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刘文彩》是一本由笑蜀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地主刘文彩》读后感(一)：《大地主刘文彩》：是是非非大恶人
《大地主刘文彩》：是是非非大恶人
我曾真诚以为书上说的、耳濡目染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等同于传统的演义小说，读来多么过瘾，红白脸分明，好的就是义薄云天的好，坏的就是十恶不赦的坏。比如刘文彩这个毛骨悚然的名字，在特定年代里连稚童、老妪人人能解，因为收租院这场泥塑，因为他的罪恶庄园展示，尤其是庄园里的水牢，和作为经历水牢的惟一幸存者冷月英四处演讲以表明阶级仇恨。就像黄世仁，就像南霸天，就像周扒皮，一场政治美学的创作改变了一个人的身后名声，遮蔽了真切的历史。
刘文彩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是一手创办设施、环境、师资皆一流的“文彩中学”，当年的校歌所唱“仗星公挽颓澜，学府宏开春风普馨。”“星公”便是在赞颂暮年兴学的刘文彩，在笑蜀看来，刘文彩此举的用意在于重塑自我形象和聚合人心，功成名就的刘文彩苦于自身的文化素养欠缺，始终对文化教育存敬畏之心，彬彬有礼、礼贤下士是戾气横生的另一面，其实在民国年间，这样的举动实在是稀疏平常，甚至解释成社会惯例亦不为过，武夫权势大如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刘文彩办学期间的呕心沥血之状，在精神气质上与行乞办学的武训是相通的，更显深明大义的是，作为前现代意义上的校董，在学校运转过程中，一个地主所做的仅是投入所需物质维持日常运行，以及动用手中行政-军事权力来保障师生们一个静谧安全的环境，校园外的治安动荡在校门前望而却步。在具体校务上，从不横加干涉，真正实现了学术独立的教学环境，在师生面前，这是一个慈祥无私的士绅老者。学校一旦成立，便不视为私产，立字刻石告之。不过我转念一想，刘文辉的这般态度，又不过是逝去年代的一种常态，看看傅国涌编著的《过去的中学》足够了。曾几何时，这是一种常识，人人都恪守不渝。
有一种戏谑，说当前是一个阶级敌人反攻倒算的年代，其实是对曾经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解构，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总有胭脂尽落的一刻。孟令骞为他的曾外祖父周富春，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扒皮”写下了《半夜鸡不叫》一书， 撇清了一段看上去似乎板案钉钉、不容置疑的历史迷雾，子虚乌有的文学创作压垮了一个辛勤劳作、省吃俭用的小富户。在一场地主之殇的土改中，散户般数不清的周富春人头落地，他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维系乡绅政权基础的砥砺。而刘文彩的情况则要特殊多了，确切说，他是权力与经济联姻的直接受益者，是位居权力高层的，枪杆子给予他荣华富贵。罔顾致富途径的大相径庭和财富规模的大小，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传统之道在无时不刻威慑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无论是释道儒、还是最囫囵的“头上三尺有神明”。
成稿于09-05-07
《大地主刘文彩》读后感(二)：嗜血与吐血
历史学“本身需要、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将对特殊事件的研究和观察升华成对事件的普遍性观念，升华成一门客观存在的、相关的知识”。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显示了上帝所愿望的现存秩序。
嗜血与吐血，笑蜀的《大地主刘文彩》则记述与剖析了这个造鬼运动的始末。
当历史与文艺一道，与政治联姻，极易消除“事实”与“虚构”的差别。上世纪产于成都大邑县的“侏罗纪公园”——收租院地主庄院陈列馆，便是“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的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
“本质的真实”替代了“事实的真实”。为这场运动的“真实”所在。
《大地主刘文彩》属于“新史学丛书”之一。编辑者的心愿要引起普通读者阅读兴味，不过也承认“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只是企求“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
“回到事情本身”，从“价值关联”返回“价值中立”，著作者笑蜀的《大地主刘文彩》分为“序篇‘侏罗纪公园’的诞生；上篇乱世春梦；中篇川西教父；下篇残阳如血。”
这是刘文辉的老同学、老“战友”冷寅东的评述。当时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占据西康，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之行，必有瘾民。”
二十四军军旅团四级实职，多为刘文辉的弟男子侄所占据，异姓部将很难问津。
大邑是四川著名的军阀之乡，民国时期，大邑籍国民党军长、副军长多达8人，其中以“三刘”著称，即刘湘、刘文辉、刘成勋，都做过军长、省主席。
作为中国近现代地方文化化石，大邑刘氏家族群体，民国社会的宗族典型。一流豪门大家长刘文彩的十万之众的“公益协进社”，当属民国社会的帮会亚文化的极端。
笑蜀以史学为线，文学为经，社会学为纲的重新证明：“过去打造的刘文彩看来并不属实，那么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就走进历史，去探索刘文彩的真实形象吧——这历史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搅成了一团乱麻，但愿，还不致全无头绪可寻。”
今天的大邑县地主庄院陈列馆，已经变成了川西民俗博物馆。当年精心建构的收租院，已成为了人们笑料解构的对象，并且还常常拿隐形的富人们与刘文彩比较……
云散云合，历史的诡吊让人唏嘘不已。
2009-8-7于城北天开居
《大地主刘文彩》，笑蜀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1版。
320千字，38•00元。四川省图书馆藏书。
《大地主刘文彩》读后感(三)：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刘文彩翻案很荒唐zz
“刘文彩为主的刘家地主，第一修万成堰，受益者为数县农民；第二出资修公路但不收过路费；第三创办文彩中学，受益者为数千贫家子弟；第四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属于清水袍哥，且有一定现代化改造，尤其公益方面贡献较大。那时的地方实力(派)，还是要对父老乡亲负责的，哪像今天。”…[详细]
