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底线》是一本由秦晖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7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共同的底线》读后感(一)：共同的底线，还是以自由主义划线？

　　“共同的底线”是秦晖先生长期以来的主张，几乎贯穿于秦晖先生作品的始终。不过，秦晖先生的不少观点让人对这个“共同的底线”在哪里产生了疑惑。例如，秦晖先生否认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特征。诚然，的确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是你死我活，也的确不是所有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但是秦晖先生在这里显然是玩弄偷换概念的把戏。这里不需要长篇大论地谈论阶级斗争的理论问题，任何一个对世界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秦晖先生说法的滑稽。1848年威灵顿挥舞马刀，同样在1848年的卡芬雅克，1926年丘吉尔等镇压英国大罢工，智利的皮诺切特（顺便说下，后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恰恰说明秦晖先生的所谓“民主天然福利论”是不成立的，参见笔者写的一系列介绍），英国的撒切尔……这些在秦晖先生的眼里大概都是不存在的？

　　当然秦晖先生及其同侪的一贯“逻辑”是：“国家”和“社会”是无关的，这些“强权”和秦晖先生所鼓吹、所支持、捍卫的那个社会经济制度，和秦晖先生认同的那个学说也是无关的。比如，秦晖先生在举例的时候特别提出俾斯麦的普鲁士，但是，现在的研究恰好说明， 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是认同普鲁士政权，普鲁士本国的自由主义还是与之结合的（参见Richard Bellamy: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德国部分， 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lan S. Kahan对托克维尔、密尔等人的研究等）。事实上，早在1818年的革命时期，德国自由主义者们就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提出了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并将这种政策作为他们对未来的德国“国家”设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见Matthew Fitzpatrick: Liberal Imperialism in Germany）。除此之外，秦晖先生还认为哈耶克（还有弗里德曼等）对皮诺切特的鼎力支持也是因为“冷战”，换言之，不是因为哈耶克自己学说的问题。这样一个图式在本位面的世界，很遗憾，并不存在于实际中。事实恰恰相反，秦晖先生认同的那个学说，从来是要求镇压工人运动的主力军，这个问题无论是秦晖夫妇的自由主义同侪，还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很清楚的。就前者而言，事实上他们从来不掩饰他们追求的那一种“平等”从来不是实质性的，他们也从来不掩饰他们对于来自底层的社会运动的反对。他们的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不正是力图剥夺底层反抗的理由么？除了这些直接的强制之外，秦晖先生所支持、捍卫、鼓吹的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间接”强制还有很多，当然他是不会承认的。

　　更进一步地，秦晖先生的“自由主义”，和他的东欧侪辈贩卖的一样（参见Eyal: The Origins of Postcommunist Elites），无非是把他们支持的、捍卫的、鼓吹的这个社会经济制度说成一个“理性”的、没有“强制”（当然秦晖先生似乎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超经济强制”）的乌托邦。这些不过是自由主义理论的简单重复（当然，秦晖先生确实把这些理论做了“扩展”）。但是，秦晖先生根据自由主义理论给我们描绘出的这个美妙无比的图式，在本位面的世界中，同样不存在。秦晖先生支持的、鼓吹的、捍卫的那个社会经济制度从来是以深刻的阶级分化和压迫为其特征的，秦晖夫妇的模范和样板东欧各国就是其中的突出者之一。比较有趣的是，秦晖夫妇合著的《十年沧桑》和Rebecca Emigh, Ivan Szelenyi等学者的论文集 Poverty,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都是讨论东欧“转轨”；前者出版于2004年，后者出版于2001年，所涵盖的时期大体相当。但是，在后一本论文集中诸位学者讨论的东欧各国贫困化的加剧，少数民族和女性受害尤为严重的问题，在前者中我们是找不到的。同样，东欧剧变之后各国工会的状况（参见讨论大体同一时期的Kubicek: Organized Labor in Postcommunist States），以及东欧各国右翼的猖獗状况（早期的情况见Paul Hockenos: Free to Hate，另见Andrea Pirro: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deology, impact, and electoral performance） 在秦晖夫妇的著作中要么看不到，要么就是一副“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的繁荣景象（关于东欧诸国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这本专业刊物上有大量的论文，还有其余的相关论文散见于其它刊物）。就当代东欧右翼而言，秦晖夫妇对于今日东欧各国被奉为英雄的历史人物则一般是用所谓“中立”的词汇掩盖这些人物的右翼身份（这些人物见Martyn Rady、Rebecca Haynes: In the Shadow of Hitler。另外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在civil society旗帜下携手的历史见Ivan Szelenyi et al.: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中的相关分析）。其它学者对东欧转型进程的研究也提出了和秦晖夫妇不同的观点（Lawrence Peter King: The Basic Features of Postcommunist Capitalism in Eastern Europe）。总的来说，秦晖夫妇笔下的东欧是否存在于本位面的世界实在很让人怀疑。

