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屏风上》是一本由[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7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中国屏风上》读后感(一)：毛姆的素材集
毛姆在自序中已经把这篇集子说的比较明白了，这是他的“素材之集”，他直说自己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却会有兴趣把周遭有趣的事物人物记录下来，只作灵感和素材。这就是了，我在读的过程中总会想到其中某个故事如果发展起来会是怎样？如果毛姆有更多的心情润色加工，是否这将变成另一部《木麻黄树》？不过起码这本书的影子出现在了《面纱》里啦。
在阅读过程中我也试图代入毛姆眼中，勾勒对象的样子，或想着如果是我会如何落笔。坦白的说，这本书对我还有一层“教科书”的意义，如何积累素材，如何不带感情又合理的描述遇见的人和事物。
至于书的内容，不仅如他自己所说：给本国人一个关于中国的印象。其实还是给当代人对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多角度了解。所谓乱世，辛苦的中国人，那时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真的如此之小？更多的时候，毛姆走着，看到的，拜访的，是他本国人民的故事，如何在海外生存，个性又是怎么样，而书里的中国人依然“不是苦力就是买办的”，这一点让我觉得有些可惜。当然读到最后，只觉他作为一名对人性有自己冷静观察的写作者，已经很客观的从他的角度展示了他所见到的，且有能力描写出来，还附送了精彩的个性小觑。
译者又引用了他的一句话，有意思：写作中，更重要的不是丰富的素材，而是丰富的个性。
《在中国屏风上》读后感(二)：毛姆的中国视角
毛姆喜欢旅行。他曾两次去马来亚等地区，生活了10个月，写下了一本脍炙人口、充满浓郁的东南亚风情的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其实，在他第一次去马来亚等地之前，即1919年到1920年冬季，45岁的毛姆来到中国，溯长江而上1500英里，《在中国屏风上》就是他此行的产物，58篇或长或短、原本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屏风上》很少雕饰，保持了最初写作时的鲜活与质感。
在毛姆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古老神秘的国度，同时又是一个愚昧专制落后的所在。他赞美长城的“巨大、雄伟、令人敬畏”，“静静地耸立在薄雾之中”；赞叹最贫穷的村庄里农家简朴的门上那可爱的雕刻，窗户的花格所构成的复杂而优美的图案，古桥的栏杆上栩栩如生的狮子或龙的雕像；还为一个法国医生收集到的古希腊风格的武士塑像兴奋不已，因为这让他推想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军团远征印度时，可能沿着雪山进入了中国西藏，从而留下了两种文明交汇的遗物。中国普通民众的吃苦耐劳也给他印象深刻。长江上纤夫们拉船时喊出的高昂有力的号子令他震撼，他不由得称赞这江中号子中表达的“人类战胜无情的自然力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对赤脚裸身、汗流浃背的纤夫们那痛苦的呻吟中传递的“人性最沉痛的啜泣”，寄予了真切的同情。至于山坡上丢弃婴儿的小塔，抨击人心不古、礼崩乐坏，雅好古玩却又虚伪贪婪、聚敛财富的“内阁部长”，精通多国外语、学贯中西、高谈阔论，同时沉湎于花街柳巷的哲学家，毛姆勾勒的不啻是供英国同胞猎奇的速写，更为上世纪20年代战乱贫困的中国留下了一幅幅光怪陆离但真实度颇高的剪影。
毛姆的中国之行时间并不长，这决定了他难以深入地接触中国人，对中国人生活的了解十分有限；况且他的读者对象是英国人，因此，他的笔触更多地落到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英国人身上。那位在辛亥革命期间去交涉侨民安全事务的传教士，在去衙门的路上奋不顾身地救下了被行刑队押往刑场即将枪决的三位战俘，显示了他的勇气和人道思想。住在临江的一幢漂亮房子里的海关专员范宁，对待他的中国下属盛气凌人、粗暴严厉，但她的夫人却热情好客、善解人意，时常请旅行者来家中吃饭，晚上则陪着丈夫玩纸牌，为的是不让他的生活变得太孤寂；而把他们与万里之外的家乡联系起来的纽带，则是留声机中播放的伦敦音乐喜剧的最新歌曲，他们的思乡之情也在那音乐声中得到了宽解和慰藉。
