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章基本就是许本人的思想的体现。没时间的话直接看这一篇应该就足够了。
跟文一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相比，推理与数据太少，说服力不够强。
以下是书中一些信息的摘抄：
2：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就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分别对应经济增长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依据经济思想史上的学派划分，我们称这个模式为“亚当·斯密模式”。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我们叫它“凯恩斯模式”。#91
3：由此可见，没有农业改革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改革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不过分。#113
4：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超常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例如19世纪下半叶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德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它的经济体量在“一战”前就超过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15
5：从1978年到1990年代晚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主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启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资源重新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工商业，以及新的激励机制下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21
6：然而到1990年代中晚期，体制性的改革基本看不到了，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怎么办呢？顺手拈来凯恩斯主义，我印象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财政花钱，央行印钱，短期见效快，这种经济理论和政策特别适合政府的需要。#148
7：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重启改革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纠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206
9：国内供大于求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大约在2000年前后转变为过剩经济，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66
10：“四万亿”投下去，连高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都过剩了。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300
12：国际上把这种现象叫作“沙特病”，卖油来钱太容易，没必要艰苦奋斗，懒得去创造和创新。希望新疆不要染上“沙特病”。#382
13：赤字政策的实质为寅吃卯粮，向子孙后代借钱而已。借钱总归要还，击鼓传花，欧债五国的当代人不幸赶上了最后一棒。#475
14：需要注意的是，私人部门开支不足意味着较小的MPC从而较小的乘数，但凯恩斯在计算乘数时，又悄悄地换上了正常状态下的MPC，这是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531
18：欧元区的去杠杆迟迟没有进展，我们猜测，可能是在福利国家的惯性思维支配下，欧洲人失去了面对现实和承担损失的勇气，宁可相信欧洲央行的“无痛疗法”，而不愿动手清理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795
19：经济景气度一般用产出缺口衡量（如产能利用率、失业率），但由于国内缺乏普遍认可的指标，我们用采购经理指数（PMI）作为替代。#844
20：王安石精心设计了新政策，但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激励的问题，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问题，结果他的政策在实践中要么无法执行，要么事与愿违，给民间的生产和生活增加了困扰。#1131
21：委内瑞拉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用石油收入维持福利项目，这个举动得到很多民众的拥护。在一片民粹的喝彩声中，资本却大量外逃，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谁敢投资？谁敢长期经营企业？还谈什么创新？当石油价格跌到40美元以下时，这个国家的经济破产了，多个城市中爆发了骚乱。#1438
22：无论计划经济还是权贵-民粹资本主义，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制度造成的，更准确地讲是“中等收入的制度陷阱”。前一类国家没有私人产权和市场，后一类国家缺乏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法治。#1440
23：我们再次强调，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官员，因为官员没有积极性也不可能掌握这么详尽的信息……这些效应是企业与个人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由价格信号指导，经历无数次试错，通过市场上自愿交易而实现的。#1560
24：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的紧张，中央允许几家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这是我们国家财政体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根据现行的法律，地方政府不可以发债，但这次地方债的发行法理上都是有问题的。#1617
25：如何降低房价？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考虑取消这条红线，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真正的土地一级市场，让市场调节土地的供应，在房价高涨时有更多的土地进入市场，平抑地价和房价。#1662
26：医疗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在于它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在于增加医疗供给和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医疗服务双重任务的交织。这两类任务密切相关，却又性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1808
27：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交易型企业家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过去三十多年中，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数是交易型的，他们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必须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成熟，留给这类企业家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多了#2158
30：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假设了一个全能和仁慈的政府，“全能”的含义是无限的认知和执行能力，“仁慈”意味着以救民水火为己任。#2993
当大多数多数同行忙着为政府背书，或者四处走穴时，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学术信仰，始终保持着冷眼旁观的姿态。
在世界开始赞颂“中国模式”，国内也洋溢着某种自满情绪时，他指出，“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就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分别对应经济增长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的亚当·斯密模式，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模式。”
当地方政府抱怨着“财权事权不对等”，从而为土地财政辩护时，他指出，“财权和事权的确不对称，但对策不是增加财权，而是削减事权。管那么多干什么？市场经济的投资主体是企业，政府为什么到处搞投资？政府的投资冲动来自干部考核中的GDP挂帅，GDP上去了就能升官；第二个原因是投资项目中的寻租机会多。”
当央行通过大规模放水来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时，他认为找错了方子，“市场信贷利率等于无风险的基准利率加上由企业违约概率决定的风险溢价，央行减息只能降低基准利率，而对企业的风险溢价无能为力，这也是为什么货币供应一松再松，而银行照样惜贷、企业仍然缺钱的缘由。”
当市场开始炒作“互联网思维”时，他却嗤之以鼻，认为所谓的海量单品其实就是规模经济，极致品质就是极致成本，“羊毛出在猪身上”早已有之，没有任何的稀奇之处，而且，“如果碰到某个新名词，你找不到对应的英文，大可怀疑它的真实性和有用性”。
针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他说，“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
针对地方政府的GDP情结，他说，“虽然是经济学家，我不大关心GDP增长，GDP增长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目标。如果把GDP增长当作目标来追求，这就错了”。
针对僵尸企业，他说，“主张货币松宽者说输血仍有必要，以此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殊不知病人一旦输血就拒绝手术，得过且过，人性向来如此，说理没用，到头来这一关还是过不去，输血的结果仅仅是增加尸体的重量，以及搬运和埋葬的成本。”
……
读这本书，酣畅淋漓、明快爽脆，没有模棱两可，也没有左右逢源，是一种非常过瘾的阅读体验。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曾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所言非虚。
当然，除了文字上的爽快，许小年教授的自由主义立场也让人印象深刻。他秉承着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的思想脉络，对于市场、产权、企业家精神有着宗教般的信仰，而对于凯恩斯主义、大政府、国进民退有着天然的警惕。
对于任何一个有着基本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这些理论已经是常识，而许教授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就是因为在时下的中国这些“常识”仍有着现实的意义，就像刘瑜所说，“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否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优越感，而在于它多大程度上回应了现实中的真问题。”
而在批判的同时，他也在思索和寻找着破解之道。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他得出了“社会由经济—制度—观念三个子系统组成，三者之间彼此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行”的结论。
“我们现在很尴尬。若不往前走，三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老百姓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所以，如果要打破这一僵局，只能依赖于一场观念上的“启蒙运动”。
“任何国家想迈入现代社会，都必须使国民的观念现代化”
——这是许小年教授著书立说的初衷，也是他貌似“特立独行”的根源。
本身是一部发言稿式的文集，但一直翻到最后一章-《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作者才正式抛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即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组成，三个系统本身的相互作用是他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