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是一本由[德] 马克斯·韦伯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页数：2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一)：罗曼蒂克的消亡——读《学术与政治》有感
1919年，其时一战结束，德国战败，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之中。人们的精神状况日益衰落，欧洲弥漫着一片虚无与颓废的气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面向青年学生发表了他的演说。此后仅仅一年，韦伯便辞世了。在那样的时刻，韦伯将他毕生的研究与关切浓缩为这两篇演说，向所有有志于学术和（或）政治的青年提出了志业选择的忠告和可能后果的预见。这是一位长者的真诚，尽管看似理性而冰冷，实则包含了其一生阅历所得出的洞见与最大的善意。
一、以学术为业
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说中，韦伯提出了一个极其现实而锐利的问题：“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正如韦伯所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我或者并不能。每一个希望以学术为业的人大概都不愿意忍受这种“不公”。之所以加了引号是因为我觉得不公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和历史的正常逻辑。但这并不代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可以保证无怨无悔地忍受这样的不公。以前一个老师说，哲学是超前的。我那时十分地浪漫，觉得超前的思想是可资骄傲的事。尽管我大致知道尼采的经历，例如他发疯之前在集市上抱着一匹孱弱的马痛哭的绝望。然而我其实根本不了解那种痛苦，也根本不了解每一种痛苦都是个人与社会碰撞的结果。放到现在我会说尼采这个人也确实是有问题的。一个社会化过程比较正常的人是不会积压这么多的情感以至于在他的笔下如洪流一样地奔腾的。这样汹涌的情感说明他的日常情绪积压了太多，而他不怎么会渐进地通过社会互动来释放。所以考虑到人总是存有一种罗曼蒂克的幻想而不愿面对可能的消极后果，我必须承认，我很有可能无法忍受我眼中的平庸之辈爬到我头上去。最终能否忍受必须看我对学术的信仰程度以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信仰会弱化到什么程度或者消失。
那么假设，我因为觉得自己可以忍受不公而选择了以学术为业。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毕竟当下中国的学术队伍如此庞大。根据韦伯在演说中提出的要求，首先，学术工作中机遇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热情甚至迷狂是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素质。但仅靠热情是不够的，灵感往往在刻苦的工作中闪现，这更需要机遇。同时，学术想象力“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这也就是说，学术个性不同于每个个体人格的特性，学术个性是有门槛和认定标准的。戴着枷锁还能跳好舞，那才叫有个性。其次，韦伯指出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这当然是科学的属性所决定的，进步之上有更进一步的可能，科学的发展不存在绝对的顶峰。这意味着绝对的风险，被否定的风险、被替代的风险和被遗忘的风险。所以，以学术为业需要最大的热情和最小的期待，这是以学术为业者面临的严峻现实。最后，科学研究不解决价值问题。今天的科学，其目标是对事实的探究，而不是为了做出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这是近代历史上人类知识的极大革命，相比于中世纪经院哲学深陷上帝的泥潭而言，现在的科学的确是一种超越。这种科学研究的特性决定了以学术为业的人，一方面他在研究中需要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他可以依据价值选择研究的素材，但是价值对科研过程的影响应仅限于此。另一方面，在教学工作中，他不应在课堂上宣扬鼓吹自己的价值取向。教师不应是领袖，因为教师主导了课堂，而学生处于难以辩驳的被动地位。这使得观念不可能对等地进行交流。
在说明了学术工作的外部环境与内在要求后，韦伯进一步提出了整个社会的理性化对学术工作的影响。世界已被除魅，终极价值式微，学术越来越专门化和细化。此时，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做我们的工作，适当约束内心宏大的企图，脚踏实地地服从于当下的工作。或许这样，人才能找回对自己的终极认识与定位，从而摆脱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侵蚀。
二、以政治为业
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说中，韦伯首先介绍了政治的历史。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然后，开始分析这种支配权的内在理据。韦伯认为，正当的支配权类型有三：传统型支配、超凡魅力型支配和法理型支配。而法理型支配尤其重要，作为其最显明的表征，官僚制的国家制度正是近代国家的特征。近代国家通过剥夺和控制政治组织的所有工具并将它们集中在一个首脑的统治下从而完成了国家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在剥夺的过程中，一些人站在君主一边为他所用，因而挣得了生活所需并获得了理想的生活内容。这些人便是职业政治家的起源。职业政治家主要来源于僧侣、文人、宫廷贵族。立宪国家出现后，新闻工作者也成为职业政治家的路径之一。随着职业政治家组建起各种政党，党派斗争便拥有了双重目的，既为客观性目的斗争，又为官职授予权斗争。同时科层制的发展又使得专业官吏的兴起成为必然。在此发展中，以“政治领袖”为首的专业官吏团体和一人独裁统治展开了潜在的斗争。最终民主制度建立了起来，不同的政党制度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政治成为政党的经营。