由于对自己的英国同胞更加熟悉，毛姆在描写他们的中国生活时不全是欣赏，更多的是以冷峻的幽默、犀利的文笔，传神地勾画出一幅幅讽刺性肖像，对他们人性中的虚伪、贪婪和自私毫不留情地进行嘲讽，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那位被妻子称赞为“听不得一个字说中国人不好”的传教士温格罗夫先生，当看见一个中国女子进来时，脸上却露出了极为厌恶的表情，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感官所喜爱的，他的灵魂就厌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亨德森，刚到上海时拒绝坐黄包车，因为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但很快他便原形毕露，声称不必关心中国人，“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他刚才还在大谈特谈罗素的新著《自由之路》，却因为车夫错过拐弯口而破口大骂，狠狠地踢了车夫一脚。那位貌似威严、看重荣誉的的斯特韦尔德先生，每当他年轻的太太找了个新情人，就会要求岳父母给他一大笔钱作为补偿；毛姆调侃他“已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但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富翁”。
《在中国屏风上》展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也描画了英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然而，屏风有一种遮蔽、隔断的功能，它“隔”在毛姆与现实的中国之间，难免使他雾中看花，以表为里，产生误读和错判。在他的笔下，中国的鸦片馆干净明亮、舒适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那里享受安逸的时光”。荼毒人的灵魂的阴暗处简直成了人间天堂。在一家旅店里，毛姆看见一个官员同苦力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谈笑风生，不禁感叹“这似乎就是真正的民主”，进而断言：“也许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卫生设备的发明破坏了人的平等观念，它比少数人对资本的垄断更能引起阶级仇恨。”自然，对于作家联想出的这个东方乌托邦。我们大可不必当真，付之一笑足矣。
严格说起来不算是游记，假如不看作者，我不会认为这是毛姆写的，而会以为某个十八线写手模仿毛姆的笔法。
当然，书里写长城、桥梁、寺庙，这都是中国特有的东西。但很显然毛姆不屑于这些，或者说他被这些建筑震撼而又羞于承认，所以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道德模样跟导游跟贫苦人民讲内涵。这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毛姆讽刺他所见到的中国景色和中国人。他写下的人物和故事，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场景中，而不需要特定的中国环境里。因为他写的大多还是英国人。最让我觉得无趣的是关于人物外貌的描写，不是矮胖就是没脖子要么大鼻头。每个人都长着同一副面孔。
印象深刻的是他去拜访辜鸿铭。辜鸿铭说了一段特别荡气回肠的话，有力回击毛姆。
“你们凭什么认为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吗？…我们寻求以智慧而不是强力来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千百年来我们成功地做到了。那为何白种人要瞧不起黄种人呢？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治理。…你们认为我们得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吗？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你们诉诸枪炮，你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
那是辜鸿铭啊，当年在北大连胡适都要恭恭敬敬尊称的辜鸿铭。嘲笑一个毛姆简直手到擒来。
虽然我还没有读完毛姆所有的书，但我敢保证这本书一定是毛姆最烂的一本。
很失望！！我最喜欢的毛姆啊！！
《在中国屏风上》读后感(四)：在战乱的中国屏风上
那些或是拉着黄包车，或是挑着扁担的苦力们走过的路不是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条中国的路。
那是一个不算遥远的年代，我们中间只隔了短短100来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充斥着被生活压迫着的国人，大家叫他们为“苦力”，顾名思义，这是一群辛苦出卖自己劳力的人。
他们通常穿着蓝色的衣服，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各种颜色的补丁，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滑稽的喜剧演员。
他们日复一日的走在搬运的道路上，从朝阳未升，到夕阳已落，从春风乍起到寒风凛冽，他们总是这样走着，肩负着足以压弯腰的重担。
有时候他们是搬运货物，你知道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可没有现在的大马路和各类货车，搬运这种事情总是要靠人的。
