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公平和效率》是一本由J•E•米德 (J.E.Meade)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由.公平和效率》读后感(一)：权作为小序
我手里拿到的这本《自由、公平和效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的著作，作为大师级人物，我们没有理由对该书的质量产生怀疑，然而不知是因为本书本就有一个导论，还是说在其他同时出版的书籍里已经有了介绍，又或者认为接触本书的人基本已经知道了米德的生平，这本书不仅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就感觉孤零零的等着他人去挖掘。所以，我还是班门弄斧的介绍一下本书吧。
《自由、公平和效率》的作者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之一詹姆斯·爱德华·米德（我没有搞明白全书为什么简单的写成J.E.米德）。米德生于1907年6月23日，1930～1931年在剑桥三一学院受教于但尼斯·罗伯逊。在此期间，他成为“凯恩斯周围团体的成员“。这里八卦一下的是，尼斯·罗伯逊最终与凯恩斯分道扬镳，不知道米德当年是如何处理这个复杂的”三角恋“。此外就是关于”凯恩斯周围团体的成员“，我这里是引用智库百科的说法（http://wiki.mbalib.com/wiki/%E7%B1%B3%E5%BE%B7），当然，我还看到有人直接翻译成”马戏团“（circus），窃以为马戏团正好反映了造词者对于这一现象的鄙视，不过如果要公允点的话，翻译成”身边人“倒是可以了。不管怎么样，米德从此就打上了凯恩斯主义的烙印。
其后，米德曾经到国际联盟的经济部工作，后来又回归学术，从这一经历可以看出米德的兴趣广泛与精力旺盛，这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他学术研究问题之广，算得上通才，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四卷本，一个是国际贸易两卷本，后者正是他荣膺诺贝尔的重要理论。至于将国际贸易变成几何问题研究，那对于普通读者简直是非一般的感觉。不过，这也正说明了此人的博学与精深，不过这也可以给想阅读米德相关著作的人提个醒，像那些正经的经济学家一样，米德长于建模，并以数学公式来分析。所以，你数学学好了吗？
说完其人，还是来说说其书。根据亚马逊提供的数据，《自由、公平和效率》初版于1993年，应该算是晚近作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凯恩斯主义的影子，比如强调现实世界工资和价格的非弹性。而其中关于公有制经济的新论述从中国的现实意义而言要远大于其他流派。下面，还是进入普通的书评模式吧。
米德认为。公有制并没有错，比如阿加索拓邦的合伙经济，其实就是通过劳务入股的方式实现了群体的参与，其关键在于民主。一个没有民主的公有制，才会导致腐败。而对于公有制的管理，米德则提出了所谓的财产倒置。现如今是公民手里抓住了国债，而国有财产倒置，则是国家变成投资人进入私有领域。而在关于平等与效率的问题上，米德也提出了失业救济的条件性，与社会粉红的无条件化。换句话说，你作为国家的股东，你不干活也有钱拿，但是这不是失业救济，失业救济则会使得人们规避工作。而至于后面的欧盟建议，乃至将环境保护作为一种公共财产来看待，其实都是这一理论的延生。让国家变成高效率的企业，而非慈善家，通过合理的权利分配实现最大的功利。
话说回来，我之所以认为此书的借鉴意义之大，在于我们的国情。实践证明，休克疗法只是贱卖资产，而目前的国有企业也正在以低效率霸占着市场。因此，或许我们可以仔细想想米德的合伙制经济，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国家强盛的阳光，并形成更好的市场竞争机制。
《自由.公平和效率》读后感(二)：米德的研究结果需要重新审视
这本《自由、公平和效率》是J.E.米德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J.E.米德何许人也？此人在西方经济学界也算是大名赫赫的人物，曾于197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
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的基本目标有三：第一，公民在市场中选择自己的职业、自己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第二，避免造成不可忍受的贫富悬殊；第三，用可供利用的资源实现尽可能高的平均生活标准。用简洁的词语来概括这三个经济目标就是：自由、平等和效率。作者认为这三个基本的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作者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而这三者又是基本的经济目标，如何解决这三者之间的冲突，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本书就是作者为解决这些冲突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选择进行研究的结果。