梳理完政治的历程后，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才是以政治为业？按照韦伯的说法，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尽管他也或多或少从参与政治中获利，但他不像“靠”政治生存的人那样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但是由于政治生涯所能产生的权力感和失望感都非常大，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以政治为业。这里韦伯提出了三种前提性素质以供有这种抱负的人参考：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首先，激情不是那种脱离实际的激情，而是一种献身于事业的使命感与热情。但是光靠激情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拥有责任心与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为了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政治家必须与事与人都保持距离。这是非常困难的，毕竟他需要每时每刻警惕一些最普遍的人性，譬如虚荣。他必须克服一切导致冲动和短视的人性弱点，否则他极可能沉醉于权力中或者因为权力而心理崩溃。所以没有一个强大的人格是不足以胜任政治这项艰辛而复杂的事业的，政治里没有罗曼蒂克，或者说一切罗曼蒂克是从政者之敌。
我们常常用“肮脏”等字眼来形容政治，我们在内心深处觉得政治是魔鬼的勾当。其实这恰恰显露了道德观的形塑。那么政治的伦理究竟是怎样的呢？它有什么特殊性吗？这就牵涉到对两种伦理准则的认识，即“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信念伦理以终极价值为归依，因而可以选择牺牲手段上的正当性——只要是为了实现信念所需要。与此相异，责任伦理必须顾及行为的可能后果，它站在普遍人性的立场上，认同每一个人均有人性弱点，不因人所处的立场、信念而例外。首先，政治的伦理必定是一种专业伦理或称相对伦理。它不属于非黑即白的二元分立，它与其他职业伦理如律师、医生也不同。其次，政治行动遵循一种采取暴力手段的责任伦理。它必须考虑行动可能的后果并予以承担，同时它必须采取暴力以使权力得以正常运作。最后，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必得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他必须有为政治献身的精神，他需要有信念之火以便在权力面前克制自己的弱点或者在丧失权力后勇于接受一切可能的命运。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他必须冷静地预见到每一个决策可能引起的后果，他必须高瞻远瞩，负责任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因此以政治为业，需要一颗真正成熟而强大的心，需要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需要无怨无悔地为他眼中愚陋不堪的世界和人们而献身。简而言之，这是英雄的事业。
三、罗曼蒂克的消亡
鲁迅说，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因此不要打扰梦中的人。这当然是一种深沉的仁慈。其实我觉得即使是打扰了也并不会有用，因为做梦的人通常都处于罗曼蒂克未消亡的状态。正如一个拥有信念伦理的人，是不会听信旁人对他不计后果的行为的指责的。人们只看到他们所相信的事物，这就是现实。而韦伯的这两篇演说恰恰就是试图打扰梦中的人。不管实际效果如何，韦伯的话是真诚的，他是本着责任伦理说了这些话。无论学术与政治的差异多么大，以这两者为业，都需要成熟冷静的头脑和燃烧的信念之火。同时做到这两点很难，能够保持这两种品性就更难了。所以，学术也好，政治也好，都是成年人的事业，还在做梦的人是不适合的。已经醒来的人也不一定适合，因为有些人在梦醒之后便无路可走了。因此，这两种事业都需要最勇毅的人，能接受一切后果的人。所以，最后我只想说，罗曼蒂克的消亡不一定是坏事，太过罗曼蒂克反倒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悲哀。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二)：如何做学问
很不错的一本小书，翻译得十分流畅。韦伯简短的两篇演讲其实质包含了他一生许多重要的思想。第一篇演说侧重于科学哲学领域问题的探讨，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同时也表达了韦伯对于学术研究的一种严谨态度和价值中立精神，这是很值得当下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第二篇演说则是以政治为基础进行探讨，很好阅读。附录的五篇文章，前四篇是对韦伯科学态度的争论，而最后一篇则是概括式总结了韦伯整个的学术脉络，尤其是其中谈到韦伯与马克思、与尼彩之间的关系，给我以深刻的启发。最后本书译者冯克利先生的译序也具有极强的洞察力，其中关涉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的选择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总体而言这本小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三)：韦伯演讲书摘