有时候他们会搬运人，拉着黄包车，或是抬着轿子，将“洋大人们”带去他们的目的地。
苦力们通过自己的付出，来获取些许报酬，应该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们却得不到属于自己的尊重。中国上层社会的人训斥他们为低劣粗俗者，外国来的传教士、官员、商人们将他们视为低等动物。
在那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里，外国殖民者是高贵的存在，他们被所有人认为应该享有更高的权利，相反，中国人的存在就是丑恶的，令人不齿的，甚至对于大多数“高贵的外国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配为人。
《在中国屏风上》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我们正在去一家俱乐部，亨德森突然想起他要买波特兰.罗素的一本新书，这本书刚到上海。他叫车夫停下，要他们往回拉。
“我们不可以午饭后再去买书吗？”我说，“这两个家伙汗出得像水里捞起来似的。”
“这对他们有好处，”他答道，“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
我没说什么。我甚至没有笑。
“中国人总得要有主人，而他们也总是愿意如此。”
一辆汽车从我们中间开过，他再次靠过来时就不提刚才的事情了。
……
我想亨德森要进一步发挥了，这时黄包车车夫错过了要拐弯的地方。
“在街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亨德森叫起来，同时为使他的话更有分量，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的踢了一脚。
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地位是如此地下，他们的人格被狠狠的踩在洋人的脚下，可是他们却必须让自己习惯，活着总是比虚无的尊严要重要得多。
在长期的外界环境以及自我催眠的影响之下，他们也渐渐忘了尊严这么一回事儿了，内心变得如枯井一般，没有一丝波澜，重复着卖苦力——赚钱吃饭——积攒力气——卖苦力，让肉体活下去，让精神死去。
也许他们中是有那么一些人想逃离的，或是希望活得有尊严一点，或是希望能够找到曾经天朝上国的荣耀，可是中国这么大，却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哪里都是战乱，哪里都是荒芜。
他们呐喊过，他们哭泣过，最后却只能默默擦干眼泪，肩负上重重的货物，在那条长长的，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的泥泞路上走着，越来越远，最后隐没在远方的树影丛丛之中。
近代史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心平气和去阅读的一段历史，那么短短的一百年时间，将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骄傲全部踩进了尘埃里。初时有多荣耀，跌下神坛时就有多痛苦。
她的子民被洋人当成畜生一般奴役。
这样的她对我来说陌生极了。
我熟悉的中国是一个和平而有尊严的国家。
出卖劳力的“农民工”们可以有尊严的劳动，并且能拿到很高的报酬。
外国人们在中国地盘上也收起了该死的傲慢。
我们不用担心炮火与战争，比起这个我们更担心明天中午到底吃什么好。
彼时的中国屏风上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战乱图，此时，我想应该是一副平静的安居乐业图。
后记：围观了整个美国大选，加上这段时间看的《在中国屏风上》，只能说，什么灯塔国，什么自由民主，都是假的，天下乌鸦一般黑，谁也不比谁高贵。
知乎上有一个姑娘说得对，警醒，只有自我持续警醒，才不会做奴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在中国屏风上》读后感(五)：【书摘】在中国屏风上
塞万提斯既然能宽容地对待其他人的行为，就没有理由不能用同样的宽容来看待他自己的行为。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从大多数人的行为当中，你可能会断定只有在丝毫不关心的事情上才需要宽容，然而恰恰相反，正是在那些你非常在乎的事情上才有必要宽容。宽容是人类战胜无情的利己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塞万提斯传记的作者们试图将他塑造成一个圣人。真是愚蠢啊！艺术家不需要被洗刷得一清二白。你必须如实地表现他，否认他的缺点是不恰当的：没有了缺点，他就不再是他本人，也就不再是个真实的艺术家了。作家通过观察塑造角色，但只有当这些角色都是他自己的时候，他才能赋予它们生命。作家的性格层次越丰富，他能创造出的人物也就越多。塞万提斯不仅仅是高尚的堂吉诃德，他还是机敏忠实的桑丘，是卑鄙的希内斯·德·帕萨蒙特，是理发师，是牧师，是爱开玩笑的桑松·加拉斯果。艺术家和试图与上帝沟通的神秘主义者一样，灵魂是与尘世分离的。他生来就拥有神秘主义者通过压制欲望去寻求的自由。他超然物外。艺术家的是与非并不同于普通人的是与非。如果愿意，普通人也可以对他加以谴责。但他只会耸耸肩，继续认真地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然而普通人倘若明智的话就不会急于这么做。在我们对他人的评判中包含着太多的虚伪。我们为自己打造了高尚的道德形象。
