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史（全6卷）》是一本由[美]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 / [著作，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0，页数：33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一)：光荣与阴霾：欧洲的现代历程
《现代欧洲史》是一套六卷本、厚达3300页的历史著作，由美国历史学会首位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主编，尤金·赖斯（Eugene F. Rice）等10位历史学家参与修订。
作为欧美高校沿用50年的教科书，它的最大特点是简明清晰，尤其紧扣“现代”二字，以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阐析各类标志性的大事件，展现了欧洲从文艺复兴到欧盟的500年文明发展历程。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二)：一部欧洲崛起的史诗巨著－《现代欧洲史》1－5卷书评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三)：非意图后果的变革
大体以公元1500年为界，世界历史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自此与原先那个古典诸文明并存的世界作别——先是部分地区的部分人，渐渐地全球几乎所有都跨入了“现代”。这一结果虽然人所共知，但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样的变化、这一切又是怎么会发生的，却至今没几个人能得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这一变革的发源地是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西欧。
尽管也有人声称这不过是欧洲人的运气较好（“他们能这样，只是因为碰巧发现了新大陆”），但在如此重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面前，这样的看法所带来的疑问似乎比它能解释的问题更多。不必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接受变革做好准备，那么就算有发现新大陆这样极具冲击性的事件发生，它是很难内在自发地生成一套创造变革内驱力的结构的，这就不能归结为“运气”。就此而言，现代的曙光最早出现在西欧这个欧亚大陆的偏僻角落，实非偶然。
这还算是他们在世时就已出现的冲突，有些变化则是当事人根本无从预见的：哥伦布原本是想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道路，结果却发现了美洲，且至死都以为自己发现的新大陆是印度海岸（以至于美洲土著至今都被称作“印第安人”，也就是“印度人”）；谷腾堡只是想通过印刷术来赚钱经商，无从料想印刷术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变革，乃至间接促成了原本通行于全欧洲的教会权威拉丁语的衰落。凡此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行动的意图和结果脱节了，原本想要A，结果却得到了B，出现了“种豆得瓜”这样不可预知的效应；有时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反倒变成了目的本身。正如富兰克林曾说的，“我的大部分知识都是这样获得的：‘我在寻找某个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另外的资料。’这是大自然演化的一个奇妙特性——你奔着一个目标去行动，这个目标未必能达成，但是一定有意外收获。”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或许是因为，在一个社会逐渐现代化之后，发生在其中的重大事件所导致的因果链条已变得太长太复杂，以至于根本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就像在一口已有了一千种原料在起剧烈化学反应的坩埚里，谁也无法判断新加入一种化学物质会导致产生什么新的反应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行为完全可能导致他事先想像不到、乃至根本不想要的结果，这不是他意图好坏、道德高低的问题，而是他无法控制所有这些变化。正因此，在现代欧洲史上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出乎意外，甚而根本事与愿违的事件，如果说“在1715年，没有一位先知能够预见未来的事件和发展”（本书第二卷p.453），那并不奇怪，这甚至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可以说，对当时的欧洲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也不可控意外的时代。
当然，新发明和新思想往往也是双刃剑。由于其释放的力量难以料见，有时甚至无法控制，因而现代社会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弗兰肯斯坦隐喻——人所创造出来的某个威力巨大的新事物，最终脱离了控制，反过来伤害了创造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科学获得极大发展的进步时代，人类感受到的却是幸福与恐惧并存。新技术威力太大、对普通人而言太陌生，而精英们的誓言一次次被证明为不可靠（比如宣称可控的核电站却还是出事了），以至于人们渐渐丧失了安全感；然而如果以此为由去踩刹车，那势必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的停滞，到头来仍必须维持某种“可控的开放”。
