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十字星共和国》是一本由费·索洛古勃 / 瓦·勃留索夫 / 安德列·别雷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42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十字星共和国》读后感(一)：从人物看俄国象征派小说的艺术
——读《南十字星共和国》
作者：姽婳小术
我们生命的轴心就是爱与死。——勃留索夫本书译者有两个，较为熟悉的是周启超。周启超有很多学术论文，就是关于象征派小说，如：《评象征派的“写情境小说”——诗人勃留索夫的小说艺术》、《<燃烧着的天使>与勃留索夫》等。还出版过一些类似《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的书籍。
在《评象征派的“写情境小说”——诗人勃留索夫的小说艺术》中，周启超讲到：
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在俄国也象在西欧诸国一样，首先是“新潮诗歌”运动。然而，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个性，正在于它不局限于“新潮诗歌”而向外扩张。
我们通过周启超这段话可以看出来，象征主义文学起始于“诗歌”而后又高于“诗歌“，最终形成“象征派小说”。而这里面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场运动中具有领袖精神的人物——勃留索夫。
1907年，勃留索夫精心挑选了8篇自己写的象征派小说，并集结成册，取名《地球的轴心》。这是勃留索夫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也是勃尔索夫对象征主义美学的追求与展现。书名《南十字星共和国》就是取自其中一篇短篇小说名。《南十字共和国》也被誉为俄苏文学史上“反乌托邦小说”的最早范例。
我是神秘世界的上帝。——索洛古勃2010年世图出版公司出过一本名叫《索洛古勃象征主义小说中假定性形式的诗学特征》的图书。作者李宜兰从“假定性形式”的角度来分析索洛古勃的象征主义小说，也算是比较新颖的选题。
周启超也有一篇叫《索洛古勃与“卑劣的小魔鬼”》的文，文中写道：
俄国象征派诗人索洛古勃在其小说创作中，把梦幻、魔幻的层面与现实、自然的层面揉合得水乳交融，把文学的假定性痕迹、虚构性的品性深深地掩饰起来，使小说的叙述从“此在”状态向“彼在”状态的过渡，在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中展开，几乎不为读者察觉。
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作者，索洛古勃将世界、上帝和人的相互关系的问题置身于创作中，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物质世界是无法自我完善的，它只能短暂存在，而真正的存在则是需要创造性。
鲁迅曾盛赞索洛古勃为：死的赞美者。不得不说，两位学者对此都有一个共通性——两人都乐观地直面死亡。
索洛古勃属于大器晚成的作者，不过这不影响他创作出《沉重的梦魇》、《卑劣的小鬼》以及《被创造的传说》等奠定他在俄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小说。
较为典型的《卑劣的小鬼》以“小人物”为形象。彼列多诺夫的谄媚让他显得奴性、卑劣，而这样的性格也缘于他本身的功利心，这使得彼列多诺夫对周围的人和事都充满敌意与侵略性。除此之外，他还面容猥琐，情感麻木，他粗鲁无耻，不学无术。就像书名那般，是一只“卑劣的小鬼”。小说中彼列多诺夫由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蜕变成为了卑劣的小鬼，并酿成杀人惨剧。
《卑劣的小鬼》是索洛古勃成就最高的象征主义小说。故事从现实和怪诞两个层面展开，用象征的手法凸显人性的荒诞与扭曲，剥离了“小人物”值得同情的品格，最终成为了人性的悲剧。
需要提一下的是，本书中并没有摘录这篇小说。