棺材需放宽尺寸，因为人死以后肢体会略微伸长的。接下去便要与顾主就棺木的长宽尺寸和价钱来磨一番嘴皮。木料到了以后，工匠就在靠近病人卧房的庭院内开工，锯子和斧头之类的工具弄出的音乐声断断续续传入病人耳中，与此同时，死神则在其体内忙碌着，棺材一完工，就可他享用了。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国人无不以罕见的冷静迎接死亡的来。死亡通常是最最痛苦的时刻，他们却异常地平静，毫无焦躁。他们的生命就像油干灯灭一般悄然而逝。只要发现他们不再想抽烟，你就可以断定他的死期已到，这是最肯定的征兆。中国的基督每次走来喊我们为临终者做祷告时都习惯这么讲：“那个病人不再想抽烟了呢。”这句话就表明病人现已命悬一线，刻不容缓了。
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平静地面对死亡，在我们看来，首先是由于天性迟缓柔弱，其次是由于毫无宗教情感。那些从来不怎么爱别人，一辈子都不想念上帝，也不在乎自己灵魂的人，心目中是不会为生别以及下世而感到恐惧与痛的。他们确实死得平静，说到底，想象得到，这种死法还真是可悲之至。
《在中国屏风上》读后感(六)：在中国的屏风上重建文明的自信
《在中国的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是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于1920在中国旅行时的随笔修改而成的游记，于1922年以英语出版。书中记录了58篇长短不一的旅途见闻，其中不仅包括中华文明之智慧体现的人文景观，壮丽或清新的自然景光，同时也囊括了当时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以及来自于西方抱着不同目的白人的日常生活。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东方仍具有很多他们难以理解的神秘特征，随着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对他们来说，东方文明的神秘主义特征，正越来越多的展现在他们面前。毛姆热爱旅行，他不仅喜欢在旅途中有“可以大把浪费的时间”，同时也“乐意体验旅途中的艰辛”。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位作家，他对人性的兴趣，从其个人的角度来说，使他迫不及待的去寻找那不同于西方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东方人格。
或许，另一个毛姆并没有提到的原因，是于他来中国前不久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打破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通过理性建立起的自信心。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对理性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信仰，被人们视为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最重要的动力。始料不及的是，一战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梦想。无数的青年于战争中丧生，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却也同时对人类生命造成了以往所不曾造成的巨大威胁与打击，整个欧洲处于一片阴霾之中。因此，反思理性主义及其代表——现代主义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深处这一历史背景中的毛姆,作为一个作家，多少也会受到此潮流的影响。
因此，如果考虑到这层因素，毛姆的旅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就不仅是他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遭受苦难的生灵的悲悯与叹息，也不是对加深这些苦难的西方白人的痛斥，甚至于，出现在屏风那一端的中华文明的历史成就，就更是别有一番意味了。
游记以《女主人的客厅》为第一介绍的人物。一位来自英国的女士，将一座曾经的寺庙买下作为住宅。她不满意于房屋从前的中式风格，将之按照“伦敦的居室”风格进行改造，结果虽不如“伦敦的居室”，却比“切尔滕纳姆或威尔士的顿卡”显得不那么寒碜。在本书中，毛姆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对各种不公的欺凌和压迫尽皆揭露，而第一个介绍的人物。却以这样一个对之态度较为模棱两可的记录开始，恰能与书中最后几章毛姆所表达的内心情感形成对照，从而突出毛姆对西方文明的热爱和思念，尽管她的一些方面并不尽如人意。