英国人常常爱说，他们是在“不经意间”得到大英帝国的（当然，他们后来也在不经意中失去了），这个看法值得认真对待。这种“无意中征服半个世界”的说辞有时隐含着某种克制的洋洋得意，并且正如Ronald Steel曾说过的，“不情愿这一主题是在殖民主义史中发现的最为普遍的解释之一”；不过确实，无论怎么谴责英国的殖民主义，但英国人从来没有一个想要建立帝国的清晰计划，甚至没想过派往东印度的一家特许经营公司，最终能成为印度的主人。这种顺势而为的政治观念恐怕也和英国人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一致：遵从“无形之手”，用哈耶克的话来说，不要计划，而寻求“不经意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这种“不经意”并不是真的心不在焉、无所作为，而是“有意的不作为”，换言之，是明智地意识到强行规划或人为干预可能反倒过犹不及，也没有任何行政制度能完美地按照初始设计的期望发挥作用，它在实际运转中总要经历各种修正。有时，人们过于专注解决一个问题可能又会带来更多更麻烦的问题——德国人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倒是治好了当时德国人最迫切的经济萧条和重振大国梦，但又带来了更可怕的灾难。因此，更可取的是在一定的法治框架内，遵循“自然秩序”，小心谨慎地使人可以在其中自由发展。既然一个新事物的后果很难预料，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它还脆弱的新生之际就急于去否定、扼杀它，这就意味着要容许试探、实验和自由竞争，为此提供制度性的保证，并对结果保持开放的态度。
当然，任何社会的新生事物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萌生的，就像火药也是中国人炼丹时搞出来的副产品，但问题在于：新事物的存续，无法仅靠人们偶发的善意，欧洲的特殊性，乃在于它的多元性使得这些新事物和意外结果很难被单一的力量阻止。欧洲在中世纪就已呈现极大的多样性，在社会政治构造上则是诸国林立、封建分层、政治与宗教的二元权威并存，这就确保了社会结构中有大量海绵状的“孔洞”，可以让那些不受待见的异端和创新有容身之处——不要说别的，连印刷书籍在刚诞生时都有许多人反对，但这无法阻止它在别处流行。从传统与进步力量的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教会等保守势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也就是说，它们并非完全没有预见到新事物可能带来的威胁，但要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环境中阻止其发展却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回答为何这些变革发生在欧洲，还得从欧洲内在的驱动力去寻找答案：是什么使得欧洲具备一个不断生成变革能力的结构。这种变革的初始动力应该承认是来自欧洲社会内部，正如书中所阐明的，欧洲的海外贸易和扩张活动本身就是国内相应活动的延伸，只是对外扩张最终又反过来推动着内部发展模式的变革（第一卷p.61）。此外，社会的多元化与分权，使得社会力量的活跃成为可能，而印刷术带来的自由交流，又使得“一些之前不相关的技法和学科产生碰撞，并最终形成了新的东西，这在文艺复兴时期常有发生”（第一卷p.145）。新事物未必就此取代旧事物，有时还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冲突，但由于权力分散之下没有一方能以彻底压倒告终，因而这一斗争过程最终使社会进一步丰富化了。
要概括欧洲五百年来的复杂变化，这显然是极难的事，即便是六卷本也未必能胜任。全书显然不把土耳其视为欧洲国家，倾向于低估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也不大涉及欧洲对外的移民、扩张，似乎并未将之视为欧洲历史运动的驱动力之一。不过大体而言，在这套由美国诸多史家操刀的系列中，还是相当深入浅出地画出了这一宏大变迁的主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政治史之外，书中特别强调了新文化史的视角，更突出了宗教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而这是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常常淡化乃至忽视的。
作为面向公众的读物，本书的许多章节常能简洁生动地刻画时代的主要特征，这即便对于深知那段历史的人而言也是不无启发的——这其中，给我本人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卷中关于拿破仑三世、克里米亚战争及俾斯麦的外交策略，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俾斯麦的成功“大多得益于耐心和时机”，兼具灵活、敏锐与精明的特性使他几乎每一步都战胜对手，而他那节制的罕见品性则让他凡事留有余地，从而将德国的利益最大化；然而这套制度却只有他玩得转，他拒绝向下属授权，设计的国际关系又太过复杂，以至于他只能在坟墓里看着自己毛手毛脚的后继者将一切搞糟——或许这也是他本人不曾预料到的结果吧。这再次证明，即便是俾斯麦这样老练精到、掌控自如的政治家，如果不能设计一套可持续、有保证的制度，那么他的高超技能，最终只能证明是后继者的灾难：他们往往因无法模仿他而归于失败。