这是微博上流传的诸多关于“刘文彩真相”的一则比较“权威”的段子。这段子是真的吗？刘文彩，应该被翻案吗？考诸史料，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案，不值得翻，也翻不过来。
刘文彩发家靠的是枪杆子和烟杆子，而不是勤俭持家
为军阀兄弟刘文辉聚敛财产，是刘文彩一辈子最主要的工作
刘文彩最发达的时候有多少财富？据《大公报》1949年3月8日刊登的一份1948年的统计称，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位居第33位；常见的数据，则说他名下有8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当然，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
如果不是刘家老六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混出了名堂，混成了仅次于刘湘的四川第二号军阀，刘文彩很可能一辈子都会呆在大邑县做他亦农亦商的小本生意。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冬，35岁的刘文彩走出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稍后，他又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再往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十年间最主要的工作。
在刘文彩治下，川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32年已将辖区的赋税征收到1957年
从1922年到1931年，十年间，刘文彩先后担任过叙府百货税捐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路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叙南清乡司令，统管81个县(当时四川全境共146县)税收，成为赫赫有名的“川南王”。为了保障这一财政大权，刘文彩在叙府期间，还实际掌控着一个混成旅的兵力。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交际，刘文彩在叙府可谓不遗余力。当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叙府一地，据宜宾文史资料室收集的旧税票和老年人的回忆，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妓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有些名目闻所未闻，故而，宜宾当日民间曾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毛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比如，当时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四川其他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四川省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保存的税票，刘文彩1932年离开叙府之前，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57年的田赋，和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鹅城一模一样。
官商一体，大搞投机垄断贸易敛财，“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
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在叙府期间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
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里说：刘文彩初到叙府，用5万大洋兴办的企业“义和”银号，“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1925年，“义和”改名“人和”，“‘人和’规模极为庞大，‘义和’时代本金最高不过十万元”，‘人和’开张本金即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总部叙府，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笑蜀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阳光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是不是做的“阳光生意”？编辑没有见到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史料。但刘文彩的“生意”在1928年迅速转向为“不择手段地捞钱”，则是笑蜀也承认的事实：“至此，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刘文彩是怎样通过投机不择手段地捞钱的呢？据曾参与刘文彩1928年“企业转型会议”的目击者的回忆，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
为刘文彩翻案的理由，其实都存在着史料回避问题
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为刘文彩翻案的资料，其内容基本都是刘文辉1932年战败退居西康，刘文彩退出叙府回到安仁镇后的事情。如开篇所引微博谈及的四件事：“第一修万成堰，受益者为数县农民；第二出资修公路但不收过路费；第三创办文彩中学，受益者为数千贫家子弟；第四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属于清水袍哥，且有一定现代化改造，尤其公益方面贡献较大。”
难道，刘文彩的一生，真的可以以1932年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吗？前一阶段在叙府祸国殃民，后一阶段回大邑恩泽乡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下面，编辑尝试将上述四个理由的历史背景补充完整。
修万成堰有仗势欺人的因素，有受益的农民也有受害的农民