你们无法剥夺我的自由。——安德列·别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彼得堡》是长篇小说，作者才没有摘录。安德列·别雷最著名的作品当属这本《彼得堡》，它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变形记》一起，被知名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列为20世纪的西方“四大名著”。
书中摘录了索洛古勃九篇文，勃留索夫九篇文，唯独留给安德列·别雷一篇，不知道是作者独具匠心还是厚此薄彼。
不过，周启超还是有单独写过安德列·别雷的论文，有一篇叫《安德列·别雷与俄国象征派小说艺术》，他在文中提到：
这位“二十世纪斯拉夫民族的浮士德”，的确是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作者在本书结尾，做了一个点评。讲安德列·别雷的篇幅也甚多，主要集中在讲他的小说艺术。我在此就不多说了。最后让我也独具匠心，厚此薄彼一次吧。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非常流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代表——契诃夫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代表——高尔基都为人们所熟知。所以第一次看到本书的介绍“俄国象征派小说选”时，陌生感还是很强的。在阅读译者书写的附录之后，我明白了，这本书是译者填补俄罗斯文学中有关非现实主义的小说诗学研究的空白，引导读者校正对俄罗斯文学总体风貌的印象的载体。
介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转变之间的象征派，其纯艺术论的美学观中，认为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接近会导致艺术的毁灭。其批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对现实采取介入态度，强调艺术改造生活的作用。在本书中，译者选择了沉潜入象征派小说系统内部的研究。
本书选录了三位作家的作品——费·索洛古勃；瓦·勃留索夫；安德列·别雷。索洛古勃在“故事型小说”诗学的建树颇高，他的特点是“把梦幻、魔幻的层面与现实、自然的层面糅合得水乳交融”，这种潜移默化的过渡使得象征形象的理解变得艰深，同时，让人回味的魅力也更强。勃留索夫则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倾向于艺术的特殊认知功能，他在象征主义诗学原则方面的贯彻度很高，这也使他的作品更易于让读者体会到象征派的艺术特征。他曾言：“在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之间，在事实与梦境之间，在生活与幻想之间并没有坚固明确的界线可言。”艺术更多地用来进行情景的显示，而不是性格的塑造，其目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改造。他借用别人的风格作为“面具”来展现自己的个性，通过小说叙述者的“面具化”来形成叙述者和作家的距离，使得他的文字艺术对现实的干涉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和更强的力度。索洛古勃和勃留索夫是“小说诗学”，而别雷的作品阅读更接近音乐欣赏，他在叙述艺术与结构艺术上的开拓极为突出。他的作品中象征形象的可见度被弱化，走向无形之象，达到了一种不同的境界。他“把整个客观世界仅仅当作人物意识的“室内装饰”——意识世界的内景画，而人物的意识生命活动，则成了统摄一切的审美对象。”
