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危机》是一本由[美]汉娜•阿伦特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共和的危机》读后感(一)：共和的危机与“避难所”
面对公共事务，汉娜·阿伦特不愿因族群身份或小团体而掩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总是努力地保持清醒与尖锐。这往往令她的同道者们困扰甚至恼怒，因为他们未能得到意料之中的答案。除去艾希曼审判引发的纷争，在《共和的危机》中论及的民权运动和学生抗议等话题，以及对“权力”与“暴力”的区分，都能充分地体现出阿伦特的价值。
《共和的危机》是阿伦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书中四篇文章，除《公民不服从》原载于《纽约客》杂志，其余皆出自《纽约书评》。文章完成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值民权运动（金牧师遇刺后不久）与越南战争影响美国社会之际。阿伦特对政治的思考，每每回溯至柏拉图时代的城邦，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及内在一致性，绝非清谈玄想。从这几篇内容相互渗透的文章中，可以体会到她思考的理路。在斯诺登、曼宁和阿桑奇等“泄密者”广为人知，世界性抗议浪潮经由互联网扩散的情况下，《共和的危机》具有相当现实的意义。技术与时世不断变迁，但是公民不服从仍在与共和的危机不断角力。
讲述真理的媒体
阿伦特把真理分为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两种，前者如数学真理、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后者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从而更加脆弱。讲述者讲出的事实真理，只是一种意见，缺乏自明性，这种脆弱性使看上去符合理性的欺骗更加容易。相形之下，谎言往往似乎更合理，而且灵活，如何剪裁事实端看目标群体的需求。
“五角大楼文件”的根本问题就是欺骗。通过观察美国政治，阿伦特总结出两种新的谎言类型：一种与源于消费社会的“形象制造”相关，用于处理公共关系；另一种则更进一步，来自于“问题解决专家”，与“五角大楼文件”的联系更加紧密。“问题解决专家”的任务，是用法则“解释和预测历史事件”，推导出某一与事实毫不相干的“真理”。在这个粗疏的“去事实化”过程中，假设、理论仿佛已成既定事实，令民众认为整场战争关乎国家和自己的未来。而在阿伦特看来，这场战争实际与国家利益无关，除了国内政治的用途，不过是实践帝国主义政策，最终目的是统治全世界。
在这种情势之下，总统和国会往往以错误判断为决策基础，自欺欺人。譬如，美国的政治家及军方人士广泛援引“多米诺骨牌”理论，强调越战失利会导致共产主义控制东南亚地区。事实上，这一理论与中央情报局的研判几乎毫无关系。“五角大楼文件”中不乏值得参考之处，却为其目标读者包括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置之不理。
幸运的是，真理虽然脆弱，却仍有其坚韧之处。在社会中，一些由权力建立和支持的公共机构充当着“避难所”，“与所有流行的政治规则相反，真理与忠于真理一直构成着言说和行事的最高标准”，譬如司法机构、高等教育，以及媒体。“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徒劳地想要隐藏的材料”，便是由《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公诸于众。
媒体对事实真理的讲述，具有最直接的政治重要性。若媒体要成为实至名归的“第四分支”，那它“就应当比司法机构受到更严密的保护，以免除政府权力和社会压力的伤害”。《第一修正案》对言论的保护，以及那些“宁愿坐牢也不愿看着自由丧失”的人，使阿伦特相信，共和存在危机，但仍具持久生命力。在眼下这个面对政治权力、商业资本与技术发展等多重压力的时代，媒体的生存环境可能更加复杂。斯诺登借助《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发声不久，传统悠久的邮报即被亚马逊的老板出手收购。这桩收购的影响，则尚未可知，希望与焦虑驳杂地共生。
公民如何行动
在学生运动挑战官僚权威的年代，另一处“避难所”大学，令“年轻人能够在几年内置身于一切社会团体和义务之外”，更加可能因道德动机而参与公共政治。对与越战和民权运动相联系的美国学生运动，阿伦特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期待；而对欧陆尤其是德国的学生运动，她则不加掩饰地予以嘲讽。
在“正常的变革渠道不再通畅，冤屈将无法上达视听、洗刷昭雪”，或者“政府试图改变或已经着手变革，并且坚持那些其合律性和合宪性遭到严重质疑的行为方式”的时候，公民不服从就会发生。其精神实质与美国的建国原则及宪法直接相关，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美国现象”，并具有群体性和公共性，“掌握法律，公开反抗”，而且遵循非暴力原则。
学生运动之外，民权运动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当然，两者实际上无法截然分清。阿伦特认为，美国立国于“人民主权”基础之上，共同体因“人民”假定的自愿建立，并因异议权中隐含的一致同意而自我更新。但是，随着官僚机构化与党派斗争极化，代议制政府当中愈发缺乏普遍同意的存在。面对由此而生的宪法危机，人民撤回一致同意。尤其危险之处在于，有色人种——黑人与印第安人等，一开始就没有被纳入这个重要的普遍同意之中。内战之后，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度，规定黑人具有平等公民权，但具有深厚思想、社会根源的种族主义问题仍未最终解决。阿伦特观察到黑人民权运动违背非暴力原则，漠视越南战争等其他重要议题的倾向，以及白人过犹不及的负罪感，认为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国家被撕裂。
变革既为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常态，社会就必须为其提供场所。阿伦特自然不赞成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同泼掉，她念兹在兹的真正政治，所依靠的正是自由、行动与公共领域。若真正政治的条件不具备，虚假政治就出现了。政治暴力是虚假的政治形式，其本身具有反政治性。
阿伦特对权力和暴力的比较具有穿透力，而且有趣：“权力的极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暴力的极端形式则是一个人反对所有人。”暴力通常与权力相伴出现，而且总能摧毁权力。若不止步，则会产生极端性的“恐怖手段”，表现就是那种充斥告密者的极权主义国家，“昨天的刽子手成了今天的牺牲品，恐怖就达到了顶点。这也是权力完全消失的时刻”。
既然暴力是工具性，而且并非是非理性的，那么其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就可以视为一种策略性行动。如前所述，白人对集体罪恶的无原则忏悔，并无益于对种族主义罪行的反思。由此而生的逆向种族主义，甚至使黑人的冤屈与情感变得与现实无关，从而趋于非理性。接下来，街头暴力的升级可能导致白人的偏见“转变成一种正式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法律和秩序”失效。暴力的最终作用，可能体现于国家甚至更高层面，但操弄者却可以是社会中某个出其不意的成员。