已刊2017-5-29《经济观察报》，标题改为《计划还是意外：近代文明为何发源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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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译文出自多人之手，可能未加统校，以致某些名词译法不一，如第二卷p.5：新教不仅没能出现可以与路德、温格利、卡尔文等人相提并论的神学家：此处“温格利”即Zwingli，通译“茨温利”（如第1卷，及本卷地图p.21）或“慈运理”，而“卡尔文”在下文称为“加尔文”（如p.7）。更有甚者，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岛）出现了三种译法，第一卷地图页p.25：Sardinia萨丁尼亚王国：全书多译作“萨丁尼亚”，如p.183“萨丁尼亚岛（Sardinia）”；但第4册地图作“萨丁尼亚王国”；但第2册p.416作：“奥地利的萨尔迪纳（Sardina），第4册p.47“意属萨丁尼亚区（Sardinia）”当时也应是撒丁王国；第5册地图p.15图例上标撒丁王国，然而同页及地图p.13又作萨丁尼亚王国，p.291则提到意大利统一后，南方人憎恨“外地人”萨丁尼亚岛人，其实也应指原撒丁王国人（不仅限于撒丁岛）
第一卷
第二卷
初版前言p.10：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奥斯曼的土耳其人和莫斯科人被其他欧洲国家孤立了：此处“莫斯科人”应指莫斯科公国的俄罗斯人，这样直译易于引起误会 初版前言p.13：[1559年哈布斯堡家族两大分支]统治的地盘加起来，相当于今天14个欧洲国家和3个北非国家：按，哈布斯堡家族未曾统治北非，此处疑有误 地图p.25：Holstein荷尔斯泰国：国=因 地图p.39：Azov亚述：亚速；“亚述”一般对译古代中东帝国Assyria p.19：意大利共有居民1100万人，是一片人口稠密的区域，人口数量几乎相当于西班牙的一半：似应是“几乎比西班牙多一半”，因为据p.16所言，西班牙三个部分的人口总和在800万左右，p.31又提到16世纪时法国人口“增至将近2000万，是西班牙人口的2倍”，也表明西班牙当时人口也只1000万左右 p.19：16世纪晚期，人口超过10万人的欧洲城市，每12个中，就有5个在意大利：事实上，当时超过10万人口的欧洲城市，总共就只有12个（有些学者估计只有10个），其中5个在意大利（罗马、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巴勒莫），故不应说是“每12个” p.23：每杜卡克重约3.56克：杜卡特 p.79：博伊尔（boyars）：通译“波雅尔” p.97：鲁塞尼亚人（Rumanians）：鲁塞尼亚人是Ruthenian，此系罗马尼亚人 p.100：这些外国国王缺少王室土地、预算、军队，以及西部王国的官僚机构：此处“西部王国”应指西欧民族国家 p.104：对16和17世纪俄罗斯人口的估算纯属猜测，但无论你认为是最低值400万，还是最高值1700百万：“百万”应为“万”，1700百万则是17亿人，现在俄罗斯人口也不到这个数字的1/12 p.129：瑞士吞并了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西部：瑞士=瑞典，p.435正确地作“瑞典的波美拉尼亚” p.271：在法国人民上缴的税费中，只有25%进了国库。而另外的75%消失在了税农、贪腐官员及王室债务的利息支付上：此处“税农”原文应是farmer，应译为“包税人” p.284：他们通过一系列叫作“克拉伦登代码”（Clarendon Code）的迫害法令：Code此处系指“法典” p.401：[路易十四]归还1679年至1681年吞并的卢森堡，洛林和部分阿尔萨斯地区承认威廉英国国王的地位：句意易产生歧义，应将“卢森堡”之后的逗号改顿号，并在“阿尔萨斯地区”之后加逗号，因为“承认威廉英国国王地位”的主语是路易十四，而非洛林和部分阿尔萨斯地区 p.416：英格兰和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议会联盟，组成了大不列颠王国（Kingdom of Great Britain），自此以后被称作英国：此处“英国”的原文疑是United Kingdom，从句意看宜直译为“联合王国” p.419：克恩滕州：克恩滕在当时是一个公国，直至1918年后才成为奥地利的一个州 p.421：从主河流域（Main River area）：此处指的是“美因河”，法兰克福全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即因此得名
第三卷
第四卷
地图p.13：Maine缅因，按在美国为缅因州，但在法国则通译为“马恩” 地图p.21：Rep. of Cracow克拉科共和国，到地图p.25译作“克拉科夫共和国”，是 p.3：在革命爆发前的八年间，法国的手工业和工业生产翻了两番，此外，它的殖民贸易增长了十倍：应是“八十年间”，参见第3册p.203 p.37：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被废黜的普鲁士国王，于1786那年继承腓特烈大帝的王位）：腓特烈·威廉二世未被废黜，自1786年至其1797年去世均为普鲁士国王，此处说的“被废黜”，原文可能是“uncrowned”，亦可指“未正式加冕的” p.64：有了泰普·沙西（Tipu Sahib，1782-1799年在位）做同盟军，法国便能控制印度。