勃留索夫由于其“面具化”的叙述方法和他全身心的革新精神，使其从内容上，象征形象的表露更加明确，从风格上，有着熟悉的作家（屠格涅夫等）的影响，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更易于入门理解。事实上，三个作家里我也是较为喜爱勃留索夫的。索洛古勃的象征形象也较为明显，与勃留索夫喜爱使用第一人称不同，他选取的短篇中大多数是第三人称，思想的流露更加隐晦，在理解上增加了一些难度。至于别雷，本书只选择了他的一篇作品，但是依旧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和前两位的不同，其重心已经从“用艺术改造现实”变为了“用现实点缀艺术”，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对精神意识的描绘，叙事已经变为了极为简化的模式，象征主义发挥得极其丰富，但理解难度也极高。
对于书中篇目的内容就不做详细介绍了，附录中有译者对象征派和几位作家的介绍以及其中一些篇目的解析，对更好地理解象征派的体系有很大帮助。由于我个人知识储备的有限只能很粗略地理解一些作者的想法。
《南十字星共和国》读后感(三)：值得一读
a阳光与阴影 读着有些莫名其妙，以为读了一本讲小说，根据文中的描述，母子算是现在的中产阶级，因为爱好和生活的失衡，使得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影响，如果仅仅是孩子也好，但是作为一个常人，也因此无责和单的精神迷失加剧，孩子的平衡进一步被打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留白 茫然，可能是文化素养不足吧，有点看不懂。 b死神的心子。 相对于上一篇文章算是稍微明白一些，小a和小b善于恶，不得不承认软弱是善良永远的表现之一。战争中单是数字的主体盛世中单是沉默的大多数。 回归父亲，男子汉的缺失和母亲关注的缺乏，最后使得悲剧发生，这里明确表示了一种独立性和远离垃圾人的重要性。 男孩子就要应该像男孩子一样坚强独立，富有责任心，最后才是善于发现美。 c小矮人。 思考余钱篇环境是否对一个民族影响非常大。俄国文学在我心中就是悲剧的代言，或者我是读人文类的书籍读得太少了吧？ 开始以为是精神暗示和饮食时主角变的还小，这里莫名联想到2015年至2017年的4月份，也就是我体检的那一天，我的身高从1米85变到了1米88，还多了一个脂肪肝富贵疾病。 嗯，然后回归，最后因身体不雅而被所在机构以名义休假。 嗯，但是改变饮食也无法改变，他自己身体越来越矮小。最后，我只想说只有自己人伤害才是最新。另外本篇文章我也不咋懂。 嗯，反正每一天我都写有一些感触，嗯，总体来说的话，如果要想找不自在的话，认为自己过得非常的快乐或者心情比较愉快的话，嗯，那么就去读一读20世纪的俄国文学，想当时的一种可以让你清醒一下。
《南十字星共和国》读后感(四)：小说秘境里的“别样花”
文/俞耕耘
长久以来，我们对俄国文学的印象往往是沉重厚实，就如忘不穿的群嶂，恢宏绵延历史的现实场景。然而，俄国象征主义小说则经营出一种文学秘境，在那里开出了最香异的花，成就了精彩的“别开生面”。当勃留索夫把旺盛诗才倾入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了象征派诗歌的“跨界”延伸。他的诗学理念开创出小说崭新气象，这是开山宗师才有的气度。换言之，他跳脱了契诃夫、屠格涅夫以来，以性格为中心，情节为线索的叙述传统，召唤着未来属于他的后继者。
这一切源于作家写出了陌异奇美的“风格化体验”。勃留索夫不露声色地完成了小说创作的几大转向：用内向的心灵探索取代了外部现实的再现反映；以再造情境的模拟实验替换了性格描摹，情节矛盾的确然结局。无处不在的梦境渗透，潜意识与理性的错综杂糅，让他的小说就像对心灵总体的“科考扫描”，从没放过任何阴影。
这让人想起上海新感觉派的手笔，往往是焦灼、苦闷带着诡谲的荒怪美。“情之罪”和“欲之孽”亦是勃留索夫的两大主题。他写得如此震颤，自然需要柔腻的“神经质”来捕捉；同时，又要添上多少冷眼旁观的“镇静剂”才能实现叙述的默然平静。他完全掌握了这两极间的分寸感，游走其间。
在他看来，非理性才是生存的真正常态，人物行动的一切动力。病症本身则是生活的固有表象。勃留索夫颠覆了我们对人性、知觉与直感的套板认识，让我们重新理解自身。那些在历史、政治压抑下，真实存在的欲望、谵妄、倒错与偏差。人物无不陷入分裂撕扯的炼狱，是一些分不清梦与醒，真与幻，我与他的“精神囚徒”。如《镜中人》里，少妇沉溺在自己的众多镜像中，始终与镜中人（想象的情敌）争斗纠缠。