阿伦特的时评延展了“时事”这个意味着瞬间、短时期的概念。在托克维尔眼中，美国曾是公民通过社团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国度。但是，在阿伦特的时代，“权力的垄断导致这个国家中所有真正的权力源泉干涸或者流失”。她指出：“权力的每一次减弱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这只是因为，那些权力在握并且感到它正在流失的人，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是会发现，要抵制用暴力代替权力的诱惑，是多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人民主权”精神，以及在长时间段与之相适应的宪法与司法制度，使公民不服从得以与变革互动。法律能使变革“常规化和合法化，但变革本身却总是逾越法律的行为结果。当然，宪法自身也提供了一条通过违法来挑战法律的准法律途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或许最有可能疗救司法复审的最终失败。”
阿伦特于40多年前写就的文字，现在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她对美国、西欧以及（较低比例）的东欧公民不服从的观察，不免因旧情势消散，新事物（譬如“第三波”）产生而应出现变化，但仍相当精准地穿越时间和跨越国界，在延绵不绝的悲剧与焦虑中重复出现。当然，所有的比较与延伸，都需要更广阔和更具历史感的眼光。
《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9日第10版
《共和的危机》读后感(二)：行动的逻各斯
1967年底，在给一位名叫本尼迪克特的年轻学生的回信中，汉娜·阿伦特写道：“现在，国家也濒临严重危机，但这并非我关注的重点。我属意的是共和，而非国家，更具体地说是人民。”五年之后《共和危机》出版，这是阿伦特生前公开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这部论文集收录了《政治中的谎言》（1971）、《公民不服从》（1970）、《论暴力》（1969）三篇论文，以及一篇访谈《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1971）。该书的写作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现实，尤其是美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社会政治现实：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学生运动，等等。甚至可以说，六十年代的经验构成了二战后的美国自我重塑的最重要的基础。
对于人类历史上极权主义经验的持续反思，以及复活共和政治传统的不懈努力，构成了这位二十世纪最具创造力的政治哲学家思考和写作中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不但密切相连，而且都与阿伦特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解有关，尤其是对于“行动”的理解有关。
纵观其一生，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考从未疏离于现实问题，而她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也从未稍离于哲学反思。《共和危机》中的那些主题直指美国的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但要真正理解阿伦特讨论这些问题的主旨，仍要回到她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解和对于理想政治形式的理解。阿伦特认为，人类积极的实践活动有着三种不同的类型：劳动、制作和行动。劳动满足人的生理生命存在需要，是一种必须的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交换，但本质上是依赖于自然的、不自由的，是单一、同质的现象；制作则不是简单满足于自然生命要求的消费过程，而是按照明确目的、使用原材料、使用合适的工具进行的活动。如果说劳动是内在封闭经验的循环与复制，那么制造则涉及所有人在场的世界，或者说与公共领域具有了亲缘性关联。但另一方面，尽管制作活动开创出了一个人造物的文明世界，但仍受制于手段-目的的工具性思维，因而具有自我毁灭的危险倾向。在阿伦特看来，不同于劳动或制作，只有行动这种人类所特有的积极活动形式，既不受制于自然必然性，也不受制于工具性，而是人类主动的、自由活动的形式，是不断地改变事物固有样态和不断地进行开创的活动。行动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他人的在场以及与他人的互动，因而与公共领域密不可分，这种行动指向的是人类的政治活动，同时也构成了阿伦特共和政治理想的基础。但是，行动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逆转性也使得行动的持续开创性具有危险性，甚至威胁人类世界的稳定。
《共和危机》中的三篇论文所要讨论的正是这种积极活动意义上的行动，这种行动，既可能为真正政治自由的建构奠定基础，也可能偏离真实性基础而给人类带来威胁。
《政治中的谎言》针对的是《纽约时报》所刊登的涉及越南战争决策的五角大楼文件。阿伦特指出，这一事件揭示出的核心问题是谎言。现代世界的谎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起源于消费社会的、属于广告宣传的公共关系的手艺，比如制造形象；另一种则出自“问题解决专家”，这种谎言不常见于日常生活之中，但在五角大楼文件中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同于普通的形象制造者，他们从抽象理论、假设和意识形态出发，试图通过发现“法则”来解释和预测所有政治历史事件。在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他们会为了维护谎言的“真实性”和所谓理论的逻辑一贯性，不惜制造“事实”和摧毁事实本身。而受众们出于对偶然性的厌恶和对确定性的渴求，往往更容易相信这些谎言而非事实真理。
《公民不服从》则讨论了美国年轻人反对越战和拒服兵役的事件。在阿伦特看来，所谓不服从的行动，可以区分为“出于良知的个人的不服从行为”和“参与进不服从这一抵制运动中的不服从行动”。前者是个人行为，后者才是政治性行动，属于公民不服从。这种公民不服从是非暴力地表达意见的行动，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的公民自由结社传统。阿伦特指出，公民不服从行动的开创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逆转性与固有法律秩序相抵触，并且有可能对稳定的公共秩序造成威胁；但是，一旦合理变革的路径和意见表达的渠道被堵塞，这种不服从行动就具有了自身合法性，就成为了对“权力在人民”的新诠释，因为异议权是美国法律精神和美国政府的精髓。据此，阿伦特建议在美国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的合法位置。
《论暴力》直接针对的是美国学生运动中出现的暴力现象和宣扬的暴力革命理论。为此，阿伦特区分了暴力、权力、武力和强力，尤其是区分了暴力和权力。所谓暴力，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性力量，受到手段-目的这一范畴的支配；运用在人类事务上的暴力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在于，往往不受控制而具有任意性，并且目的也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尽管暴力在人类事务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不能构成政治行动的本质，因为暴力本身需要别的东西来对它加以指引或正当化。权力则指向人们联合行动或一致性行动的能力，指向目的性本身，因此构成了政治行动的本质，或者说一切政府的本质。这种作为目的本身的权力是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本质，它是促成公共领域的要素，无需被正当化，而只需合法化。在阿伦特看来，权力非但区别于暴力，而且是暴力的对立物，一方占有绝对统治，另一方便会缺席。