　　秦晖先生的论述中作为“普遍性”化身的无疑是（政治意义上的）“平民”，用时髦的词汇说就是“中产阶级”或曰小资产阶级——为了突出他们所支持的这个制度的“平民”特征，依靠公公和共青团发家的季莫申科，以及苏联国家银行乌克兰分行官员尤先科，在秦晖先生的论述里也都摇身一变成了“白手起家的平民”。更进一步地说，秦晖先生支持的这些“平民”，固然会在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反对“权贵”，但是，当他们觉得自己被底层的社会运动“威胁”的时候……（详见Marc Mulholland：Bourgeois Liberty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秦晖先生自己称赞过的梭伦改革，不就同时确立了以财产为依据划分政治权利（也就是底层“公民”实际上丧失了政治权利）的原则么？这些“平民”们从来是有两只手的。事实上，这些“平民”们通常会把底层和权贵“联系”成一个所谓的“阴谋”，炮制出“右翼民粹主义”（参见Chip Berlet and Matthew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这也是美国南方等搞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群众基础”。极而言之，秦晖先生曾经抱怨过魏玛德国时期“自由主义选民和社会民主主义选民不够重视共同的底线”，没有合作，从而让纳粹以33%的选票上台执政，但是残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是因为魏玛德国时期的“自由主义选民”大批转向了纳粹（参见Rueschemeyer前引书第112页的表格），纳粹才能获得这些数量的选票！而且，这些德国“自由主义选民”也正是秦晖先生青睐的民族主义者（即所谓National Liberal）。同样的情况，亦即自由主义者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情况在意大利也发生了（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意大利部分）。

　　就“共同的底线”的问题，秦晖先生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也不排除将来如果有一天，南非共觉得光靠劳动者选民还不够，也需要争取‘中产阶级’或其他群体，并为此修改纲领，调整‘主义’，那她就走上了“中间道路”，不再是原来那种左派党了，假如右派也出现类似变化，形成左右趋同——不是策略上的妥协，而是真正在追求真理中达到了一致，那就是‘中庸之道’了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正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后不断向右转，向秦晖先生不认为存在的“新自由主义”靠拢（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的状况。这样一条线在哪里不是不言而喻了吗？同样，这条线之外的人比如列宁，秦晖先生就扣上“民粹派”的帽子挞伐之（为了这样做，金雁女士甚至曾经把葛兰西称赞列宁的话掐头去尾，变成似乎“批判”列宁“离经叛道”！）。秦晖先生的划线，究竟是为了寻求“共同的底线”，还是别的什么？

　　《共同的底线》读后感(二)：读书使人脱离愚昧

　　秦晖的这本书超出了我的阅读准备，因为对于很多常识我不甚了了。比如各种眼花缭乱的主义，一些已经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又或者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经济人物，像是哈耶克，美国革命先驱洛克。。。读这本书本应先对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都有一定了解。可是我从来就是读小说多过硬货，导致知识的掉链子有点严重，常常要一段连续读几遍也不得其义，只能跳过，硬着头皮总算啃下来。

　　这本书的背景疑似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左右，谈了很多关于国企分家，职工下岗的问题。从未注意，记得当时有看过一些电视剧宣传“下岗工人自强自救的”，但是从未思考过，为什么国家让工人下岗就下岗？国有企业既然带个国字，为什么最后被私自变卖成为私产？权利和保障何在？

　　从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反思马克思是否在今天已无意义。这一章比较详尽的介绍了社会主义的昨日今朝，是很好的入门。秦晖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不是乌托邦的失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末日，而是“建立在刺刀和强制上的乌托邦"的失败。从列宁开始，苏共开始民粹化，开始奉行“思想上的统一，铁一样的纪律，对党的绝对服从”，这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了。许多悲剧的源头也来自这种强制。秦晖本人也是极力反对政府动辄以强制力为手段对个人自由进行剥夺的。。。

　　我有一个疑惑，关于共同底线的原理，假如向前推进拓展延伸，那么纳粹的希特勒和美国的罗斯福，在很多原则问题上也能达成一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呢？秦晖好像对于共同底线具体在哪里没有讲解描述清楚，只是笼统的说要反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反对的不民主和不自由”。更多阐述的是“我们不要什么”而不是“我们要什么”，当然后者的确对作者的要求就高的多了。。。

　　《共同的底线》读后感(三)：不易

　　不易

　　秦晖是个自由主义者，即使他没有正面的回应，也没有正面的否定，如果真要是给每个人分出一个主义的话，那么秦晖一定是自由主义者。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硕士生，秦晖见过太多的不公平不自由的事情，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之后是命运也是幸运，走进了大学校园接受正规教育，最后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