传统的叙述法在小说里通通“报了废”。因为，勃留索夫把时间搞得幻灭不明，空间也像寓言一般，成了虚无的封闭。人物是欲望的奴隶，在心魔驱役下沦为符码。情节不是受制于荒蛮的原始冲动，就是怪诞的施虐暴力。《如今，当我醒来时》是一个施虐狂和梦游者的笔记。他试图一梦不醒，迷醉在对“牺牲者”的折磨快感中。结果，在梦中却真正杀了妻子。《初恋》则描摹了另一种精神虐恋：“我”被一个有夫之妇精神控制、玩弄奴役，竟然无力反抗，享受这种委身的臣服。巧妙的是，作家带上了各种角色假面，代拟了各种失常者的“口供”。他就像小说界的“医师”，几篇作品完全可视为病人自白和“病例分析”。
只不过，他的深刻在于，没有把症候简单归结为人物的心理缺陷，而是描绘了一种种“社会病”。换言之，人物失常往往是社会病入膏肓的遗迹残存。你能轻易发现作家对政治迫害、权力规训的忿恨不平，冷嘲热讽。《善良的阿里德》讲述了女革命者沦为女囚，最终贩卖为奴的历程，这一切都源于反动势力的残忍报复。它复现遥远的奴隶制，到处弥漫着兽性折磨，成了人间地狱。一切人性都被抹除，善良倒成了奢侈的反常。
《南十字星共和国》就像荒诞的政治寓言，成了反乌托邦小说的先声。这篇小说看上去如同幻想小说和灾难电影的混搭，一个虚构国家依托工业文明飞跃发展，不料却染上了一种思维传染病――“矛盾嗜好病”。人人言行相反，南辕北辙，价值颠倒，社会成了疯人院，处处都是野兽般狂欢、呻吟和残杀。这种描绘无疑是对极权高压统治的宣泄报复，同时，技术理性的盲目发展也酿成了人类精神的畸形偏执。
勃留索夫深谙小说不能依赖创造“奇迹”，而是要写出“奇情”――利用情境呈现个体化的体验方式。在作品中，这集中表现为“异常的危机”，“情感的失控”。他细微揭示了从情到欲，从认知到谵妄的悄然变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小说的空间得以空前敞开，成了梦境与现实，此在与异在，自我与他人的象征“交换机”。所有的界限都变得模糊难辨。最终，人物精神的错乱移涌，却意外换来读者想象的自由驰骋，审美的交互体验。
欢迎关注我的公号：书语云中君《南十字星共和国》读后感(五)：镜子里有什么？——简评《南十字星共和国》
（书评发表于“文汇网”20170426，题目为“不满于现实主义，这些俄国作家们在象征中看到更真的现实”）
文/张猛
不久前出版的俄国象征派小说选《南十字星共和国》是一本“意外之书”。对于习惯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中国读者来说，书中的篇目仿佛来自另一个国度：这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创作的小说作品洋溢着诡谲、神秘的色彩，从文脉上来看，他们更接近于“果戈理传统”，在情节内容上的开掘与《狄康卡近乡夜话》相似，都以非现实主义为根基建构作品中的“世界”。这种忽略具体历史背景、专注个人深层意识与现实世界“象征”关系的写作方式，使得俄国象征派的小说写作又被称为“新神话创作”。
《南十字星共和国》共收录19篇小说作品，作者分别为白银时代“象征派”文学的代表诗人费多尔•索洛古勃（1863-1927）、瓦列里•勃留索夫（1873-1924）以及安德烈•别雷（1880-1934）。正如本书译者之一的周启超先生所言，象征主义诗人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身份长久以来被埋没，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迄今这还是“一片陌生的森林”。在这片“森林”的漫步，将能使读者抛开理性与逻辑意义的负荷，尝试着用一种超然的眼光观察世界的“表象”，调动难以描述的意识作用，并将认知提高到到形而上的层面。象征主义作品经常在故事中使用“镜子”作为道具，“镜子”这一日用品原本用来检验现实，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和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依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从“镜子”里看到的是客观世界的“复现”，象征主义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什么呢？