要知道，沙西是当时很有势力的王子：此人其实是当时印度迈索尔王国的国王，“王子”的原文应是prince，指君主；Sahib一词通译“萨希卜”，原意是“大人、老爷”，并不是此人的姓氏 p.72：这一庆典被称为“上帝节”（the 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罗伯斯庇尔想借此开创一种新的公民宗教，以取代天主教：此处说得明白，这一节日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哲学设想，Supreme Being不是天主教的“上帝”概念，此处宜直译为“最高存在节” p.83：19世纪90年代的“丑陋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丑陋”二字似为译者自加 p.111：建立了赛普丁修拉共和国（Septinsular Republic）：Septinsular即拉丁语“七岛” p.185：美国在1850年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也是相当惊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的人均产值已经超过英国40%：从下一页表格看，1913年美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5307美元和5032美元，似未有40%这么大差距 p.189：即便在意大利1860年正式宣布统一之后：意大利正式完成统一要到1871年，此处可能是指1861年宣布建立意大利王国，则可能应作“1860年代” p.222：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社会隔绝和感情疏远的罪魁祸首：此处的“感情疏远”，与下文的“情感疏离”，疑原文都是alienation，这是特殊术语，宜译为“异化” p.230：在实际情况下，共|产|主义革命却集中爆发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且在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遗留问题的影响下，政治基础都受到了动摇：这一句颇难理解，疑是译者误解了原文从句，作者本意应指：爆发这些革命的多是在那些因战争或殖民地统治遗留问题而政治基础受动摇的国家 p.251：[斐迪南一世]恢复了葡萄牙贵族和教士的特权地位：此处所指是那不勒斯所在的两西西里王国，提到“葡萄牙贵族和教士”不合情理，疑因上一段谈到葡萄牙，故译者自行添加 p.251：很多反对斐迪南的声音都来自此前支持西班牙叛军的群体：从上下文，此处应指起义军，英文中rebellion可泛指反抗的叛军或起义军 p.287：[德国体操之父雅恩]他在体育界发起了名为“特纳”（Turner）的运动：“turner”一词在此意为“体育协会会员”或“体育家”，下文p.337提到他“组织过体操社（Turngemeinden）”，可见turner的含义 p.293：1815年的辉格党和多利两党还依旧处在土地贵族的控制中：前文和下文均作”托利” p.322：讽刺画家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9）……把国王的头画得像一只梨：此句疑有误，下一页配图标示这位讽刺国王的画家系Charles Philipon，是 p.326：[1815年]当时比利时的人口比荷兰要多200万到350万：1815年荷兰人口是223万，比利时人口的估算则在360-410万之间，似不可能多350万这么多 p.340：在鲁尔山谷出现了深矿井：鲁尔地区因鲁尔河流经而得名，此处valley非指“山谷”，而应是“河谷”、“流域”之意 p.344：于是采用了奥地利皇帝的年号：年号=称号 p.357：新希腊王国的成立遭到了两名德意志亲王反对，最终，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之子奥托于1832年2月承认希腊独立，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此处指希腊独立后，从德意志王族中寻找人来担任国王，但屡遭拒绝，最后奥托才接受了王位，并非指“承认希腊独立” p.366：在亚历山大的兄弟中，康斯坦丁与其年龄最接近，当时正担任荷兰总督：康斯坦丁未曾担任荷兰总督，而应是波兰王国总督（Governor of Poland Kingdom） p.380：集中反对派对势力：反对派对=反对派 p.381：初期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从激进派中得到了三个人的帮助：社会学家路易·勃朗（Louis Blanc）：按，此人非社会学家，可能是译者将socialist（社会主义者）误认成了“sociologist”（社会学家） p.420-421：《渡过难关：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阶级家庭》（Weathering the Storm: Working-Clas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Fertility Decline）：原文中并无“家庭”，而漏译了末尾的“繁荣衰退” p.421：《成为民族的：一位读者》（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按，此处reader指“读本”，可译为《民族形成史读本》 p.421：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的种族起源》（The Ethnis Origins of Nations）：Ethnis应系Ethnic之误，可译为“民族的族群起源”，“种族”则是“race” p.422：伊萨卡岛：此处是表明书籍的出版地点，应非希腊的伊萨卡岛（Ithaca Island），而是美国纽约州的同名城市，系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第五卷