　　秦晖的不易。太多的人被那个时代所淹没，秦晖带着那个时代的伤痕走了出来。和很多人不一样，他不会表现那个时代的苦难，不写伤痕文学，舔舐自己的伤口，也没有像老红卫兵们对那个时代仍然充满憧憬，而是摆脱时代的束缚，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很多思想都是很先进的，很多是提出几年之后才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很多思想比很多留过洋的，感受过民主与自由的人更具自由民主精神。他不仅是个自由主义者，也有着人文主义的关怀。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结合着历史的本专业脚踏实地的对中国农村进行研究与探索，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著作，在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的矛盾日益凸显，他则将目光转向了城市，关注中国改革过程中，城市化进程中所迷失所忽略的精神实质，并且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有独到的解答，他在这本书中提到的共同的底线，是他探寻历史，学习西方，结合国情总结出来的中国道路问题，虽然道理很浅显，但是常常被很多人所忽略，甚至出现了很多误解与曲解，秦晖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的时代为中国思想界，为中国的发展敲了一下警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自由主义者的不易。这点在书中有一些体现，就自由主义者来说，想要成立自由主义的社会是非常的困难的，原因在于“群己权界”和自由主义的悖论。一方面哪里是“权界”，哪里是“己界”，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另一方面对于自由主义的理想者来说，建立自由主义社会不是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工作，而是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努力的结果，但是自由主义者没有办法去强迫别人和自己一样去努力，因为这样就违背了自由主义的信仰，中国人讲究“枪打出头鸟”，都不愿意争做英雄，反而希望坐蹭车，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虽然说这种心态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心态的人太多了，导致只要有一点困难的事，就有很多人当缩头乌龟，都等着别人去出头，自己得好处，这样一些有思想又勇敢的人很难掀起自由主义的思潮，何况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人们当“奴性”还没有完全消失，这样自由主义者想实现自由主义社会是难上加难的，中国走在通向自由的路上，但一些人走在了前头，一些人走在后头，更有一些人走错了岔路口。幸运的是在大多数人沉默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人如秦晖一样的人，觉醒了，也在唤醒更多的人。

　　守住共同底线的不易。虽然本书由四章组成，但是共同的底线思想贯彻于每一章中，基本上每篇都有涉及共同底线思想的部分，所以很多人觉得有点像祥林嫂，不停的翻来覆去的说同一个故事，说的让读者有些心烦了，但是这是在一段时期，一个思想的贯彻，也是将所有体现了这个思想的文章放在一起而成书，所以也在所难免。在书的封面上截取的一段话就说明高度总结了共同底线的思想“在我们这里，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秦晖说在中国，要“弘扬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他是相信有普世价值的，普世价值不是西方价值，而是自由平等，只是这种精神在西方被更好的尊重与实现而已，普世问题却不太容易出现，拿国外的问题套到中国的头上，想直接应用于中国实际，这种拿来主义是不靠谱的。像左右之争，国外左派代表了社会民主主义，右派代表了自由主义，在西方自由民主程度很高，国家福利也很好，左右派之争只不过是福利多还是自由多的问题，而无论左右派都不会允许不要自由或者不要福利的现象出现，这在中国福利和自由都不够的现状中，左右的争端是不适宜的，而是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要提高福利提高自由，而不是为自由减少福利，为福利减少自由。不得不说在现今的中国，民间可以说话，文章不可乱写，正式场合谈天说地莫谈国事的国情下，要求自由很难，争取福利，去与国争利更是不能想象的，国民并没有纳税人的概念，更没有主人翁的意识，坚守共同的底线已经是最大的苛求了。

　　这本书略难读，很多术语让人如云里雾里，不过学术的文章不是小说，也许有的人可以把学术写的如小说一样有趣味，像散文一样优美，那只能是向通俗妥协，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其思想，但是不是学术文章正确的打开方式。学术文章还是要严谨，要严肃，要正确，这样的书读起来难，但是收获却很大。

　　很高兴在本书的最后给了读者一个大大的惊喜，一篇对王小波的评价很是深刻，秦晖的文字功底非常的好，胸怀也不一般，如果都有如此的胸怀，文艺界的风气，中国文学的发展会更好，可惜说说容易，做起来均不易！

　　《共同的底线》读后感(四)：共同的底线——《共同的底线》读后感

　　共同的底线——《共同的底线》读后感

　　而我要在这篇文字中提出的是，收录在《共同的底线》一书中的《自由、乌托邦与强制》一文，在文中，秦晖先生提出一种观点：“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诺人人都有合理“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见《共同的底线》一书P107）

　　我得说，秦先生的文字在充盈的理性之下，几乎看不到任何常见于广场政治或泛滥于网络中的那些号召与呼吁——这也是我喜欢秦先生文字的地方；这当然不是说秦先生没有自己的方案和意见（无需我强调，秦先生是当下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而是这些方案和意见，都是在理性的逻辑下，自然推衍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更加令人信服，至少，给予反对者一个坚实的理论立场。