阴影/镜像/梦境：来自魔鬼的死亡邀请
仅从文字效果来看，在这本小说集的三位作者中，索洛古勃最为“腹黑”。他十分善于将魔幻与现实进行交织，在看似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到非理性的成分，借以突出“魔鬼”及其化身无所不能的力量。在《阳光与阴影》中，聪明好学的少年瓦洛佳偶然在家里发现了一个变手影的小册子。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每天晚上在灯下琢磨这种有趣又神奇的游戏，以至于荒废了学业。母亲发现后，对他百般劝说，但影子的诱惑力实在太强大，母子两人后来都沉迷其中，陷入阴影、黑夜及其背后的隐秘世界无法自拔。《死神的芯子》同样是一个以“诱惑”为主线推动情节的短篇：两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长相丑陋、天性凶残的万尼亚与漂亮可爱、谦和懂事的科利亚同时在乡间别墅消夏，科利亚被新朋友身上的野蛮天性所吸引，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每天和万尼亚在森林里见面，并跟着他染上了抽烟、喝酒等坏习惯。最后，在万尼亚的煽动下，他半夜溜出了家，跳入森林的河水中结束了生命……在这些短篇中，构成故事戏剧冲突的不是自然环境的阻挠，也不是他人与社会的阻碍力量，而是某种不同寻常的可怕“思想”。正是这些不可见的、恐怖的“思想”促使主人公受到精神上的折磨，一步步走向堕落或死亡。
为了表现这种非理性力量的作用，象征主义作家们选取了一些看似寻常，却意蕴深刻的道具，譬如阴影、镜子（勃留索夫《镜中人》、别雷《故事No2》）、梦境（索洛古勃《吻中皇后》）等，这些物品或现象起到了“联接物”的作用，仿佛是通往非现实空间的一个桥梁。表象和不可捉摸的“本质”之间的关系通过“镜子”互相观照，甚至有的时候会发生易位，如《镜中人》里“我”与镜子里的“映像”调换了位置，“真实的我”被囚禁于镜中。除了这些具体的“联接物”之外，有时与外部空间的交流也通过另一些方式完成，比如借助人的“异化”（化身为小矮人的萨拉宁、被人斥责后变成白毛狗亚历山大•伊凡诺夫娜）、借用传说中的“契约”母体（在尘世征寻“死神”、与犹大订立泄密协议）等。勃留索夫曾经在《地球的轴心》一文中论述：存在着两种品性不同的短篇小说——“写性格的短篇小说”与“写情境的短篇小说”，在前者中，小说家的任务是表现主人公心灵的丰富性；而“写情境的短篇小说”则集中在事件的奇特性上，人物的存在意义是为了展现他们被情节事件所控制、包容的程度。显然，象征派小说属于后者。在象征派小说家那里，人的意识是整个世界的“象征”，有的时候它甚至大于整个世界。那些非理性的曲径通往现实之外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很大程度上指向了“死亡”。
情欲与肉体：象征派小说家的“身体叙事”
对于象征主义作家勃留索夫来说，情欲主题是其创作的重要方向，正如上节提到的“意识”所占据的地位，它常常作为一种超越历史语境的存在为读者提供非理性写作的参考。他的长篇小说《燃烧的天使》、中篇小说《莱娅•西丽维娅》、短篇小说集《黑夜与白昼》均属于此类。选入本书的《三姐妹》同样是表现“身体欲望”与“精神需求”相互交缠与抵牾的重要作品：雪夜归来的尼古拉内心充满斗争，在神智恍惚之中（根据作者的描述，并不能确定他经历的一切是事实还是幻象），他分别见到了妻子利季娅和她的两位姐妹，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因为他爱着三者中的每一个。小说详细描写了尼古拉和每个女人之间的肉体欢愉，并在作品最后留下了疑团重重的结尾：四个人在公寓中离奇死亡，没有任何证据解释这些人是自杀还是他杀。勃留索夫之所以渲染这样的冲突性，是为了凸显“情欲”所代表的深层需求在现实世界中所受到的禁锢。在他看来，“身体”和“欲望”具有比历史和具体的时代背景具有更为永恒的意义，这也是象征主义追逐的目标——以情欲解释现实世界的隐秘内涵，解释人类认知心理中的混沌和模糊性。