阿伦特一方面指出美国现实社会政治中出现的这类“政治谎言”、“法律对公民不服从的排斥”及“暴力理论”背后所隐含的极权主义要素，以及对于美国权力在民的立国理念的违背，但另一方面，她还是寄希望于美国共和传统的复活，希望这种传统能够成为积极的抵制性力量和建设性力量。在《关于政治和革命的思考》这篇访谈的最后，阿伦特谈到了她所设想的某种新的政府形式———议事会体系。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并能保障广泛参与公共性事务的组织体系，但对它的现实性阿伦特给出的结论是：非常渺茫。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林晖
《共和的危机》读后感(三)：内容很好，翻译一般
恰巧最近在读关于英汉翻译的书籍，对于这本书来说，基本把英译汉需要避免的问题全都犯了。读起来让人拗口不说，完全照搬英式语法结构导致某些长句阅读起来非常吃力。说他一般已经很给面子了。
内容上作为阿伦特的三篇论文合集，包含了以下三部分:五角大楼文件带来的反思，公民不服从和论暴力。
第一部分主要是依据越战后五角大楼的官方文件解密，来阐释决策层是如何通过虚假的事实不断强化已经存在的观念，并将错就错一直到美国陷入战争深渊并失败而归。作为一个40年后的读者，可以直接拿2003年入侵伊拉克作为对比。同样是对一个非西方话语权认可的政权，同样是没有详实的证据，却依旧发起战争。区别是前者败后者胜。但是伊拉克战争所挑起的口水丝毫不逊于当年。在逻辑学领域有一类著名错误，叫做“稻草人攻击”。大意就是指竖起一个假的靶子并对其攻击。可以说正是残存的共产主义要对西方国家进行攻击这一印象，使得高层很容易接受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并处理事情。不折不扣的政治的谎言。其实类比下目前tg的所作所为，也有很重的印记。
第二部分则是就美国高校间兴起的学生运动和黑人运动阐述公民不服从的合理性。由于美国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因此其探讨的话题更为容易一下，如何将公民不服从从自由结社推演过来，如何使宪法承认其地位。不过由于论文的背景是反越战争和黑人运动，因此其公民不服从的言论本身就是有着政治正确。这种行为的本质是，认为现有政府的运行出现了障碍，无法解决问题，行政无能，而少数人集结到一起，从事明知违法的事情，起到抵抗的效果。目的是说服沉默的多数人使其认可自己的观点。结果是面对政府时坦然接受自己的违法行为并且不反抗。当然了，原作巧妙之处在于并没有探讨这种行为所提倡的口号是否正确，而只是探讨了这种行为是否正确。
有意思的一点是，作者在这两部分都提及了当前政府的权威性大幅下降，已无力解决目前社会的问题。不晓得当时的政府到底落魄到如何程度，作者甚至提出了政府是否会支撑到本世纪（20世纪）末的疑问。
对于作者本人，最先了解到的是她的两本小说，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后来发现她是美国政治学术中无法绕过的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但是坦率的说，书中有一些逻辑无法认同，不过不太清楚这是否是先前早已验证的观点。以后阅读时还是要用笔将逻辑不通的地方标出来，以便反复阅读。
《共和的危机》读后感(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书没读,看了简介来打一星
之前下了个西人的书<为什么不杀光？>,他想反思西方的种族屠杀历史.
后来没时间看,也就不想看了,因为突然想到中国的历史上的王朝更替,
我们不是都杀光了么？
契丹,党项,鲜卑......哪一个是靠以德服人融入中华的？
---井冈山匪有几个读过马著？两杆子就是十几个王朝的总结.得天下靠关二哥坐天下靠孔二哥,不都这样么？
照阿伦特之见，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曲解了暴力和权力的关联，夸大了暴力在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为暴力的滥用大开方便之门，埋下了政治野蛮化的种子。
---自周攻商,这里哪个王朝不是建立在暴力之上？小布什都知道政权可以建立在恐惧和贪婪之上阿.
实际上，阿伦特认为，没有哪个政权是单靠暴力就能建立起来的。阿伦特说：“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是最有效的命令，它导致最快速最完全的服从。但枪杆子里永远出不了权力。”
---这倒是真的.阿道夫作为当时欧洲唯一被选举出的平民领袖,在不伤害贵族利益前提下,把改革的利益增量以更平等的方式分配给了更多的平民.毛提出了两杆子的同时能实施土改.
---一个巴掌拍不响,共和的危机的前提是精英放弃了本应属于自己的责任与判断--度让适度的利益给大众,坚守人类的常识。
没有了这些,才给了部分人用更平等的平等为诱惑制造了更多的暴力.
这也是毛派思想成为近代东亚可以向世界输出思想的原因.
《共和的危机》读后感(五)：阿伦特留给现代的最后遗产
文/严杰夫
作为现代最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之一，汉娜•阿伦特为我们留下的理论遗产可谓不甚枚举。然而，在这些遗产中最核心的一条线索，还是对极权主义的警惕与对共和宪政的呼求。这条线索经《极权主义的起源》抛出，再经过《论革命》的阐释，到《共和的危机》中，阿伦特更是用三篇时评为我们做了现代性下的注释。
阅读《共和的危机》，首先不能忽视书中包含的三篇时评的写作背景。作为阿伦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笔遗产”，这三篇时评均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替之际，适时正值美国社会运动达到顶峰，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政治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肯尼迪被刺杀，约翰逊越南政策的全面失败，尼克松陷入“水门事件”丑闻。可以说，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件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社会实现深层次的转型。然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阿伦特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蕴藏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被她看作是美国共和制度面临的“危机”。
在另外两篇评论《公民不服从》和《论暴力》中，阿伦特继续讨论了美国共和政体所面临的其它两种威胁。在《公民不服从》中，阿伦特针对黑人民权运动、美国学生运动，谈论了美国社会正兴起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对于公民不服从运动发生的原因，阿伦特认为，“当为数众多的公民都相信，正常的变革渠道不再通畅，冤屈将无法上达视听、洗刷昭雪时，或是相反，当政府试图改变或已经着手变革，并且坚持那些其合律性和合宪性遭到严重质疑的行为方式时，就会发生公民不服从。”在阿伦特看来，公民不服从对共和的威胁，主要是会给法律秩序的稳定带来冲击。然而，同对“政府公关”的贬斥态度不同，阿伦特却认为“公民不服从”具有合法性。首先，阿伦特在书中辨析了“公民不服从”与“刑事不服从”的区别。她表示，公民不服从不能与刑事不服从相提并论，公民不服从者虽然常常和多数人意见相左，他却是以群体的名义并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同时公民不服从第二个必要特征就是非暴力。另外，阿伦特认为，发生在美国的公民不服从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戚戚相关，它正是“自愿联盟的最晚近形式，……与这个国家最古老的传统协调一致”。
最后，作为《共和的危机》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评论，《论暴力》显然是阿伦特结合了自己长期以来对暴力问题的思考，以此来回应当时美国以及欧洲学生运动中激进左派提出的“暴力论”。阿伦特在这篇文章里，对权力、暴力、权威、武力、强力等诸多概念进行了廓清，尤其是其中的权力和暴力，阿伦特对两者的特质进行了详细区分。阿伦特表示，“权力和暴力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是，权力总是需要人数，而暴力到了某种程度甚至无须人数也能施行，因为它依赖的是工具。”为此，阿伦特得出的结论是，暴力能够摧毁权力，但它根本不能产生权力。