以学术为业
谈论学院和学术
韦伯的几点担心：
1、学院里平庸之众众多，选拔制度靠的是机遇而非才干，评判标准无法体现出学者的才能；
2、大学合理化，“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学者在异己的官僚合理化大学和学术机构中丧失自己；
3、大学是精英而非民主之地。
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
谈论现代性和祛魅：
野蛮人对自己工具的了解使我们无法相比的……可见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
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惑”。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所以在他看来，死亡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
韦伯还谈论了青年人的普遍观点：科学世界的抽象有没有把握真实的生活的危险。并以颠倒的洞喻形容。韦伯强调科学不涉及最终关怀，是价值无涉的。无关乎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问。
谈论教师之职：
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态度强加于学生……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内容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他必须明白，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
教师不应该是领袖。
谈论科学的作用：
韦伯强调科学能帮助我们做到“头脑的清明”。明白科学的局限，手段和目的的区别。科学告诉我们实现某个目的的最佳手段和经验后果，可以帮助我们选择目的，但不能代替我们选择目的，尤其是终极意义，因为科学与价值是异质的。
谈论多元与信仰：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使得韦伯成为价值多元论者。
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
从生命本身的性质来理解，它所知道的只有诸神之间无穷尽的斗争。直截了当地说，这意味着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所以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抉择。
韦伯强调，神学不是一种科学知识，而是一种拥有Haben。
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
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以政治为业
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也可以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及其深刻的对立。
韦伯强调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的优先性，警惕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中暗藏的陷阱。这两种伦理的矛盾也是传统与现代性伦理对立的写照：
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烧。这种行为只能、也只应具有楷模的价值。
但，韦伯还是认为两者都有价值。
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同一个人付出的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他建议：
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这种策略，对理解康德回应义务论之困难有深刻的帮助。
《学术与政治》读后感(四)：在虚无与分裂之间
国社上读书报告，当时读傻傻震撼。恬不知耻贴。想来奇怪，就是两场演讲，非常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百年之后施鲁赫特还要于这两篇演讲发表百年之际在贵校演讲。感觉自己没有读透其学科意义。不过，也不太情愿把这本小书都交给学科意义去意义。
当我们试图选择以学术或政治为业时，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前景？政治是一件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极大的热情与虚荣的事业；以学术为业也仿佛被寄托了无与伦比的价值厚望。慕尼黑的大学生们困惑、躁动于这些意义问题，于是他们请来了韦伯。然而韦伯所言，却远未迎合他们的期望；相反，他所道出的是一个晦暗而冷酷的世界图景。
一、学术魅惑与理智正诚