地图p.19：Manchuria满洲里：满洲；Turkestan土耳其斯坦：突厥斯坦 p.98-99：欧洲所有主要大陆国于1871年以后采用了义务兵役制，那时普鲁士（Prussia）战胜欧洲的事例也说明了采用这一制度的必要性：似应是“普鲁士战胜法国” p.104：罗斯伯里伯爵（Lord Rosebery）：应是“勋爵” p.107：俄罗斯夺取中亚的可汗领土：“可汗领土”原文疑是Khanate，直译确可这么理解，但译作“汗国”为好 p.115：[路易·拿破仑]自从当了总统，他就打算废除共和国，重振他叔叔的帝国：此人其实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弟弟之子，故这里的“uncle”就中文而言应是“伯父”；p.141：“英国就是阻碍其叔叔获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亦应同改 p.133：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德籍法国作曲家：德裔 p.138：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封锁南美港口，断绝了法国原棉的重要来源：“南美”一般会被理解为“南美洲”，但此处所指其实是“美国南部” p.148：在很大程度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践踏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实现的。而在二者其余的领土范围内，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匈牙利帝国表面上独立的国家地位：此处译者应误解了从句的意思，这里并非指“二者其余的领土范围”，而是指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和意大利统一战争中失败后，在自身余下的领土范围内，不得不向匈牙利人妥协以寻求其支持，故而1867年建立奥匈双元帝国，但在奥匈帝国内，奥地利是帝国，匈牙利只是王国，并非帝国 p.156：奥地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严格来说，他是奥地利皇帝并兼任匈牙利国王 p.157：[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约瑟夫的一生充斥着不幸。约瑟夫死于其独子手下：按，其独子鲁道夫1889年死于自杀，比他早27年离开人世。第六卷p.104也提到“他的儿子自杀” p.165：[拿破仑三世]预想将他的表弟拿破仑·波拿巴：此处cousin应译作“堂弟” p.170：教皇丧失对罗马尼阿的统治权：前文译作“罗马涅”，是 p.177：威廉二世皇帝是19世纪少有的仍然虔诚相信国王神权的君主。他在即位时称，要满足中产阶级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愿望，但实际上他想复兴中世纪王权，这在普鲁士历史上闻所未闻。1848那年，威廉二世感到万分羞耻地服从了革命者的要求——成立真正的代议制政府：这里谈的其实都是1840-1861年间任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威廉四世，而威廉二世则是1888-1918年间在位，同段下文提到的“威廉二世”同误，可能原文以He（他）指代，而译者误以为指威廉二世 p.196：这位著名的普军将令：将领 p.207：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于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国王，他虽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但直至1888年去世，一直都兼任普鲁士国王 p.216：在“大卫·帕西菲科（Don Pacifico）索赔案”中……大卫·帕西菲科是葡萄牙犹太人后裔：按，“大卫”应译作“堂”，Don是葡萄牙语及西班牙语中的敬称，意即“先生”，如堂吉诃德 p.227：毫不夸张，这些学校里的教育制度就如同狄更斯笔下《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1838-1839）中的杜德波伊斯学堂（Dotheboys Hall）一样：此处可意译为“坑人子弟学堂”，以便理解 p.233-234：[迪斯雷利曾创作小说]《西比尔（两个国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按，Sybil是古代传说中预言罗马未来命运的女巫，而此处迪斯雷利是预测英国社会将分裂为上层富人和贫苦大众“两个民族”，故书名可译作“未来预言：两个民族” p.241：在南非，英军被波尔人打败：前文均作“布尔人” p.251：地主却不是以现金的形式获得补偿，而是获得有利息的证券和赎罪券：“赎罪券”原文应是indulgence，但在1860年代俄国的语境下，这应是指“延期付款” p.265-266：成功的扩张来还得益于先进的武器、优秀的军队和政治组织：衍一“来”字 p.266：[俄国]于1865年征服了塔什干（Tashkent）——后来成为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的首都：应是“突厥斯坦的首府” p.286：自1789年以来，没有一个法国政府能够维持二十年以上的时间：疑有误 p.291：波旁家族成为受人欢迎的派别，开始鼓动叛乱以对抗萨丁尼亚岛人。拿波里（Neopolitan）的保皇派领袖成为新的加里波第支持者（the new Garibaldis）：此处是说，意大利统一进程中，南方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原两西西里王国的人们开始反对领导统一的撒丁王国，因而那不勒斯的保王党人变成了“新的加里波第”（即指反抗者，并非指他们支持加里波第） p.294：[意大利政治家克里斯皮]他相信独|裁是完成自己目标的有效办法。