不过，尽管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诸多问题，让阿伦特对于共和的前途感到担忧，但她仍乐观地表示，美国拥有的历史遗产和制度优势应能帮助其应对这些危机。她认为，“自从‘五月花’号协议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紧急情况下起草签署以来，自愿结社成了纠补制度的失败、人的不可靠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特殊美国式疗法。”在最后附的那篇访谈《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中，阿伦特还特意提出了“议事会”这种政府形式，尽管在技术细节上仍显粗糙，但却表达了她对未来国家组织形式变化的期待。
回过头来看，《共和的危机》中的三篇评论都是阿伦特针对当时美国社会的特定问题而作，但这些文章中所蕴含的智慧和启示直到今天仍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在网络社会的今天，公民与政府间的冲突只会愈加频繁，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采取何种态度，公民又该如何正当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每个社会群体如何在博弈中恪守理性，这些都是阿伦特最后留给现代社会的珍贵遗产。
刊于 2013年6月5日《都市快报》，刊文题为《美国也可能走向极权》，有删节
《共和的危机》读后感(六)：共和＝公民社会的政治秩序
共和国的批评者通常正是最在意它的人，尽管他们更重视的与其说是“国”，不如说是“共和”的理念。事实上，共和制的存在本身有赖于这些牛虻，因为这是一种需要不断的批评和看护的动态运作才能存在的制度。
当然，本书书名中的“共和”是有特指的——汉娜•阿伦特针对的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对身处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那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天崩地裂时期：第三世界的殖民解放斗争、中国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欧洲的学生运动和68年一代、美国则是民权运动和身陷越战引发的反战运动。对美国而言，那几乎是整个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之后一切都不同了，因而有一本书就叫做《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重估一切美国价值”的时代，身处美国的任何人，只要不是无动于衷的隐士，几乎都在这危机中反思、冲撞，以谋求新的出路。
和她的其它著作一样，这里的几篇论文看似是抽象的政治哲学，但其实无不奠基于对特定时代特定政治的思考。第一篇《政治中的谎言》是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表现的拷问，《公民不服从》讨论的是一个快速变革时代公民与既定法律秩序之间的冲突，而《论暴力》则是对暴力革命的哲学否定，这些论述，都可一一找到那个时代背景中激发她思考的事件：越战、民权运动、暴力革命。简言之，阿伦特的论述可让我们深入了解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阿伦特的论述。
不过，事情也并不仅仅如此。之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必要读这些论述，并不只是为了理解历史，而是因为其已经超越了那段历史。它不是那种与时事一同湮灭的时论，而同样适用于当下这个年代——《政治中的谎言》里的许多段落，让人读起来不免想到它对伊拉克战争中的著名谎言也是如此贴切。阿伦特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两个政治事件中的偶发的谎言，她真正在意的毋宁说是一种“制度化的谎言”：通过不断地遮蔽现实或改写历史，使之系统地适应自身的意识形态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和事实几乎是不被需要的，它们对主政者来说反倒是一种威胁和障碍。这是一种“虚拟化”的政治，就像战争本身也逐渐虚拟化：现代人看到电视上直播的战争画面，常常感觉那像是一场电影甚至电子游戏。她指出，美国政府在越战中并不追求达成任何实际目的，而完全是事关心灵的，“耗资巨大的整个目的就是产生出某种心灵状态”——美国至今仍是如此，然而又岂止是美国如此？
政治和政治哲学毕竟不是一回事。当阿伦特说“真实从来就没有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德性，而谎言则总是被看成是政治事务中的正当手段”时，这表明她到底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非梅特涅或基辛格那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政治家尽管也有原则，但并不总是会被它束缚住手脚，否则尼克松就永远不可能访华了。现实政治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像阿伦特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理想国的状态，这既是它的烦人之处，也是激发思考的源泉。
这么说或许不算过份：阿伦特所理解的“共和”，乃是合乎公民社会价值观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一部利维坦式的国家机器。不管是政府在战争中的谎言，还是公民的不服从与异议，说到底都是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的思考，即相应的政治逻辑和表现，应符合公民的普遍认可与同意，否则他们就有权抵抗或呐喊。这符合她的另一句名言：“政治的目的在于自由。”《论暴力》一文虽然更多专注作为一个行为体的国家，但其底线并无改变：其中隐藏的理想国仍然是公民社会，她宣称议会制是“革命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是自18世纪以来所有革命惟一真正的成果”，这与一般左派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系谱中所得出的结论是显然有别的。
不可否认，阿伦特的论述也会受限于自己身处的时代。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论暴力》一文：在此文诞生的时代，世界格局仍是超级大国主宰的游戏，国际政治大体上就是“国家间政治”，因为那时国家几乎垄断了暴力（尽管也有赤军等组织）。然而在此前或此后的历史上，都未必如此。她无法预见两强格局的崩溃，以及911事件后非国家行为体甚至能强大到改变国际政治游戏的程度。至于她所说的“在常规战争中，穷国将比大国更加不易受到打击”，未来权力和暴力关系将令人不安地颠倒，“预示了小国和大国未来关系的倒转”，这也仍未成为现实，相反，常规战争中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面对美军都是不堪一击的。真正的危险暴力对抗，发生在非国家行为体对超级大国之间的非对称恐怖袭击中。那是一种她那个时代尚觉陌生的暴力与权力关系。
不论如何，阿伦特所说的“共和的危机”实际上隐含了一种信心：“它可以变得更好”，而且更关键的是，如她所言，在美国，人们抱有“人们能够改变不喜欢的事情”这一信念。对公民而言，这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政治义务：“任何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的人都不得不满足于并非由他作出的决定。”因此，虽然她并未明言，但“危机”本身将会召唤行动，将构成一个新的起点。