从走上学术道路伊始，数不尽的问题便会相伴。研究机构美国化、不断趋向于“国家资本主义形态企业”。选材时资历和能力之间出现了相抵牾的状况，平庸之辈不断爬到你头上，升迁几乎纯粹是靠运气。而你却不能做道德指责，也不是这个制度怎么丧心病狂、埋没人才，而近乎是一种集体组织模式演进的必然代价。何况随着选拔方式的转变，不单靠学问做得如何了，也取决于你作为一个老师，有没有本领把你的课堂弄得门庭若市。做老师和做学者的才能聚于一身，纯粹靠运气。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状况，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而就学科内部而言，学科的专业化已经演进到极致，任何所谓成就都必须服膺于很窄的专业要求；何况一个人创造的所谓成果，在几十年内就可以被无休止的学科“进步”所淹没。这就涉及到意义问题。如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拴在这个无止境专业化的事业上”，必须要求助于意义。
回顾“科学意义”的历史，古希腊哲人希望以“观念”通向“正确的道路”，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希望以“理性实验”通向真正的自然。今天，科学却几乎注定要和意义无缘。在韦伯看来，这种意义的失落并非偶然。“随着理智化和理性化的演进，并不意味着认读及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人们知道，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了，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这意味着为世界除魅。”这种变化非同小可。意义本身这样一种东西已经分解。“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邻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和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它不能给我们答案，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科学依靠预设而存在。尽管和谐预设并非不证自明，但仍然不能通过科学证明。“从学术上”为实践方面的立场作鼓吹是不可能的。诸神犹斗，却是命运左右着他们的胜败。各种信念的争斗不是通过科学地证伪来解决，而是通过信众数量的对抗一决雌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文化命运，不应该再对科学通向一个统一的价值世界心存幻想。
然而现实中，正有一批先知们打算敞开怀抱，迎接竭力寻求宗教体验的年轻人。一个能够像燎原烈火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的意义已消弭，神棍依然摆摊不懈。他们自扮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却只有狂热的宗派。他们在遭不到反驳的地方向学生兜售私货，却过早地表明了价值判断而终结了对事实充分了解的机会。这些人背后是不堪闻问的临时货色，却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
如果拒绝以非理性的浪漫主义自我解放的诱惑，人们面临的便是一种必须忍受的虚无状态，是制度化的困顿和灵魂的躁动。这就是以学术为业所面临的情况。
既然如此，科学作为职业对人的生命有什么积极作用呢？1、计算-事物行为控制。不过是美国孩子的菜市场。2、思维方法及其手段和训练。这不是蔬菜，但也不过是蔬菜加工工具。3、头脑清明。这正是韦伯极所强调。不同就在于，他只倾向于一件事情——目标。可以前后一致地保持忠诚地推导出实际立场的意义。有对事情正确而充分的了解，我们才可使得或者协助一个人“对自己的终极意义作出说明”。
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扮先知发圣物，“而是通过专业化的学科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最可贵的品质，莫过于理智上的正直与诚实。“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韦伯平实的话语里，既藏着当头大棒，又是苦口婆心。这些近乎压抑情感的叙述，并不能使学子燃起使命感和激情，却强调了如果不损害这种激情、不让这种激情堕落，必须要认清和面对的现实。其实，这“头脑清明”和韦伯在另一篇演讲中，以伦理学考察政治纷争时所蕴含的精神一脉相承。
二、政治迷局与两种伦理
如果从学术通向意义的道路布满荆棘，那么以政治寻求永恒的前景如何呢？实际上，那里充满着手段和目标的伦理分裂、意识形态之间的无法调和。“终极的世界观相互冲突，人们必须在各种世界观中作一抉择。”既然学术难以为实践作注脚，也存在着斗争无休的诸神，那么这个局面似乎是一个永远无解的困局。比于今日，左派右派之争，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之斗，竟像寻医问诊，却见医生们先行打架，互指为毒。人们无何余地去判断，也得不到可通约的结果。所有这些迹象，都意味着麻烦丝毫不会更少。
韦伯首先论及何为政治。“成功宣布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是国家的本质，因此政治便是在此框架下“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随即提出了他政治社会学之重要内容，即三种支配类型：“通过源头渺不可及的古人的承认和人们的习于遵从，而被神圣化了的‘传统型’支配”、“极端的个人献身精神，个人对救赎、对英雄业绩的信念等领袖素质”形成的“超凡魅力型”（卡里斯玛,chrisma）支配，和“依靠对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法理型”支配。而后，韦伯对德国彼时的政治生态进行了一系列的描述，从专业官吏到职业政治家，从新闻工作到政党政治。在这繁复的政治图景下，即使你以政治为事业而不是为饭碗，即使你是激情四溢的职业政治家而不是处处受限的专业官吏，“都无法看出，以政治活动为业会呈现出什么面貌；甚至更无法看出，沿着什么途径才有可能找到机会，使得有政治天赋者承担起遂其心意的政治任务。”