当然，这本书的重点研究的是货币工资的确定对收入分配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来探讨货币和财政政策、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结论大意如下：可以用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把失业率降下来，但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要使通货膨胀率不过分上升，就必须采取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但付出的代价是失业率的上升。要实现失业率的持续下降，只能通过降低均衡失业率来实现，这需要改革工资决定和价格决定政策和制度，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水平，但有一个条件，实际工资增长率不能超过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在我看来，米德的研究结论可以这样来理解，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不能两全，把失业率降下来的代价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反之亦然。米德的研究成果是建立在英国的经验上，这本书的英文版虽然出版于1993年，但其中的主要理论结果都基本上是1964年已经得出，换句话说，米德的研究成果是以1964年之前的英国经济情况为背景。但事实上，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西方经济体已经出现了“滞涨”现象，高失业率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而不是一高一低，导致曾经在西方被广泛采用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为基础的财政政策被质疑，这也激发了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学派的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德的研究成果和理论需要重新审视。当然这并不排斥我们对米德的研究方法的借鉴。
《自由.公平和效率》读后感(三)：仅由书名说开去
J·E·米德（1907——1995），即詹姆斯·爱德华·米德，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是享誉世界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是国际公认的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是最早将凯恩斯的理论写进教科书的人之一。由于与戈特哈德·贝蒂·俄林共同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出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贸易、经济增长、财政政策、收入分配等。
《自由、公平和效率》一书是他自认为的最好看的著作，全书共分为六个章节，内容分别是导论，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我们从阿加索托邦人的“第三条路”学到了什么？“阿加索托邦”：合伙经济学，新欧洲的建设：国家多样性和大陆一致性，赞美缓慢：或将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的国有资产的阿加索托邦式对待。
说实话，这是一本严肃的经济学理论著作，读起来非常枯燥、晦涩难懂，而据称最为擅长建模的米德又在其中运用了大量的数理分析，建立了多个理论模型，更加使我这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望而生畏，不能深入其中，更无法知晓其经济理论之堂奥，实在是不推荐非专业研究人士来读。我也只能就书名中所提到的几个概念简单讲一下自己的想法。
米德这本书是在以各种方式对为解决自由（公民在市场中选择自己的职业、自己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平等（避免造成不可忍受的贫富悬殊）、效率（用可供利用的资源实现尽可能高的平均生活成本）这三大基本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而设计出来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选择展开研究。在他以为，一个社会在追求自由、公平、效率这三大经济目标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相互冲突，不可能三全其美，在这个现实世界上我们永远无法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只能在这三个相互冲突的框架内进行权衡取舍，设法找到三者之间的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并且可以实现的妥协，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即阿加索托邦的现实。