校译：
.3：诚信破绽（cridibility gap）：应作credibility，又p.172译成“信用差距”，是
.15：国家安全议会主席：会议
.16：什么使得情报机构能够在这种“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氛围”中和现实保持紧密联系：疑原文是through looking glass，指看到的事物与所知的相反，说“爱丽丝漫游奇境”有些费解
.17：“……瑈（Nhu）先生”，也就是吴庭艳的弟弟：当指“吴庭儒”
.141：路德式的捣毁机器的人：卢德，一般以“路德”译德国的宗教改革者
.144：道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陶氏
《共和的危机》读后感(七)：阿伦特会怎么说 （三联生活周刊 薛巍）
阿伦特会怎么说 （三联生活周刊 薛巍）
政治中的谎言
《共和的危机》是汉娜·阿伦特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收录了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的三篇论文，其中《政治中的谎言》写于1971年，《公民不服从》写于1970年，《论暴力》写于1969年。从时间上看，后写的文章排在了前面，这是因为，这样的排列顺序刚好是其主题的因果顺序：政治家和国家的谎言导致它失去合法性，这又导致了公民的不服从，而对于不服从的公民，国家可能会对其采取暴力手段。
1971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份高度机密、内容丰富的《五角大楼文件》，它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967年委托制作的，这份文件后来就是47册《美国对越决策史》。把这份文件保持机密的结果是，五角大楼文件已经准备多年，而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的人忽视了这项研究，在完成之后，它被分发到政府官僚体系，而白宫和国务院甚至不能为这47册报告留块地方。显然，那些本应当最关心这项研究内容的人却从未对它看上一眼。阿伦特说：“有些人认为，政府需要秘密统治，以便能够正常运作，而这些文件让人对此想法产生了怀疑。如果政府的秘密已经遮蔽了行动者本身的心智，以至于他们不再知道或记得被他们的隐瞒行为和谎言所掩盖的真理，那么整个欺骗行为都将落空或者造成反作用，也就是说，它使人们糊涂。”
政治中的谎言自古就有，其新的特点是，政府的欺骗和自我欺骗紧密相连。阿伦特用一个古老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中世纪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哨兵，他负责放哨，如果敌人入侵，就向市民发出警报，有一天他开了一个玩笑，拉响了警报——而他也最后一个冲到城墙下，去保卫城市，打击他所捏造出来的敌人。从这个故事可以得出结论，一个骗子越成功，他越让人们信服，他就越有可能最后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阿伦特分析谎言产生的原因是：“力量的傲慢和心灵的傲慢，即对现实的可计算性完全非理性的依赖，两者致命的结合成为决策过程的指向标。问题解决专家丧失了心智，因为他们信任大脑的计算能力，而丧失了心灵的经验能力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在讨论具体的政治问题时，阿伦特强调要忘掉理论、抛弃标签、直面现实。她曾经说：“左派认为我是保守派，保守派认为我是左派或标新立异的人。我要说我不关心这些。这些概念无助于说明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阿伦特当年的一些论述直接挪过来，但也需要对新的情况做新的分析。美国的对越战争和反恐战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对越战争中美国政府极力塑造自己大国的形象，这个过程中相关人员严重脱离现实、一心撒谎。而在反恐战争中，一场新的恐怖袭击反而会让官方以为，他们非法搜集个人通信信息不但没错，反而是因为还不够广泛。
阿伦特最后说，政治中的谎言不足以毁灭共和国，“只要媒体是自由的、不腐败的，它就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恰当地被称为政府的第四分支”。但《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开是由于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迈克·格拉弗尔的不懈努力。政府的问题解决专家中也有斯诺登这样没有丧失心智的人。
公民不服从
斯诺登对《卫报》记者说：“我愿意牺牲一切的原因是，良心上无法允许美国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互联网自由。”而按照阿伦特的区分，与其说斯诺登是一位有良知的反抗者，不如说他是一位不服从国家的公民，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且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按照阿伦特的区分，公民不服从者是作为运动中团体的一员而行动的，公民不服从具有政治性，而有良知的反抗者完全是个人行为。公民不服从体现的实际是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不服从者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出于共同的意见走到一起，通过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意见。
有良知的反抗者独自一人、极力主观地依照良知来对抗法律和共同体的习俗。不服从的公民则是有组织的少数派。“近来的辩论一直主要是由法学家——律师、法官以及其他法律人士——主导的，这或许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他们一定会发现，很难把公民不服从者认为是一个组织的成员，而非单个的违法者、潜在的被告人。司法程序的宏伟之处就在于，它只关心处罚个人，不关心其他一切——时代精神或被告跟他人共享、会在法庭上表达的意见。法庭唯一认可的非刑事违法者是良知反抗者，它唯一关注的团体活动是所谓阴谋活动——在这类案例中，这完全是一项令人误解的指控，因为阴谋活动不仅需要休戚与共，还需要秘密性，而公民不服从是公开进行的。”
公民不服从不是刑事不服从。罪犯逃避公众目光，而公民不服从者掌握法律，公开反抗，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普通违法者只为个人利益行事，公民不服从者是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他违抗法律和既有权威，这是基于根本的异议，而不是因为他想使自己成为例外、逃脱处罚。所以，把不服从的少数人当作造反派和卖国贼，违背了宪法的文字与精神，而宪法的缔造者们尤其警惕多数人暴政的危险。
公民不服从的第二个必要特征是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是革命，公民不服从者接受既有的权威构架和法律体系的普遍合法性，革命者则反对它们。”
阿伦特说，不服从民事和刑事法律已经成为一种群众性的现象。对既有权威的违抗已经成为全球现象。当为数众多的公民都相信，正常变革的渠道不再畅通，冤屈将无法上达视听、洗刷昭雪时，当政府试图改变或已经着手变革，并且坚持那些其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行为时，就会发生公民不服从。“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宣而战的七年越南战争，秘密机构对公共事务持续增长的影响，对由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自由的公开或潜在的威胁。”