索洛古勃的一些篇什同样体现了这种组合，譬如《吻中皇后》中那个肉体和精神无法在婚姻中得到满足的年轻少妇玛法丽达。她嫁给年长许多岁的老商人巴尔塔萨尔，但丈夫的迟暮让她得不到本该拥有的感官快乐。一次，她午睡后在花园中听到一个声音的呼唤，问她“希望得到什么”。缺乏异性之爱的玛法丽达渴望成为“吻中婚后”，以获得男人们的垂青。果然，她后来做了关于这个主题的、狂野的梦，醒来后她赤裸全身来到大街上，希冀与街上所有的男人发生肉体关系。最终她得到了包括镇压军人在内的所有异性的爱抚，并在其中一个情夫的刺杀下死去。在勃留索夫的文学创作中，道德正确的精神追求败给了“身体欲望”，真正吸引他的是作为“意识”表征的“情欲”。
此外，勃留索夫对“身体”的关注，还体现在他的作品《善良的阿里德》中对女奴接受的刑罚进行的细致描写：八百名女囚作为女奴被出售外国，在劳动中，她们遭到监工头的鞭打或蹂躏，甚至连生理期或者分娩期也很难幸免。勃留索夫不同于以往对情欲的渲染，在这里列举了刑罚的各种形式，使之加诸于身体，从而呈现出暴力、阴森的特点。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仍然不乏情欲的折磨，譬如混血女奴奥比尔娜为争取监工的爱抚不惜杀害新来的女奴，在被监工刺死之时仍然不忘抛出最后的告诫。情欲作为个人非理性成分的一个内容，构成克服种种现实阻碍的重要力量。
刻意强调叙述距离的“面具化”写作
20世纪葡萄牙现代主义诗歌之父费尔南多•佩索阿曾在写作中作出过最大胆的尝试：杜撰一些和自己的身份完全不同的人物，设定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念，以他们的口吻写作风格各异的诗行。与佩索阿的“异名写作”相类似，俄国象征派作家同样在创作时注意到了叙述距离的问题，刻意使用其他身份展开讲述。《南十字星共和国》中的许多篇小说（尤其是勃留索夫与别雷的创作）的题目后都有副标题：“一位精神变态者的精神笔记”、“一起法院疑案”、“一个友人的坦白”、“摘自一官吏的笔记”等等，乍看起来，这些小说完全消除了虚构的性质，更像是一份调查报告、报纸上的一则社会新闻。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小说早期代表的《最后一批殉难者》（1906）更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个短篇的副标题是“一封没按地址送到的、由刽子手烧毁的信”，通读全文可以得知，这是一封革命事件的见证人写下的信件，在信里他向他的朋友叙述在他的祖国发生的事件，而他本人则牺牲了。信件的发表者是一位从祖国流亡出来的侨民，他在朋友死后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信的手稿，而信的原件则被临时政府的密探查缉而烧毁。难以想象，勃留索夫在创作之初是怎样殚精竭虑地虚拟这样复杂的关系，不过这样的“面具化”形式的确给小说笼罩上一层亦真亦幻的面纱，使得象征意义在整个文本层面进一步加深了。
另外，小说集还收录了勃留索夫的《镜中人》和《善良的阿里德》两个短篇，在这两篇中勃留索夫采用女性视角，代表女精神病人和待产的女奴发声。之所以选择用这样的视角，大概是勃留索夫觉得她们处境的特殊性，他渴望借助这些身份，探究女性意识深处隐秘、矛盾的思想嬗变。不过，有些令人遗憾的是，后一篇的尝试似乎是有些失败的，读者并未能捕捉到作品中的“我”与其他女性之间“感同身受”的时刻。小说本身也显然没有收尾，结构上的不协调使得整篇故事有些头重脚轻，收录于本书的其他几个篇目也给人相似的印象。
象征主义者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读完《南十字星共和国》，读者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学者贾放在评析象征主义小说诗学观念时指出：“他们力求在作品中使生活的各个侧面互相透视，将读者由经验的体验引入一种’超感觉的真实性’，使读者能通过作品中的象征性意象领会现实事物背后的纯粹本质，即所谓的由表象的、低级的现实进入高级的、’真实的’现实。”由是观之，象征派作家在“镜子”里看到的“现实”比具体实在的物象更加丰富，他们看到的是形成这些物象的意识层面的作用，以及抽象精神与具象世界之间隐秘而牢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