用米德的理论观诸自由、公平和效率这三个基本目标在我国经济政策历史中的体现，就象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玩跷跷板，而自由则成了实现其目标的中间的支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建国前三十年，我们的政策以追求绝对的公平为目标，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限制了经济自由，部分牺牲了效率，最终使国民经济死水一潭，最终无以为继。而改革开放之后，提出要效率为先、兼顾公平，人们的经济自由度增加了，发展活力有了，但却逐渐发展成为片面的效率至上、不管公平，不顾实际的撤点并校、赶农民上楼等等做法都是效率至上主义的滥觞，一切均以经济上值不值得和有没有效率为标尺，又引发诸多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问题。而现当下，对各种经济政策的选择，各种制约因素层层叠叠，左右为难，动辄得咎，更象是在做一种走钢丝的危险游戏。
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我们对单一目标的极化，出在对一种完美世界的不切实际的追求，而忽视了只有三者之间有所取舍的妥协，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的困境，米德早就很有先见之明的写道：“即便一项政策会对经济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它也可以是受欢迎的，因为它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平等……大大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会对经济的效率产生适度纯粹的不利影响，但分配状况的改善超过效率损失……冲突兴许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这时，我们必须判断平等方面的发送是否超过效率的损失。”
可以说，现在已经又到了对我们的经济政策或者说价值导向进行检讨和调整的时候了，可以说，米德50年前的研究成果，20年前出版的这本书，虽然是以当时的英国为研究对象的，但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极具参考和借鉴意义——或许，阿加索托邦正是我们的目标？
《自由.公平和效率》读后感(四)：学术的经济学
学术的经济学《自由公平和效率》
挺喜欢经济学的，也没少看经济学，不过看的都是那些经济学家们面向普通读者写的非专业读物。比如张五常、汪丁丁、何清涟、吴敬琏、茅于轼，国外的也读过，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是教材，但是还算不上是标准的学术专著，这本《自由公平和效率》就是一本经济学专著。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有人说书中的每多一条公式，就会减少一半的读者，那么这本书中大量的数学公式，的确把我吓够呛，一看就知道不是为我这个水平的读者而写的大众读物。不过也让我亲身体验到了，人家常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为了数学家准备的，因为当年没设诺贝尔数学奖。
书里面的公式和图表确实让人感觉到恐怖，不过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书里面是把这些公式作为附录列入每章的后面的，正文部分还真没多少公式，要我说，如果不是作为学术出版物，而是要面向大众的话，那就干脆把这些附录去掉，反正也没人会看，看也看不懂，看不懂了还会感觉好可怕，那么就干脆去掉不是更好吗。
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书名中的这三个，也是经济中最重要的几个概念，自由、公平和效率，这三者都是我们想要的梦想，可是却总是难以兼得，它们天生就会爆发冲突和矛盾，而且只能在矛盾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平衡点，不可能达到彻底的调和。
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论述“阿加索托邦人的经济学”，称为是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路，阿加索托邦人说他们的经济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体制，不过围绕这种体制作者做了大量的论述，却丝毫没有提到一件具体的事例，只有统计的数字，所以讨论了半天，我也没弄清楚这个阿加索托邦人到底在什么地方，作者只是在开头的地方提到了他们是一个岛屿，但是感觉这只是作者隐去这种经济体制的一个方法罢了。
专著毕竟是给专业人士看的，里面作者使用了大量的专业名词和术语，让经济问题术语化学术化，也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感觉看不懂化，以后还是吸取教训，远离专业作品，还是读我的闲书去吧。
《自由.公平和效率》读后感(五)：自由的边界、公平的意指，及其冲突的真与假
《阿特拉斯耸耸肩》里有这样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其大意如下：所有的矛盾与冲突都是假的，当人们仔细去检视矛盾的前提后就会由此发现了。人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冲突”，以为问题的解决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矛盾”，我想如果大家在展开辩论之前能够冷静地坐下来看看问题的前提，那么会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