公民不服从、权力出现危机之处，暴力就出现了。权力的丧失会诱惑人用暴力代替权力。“权力和暴力是对立物，一方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就会缺席。权力的极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暴力的极端形式则是一个人反对所有人。”
阿伦特说，政治学的术语一直没有区分权力、强力、武力、权威以及暴力。“权力绝非个体的性质，它属于某个群体。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力时，我们实际上指的是他被一定数目的人授权以他们的名义来行动。当权力发源的群体消失了，他的权力也随之消失。”
权力、暴力的区别还涉及合法与正当的区别。权力无需被正当化，它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所固有的。一旦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且一致行动，权力就出现了。暴力可以得到正当化，但永远不会是合法的。如果国家使用暴力手段对付反抗者，反抗者是招架不了的。国家拥有的暴力手段和人们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从啤酒瓶到燃烧弹和枪支——之间的鸿沟总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技术进步也不能导致任何差别。“教科书上关于如何干一场革命的操作指南，从异议到密谋，从抵抗到武装起义，循序渐进，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上，即革命是干出来的。在暴力对抗中，政府的优势总是绝对的。但是，只有政府的权力结构仍然稳固，只有命令被服从，军队或警察力量愿意使用他们的武器，这种优势才能持续。”
公民不服从行为越来越多、权力出现危机，美国的共和制还能持续下去吗？阿伦特在《公民不服从》的结尾说：“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个共和国，尽管历经变乱和失败的骚动，或许仍然可以怀有信心，携着传统工具面对未来。”但在一次访谈中，她说：“新的国家的权力是水平地而非垂直地构成的。但是如果你问我它靠什么来实现，那么我必须对你说：非常渺茫。不过，或许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共和的危机》读后感(八)：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
在20世纪群星璀璨的思想界，汉娜·阿伦特是最为独特的一位。身为女性，她有着不输于同时代男性思想家的睿智，更有着非同一般的敏锐与深邃。其思考所及之处，无不投射出对所生所在这个世界发自肺腑的关怀；而她思想中的冷静与超脱，又让被牵涉其中的同时代人禁不住感到脊背发凉。流淌在她血液中、渗透到她骨子里对世界的热爱，同她绵延一生的对导师的痴情一样，都不容易为世人所理解。
阿伦特进入笔者的视野，源于个人对20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流亡学者的关注。他们之所以遭到迫害而弃国离家，只因为有着共同的身份，即犹太人或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很多人在移入英、美等国后，顺利融入所在国的文化，因为取得了专业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成功，而对过去的历史不再追究。
阿伦特也是流亡学者中的一位，然而，她却无法忘怀自己的历史，这与她的犹太裔身份有关。历史上犹太民族长期颠沛流离，总是试图通过同化于所在国而苟安，最终还是不能逃脱被集体屠杀的噩运。在对犹太人处境的反思上，阿伦特批评犹太人放弃了本应属于自己的责任与判断。这种批判与她在面对纳粹刽子手艾希曼时的感受颇相契合，她看到了人性中“平庸”的一面——“不思”和随波逐流。
阿伦特关注人本身，关注我们所处的世界如何运转，人又应当怎样存活于世界上而不放弃作为个人的责任。其成名作探讨了一种极端社会秩序（即极权主义）的起源问题。阿伦特的惊人发现是，不只是纳粹极权主义、全世界各种名目的极权主义的基本元素，竟然都为现代性所事先预备好了。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现代性的后果导致人们迷失于狭隘的私人领域，淡漠公共空间，疏于发表见解、交换意见和彰显自我，不拿出真正的行动以维护自由。阿伦特发自内心怀有对过去的一份留恋、对传统逝去的一份惋惜，她憧憬着古典的光辉能够照耀当下和未来人类的心灵，她期待人类在从事摆脱必然性的劳动与制作活动之外，应该行动起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到人作为人应有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思考人类事务和社会秩序的构成问题。
在笔者看来，阿伦特没有丝毫的职业野心，从来不曾想要在男性主导的思想界出人头地，她只是那种为思考而生的人，恰恰是这一点成就了她的不拘一格和超凡脱俗，所有的思想传统都为我所用，但又绝不囿于任何一种传统，她总是能够在最不值得争议的地方展现出非凡的创造性。比如，她对革命的看法、对权力和暴力的区分，显示了一位女性思想家思维模式中轻灵飘逸的一面，但其对于现实的理解之独到与敏锐，又展现了思想家的成熟和对理论的驾轻就熟。革命并不是推翻现政权，革命的本质体现为创新，是以共同的行动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它带给行动者关于自由的纯粹体验。阿伦特心目中革命的样板当属美国革命，它克制对暴力手段的运用，也没有被经济和社会问题牵着鼻子走，最终在商谈的基础上缔造了共和政体。阿伦特说，权力的本质不是统治-服从关系，而是人们在公共领域联合行动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阿伦特对亲历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她认为运动的根子还是现代性的危机使然。现代社会的个体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导致政治被代议机构和官僚集团把控，他们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操纵现实。1971年曝出的美国对越决策史生动地展示了上层只是为了维护其反共意识形态和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谓目标，是如何愚弄公众的。美国越战从一开始除了维护谎言和大国面子就没有别的目标，却以数十万公民的流血与生命为代价。政治中的谎言一旦被揭穿，就会激起对权力的质疑。学生运动点燃的抗议活动在阿伦特看来是美国历史上公民不服从传统的延续，她热烈地关切其进展，积极肯定其中革命性和创新性的因素，对于学生组织的议事会不吝赞美之辞。她似乎从中看到了美国缔造过程中那种共和精神的灵光闪现，坚决反对运动中的暴力主义，期待更具合法性的权力关系之建立。其原因正如她所说，权力出现危机，暴力就会登场。
阿伦特的作品历来饱受争议，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作为“人”她所站立的高度，她直面自身与人类本性的勇气，她对于现代性危机的深刻解读，她从书斋中走出来的义无反顾，不正是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所应奉为楷模的吗？知识分子的“无思”和顺从，已成为我们社会中蔓延最广的病毒，已酿就我们时代最为深重的危机，在我们阅读阿伦特著作的时候，是否也应当从检讨自己开始，学会独立思考、直面现实和勇于担当，就像阿伦特所做的那样。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马珺