　　但是，我引用的这段文字，却在理性的矩阵中，如此地突出，让我无法不注意它们。这段文字即使放在一个“网络意见领袖”的文字中都扎眼得很，更无论是置身在秦先生的文章中。如果我臆测，这段话代表了秦先生自己，或者说秦先生认可的一种价值追求。不仅如此，这段文字如此直接明确地提出了改造社会的方向，以及到达这一目的的手段。对于更倾向于研究问题——本土问题——的秦先生而言，我不得不说，站在我的立场（草根）上，秦先生不得不廓清的那些问题，都是一些伪问题，这一点秦先生自己也很清楚，但是，我相信站在秦先生的位置上，也必须迎战。在我看来，这几乎就是对天赋、时间、精力和情感的一种浪费了（从这一点来看，在秦先生身上体现的正是一种“无私的牺牲”）。因此，当秦先生跳过问题或伪问题的争论，直接将改造社会的目的与手段明确提出的时候，不能不引起我的关注和思考。

　　我将秦先生提出的社会目的做一罗列：“消极”的自由；低调的制度；人人都有合理“自私”权利的社会。

　　我想，这不一定是秦先生所希望的社会的全部面相，不过，视之为自由主义的，或者说宪政民主的，应该不会有问题。而秦先生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积极的态度；高调的人格；无私的牺牲。而在这三者之上，秦先生更具体到一个为自由主义而努力的志愿者，所代表的精神向度，既：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

　　不用我说，在秦先生的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张力（这种张力本身就揭示着更为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目的与手段如此地矛盾？这种矛盾是如何产生的？），我的疑问是：在认同宪政民主这一目的的前提下，秦先生提出的手段，是否是惟一的手段？我不认为秦先生将此手段视作惟一的，虽然，这段引文没有提供其他的方案，但是，不能说这就意味秦先生只提出这惟一的手段。我认为秦先生的手段有着更强烈的价值含义（这段引文本身都在围绕价值追求展开，而无涉在实际中采取的方法【我的话并没有指责的意思，也不会就凭一段话囊括所有的意义】）。我愿意将秦先生的手段，视之为“第一手段”，并将“第一手段”为起点，谈谈现状与未来。

　　首先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我认同秦先生的目的，也就是中国要实现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这是思考的前提，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秦先生的“第一手段”，对于实现这一目的的个体，有着很高（在我看来已经是最高了）的人格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秦先生的“第一手段”也包括了除制度建设外的，公民人格的建设。而这种一举两得（制度与公民）的方式，也有着自身的优势。相较于把制度和公民建设分为两个问题分别解决的办法，有着各自的特点。】

　　我的疑问是：这种很高的人格要求（必须承认，这种人格要求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公民道德要求），是我们实现民主的必然要求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格高度，我们就不能建成民主吗？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在问秦先生，而是从秦先生的“第一手段”中获得的灵感。我试着自问自答。

　　我认为在确立民主宪政的目的后，人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形成观念的共识，或者，就像秦先生这部作品的名字“共同的底线”。我认为在这部书中，以及其他的文章中，秦先生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今天，无论左、中、右，依然可以达成底线的共识，并且在各自的立场上做着抵达未来的努力。虽然，目前这种努力没有在现实中兑现，但是，在理论上（似乎也只有在理论上）这种共识是完全可能的。

　　抛开主义的争论，对我这样的草根而言，在民主宪政和高尚人格之间，前者更为紧迫，而为了民主宪政，即使我没有一种高尚人格，我依然会寻找实现民主宪政的方法。我将“第一手段”外，进行的民主努力称为“第二手段”，相信，这“第二手段”应该比“第一手段”，在人格要求上没有那么高调。换句话说，很可能，对于民主的客观推动，并不直接来自一种高尚的人格，而是对切身利益的本能追求。我甚至认为，这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客观效果上，并不亚于从高尚人格出发对民主所做的努力。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第二手段”很可能对公民建设向度的要求没有“第一手段”那么高，但是，制度建设才是当下的焦点所在，先来实现民主，其他问题待民主实现后再解决吧。

　　写于2013年5月5日 夜

　　《共同的底线》读后感(五)：筆記

　　﹣一直有朋友叫我要看秦暉，書架上也放了兩本他的書，卻一直沒有打開。主要是以往買那些書時，有些議題對我來說還是太陌生，像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等。