米德的这本书同样在讨论一个看似永恒的话题，“自由、公平、效率”，这个话题虽然在经济学中被讨论了无数遍，有多个理论、模型因论及它而获得诺奖，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永远都能够刺激人们重燃辩论的战火。可是，经济学的历史很短，作为哲学的庶子即便有些人把祖宗认到色诺芬，但有学术意义的经济学思想不过300年左右的时光，因而比起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在这个问题的发言权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的优势不过是一边站在巨人（哲学）的肩膀上，一边现有现代学术装备（数理模型）。
那么，经济学家如何看待这一主题呢？米德在本书的导论中给出了自由、公平、效率的定义，这是讨论的前提，也是我们面对所谓冲突需要检视的前提。米德与许多同行、外行一样，认为当一个社会在追求这三个目标时，存在着冲突，没办法一石三鸟，只能在大家能够接受的限度内进行权衡取舍，也即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求随着知识的完备、人性的进步以及价值取向的改变来实现帕累托改进。本书的第四章即是一种思想尝试，为了显示其比乌托邦有着更强大的实践意义，这个社会被命名为阿索托邦。
自由、公平、效率，在经济学领域被讨论的语境不外乎“生产、分配、消费”。自由意味着经济参与者在不违背法律（不是道德）的前提下生产和消息自己偏好的（不是政府或他人强制的）；公平意味着成本与收益的匹配（当然，外部性是大麻烦，但并非无解）；效率则意味着经济收益的最大化。那么冲突是什么？
我看不出上面的前提下有什么不可解决的冲突。是的，上面对“公平”的意指做出了与作者不同的阐述。在本书中，作者更喜欢用“平等”来代替“公平”，因而冲突便产生了。如果公平意味着平等，那么平等又在指什么？或者作者说的“尽可能平等”、“不损害自由与效率的平等”等等被修饰的平等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我想不需要回答了，大家对“平等”呼唤已久，早已知道了其内涵。但是，我们需要诚实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平等就是公平吗？
不是，最起码不是无条件的“等价于”。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自由、平等、博爱”就成为了“普世价值”，而且当revolution打着平等的旗号时远远比打着自由的旗号更有号召力，至于博爱，似乎从来没有仁人志士以此为号召，大概是大家既不信也不觉得其可欲。我们可以说大家“生而平等”，这是说生命无贵贱，大家都是人，这一点是平等的，而且是必须平等。除此之外，平等徒有其名，甚至借名为恶。
公平不是平等，伦理学、社会学对公平与平等之间的纠缠说了很多，只是许多人装混蛋罢了。不过，现实生活中常常因为公平的缺位导致人们作为“人”的不平等，这在经济学的论域中体现的更为明确，因为在人权、法治不断健全的社会，财富的不平等不是犯罪，也不是人权斗士的死敌，虽然有时候富人会成为愤世嫉俗的道学乡愿口诛笔伐的对象——不过这种控诉常常是虚伪无耻之徒的欺世盗名罢了。
公平，是因其“公正”而平，这是它与平等最根本的差别。那么什么是“公正”？这是个伦理学问题，经济学只能在伦理学的基础上证实或证伪。成本与收益的匹配就是经济学实证公正与否的最有效武器，也应该是社会得以良好运转的前提。
许多人认为自由、公平与效率是冲突的，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或者根本就是存心误导。如果我们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那么去承担活动带来全部的收益与损失就是天经地义的，公平的；也因为这种公平，我们才愿意把自己有限资源投入到偏好的、收益高的领域中，进而尽可能地实现效率。我看到的是三者和谐地统一，而非冲突。
经济体必然会受到外部性的冲击而产生不公平，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税收甚至法律去规制，使成本与收益相统一。因而，只要政治是廉洁的，法律是健全的，自由、公平与效率就不会是相互冲突的。不为道学家喜欢的是，经济规律是没有他们那么有人情味的，马太效应和马尔萨斯陷阱会放大社会的不平等。但是，这不是自由、效率与公平的冲突，而是人与人的冲突、人性的冲突。不平等是必然的，平等只是极权体制做出的假象，所以是这种平等与自由是冲突的。
回到本书，作者对平等的偏好非常强烈，为此提出了阿索托邦设想。相信作者明白，在既定的制度下，没有不公平，平等是必然的，所以需要改变制度，设计出更好的制度来输出平等。作者的初衷令人击节，不过结论却不敢苟同。在阿索托邦，作者希望是劳动雇佣资本，组建合作制企业，二者都入股并以股票为凭证。如今，劳动者的“悲惨境遇”就在于劳动没有资本那么强大的话语权，定价权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所以作者想创造出“劳动资本家”。可是，这依旧难免梦碎阿托索邦,重复“20世纪发动机公司”的悲剧（除了不认同兰德的爱情观，她的其它观点我深以为然）。
劳动与资本有着根本不同的诉求，前者是以人为承载体，为了生存而劳动；资本却是为了逐利，虽然马克思说万恶的资本家为了利润会不惜践踏人间一切法律，但是为了生存呢？人不早就糟蹋了人间所有的法律了吗！而且连上帝的法律都蹂躏了千百万遍了吧！所以，劳动的弱势是天生的，不可能是劳动者喊一句“资本家，跟爷走”，他们就乖乖当孙子了。中国股市的大小非怪相足以反驳作者关于“劳动股票与资本股票”的幻想了。