《共和的危机》读后感(九)：政治德性和理性缘何重要？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跟约翰·F·肯尼迪有什么不同？因为水门事件，前者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等政绩几乎被人忽略不计，以说谎者、监听癖的不堪形象载入史册；而后者在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现代史上享有盛誉，被视为与华盛顿、林肯、小罗斯福并列的美国“伟大总统”。很多人都记得，肯尼迪成功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加大对美国教育和科研投入，为后来美国取得对苏联的太空竞赛优势打下了基础。但人们往往会选择性地忘记，肯尼迪的政策思路大多是他被刺身亡后，由继任者约翰逊力推通过，还有一些甚至是在臭名昭著的尼克松任内落实的。
人们同样有意忽略的一点在于，正是肯尼迪拍板向古巴派遣了雇佣军，招致了猪湾惨败，也激化了美国与古巴卡斯特罗新生政权的关系，使之彻底倒向苏联，催生了后来的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其继任者约翰逊决定出兵越南，但这项决定实际上在肯尼迪生前就已作出。
1960年，肯尼迪当初在竞选中击败老牌政客尼克松，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对政治公关学的娴熟运用，当选后也将这套公关手段用在了内政外交政策上，醉心于塑造政府和政策形象。他在任期间采用的决策方式、政策包装技巧乃至误导美国国会和公众及世界舆论的具体做法，与尼克松并无二致，都可归结为“密室政治”。
汉娜·阿伦特1971年发表的论文《政治中的谎言》，就对从肯尼迪到约翰逊再到尼克松三任美国总统在越战问题上的政策公关思路予以了强烈抨击。在她看来，政治公关学塑造出的是虚假的政府和政策形象，是一种新的政治谎言，具有浓厚的极权主义色彩，对共和、民主、自由具有极大的侵蚀性。阿伦特认为，外交机密、政治欺骗等做法，常常被作为达成某种政治目的的合法手段，不惟政府官员，就连一些学者和民众也认为只要政治目的正当，“有意的谎言和公然的欺骗”也可以理解。
阿伦特强调，政治公关学塑造的谎言，是“表面上无害的谎言”，“从麦迪逊大道上的各种创意中学来的手艺”，只强调服务于某方面的政治效果，而不论政治德性乃至基本底线，必须引起公众的警惕。同样，那些分别由各科学学科领域的学者组成的“问题解决专家”，也在越战等密室政治决策环节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他们所完成的是被层层分解的“欺骗和谎言游戏”，看上去是技术性工作，因而很难与政治责任、政治德性联系起来，这正是一种难以觉察的“恶”。读过阿伦特其他作品的人大多记得，她指出过纳粹德国时期，曾参与过对犹太人大屠杀并在战后以只参与了一部分工作（没有自主权、未直接伤害他人）的科学家、执行者等角色，有着“平庸的邪恶”。很显然，阿伦特在《政治中的谎言》文中提到的“问题解决专家”们，也是“平庸的邪恶”的责任人。
《政治中的谎言》与阿伦特分别在1969年、1970年、1971年发表的另三篇文章《论暴力》、《公民不服从》、《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组成了她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共和的危机》。《政治中的谎言》一文如前所述；《论暴力》和《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两篇文章则对1960年代末美国和法国等国激进左派运动期间的暴力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人们对暴力的工具性（本质属性）和巨大危害缺乏根本认识（暴力并无助于建立更好的秩序）；《公民不服从》一文则回答了越战期间，学生拒绝服兵役等公开的不服从运动对美国宪法和法律秩序形成的悖论式挑战。
《共和的危机》一书近日被引进到国内出版。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有助于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及普通读者了解1960年代越南战争、美国平权运动、美国校园抗议行动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层次信息，更重要的是，还从政府、学界、青年学生所需恪守的政治理性、政治德性和底线进行了深刻阐述，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来源：深圳晶报
作者：郑渝川
《共和的危机》读后感(十)：《共和的危机》序
《共和的危机》是20世纪伟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一部论文集。它收录了阿伦特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的三篇论文（《政治中的谎言》，1971年；《公民不服从》，1970年；《论暴力》，1969年）及一篇访谈（《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1971年）。这些文章针对时事政治而展开，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们在阅读时，必须充分顾及其时的背景。不过，简单视之为时政评论，显然低估了这些作品的意义。
《共和的危机》写于阿伦特晚年，作为阿伦特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该书不仅展示了阿伦特的政治理论运用于对现实问题的解析时可能出现的状况，也清晰表明了她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在这本小册子中，阿伦特与共和主义政治理论传统的关联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结合对具体政治现象的反思，阿伦特廓清概念，力陈己见，揭示“共和的危机”，旨在捍卫共和。该书以《共和的危机》命名，原因亦在于此。
一
《政治中的谎言》一文，围绕记载美国越南战争决策的五角大楼文件而展开。阿伦特认为，五角大楼文件暴露了美国对越战争决策中的问题。高度官僚化的机构及其智库人员——所谓的“问题解决专家”，欺人而自欺，最终做出一系列错误决策。五角大楼文件引发的讨论，提醒人们认真思考“政治中的谎言”这一与人类政治史伴随始终的问题。
阿伦特着意指出的是现代世界谎言的新类型。这些新的谎言类型，具有浓重的极权主义色彩。谎言制造者迷信政府公关的力量，以“政治即公关”为信条，醉心于塑造政府形象，相信可以通过征服人的心灵来操控民众。“问题解决专家”从抽象的社会科学理论（如骨牌理论）或首尾一致的意识形态出发，主导对越政策的制定，罔顾政治事件以及人的行动的特殊性、偶然性、不可预测性，不惜通过制造事实来配合理论，以维护理论的逻辑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民众对确定性的渴望，竟使得谎言比现实更容易让人相信。
阿伦特对政治中谎言现象的思考，与她对极权主义的反思遥相呼应。依据阿伦特之意，谎言与极权政体相依相伴，极权世界正是一个谎言充斥、现实感丧失的世界。此种谎言，既不同于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也不同于马基雅维里笔下君主出于统治需要而撒的谎。它的特点在于其系统性以及迷惑性，最后连说谎者也信以为真。而其危害性更引人注目。为了实现全面支配，使一切事物皆符合意识形态所宣称的科学规律或惟一真理，极权政体通过摧毁现实，来证明谎言的真实，展示意识形态的科学。当某人还活着的时候，为了证明此人不存在，极权支配者会下令将其肉体消灭，并销毁关于此人的一切档案。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尝提及：古代的智者通过牺牲真理以赢得短暂的论辩的胜利，现代的极权支配者则通过牺牲事实以赢得永久的胜利。
《政治中的谎言》一文，对谎言诸种新类型的分析，对政府公关的批判，对社会科学家盲目自信的批评，其背后是阿伦特对现实感的呼唤，它与阿伦特对政治事务特性的理解密切相连。
二