　　﹣這一本不一樣的是，書中談的是比較像政治理論的東西。這‘條水’跟我以前唸書的東西比較像，讀來自然比較容易。

　　﹣書中的文章據說其實已寫了有十年，最近才能結集成書，作者在序中只說之前有不可抗逆的原因讓他的書不能出。想來原因可能有二，一者書中文章大力批評中國在轉軌初期（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做成大量不公正的事件，現在才出書則‘大局已定’， 書生一家之言無甚所謂，還可以證明我國的言論之開放；二者最近政府換屆後有蠻多關於路線的討論，是否有人特意讓秦暉教授本來不讓出版的書再出版以莊聲勢？這種塘邊鶴式猜忖，也算是國情一種吧。

　　﹣所謂共同的底線，說出來其實不難明白，就是要權責清晰的政府，落實在中國的場景，就是要制衡政府的權力，同時強調政府應負的責任。要防止政府以權謀私，在應該讓公共參與的領域則以限制公民自由，在應政府負責的領域則推卸責任。即所謂以偽公平限自由，以偽自由限公平。

　　﹣又又，秦暉其中有文談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演變，指出布爾什為克傳統與恩格斯（甚至馬克思）已有所不同，恩格斯他們不會反對“共同的底線”，甚至認為共產黨應走議會的程序。關於自由主義概念的介紹書中亦甚為豐富，而且簡單易明，其實是本很不錯的政治學入門。

　　﹣又一篇文章介紹兩千年前後一本關於東歐轉軌的書，引起了我的興趣，希望還找到。

　　﹣秦暉提到現代性的三重危機，即人的意義危機，人與人關係的危機，人與天的關係危機，聽來竟與自己工作機構談的願景有不謀而合之處。

　　﹣我會打開《傳統十論》，嘗試啃一下。

　　《共同的底线》读后感(六)：朱学东：守住共同的底线

　　每次阅读秦晖老师的文章，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

　　既痛且快，既有秦晖文章中所探讨的现实问题带来的沉重痛感，也有对他辨析问题过程行云流水般文字的喜欢。今次阅读由江苏文艺和汉唐阳光共同推出的秦晖老师的作品《共同的底线》，也是一样的感受。

　　《共同的底线》是一本文集，其指向，如秦晖在自序《持守底线》中所言：“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

　　在秦晖看来，应该持守共同的底线。这共同的底线不是什么共识，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什么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要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书中对于不同主义、“左”“右”之间、经济转型与责任政府、以及自由与文化等共同底线的讨论辨析，就是建基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特定问题来进行的，其意义也在于这种对现实的关怀。这也是一种中国问题意识。

　　漫长的文化冲突和社会转型过程，各种思潮文化和政治制度得以在中国这个舞台上竞相上演，但拿来主义播下了试图解决中国问题的龙种，收获的却也是跳蚤。我们看到的，如秦晖所言：“百年来的‘文化冲突’，得到的是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的后果。‘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儒家的‘传统’道义同归于尽。”当然，同样式微的还有马克思主义。

　　这块土地神奇地简直就是遇神杀神，遇佛灭佛。但沉疴依旧，更多新问题丛生，情况越来越复杂。

　　很难想象，百多年后，中国人仍在追求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和社会保障，这依然是中国问题。

　　没有个人权利的社会是奴役人的社会。在奴役人的社会里，每个人如果只讲自己的个人权利，就无法形成冲破奴役的社会力量。所以，寻找并坚持共同的底线，尤为重要。

　　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的问题，在民主国家并不存在，他们已经走过了这一历史阶段，但却是中国的特定问题，中国还挣扎在这样的困境泥淖中，愈陷愈深。

　　本书文章，均是十余年前写就的，其中涵盖了现代思想的共同底线、第三条道路与共同底线之辨、低调社会民主、乌托邦与强制、民粹主义、社会公正的经济学讨论、制度创新与复古之辨析、大小政府等等，一些文章我也通过各种渠道有所涉猎，但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恍若新作，颇具现实意义。其中，秦晖文中对于中国问题的远见和洞察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进步不大，十多年前就在讨论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更增添了许多新问题。这一点我个人也是感受至深：我自南风窗而至今天所做的中国周刊，回过头一看，多年前报道讨论的问题，今天依然，甚至变本加厉，更加严重，许多问题连我们自己都有些麻木了。

　　新的问题是，原有的对于改革的一些共识不在了，对于历史认知的一些共识不在了，许多常识性的东西，重又被有意无意地颠覆了。

　　焦虑症笼罩着社会，对话协商破局了，不同学术主张政治主张的人，连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讨论都难以达成了，有话不能好好说，对于持不同意见者各自充斥着极端的言论，甚至谩骂，更有甚者甚至叫嚣“肉体消灭”。此种情绪，从网络社交媒体愤青的言辞中可怕地蔓延到了知识阶层，中间温和派越来越式微，被迫或选边站，或渐行渐远渐无声，社会逐渐哑铃化。