他也确实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再到和后来开始崇拜墨索里尼：按，克里斯皮常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先驱者”（precurson），他1901年于82岁去世时，墨索里尼是个才18岁的无名小卒，只可能是墨索里尼崇拜他而非他崇拜墨索里尼 p.300：1867年之后，哈布斯堡帝国中非匈牙利的部分官方被称为“由奥地利议会代表的王国及土地”（“kingdoms and lands represented in the Reichsrat”）：按，应是“在帝国议会中有代表权的诸王国及领土” p.305：这一态度促成的与捷克人的条约根本不可能达成：促成的=使得 p.319：大公爵夫人亚历山德琳·冯·梅克伦堡·什未林（the Grand Duchess Alexandrine von Mecklenburg Schwerin）：严格地说，“梅克伦堡-什未林”须用连接符而非分隔符 p.322：在国民议会中反对中央党的力量也使得政府不可能通过任何反天主教立法：中央党是天主教政治力量，因此此处第一个“反对”应删去才合理 p.348：突尼斯省长（Bey of Tunis）：“Bey”一般直译为“贝伊”，当时这些突尼斯的执政者虽然未宣布独立，但也不自认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份 p.351：[修建苏伊士运河]在一百英里深的沙子和沼泽之中：一百英尺？ p.351：1882年1月，一批埃及军官推翻欧洲统治，成立了埃及国家政府：“国家政府”疑原文是nationalist governmet，民族主义政府 p.361：在1887年大选中，费迪南·萨克森·科堡王子（Prince Ferdinand of Saxe-Coburg，1861-1948）还是成为保加利亚王子：此人属于萨克森-科堡及哥达王室（Saxe-Coburg and Gotha），当时是被选为统治保加利亚的亲王（ruling prince），并非“王子”
第六卷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四)：大航海时代的光与暗
大航海时代的光与暗
文：渭水徐公
现代欧洲的历史是一幅光怪陆离的画卷。当人们在偶然间拥有了更高超的手段时，生活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变化的趋势日益加快。驱动一切手段变革的诱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
在现代欧洲历史的初期，人们刚刚从蒙昧的中世纪解脱出来。那时的保质手段不甚高超，肉类经常会在炎热的天气变质。而人们发现，来自东方的香料胡椒洒在肉类上的时候，可以消除掉那些令人不快的气味，所以胡椒的价值一跃而上。其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唐朝时的宰相元载在被吵架时，也被搜出了八百石胡椒。
当时陆地上的胡椒贸易被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在威尼斯可以买到胡椒，但是价格昂贵得离谱。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大航海时代的探索，这探索原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新的航线，没想到，却发现了更大的世界。
1497年7月8日，葡萄牙贵族瓦斯科·达·伽马奉葡王之命，率领约170名船员、分乘4艘船，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他在1498年4月到达肯尼亚的马林迪。在这里，遇到有经验的阿拉伯水手阿哈默德·伊本·马吉德。在他的领航下，沿着中国和阿拉伯海员早已熟悉的航线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次年9月，达·伽马率领满载香料、宝石的船队回到里斯本，受到奖赏和隆重欢迎。这次航行所得纯利为航行费用的60倍。
1502年初，达·伽马第二次率船队远航印度，沿途拦截商船，杀人灭口，炮轰卡利卡特，强占果阿和柯钦。次年9月回到里斯本，被封为印度和海上事务顾问、维迪奎埃拉伯爵。1524年9月，达·伽马第三次去印度，并被葡王任命为印度总督。达·伽马的航行使西欧直通印度的新航路终于开辟成功，促进欧、亚两洲商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血腥殖民掠夺。
除了胡椒之外，阿比让和美洲的黄金，塞拉利昂的钻石，印度和非洲的各种宝石都源源不断被输入欧洲。紧随达·伽马之后的是哥伦布。哥伦布在美洲的行为和达·伽马如出一辙，他杀戮着印第安原始住民，还掠夺着贵金属资源。大航海的暴利被更多的国家所知，在之后的数百年中，各国的航海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早期的殖民国家为了争夺海上资源，所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生怕被对方抢了先，一方面疯狂抢夺着殖民地的资源，给当地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痕；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国家的船只发放私掠许可证，允许他们打劫其他国家的商船，成为官方海盗。
但是这场运动并未给国家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大量的贵金属涌入国家，反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航海家暴富的同时却挤占了其他平民的资源。唯一的历史意义，便是进一步完善了世界地图，为人们带来了更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