富，那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职业操守跟今人有别。除此以外，他们开设镖局，固然是为了生计，甚至为了挣大钱，所谓万贯家私；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有极强的社会化意识。他们的社会参与精神远比今人要强烈。他们虽系一介草莽，但他们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任侠尚义、除强扶弱。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个草莽中国的江湖社会，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强者有所忌惮，弱者不因孤苦而无告。

　　余世存在〈人类之子宴阳初〉一篇里，写到：晏阳初说过，“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三C”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近世传教士的榜样，平民大众的疾苦、智能和爱，有机融合出晏阳初这样一种伟大的人格。他汲取了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却也扬弃了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傲慢与偏见；他汲取了西方和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民主精神，却也扬弃了基督教因信称义、因名称义的空洞虚幻；他直面民间“苦力”之苦，也以真诚的平等意识致力于开发“苦力”之潜力。

　　不再赘述。余世存冷眼旁观各种历史史实，用他清醒的开放的人性的思想去看待每个历史人物，阅读的过程让人眼界得以开阔，思想得以启蒙。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冷静清醒悲悯。对生活的这个时代，他痛苦忧虑，他这样写到自己的心声：当我断然离开首善之区，到边陲地带生活两年之久，我多次理解到中国精神个体孤独生长的况味。我甚至痛苦地意识到，国是艰难，社会转型漫长，现代化遥遥无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失职，在于因失职而带来的共同体的有效人群基数太小。沉默的大多数再大再多，若少了有效的精神个体，仍只是零的加和乘，而非真正的文明力量。

　　多年的反智教育，“大国崛起”的虚张声势，让很多人懵懂无知，没有自由的思想，缺乏理智，却又盲目自大振臂高呼着种种爱国口号，因此余世存不无忧虑地这样写到：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经常因为环境、条件的限制，会错过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些人物、道理本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形成坚实的人生观。可是，由于跟它们失之交臂，我们不得不接受社会给予的那些东西，从中思考、选择，经过苦难的历程，摸索着逐渐形成我们的认识。这个缺乏成长礼的内容和形式的社会环境，使得社会个体经常产生被抛弃的孤独感，使得社会个体在天放和管制里难以长大，一生的努力可能只是成为子民、臣民、市民模样的“类人孩”，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因此极度匮乏。这一人生经历，数代大陆中国人有过体验，今天的新人类、新新人类同样在经历。今天呼吁读经的人们，就是多倾向于认为人们所受的教养成问题，才要求从经典那里补课。

　　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通过本书，读懂历史演化的逻辑，读懂历史人物的命运，读懂我们自己。”读些经典吧，启蒙益智，在“大国崛起”时代保持一点清醒。

　　姑且算作书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