　　此种背景下，底线的诉求意义更加凸出。

　　无论是在讨论中国现实问题时，还是在学理讨论，无论持何种观点，属于何种门派，都应该走出“强制时代”，告别宗教审判，如秦晖在自序中所言：“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该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反对原教旨主义的神权专制（不是反对‘原教旨’）。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自由优先与主义，放弃敌对思维，和而不同，如此，才不会重演托马斯莫尔那样的悲剧，学术才可能兴盛，现实问题才能找到解决之路，底线也将进一步抬高，社会才有真正的进步。

　　持守共同的底线，对于秦晖老师而言，是一个“应然”而非“实然”的问题，所以这种期待，不仅是秦晖老师所持的，也是具有常识的人应该争取的。

　　一本书一个人的观点自然不能垄断真理，其所理解和阐释的也只是建立在个人学养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怀上，当然不能解决这个社会存在的顽症新病，但问题的提出，却可以给人以思考启迪。在复杂混乱的时代，退守常识，守护住共同的底线，不行极端之举，则是推动社会向前走的第一步。然后累积一切向上向善的力量，抬升底线，寻找共识，才能再图未来。

　　秦晖老师的文章，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引经据典也多，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导读，会引发我去阅读他提到的那些作者的作品，这点算是意外收获。

　　不得不提的是，《共同的底线》一书，在03年即已编就，直到今年才正式出版，也算命运多舛，从中我们也可以观照到秦晖在书中强调的“争取最低限度自由权利”这个底线的意义。

　　《共同的底线》读后感(七)：读《共同的底线》

　　兵荒马乱的毕业季静下心来读本厚重的学术著作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书中围绕着“共同的底线”对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国企改革、种族主义、文化多样性都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本文仅就几点进行评述。

　　·乌托邦与强制

　　大二那年暑假在看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感慨颇深，遂找出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来看。虽然最后并未看完，但已经被作者对乌托邦的反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给感染到。波普尔似乎对那种为人们勾勒出一幅美好未来社会并号召人们为之奋斗的做法十分不屑。当时很有共鸣，想到《动物农庄》里那头只知道说大话哄骗大家干活自己却懒惰不堪只知享乐的猪。

　　秦晖在《共同的底线》中对乌托邦也有不少着墨，他的观点十分鲜明，乌托邦本身并不是坏事，人们对未来社会进行美好向往也不是坏事，真正造成灾难的是强制。你可以沉浸在你自己的乌托邦里，但是你不可以强制别人也信仰你的乌托邦并为之努力乃至耗尽终生精力。自由与法律从来就不是一对反义词，真正威胁自由的是强制，无论这种强制是来自权力还是某一群体。

　　·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这部分很是精彩，其中的观点我之前在读《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时已经大致了解过。秦晖解开了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究竟哪一条路更适合中国。他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只是认为这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假问题。在西方，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分歧在于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而当下中国面对的问题并不是自由太多抑或福利太多，而恰恰在于自由太少、福利也太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争取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福利，而不是根据自由主义的要义反对福利政策，也不是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要求反对自由放任。

　　·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具体指的是什么？塔吉耶夫在《种族主义源流》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两分法。一种是“从生物学上定义”的血统种族主义，强调一个统一的体制，该体制明确规定各血统群体的不平等地位，并因此构成“高贵族”奴役、剥削“低贱族”的种族式阶级关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个典型例子。另一种则是回避了血统问题而强调历史差异的文化种族主义，它不强调、或者说并不需要强调族群划分的血统基础以及贵贱等级，只是突出文化不相容，要求各过各的的生活而实行隔离政策，把贵贱之间的剥削关系变成甲族驱逐乙族的关系，这种种族主义在法国勒庞党人对驱逐非洲裔移民的鼓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共同的底线》读后感(八)：走向起点的道路

　　二〇一六年九月份开始一直在补看凤凰卫视的一档名为《开卷八分钟》的节目，在十月初补到了2013年10月10日的节目，推荐的书目是秦晖教授的《共同的底线》。由于笔者专业限制（声乐专业），且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相关的知识。所以阅读过程很艰难，速度也很慢，几乎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才敢说消化的十之一二，但就算这十之一二也让人获益匪浅。因为秦先生仿佛给出了观察世界的另外一个视角，使笔者对于一些社会现象有了更清晰、更有条理的认识。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史、农业农民史、地域史等等。最近一直致力于现代中国社会制度研究，主张公平至上。著作也由东西方对比中抨击了现在中国社会“特权专断，权钱交易”的现象。

　　《共同的底线》写于十几年前，但一直没有出版。令人惊讶的是，今天读起这本书来一点也不过时。而秦晖本人则表示，书中的部分观点，自己近年来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基本的立论没有改变。在作者看来，在思想谱系的争论展开之前，双方应该有一个争论的基本底线。思想倾向不同的人们应当争取到最基本的个人权利和最基本的福利，在此基础之上再展开争论。