《公民不服从》针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大学生反对越南战争、拒绝服兵役等不服从运动而作。如何看待公民不服从？明显违法，公然抗拒政府政策，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它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对法律秩序的挑战？又如何为自身辩护？阿伦特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阿伦特首先区分了公民不服从运动中的人与基于良知而拒不服从的个体。阿伦特指出，两者间的差别在于，公民不服从者是作为运动中团体的一员而行动的，公民不服从具有政治性，而后者则完全是个人行为。公民不服从体现的实际是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不服从者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出于共同的意见走到一起，通过非暴力的游行示威，表达其意见。公民不服从者违反了法律，但是，法律并不能简单地判定其行动为犯罪，因为公民不服从运动是一种明知违法而进行的公开活动，它公然挑战法律与政府的权威，不同于偷偷进行的犯罪活动。当正常变革的渠道不再畅通，为数众多的公民认为其声音不能被政府决策者闻听，公民不服从就有可能发生。在学生抗议运动中，阿伦特是明确站在大学生一边的。阿伦特认为，公民不服从本质上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公民结社传统的一种体现。这种结社传统，曾得到托克维尔的高度赞扬。托克维尔尝言，少数人联合行动，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少数派，才能够反对多数的暴政。
在肯定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合法性之后，阿伦特笔锋一转，始谈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危险性。阿伦特认为，公民不服从对稳定的公共世界之维系构成了威胁。它揭示的是一批批“新人”来到世间带来的挑战。法律原本是要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使得文明世界得以维系。然而，在快速变革的时代，法律就会表现为一种束缚性的力量。公民不服从者与既有法律秩序的冲突，正源于此。在先前出版的《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已论及人开创新局面、做出新行动的能力及行动本身的不可逆转性、行动后果的不可预期性均构成对公共世界的威胁。这里，阿伦特讲述的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对“稳定性”的考虑，并不能引出对公民不服从的贬抑。阿伦特诉诸美国立国的契约传统，指出公民不服从，不过是重申“权力在人民”这一信条，它体现了典型美国风格的权力观念。公民不服从诚具危险性，但阿伦特指出，其危险性并不比公民结社自由所带来的危险性更严重。阿伦特最后建议，应当在美国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的恰当位置，承认公民不服从者的合法地位，将之与其他压力集团同等对待，将公民不服从者的意见纳入政府日常决策的考虑之中，并且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保护公民不服从者的权利。
面对共和的危机，阿伦特并不悲观。她相信，美国的传统包含了足够的应对危机的资源，如同她在《论革命》一书中对美国革命遗产的挖掘一样，阿伦特再次诉诸美国的政治传统。在《公民不服从》一文文末，阿伦特如此写道：“自从‘五月花’号协议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紧急情况下起草签署以来，自愿结社成了纠补制度的失败、人的不可靠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特殊美国式疗法。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个共和国，尽管历经变乱和失败的骚动走到今天，或许仍然可以怀有信心，携着传统工具面对未来。”
三
《论暴力》是全书篇幅最大的一篇论文，它直接针对的是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时期激进左派提出的暴力论以及运动中出现的暴力现象，其背景还包括1968年春夏之交法国出现的大学生反叛运动。不过，阿伦特对暴力问题的思考实际上由来已久。在她的《论革命》中，暴力问题已有讨论。1967年冬，阿伦特曾参加过一次以“暴力的正当性”为主题的讨论会，与会者有乔姆斯基，也有美国学生运动的领袖。在《论暴力》中，阿伦特慨叹，尽管暴力现象在人类历史中司空见惯，但对于它的理论思考，并不多见。阿伦特剖析了马克思、索雷尔、尼采、法农等人的暴力观，严厉批评了他们对暴力不同方式的美化。
”
如何看待权力与暴力的区别和联系？阿伦特一反流行的从命令服从关系去界定权力的做法，指出权力本质上是指人们联合行动的能力，它是一切政府的本质，而暴力则是一种工具性的力量。权力必定涉及多人，暴力则不然。权力的极端形式是多人对一人的压迫，暴力的极端形式则是一个人对多人的压迫。暴力能够摧毁权力，却不能创造权力。并且，权力和暴力不仅不同，还是一组对立物。从政治上而论，一方占统治地位，另一方就会缺席。权力的每一次削弱，都是对暴力的公开邀请。权力出现危机时，暴力就会登场。
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廓清概念，但是，诚如阿伦特所言，在当今社会政治科学中，概念的混淆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权力、暴力、权威、武力、强力，人们往往在不加区别的情况下使用。阿伦特对这些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而她对于权力与暴力关系的辨析，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阿伦特支持学生运动，然而，对学生运动中的暴力和过激行为，阿伦特并不赞成。阿伦特说，学生运动诉诸暴力或许可以引起关注，但什么也创造不了。如果大学被摧毁，学生践行结社自由的领域便不复存在，此种做法，好比锯断自己坐着的树枝一样。
对于学生运动中大学生自发组织的议事会，阿伦特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她认为，议事会的出现体现的是权力的形成过程。它针对以“无人之治”为本质的“没有暴君的暴政”——官僚制，提出参与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议事会组织，唤起的仍是美国立国的理念：权力在于人民。它不同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结构，或可成为未来可供推广的一种优良政府新形式。关于这一点，阿伦特在《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中，也有明确表述。阿伦特说，如果说这种新政府形式是一种乌托邦，那它也是一种值得向往的人民的乌托邦。
阿伦特的著述风格，历来是多个层次同时展开，交错纵横，读者往往不能一眼看穿，但这种风格并不影响她的作品内在的清明。对不同政治现象的明辨，伴随着对不同概念的慎思，是本书三篇论文的鲜明特点，也是阿伦特擅长之道。书中关于阿伦特的访谈文字，更是让阿伦特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阿伦特对政治现象的反思，对实际问题的回应，充分展示了其政治思想的独特魅力。我们不妨跟随阿伦特的笔触，学一学如何像政治学家那样去思考。
《共和的危机》一书的语境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乃至世界。但是，伟大的作品并不因其情境性而丧失永恒的政治哲学意义。语境是我们理解文本的参照和帮助，当我们对文本意涵获得准确理解后，作者政治思想的光芒，便会从字里行间闪射出来，熠熠生辉。依据阿伦特之意，政治中的谎言，各种不服从运动，日渐抬头的暴力，昭示的是美国共和的危机，宪政的危机，政治的危机。不过，阿伦特在书中亦不无乐观地表示：对美国共和政治传统的重温，或可使人们走出困境。阿伦特作如是观，于不经意间为共和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发挥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