有意思的是，尽管毛姆以“在中国的屏风上”作为他这本游记的名称，但实际上，书中所描绘的中国人却远不及描写的外国人多，有关中国人物的描写，所着笔墨也多在于当时统治阶层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以及对在这片土地上饱受摧残的人们的同情。在《内阁部长》中，内阁部长一面痛斥“留欧美”的学生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又享受着美国香烟。在与毛姆的对话中，他表现出了对传统中华文明衰弱的极大感伤，但下一秒却又让毛姆欣赏他珍藏的古董，沉浸在对中国古董的审美当中，借此抒发他由于中国自被打破国门以来所丧失的文化上的自信。实际上，这位部长的所作所为却可称的上是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未达目标不择手段”。他的忧国忧民不自然的让人感到一种自私的虚伪。
既然存在着剥削者，那些剥削者悲惨的生活，便获得了毛姆的极大同情。在《驼兽》中，毛姆描绘了中国一个叫苦力（coolie）的讨生活群体。这些“老实巴交”的东方人，穿着打着补丁蓝色布衣，头上顶着一顶遮阳的草帽，在烈日炎炎下成群的行走。“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他们肩上担子的重压“在他们的悲伤中留下了红红的疤痕”，扁担压处形成了突起的“驼峰”。这些在烈日下行走的“驼兽”给毛姆强烈的感官刺激，“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这些本应由牲口做的事情，在中国却由人来做！
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权力阶层和平明阶层的描绘当然不止上面两篇文章。在《民主精神》一篇中，他调侃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对面子注重，但又能融入下等阶层的聊天中，戏谑这为“臭水沟中的民主”；在《江中号子》中，他怜悯江中号子对生活“最后的绝望的抗议”；在《小城风景》中，那丧失人性的弃婴塔．．．．．．
在对中国统治阶层和受压迫阶层的描绘后，毛姆也没有忘记对中国当时学人知识分子的一番考察。在《哲学家》中，毛姆体验到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强势。辜鸿铭当着他的面指斥英国哲学的肤浅，而德国哲学实际上最终也应该让位于中国的儒家哲学。有意思的是，恰是辜鸿铭的这种态度，恰好跟那些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发展最高阶段的白人形成强烈的对比，辜鸿铭的偏见在某种意义上恰与西方至上主义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戏剧学者》中的学者却是另一番场景。一位中国戏剧学教师拜访毛姆。这位戏剧教师不仅狂热的喜爱现代剧作家，不断的向毛姆询问一些关于现代剧剧作的观点。更令毛姆始料不及的是，该教师不仅对西方现代戏剧如痴如醉，还染上了“专家式”的毛病。毛姆问他向学生推荐什么文学书，对方回答那不是他的专业；提到庄子时，这位专家又向毛姆推荐了他的哲学家朋友。当毛姆说些戏剧就像滚圆木一样容易时，对那位专家脸上疑惑的申请，毛姆无不嘲笑的写道：“但我想，这只是因为他拿不定主意，滚圆木这种活动应该在物理学教授的范围内还是在应用机械教授的范围内”。
如前文提到过的，虽然本书名为“在中国的屏风上”，实际上，对于毛姆所钟爱的人性描写来说，他将更多的笔墨倾注在居住于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除去上文所提到的《女主人的大厅》，毛姆在书中描写的人物还包括，各国的领事，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商人，船长，修女，骗子，交际花等等。在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中，毛姆同样不吝啬自己锋利的笔墨，对那些来自西方的虚伪的白人极尽嘲讽之能事。
比如，在《亨德森》中，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据说在刚来中国时，还因为认为“两根车杠中间的伙计是一个人，一个兄弟”，而不忍心坐黄包车。岂知，这个在中国待了三年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一改之前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是奴隶而白人是主人，并因为黄包车夫的疏忽而狠狠的踢了他一脚，全不见当年他口中的“兄弟”之情。在《上帝的真理》中，一个三个月没有说话的烟草公司代理人，渴望着跟传教士的聊天，但却被莫名其妙的斥责一顿；在《陌生人中》一个小镇的医生不坏好意的开着一个传教士的玩笑；宴会中瑞士银行夫人对法国武官夫人的不满等等。不难发现，即使是对来自西方文明中的自己人，当他们表现出他们性格中之自私与虚伪的一面时，毛姆同样是毫不客气的予以揭露。