　　接下来，笔者将结合自身经历，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来阐述与秦先生的共鸣之处。因笔者学识浅薄，如有疏漏的地方还望批评指正。

　　“共同的底线”顾名思义，是两方或者多方都需要持守的最低标准。在本文的语境下，“共同”二字可以看作“左”与“右”的交集。在笔者阅读《共同的底线》这本书、接触此方面的知识之前。对“左”与“右”的认识仅限于高中历史课本（笔者高中读理科）和考研政治资料，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之前没有共同点或者只有极少的共同点。经过这半学期的学习，突然认识到：“左”与“右”应当有的共识不仅比笔者、甚至比绝大多数人想象得都要多。

　　秦先生认为：人们对于“左”、“右”共识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它们之间的重叠共识如果没有被所有人接受，那么讨论它们本身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

　　所以，现今中国不是选择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候，而是同时发展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与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对抗的时候。这一论题用于现实即为“福利多还是自由多”这个问题结合中国现实的回答，即社会福利与自由在各自的领域共同发展，直至“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不能称之为问题之后，再权衡未来的道路。所以中国现在要讨论的不是“福利多还是自由多”、也不是是否吸收布莱尔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如何走向“道路”的“起点”。

　　“共同的底线”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存在“道路”前提。那么这个底线究竟是什么呢？它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笔者将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具体论述。

　　一、政治中的“底线”

　　1.社会主义乌托邦与“强制”

　　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在于它将宗教般的道义权威和科学般的理性权威结合在了一起，即良知与头脑的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却常常误入歧途，其关键在于“强制”二字。令人无奈的是，将“强制”二字运用得出神入化的恰恰是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斯大林体制下的劳改制度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详见《古拉格群岛》）。中国与之对应的是50年代的“自然灾害”，没有一个人从“强制”二字上找问题，而将问题归咎于堂吉诃德的“风车”，我想这就是社会主义恰恰对资本主义国家有益（“公会”在资本主义落地生根现象）这一让人啼笑皆非现象的解释吧。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革掉的绝对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而是强制，没有强制的乌托邦是利大于弊的。但不幸的是，革掉强制比革掉乌托邦要难得多。这也导致中国现当今乌托邦少了，但强制却没有减少。而没有乌托邦更是给人们造成了很多困惑，人们越来越不敢去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驳斥“资本主义的劣根性”。自身的决策失误，却让数以万计的下岗职工来承担，在他们几近走投无路的时候以一句“从头再来”一笔带过。而少数当权者却以极少的代价，侵吞国有财产，变成“民营企业家”，造成了根源上的不公正。

　　总的来说，自由与乌托邦，如果没有强制都是好的，反之就值得商榷了。

　　2.“最好政府”的讨论

　　关于“最好政府”的讨论古已有之，“杰弗逊-梅逊共识”认为：所谓“最好政府”即权力最小责任最大的政府。但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完全没有权力的政府事实上是无法对任何人承担责任的。从逻辑上来说，政府及统治者追求的是权力的最大而责任最小，被统治者追求的是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当然这里的责任与权力与统治者自许的“伟大理想”与“历史使命”无关）。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解决办法即为宪政民主，就是以民主的方式建立一种权责对应的机制，政府在行使权力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为基础，自由主义谈限权，社会民主主义谈问责才有意义。否则就会造成自由主义通过卸责来限权，但责任卸下了权力却没有被限制；社会民主主义通过扩权来提责，但权利扩大了但承担的责任却无法等量提升。而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实现政治文明的紧迫性。

　　二、经济中的“底线”

　　1.“尺蠖效应” 的困扰

　　在浩浩荡荡的国企改革中，中国很多的企业领导人借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财产。这一现象被秦先生称为掌勺者私占大锅饭，这个问题绝不是最近才出来的。在中国政府权力极大而政府责任极小的情况下，当权者运用强制的手段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都是十分常见的，例如：国企改革（化公为私）、强拆（化私为公），其根本原因在官不在商，在公正不在官权（篇幅关系不展开论述）。在政治文明（宪政民主）没有实现的大环境下，“左”与“右”都很容易沦为政府的工具而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在一个缺乏治权民授，权责对应机制的社会中，“左”会让政府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强制化私为公，“右”会让政府以市场经济的名义强制化公为私。那如果一个政府用强制的手段，手持“左”与“右”的武器，将这两个过程同时进行，那将推导出一个可怕的事实：大批量的化私为公的同时，另一头在以同样的速度给权贵们输送利益。

　　这在当今中国造成了一个名叫“尺蠖效应”○2的现象。尺蠖时而伸，时而缩，但只会朝一个方向前进。同样，权责不对应的、宪政民主没有实现、公平尚未普及的社会。“左”与“右”的相互影响也只会朝着权贵私有化的方向。