所以，我更喜欢本书的第一章导论对自由、公平、效率的阐释，第二章的延伸，第五章对“未来的欧元区”（作者是先行者）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梳理——这对于理解欧债危机还是很有启发的，第六章西方经济学的典型研究进路——从最基础的模型开始，假设、求导、用微积分表达经济意义、用符号表示经济力量，见猎心喜的赶脚。读大学的时候我挺怕“数分”的，不过数学的简洁之美也常常让我兴叹，又哀叹自己的笨脑瓜儿。
这是离开学校读完的第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啰嗦了这么多，只不过是见猎心喜罢了……
《自由.公平和效率》读后感(六)：用经济的手段通往大同时代
才云鹏
发《浙江经济》2013年第6期http://www.cba.zjut.edu.cn/qsg/qikan_detail.asp？id=502&dkid=50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教授的《自由、公平和效率》虽仅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却是他丰厚遗产中最让我们感到沉重和兴奋的。其沉重点在于他卓越的社会人文思想，让我们的现实生活立显凋敝；其让读者兴奋之处，则可以用简明扼要的一句话来概括：用经济的手段通往大同时代。
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无非试图解决三种目标之间的冲突：自由、公平和效率。落实到具体问题，就是破解充分就业、收入分配和风险承担等问题的相互促动又相互钳制的复杂关系，例如失业率和通胀率就相互克制。这些冲突的无可避免性使其成为米德重点研究的课题。虽然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但都没有他对影响财产所有权的制度与政策改革更关心，而在解决这些冲突方面，他的贡献无疑最出类拔萃。这也正是本书最吸引读者之所在。
众所周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并非理想的人间天堂，企业运营中都存在大量或潜在的劳资矛盾。米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人性有充分的理解，这是他超出很多经济学家的显著特点。本书中他让读者深刻意识到，人无完人，乌托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景。书中的阿加索托邦人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不希望完美的状态，“在这个最终的组织形式中，有着不完美的分配形式、不完美的激励机制、不完美的储蓄水平，然而作为整体，这个形式却是受到最多欢迎的。阿加索托邦是个生活的好地方，但他不是乌托邦。”劳资合伙制企业最基本的优势，就在于它规避了频频发生的劳资矛盾。
在工资固定的资本主义公司中，产品需求的下降将导致裁员。而在劳资合伙制企业中，工人只是减少了部分收入，何况就业岗位外获得的补充性可靠收入对劳动者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在阿加索托邦，政府不许干预市场竞争，但是政府应当作为社会大部分财富的拥有者，这样从这些财富中获得的收入就可以以社会分红的方式分给所有公民。诸如以上的种种例子说明劳资合伙制企业最大可能上调解了劳资矛盾，并将现存各种制度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为我们指出了可供追寻与努力的方向。
由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劳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中国维稳的最大隐患。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减少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的诸多不公，创建一个能够提供充分就业、同时使通胀率保持最低的大同社会，本书从经济学理论上提出了可操作的模型。
劳资合伙制模式还给了我们一个扩展的启示：不仅城市中的企业可以如此进行结构调整，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改革也完全可以以此为蓝本，将农民从土地依附中解放出来，成立新型农业合作企业。与其通过城市化提高农民收入，减少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如探索实施劳资合伙制，让城市不拥挤，让农村更繁华。城市化并非历史前进的唯一目标，这是我读本书的意外收获。
本书宣传中说是主要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但普通读者跳过那些具体的数理推演，书中浓郁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大同社会的远景还是会令我们心跳过速并开始对未来抱有理性期待。虽然作者认为，向阿加索托邦制度的转变需要很长时间，但根据他提出的具体实施方案，这种过渡是可以逐渐完成的，而到那时，我们将实现真正的自由、公平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