不过，事情却不应该这样简单。如果以毛姆对中国人的批评与对西方人的批评进行对比，便不难发现，毛姆对西方人的批评，针对的多是被批评者性格上的虚伪，并且在社会生活的实际后果上，并未造成极端恶劣的影响。就以上面提到的例子为例，《内阁部长》生活的悠闲与《江中号子》《驼兽》中的苦力形成剧烈的对比，生存状态上的悬殊差距，正是对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制度及人性最尖锐的批评。反观他对西方人的批评，则缓和的多。诚然，在虚伪的《亨德森》中，读者不难产生对这种来自西方的虚伪白人心生厌恶，但无论如何，与那些在江边爬行的江中号子，烈日下行走的驼兽相比，亨德森的一脚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毛姆也并没有吝啬对出现在本书中的人物以赞扬。但如同他对中国的批评过于苛刻，对他们的赞扬在本书中出现的不多。例如在《画》中，毛姆赞赏那位在破败的屋子里悠然作画的官员；父母对孩子的疼爱；在不同的客店中毛姆看到熙熙攘攘的中国人那勃勃的生命力。但另一方面这些与他对来自西方的人的赞美就少的可怜了。我们既可以看到意志坚定的传教士，脾气暴躁但心眼不坏的领事，驰骋大海的船长，善良的医生，以及投身于慈善的修女......如果通读全书，便不难发现，如果说毛姆在批判当时中国大地人们的生活状况时不遗余力，那同样，他所能给予善良、责任、不屈的等人性光辉的赞扬，都是属于西方人的。
或许，毛姆确实对充满神秘特色的中华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历史上那些建筑和工艺。例如在《长城》中，他赞美长城的威严“像它所拱卫的伟大帝国一样神秘”；在《残片》中对中国工匠的雕刻艺术啧啧称奇，好奇于中国人能在生活中的很多事物中雕刻上精细的纹理；天坛让他对皇帝的祭祖、祭祖仪式产生了想象......甚至不啻与此，华夏大地上的自然风光都会让他沉迷很久。
不过，事情也同样不会如此简单。在感叹长城的雄伟的时，他哀叹囚犯们的血与泪；在中国的雕刻艺术中，他感到某种枯燥与乏味，而惊奇于一片希腊雕像残片；他也丝毫不吝啬嘲笑中国人对他们天坛的轻视。同样，他在《原野》中看到的中国景色的最大功用，无非是让他回忆起了他在莱茵河畔和海德堡求学时期的青葱岁月。
因而，很难在除了猎奇心理之外的理由下说毛姆为为中国文化所吸引。一些引起他好奇的事物，最终勾起的是他对家乡文明的怀念和对眼前文明的茫然。
正如毛姆自己所说，“凭着你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和了解”，他试图在想象的层面上去理解眼下的这些东方人。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与他所观察的中国人之间的陌生感。毛姆热爱旅行，并凭着他对探索人性的兴趣，在旅行中探索有关不同文化的一系列特征。站在屏风外的他，或许会为他所发现的从书本中描述的神秘国度感到惊奇，但最终仍然无法避免产生对“厌烦了的人群和噪声混杂在一起”的恶臭的憎恶。或许，此时我们多少能够理解，在书中，为什么，毛姆第一个介绍的人物是一个为改装成功自己大厅而开心的英国女士了。
我们无法否认作为一个文学家所抱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即使是在这片他深感陌生的国度中。然而，在这份悲悯中，却也不乏他对自己文明的自信或自负。如同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到东方进行田野的人类学家一样，无论他们最开始抱有的是怎样的动机，去探索他们认为的更原始的田野，但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带上一种西方文明至上的优越论，仅凭屏风上的几瞥就对那些非西方的文明予以不负责任的评判。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给整个欧洲笼罩上了一层阴霾，使人们对理性的坚信产生了动摇。然而，对于毛姆来说，东方一行似乎让他认识到，即使西方的文明在前进的路途上确实受阻，但是他们对人性的重视，对建立美好生活的努力与行动，依然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中国的屏风上》恰是毛姆通过旅行而重建的对其自身文明自信的宣言。你瞧，在中国屏风上发生的事情不就是他给出的佐证
么？
《在中国屏风上》读后感(七)：黄河岸边的罗曼司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去远东的中国做了一次旅行。那个时候旧中国的社会环境并不是很好，并不是旅游度假的理想去处。而毛姆决心进行这次旅行，则很明显有意要用艰苦横逆的经历来磨炼自己的毅力。
于是，在黄河岸边，他搭上了当地的一条民船，开始了一段艰苦的航行。白天，船工们划桨行舟，毛姆坐在舟中，冷静观察着船工们的辛苦劳作，看着他们奋力与浪涛搏斗。尽管他不必参加划船的工作，但是，日晒风吹、波浪颠簸的滋味，其实也不是容易消受的。夜晚食宿时，毛姆享受的待遇也并不比船工们更好。而这一切，正是毛姆想要体验的。