　　所以，“左”与“右”，决不能是“尺蠖效应”“左”与“右”，而应是“天平效应”的“左”“右”，在治权民授、权责对应、宪政民主、公平普及的前提下。“左”才是社会福利之左，“右”才是自由竞争之“右”。

　　三、文化中的“底线”

　　1.王小波与文化

　　在王小波在《时代三部曲》的总序中曾经写道：“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的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我还可以说，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但是这也不能解释我的行为。我的行为是不能解释的，假如你把熵增现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话。”

　　假如乡下一位妇女养了五个傻子，既不会讲道理也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会得到便宜，聪明的人看到这些便宜就也会装傻，在这种大环境下，不装傻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王小波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自由主义文化的逻辑下同时批判了“乌托邦”和现实。他批判人“往下溜”的现象，却支持他们选择往下溜的权利。而这也是文化中应当持守的底线之一。

　　2.文化领域的强制

　　在文化领域，“反强制”也是最先应当解决的问题。对待文化，“反对强制同化”与“强制反同化”应当分清。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我们应当在反强制的基础上去选择性地吸收。“文化多元化”的本质在于“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单位是人，而不是民族，所以民族内部也不能强制。

　　文化本身是没有优劣的，这句话甚至可以反着说，即：凡是可以分出优劣的都不是文化。文化应和制度分开，因为制度可以分出优劣，所以文化的定义要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去，即剔除“强制”的成分。当然讨论这种强制要在“群己权界”的范畴中去谈。

　　结语

　　秦先生对笔者的启发，远不止如此。余秋雨在央视《开讲啦》曾经提到了一个公共空间的概念：在图书馆大声喧哗的中年妇女可能是好几个山区孩子的资助者，他们的“不道德”知识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公共空间的概念。这与提出“天演论”（达尔文进化论）的严复第一个提出的“群己权界”的概念有些类似。它将人的生活分为了公领和私域两个部分。在西方“群己权界”的界限之争是一直存在着的，关于“群己权界”的问题他们也得到了共识有三：1公域民主，私域自由；2界限必须划分清晰，不能混淆；3在最基本领域也会有共识（共同的底线）。

　　反观中国社会，在“群己权界”的概念与界限并不清晰的情况下。盲目的去扩大公域，如婚姻法提出“配偶权”的概念，而这会直接导致“通奸罪”的成立，这完全是社会的倒退。

　　“群己权界”的界限是变动的，在极端的条件下，生存权变为公域也是可能的（如泰坦尼克事件）。

　　共同的底线，不仅是“左”与“右”的底线，也可以是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的底线，关键在于公平、民主、反强制和权责对应。它是讨论“道路”的前提，甚至是讨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是走上起点的道路，也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共同的底线》读后感(九)：社会需要变革，路漫漫

　　总体觉得这本书还是有点过时。最后一篇评论王小波的看着还是比较赞同。其余文章因为时代的改变我觉得不是那么符合现在实际情况。

　　对于国内情形的不了解也决定了我不能只是相信作者的一家之言，作者给出的更多是理论的阐释，而不是事实的描述。如果是更多事实描述，我还可以根据那个时代的事实来得出自己的结论。

　　对于郎咸平的评论，我想那些争论的问题也太遥远了，所以看着也没太大的兴趣。听着郎咸平说的一个节目，我觉得他虽然语调很夸张，但是有些言论还是增长了我的见识。经历见识也一定比我丰富。他们的争论我真的不了解，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同意当前中国社会是需要更多的基本权利，不是选择更多自由和福利的问题。书中提到的很多政治理论学的学者应该是很牛的，但是完全提不起兴趣去了解。就如作者所说的太多理论却没有文学性。

　　但是王小波弥补了这个不足。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王小波吸引那么多人的兴趣，我想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作者所说的他的文学性和思维逻辑的一致性。

　　《共同的底线》读后感(十)：共同的底线其实就是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是非评定标准，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严重缺乏信仰、缺乏现代文明常识的变态时期，是一个被我形容为“精神上裂解”的危险时期。实际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最基本、最核心的现代文明常识理应深入人心，理应为读书分子们所认同，但是在中国这块变态、愚蛮的土壤中，偏偏竟有很多人去反对和质疑。很多人非去歌颂专制，歌颂不要游戏规则的状态，去拥护那不正义的程序，这样的人在目前的中国可谓是主流派，至少是一个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制约。

　　因此说，要想给这个社会以希望，必然要坚守一个文明的共同底线，因为有了这个最起码、最坚实的底线，文明在中国才能够真正落地生根。然而，确实任重道远，因为中国实在是落后、野蛮到了极点，自负、虚骄到了夜郎国的程度，自以为有了高楼大厦就拥有现代文明了，殊不知灾难又将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