既然政治和暴力密不可分，手段和目的之间便具有了更加激烈的矛盾。“在无数的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同一个人付出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此不得不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早在百年之前，苏联的革命者们在胜利之后，就不得不又重新捡起曾经作为革命对象的东西。然而善恶虽混沌，圣士犹狂怒。
这就是世界的无理性，所谓政治早已不是一个“善果者唯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 ”的事业。“政治行为的最后结果往往——甚至经常——完全不合初衷，甚或时常同它截然相悖。”全世界的历史和宗教都是在这个古老问题的缠绕下生发至今的。“早期的基督教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置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
政治生涯的强大诱惑既然来源于权力，那么一个试图成为历史舵手的人应当具有何种素质，才能身处不断地诱惑还能面对不断的失望？韦伯指出三点：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前者只是俄国知识分子式的“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而后二者则要求他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要求与人和事“保持距离”。一个政治家每时每刻的要在内心征服的，便是一种十分庸俗的虚荣。“他时刻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变成一名演员，对于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的责任满不在乎，只关心自己的表演留给人们的‘印象’。”
这已经触及到“我们今晚所关心的问题了”：在伦理世界中，政治的家园在哪里呢？既然终极世界观的矛盾不可调和，既然历史是一曲因果无理的悲歌，我们又有什么伦理凭借呢？在暴力为上的政治运转框架里，在追随者各怀不堪动机的情况下，在善恶因果混沌的困境中，政治和道德之间难道真的全无相通之处吗？
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受着两个本质不同、势不两立的准则之一支配：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信念伦理者，以反抗不公正之火燃烧不停为上。如若纯洁的信念引起的行为导致了罪恶的后果，在行动者看来，责任并不在他，而在于这个世界的鄙陋和人们的愚蠢。“信念伦理的信徒突然变成了千年至福国的先知。那些一贯鼓吹‘以爱对抗暴力’的人，现在却开始呼吁其追随者使用暴力——最后一次使用，为了达到一个一切暴力皆被消灭的境界。”对于这个世界的善恶因果之无理性，与其说他们未尝体会，不如说他们无法容忍。然而试图无视政治的无理性，看不到政治事业与魔鬼的契约，实在是“政治上的稚童”。
他必须周旋于魔鬼之间。他必须面临试图通过政治追求灵魂得救而带来的绝望。而单纯地以信念伦理追求终极的善，“这个目标可能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因为这是一种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行动者丝毫没有意识到魔鬼也在这里发挥着作用。”信念伦理之至强，便是“空话连篇，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于中浪漫情怀之中而已。”韦伯对责任伦理的论述不多，却着墨明快。“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德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和马克思对历史远方的乐观主义不同，韦伯的话语里透露出历史悲观主义的色彩。无论哪一伙人获胜，“我们的前面都不是‘夏日降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失去权利的不止凯撒，还有无产阶级。”对于这种状况，选择怨恨，流于平庸，“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乃至吸食神秘主义的鸦片的人，都未尝体验到政治事业之召唤——不如去做一些促进人类博爱的事，平静地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
收篇，韦伯的言说似乎将一缕光线投进几乎完全晦暗的图景。历史的轨迹证明着可能之事皆不可得的诡谲。真正的政治领袖，执着地寻觅着的，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之事。而一般的参与者，如果不是英雄，面对着诡谲的历史，只能有一颗强韧的心来承载所有希望的破灭。世界已不堪，献身犹无悔。“等着瞧吧”，以是凿作。
面对这虚无与分裂的混沌世界里，有什么坚实可靠的东西能够将我们引向最终的救赎呢？究竟谁是这个荒谬世界里悲悯的坚守者、冷峻的改变者呢？而直接否定救赎存在、预言着漫漫长夜的韦伯，如果走得更远一点，会不会通向一种相对主义？正是基于一种“让所有党派都感到不舒服的事实”，韦伯的答案注定了既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也可以对双方都有所助益。他更像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给出的不是手到擒来的药方，不能像真理之风一般吹遍大地；却也正因为他不给出那种药方，寒冷长夜里的另一种可能性得以呈现。及此，阿隆的那句暧昧之言也并非难以理喻的怪胎了——“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