第七天的夜晚，船工们都已熟睡，鼾声时作，周遭静寂空荡。毛姆忽然感到一阵喜悦，随即，这阵喜悦又消失了。毛姆认为，这种感觉，就是他所要苦苦寻求的罗曼司。
毛姆说，曾经与美丽迷人的女演员翩翩起舞，曾经与伦敦的显贵名流们聚济一堂，也曾经在纽约旅店参予壮士们图谋复国的秘密会议，曾经在皎洁的月夜登上太平洋的珊瑚小岛，被浓郁的异域美景所陶醉。回忆起这些往事，毛姆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
然后，毛姆又回忆起他曾经在布列塔尼海岸边度过的一个傍晚。
那个傍晚，毛姆坐在海岸边的一间农舍内，正在打牌。屋外狂风大作，紧闭的窗户砰彭有声，海浪拍打着岸边的岩石。隔壁人家的老渔夫就快要死了，老妇人说，‘他就要动身赶潮出海了’。毛姆突然感受到一阵狂喜。毛姆认为，这儿就是真正的罗曼司。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我所知道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博罗迪诺战场上奋勇战死的巴格拉吉昂公爵。第二件事情是，写下了松风亭游记的苏东坡。
巴格拉吉昂公爵，拿破仑皇帝认为，他是俄军中最优秀的将军。而博罗迪战役，却是一场注定俄军要失败的战斗。巴格拉吉昂在这场绝望的战斗中拚尽全力，无愧于职守。最后，死神幻化成又一队法军士兵蜂拥而上，巴格拉吉昂大声呼喊说：“好极了！好极了！”法国兵们乱枪齐放，巴格拉吉昂殒命沙场。
苏东坡在《松风亭记》里面写道：“……若人悟此，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如果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巴格拉吉昂公爵临死前的狂喜心情，难道不也是十分贴切的吗？
关于苏东坡，以及他的文学成就，我们都已经十分熟悉了。与其他的著名诗人们十分相似的是，苏东坡的几乎所有杰作也都是在他的政治失意之后，在南方度过贬谪生活时所创作出来的。其中许多作品都反映了他的苦闷、惶恐的心境。
所以，苏东坡十分怀念家乡的可爱山水，怀念少年时的幸福时光，盼望着终有一日，可以弃官还乡，摆脱仕途的羁绊。这也是苏轼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据说，苏东坡写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词句之后，黄州徐太守十分惊恐。虽然徐太守十分敬仰苏东坡，但是，此人毕竟是犯官的身份，如果他逃走了，太守也是有渎职责任的。所以，苏东坡无论对自己的现状如何不满意，想要挂冠而去、泛舟五湖，却是万万不可能做到的。
现实苦闷，前途无望，也没有任何退路，正是在这样完全绝望的情境之下，苏东坡竟然写出了‘松风亭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样的作品。后人评论说，这一类的作品深得禅宗的意境。毫无疑问，这也是苏东坡全集里面的最上乘之作。
苏东坡知道自己无法退出官场，巴格拉吉昂知道自己无法避开法军的攻击，布列塔尼的老妇人知道亲人的生命已到尽头。所以，这三个人都是在极悲痛之时，体会到罗曼司的狂喜。可是，毛姆先生也是如此吗？
在这部《在中国的屏风上》的游记里面，我们可以读到毛姆的典型风格。稳健、睿智、冷峻，不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使在表明态度时，也是很有分寸的。关于中国当时的落后、混乱状态，毛姆也是通过其他英国人的言语来阐述的。而毛姆自己，更喜欢做一些哲学联想，而不肯明确表示喜恶之情。但是，等到毛姆先生游历到川藏交界的偏远山区之后，毛姆先生的漂泊愁思再也无法用老练的文字予以掩饰了。在《山城》里面，毛姆终于也像一位真正的驻华英国人那样，开始抱怨中国社区的古怪，中国人的丑陋容貌，还有中国人身上的恶臭。而在《殘片》这一章，面对着一块希腊塑像的殘片，毛姆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思乡之情，他写道：
“….啊，此时此刻，我不想看西藏的旗幡或者青瓷茶具，因为我仿佛看到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朴素又可爱，下方是宁静蔚蓝色的爱琴海。”
尽管这次中国之行，毛姆先生是有意叫自己来吃苦头的，但毕竟这仅是一场游戏而已。他随时都可以选择退出，而没有任何的障碍。可是，如果说，在黄河岸边毛姆真的得到了罗曼司的狂喜，那么，当他离开川藏山野之时，也许又已经遗失了吧。
《在中国屏风上》读后感(八)：有误读有隔膜却迷人的中国屏风
没有写过什么宏伟巨制的毛姆，却总能把日常琐事和普通人的情感描绘得入木三分。有个豆瓣er评价他的话很逗：“毛姆这个水瓶座老头子，一生都在到处旅游且风流快活”，记录他一组中国之行叙事的#在中国屏风上#，正是他书写风格的突出体现。
虽然他自己说这本集子很难被成为一本书，只可以写成一本书的素材，大部分文稿都是用铅笔在路边买的黄草纸上匆匆写就的，却给读者提供了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图画，一架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东方情调的中国屏风。
相对于“风土”，他更感兴趣的永远是“人情”，他喜欢结识各种各样的人，他认为与他们交谈和聆听伟大音乐作品能获得同样的愉悦感，所以他在58篇路上写就的短文中，传达的是他所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形象，更以批判的态度反映了在中国的英国人的生活真相。
但是，此书译者唐建清指出，因毛姆不通中文，只是到此一游的他会把笔墨更多落在当时在华洋人身上，“这架中国屏风隔在毛姆与现实中国之间，尽管毛姆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真诚的同情心，但他对真实的中国还是有所隔膜的。”
出国旅行，常因不通当地语言，接触的多是导游、同乡游客、华人商贩，与当地人交流十分有限，因而所描绘的他国形象难免会是一幅误读之图。就像在毛姆的笔下，鸦片馆竟然“干净明亮”，“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还令他“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那里享受安逸的时光。”
然而，他却不认可另一位漂泊者的写作态度。他不欣赏那人收集无穷无尽的事实，但没有一点概括的能力，有着丰富的阅历，但只停留在肉体，没有转化成心灵的体验。所以那人写出的文章却索然寡味，“因为在写作中，更重要的不是丰富的材料，而是丰富的个性。”
《在中国屏风上》读后感(九)：毒舌男毛姆隔着屏风看中国
这本书读起来一马平川，半天不到就全部看完了。读毛姆总让我想起一个中国作家--冯唐。两个人都有这相同的背景，早年都是医生，（本来想打从医转文，这样就跳到鲁迅了）提起毛姆脑子里会想起手术刀。冯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
看过不少外国人写中国到游记，相册。毛姆这本显的就很水了。书名里的屏风一开始没有明白什么意思。后来看的译者的一段话：
屏风具有呈现、点缀的功能，但同时它又是一种遮蔽。这架中国屏风“隔”在毛姆与现实中国之间，尽管毛姆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真诚的同情心，但他对真实的中国还是有所隔膜的，因而，他描绘的中国形象又是一幅误读之图。其实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了一遍，1920的中国。喜欢其中的两篇文章，漂泊者和民主精神。其他的一般般了。
《在中国屏风上》读后感(十)：在中国屏风上
说是游记，也确确实实下笔墨描绘了诸多风景名胜，但是其实毛姆此书更多地，是尝试从一个英国人的角度对中国人进行批判，但是就像这书名所说，在中国屏风上，透过一方面用于修饰一方面用于遮掩的中国屏风，不懂中文的毛姆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来自于当时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翻译，对于那些广大的人民群众，他只能赞叹他们的耐力，同时鄙夷他们贱如牛马的命运以及勉为其难地忍受他们身上的臭味，或许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毛姆绅士风格的讽刺尚且可以说是公平公正，但是对于中国人的评论，只能说他辛辣而又尖锐的评论离开了他所熟悉的文化环境，就只剩迎合观众虚荣感的扭曲的事实以及发人深省看破真相的假象而已。于哲学家一章中毛姆以他的角度记录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拜访中国一位远近闻名的新派哲学家！这人便是留洋博士辜鸿铭，在毛姆的笔下他是一位见识过西洋文化钻研过西洋哲学却又一回头又钻进儒家思想的蜗牛壳里的懦弱的老学究，并且赞叹于临行时辜鸿铭赠予的一首小诗，认为它的美感与小巧令人赞叹，但正是这位被其贬低的学究，一人游遍欧洲，学会十几门外语，与外国人唇枪舌战，辩的毛姆哑口无言，所赠与小诗，实则是与妓女求欢所作。正如他与日本前首相伊藤洋博的辩论，儒家思想就像三乘三等于九，别说再过两千年，再过多少年也不会等于八。更何况儒家思想本身就不是落于纸面的文字而已，古时的古文运动便可以看的出来这些三纲五常本就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更何况各种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断章取义，更是让人不觉莞尔，尊重一个先哲，不是将他变成如来佛祖太上老君至圣先师或是天父造物主，而是真正体会他思想的精髓，而那些东西往往是不能被时代所淘汰的，被写下的一瞬间就已经凋零死亡，通过这些尸体我们能方向推断领会先哲的意境，但这些尸体绝对不是先哲的思想本身，它们只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排序而已，毛姆看中国尚有一点自知之明给自己的游记命名为在中国的屏风上，却又有多少同胞从未意识到自己面前也有这么一堵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