据《大邑县志续编》记载，万成堰开始修筑的时间是1931年春，刘文彩当时尚在叙府，并不是主事之人，而只是参与者。县志的记载里没有提到刘文彩，只提到了他的大哥刘升廷和六弟刘文辉：
“民国20年(1931)春，刘升廷在其弟刘文辉的支持下邀约崇庆县中和乡绅等在安仁镇商讨开凿新堰事，商定从崇庆县桃子湃凿渠开堰引水，由受益户自带工具，于4月17日这天万人出动，开堰引水入桤木河。一条宽、深各10米，长10余里的新堰一天就完成了，取名万成堰。同年9月，这条堰又加宽4米。桤木河增加了水量，不仅安仁镇的大片农田解决了缺水之患，临近的唐场、韩场、邛崃县的傅庵子和新津县的一部分共10余万亩农田均受其益。”
该堰修筑成功的关键是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没有刘文辉的命令和威势，这座堰是修不起来的。因为这座堰使大邑县大量农田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引水之处崇庆县百姓的利益。刘文辉得势之日，崇庆县的豪族袍哥地主忍声吞气，刘文辉战败之后，1935年就发生了崇庆县济民场袍哥舵把子雷绍华建碾，将万成堰水引入济民堰，随后与大邑县争斗发生血案的事故。可见该堰修筑之初，实有仗势欺人的因素在其中。
再者，刘文辉出面，刘氏家族出头组织修筑万成堰，其动机其实是很明显的。刘家上辈不过薄田数十亩而已，直到刘文辉发迹，刘氏兄弟才开始在大邑及附近各县大量置办田产，据《四川农村60年经济结构之变迁》一书的统计，“在刘湘、刘文辉、刘文彩等刘氏军阀的老家大邑县，军阀官僚出身的地主也占到了地主总户数的49．9％，并占有该县地主所拥有田地总量的80％”。刘氏家族在大邑占有土地如此之多，而大邑素来又以缺水著称，如此，就不难理解刘文辉何以会在自己政治生涯最顶峰的1931年，出面来修筑这样一条万成堰了。
修公路确实便利了百姓，但这并不是刘文彩的主观目的
刘文彩修公路是怎么回事呢？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一进庄园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辆福特轿车，解说词说是刘文彩为了自己的轿车能开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又不是挥霍公款）。这个谎言很不高明，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实是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一九四八年刘文彩才买了一辆二手吉普车。现展出的福特车刘文彩从来就不曾有过。在一九四九年刘文彩病重期间用的小轿车都是刘文辉借的。不过安仁过去确有一辆类似的轿车，那是一九四六年刘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要来供‘文彩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们使用的，刘文彩本人从未享用过。主管部门弄来这辆车其实是为了诋毁刘文彩在抗战时期为国为民修公路的业绩。”
这段替刘文彩洗白的文字，存在着许多问题。编辑查《大邑县志》第二章《陆路、桥梁》篇，没有找到任何“刘文彩修筑大邑到成都的公路”的记载。据县志记载，1930年大邑县才借了四川省政府修筑“成温邛简易公路”的东风，县境内有了一段20公里的公路。这条路属于省道，记录翔实，其修路款项筹集的办法是“随粮附征经费”。也就是说，“大邑到成都的公路”，是四川省政府出面修筑的，与刘文彩没有关系。倒是另一条属于县道的“大新公路”——1931年到1934年间，大邑县用同样“随粮附征经费”的方式，修了一条从大邑到新津的简易公路——可能与刘文彩有关，因为这条公路途经刘文彩所在的安仁镇，刘文彩理应斥资参与修筑。
除此之外，编辑没有找到其他可能与刘文彩有关的修筑公路的史料。网络上流传的“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实是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其实并不正确，《大邑县志》很明确地记载，至少在1934年，成都到大邑已经有省道，大邑县城到安仁镇有县道。笑蜀《刘文彩真相》里也有一段刘文辉1942年3月开车回安仁镇省亲的记载：
没有任何刘文彩主动积极为民众修筑公路的记载，但这些公路带给刘文彩本人的好处，则不可低估。刘文彩长期居住在安仁镇，以“公益协进社”控制川西，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
“(刘文彩)常常以‘地下首脑’、‘幕后首脑’的身份，凌驾于地方合法行政首长之上，对他们颐指气使。对刘文彩的这种自命，地方合法行政首长没有谁敢不默认。大邑县和附近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必须先去安仁镇向刘文彩‘报到’，每逢安仁刘氏家族有重大庆典，必须送礼致贺。《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公益协进社总社所在的同庆茶楼，简直像个小朝廷，‘一年四季，这里都是车水马龙，各路码头的袍哥大爷，四面八方的恶霸地主，三山五岳的流氓上匪，还有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军阀政客，都云集‘小朝廷’里，向‘土皇帝’刘文彩请安上寿，察报请示’，这段描写基本上是实情。刘文彩进人了他一生中权势最盛的又一个巅峰时期。刘文彩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国中之国’。”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一条贯通成都、大邑和安仁镇的公路，对刘文彩这样一个“土皇帝”是多么重要了。不要说没有刘文彩修筑“大邑到成都的公路”的记载，即便是有，即便是他真的不向老百姓收过路费，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恩泽乡里的仁义之举，安仁镇是刘文彩坐镇之地，是川西政治的中心，没有任何人比刘文彩更需要一条直通成都乃至雅安的公路。
“公益协进社”不是什么公益组织，而是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政府
刘文彩一手创办的“公益协进社”是不是一个“民间自治组织”？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聚拢了10万袍哥，拥有1万多条枪的非政府组织。没有哪个民间自治公益组织需要拥有如此这般的武装力量。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刘文彩创办的公益协进社属于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刘氏家族的一部分，是为了呼应在西康的刘文辉势力而创建。刘文彩主持的公益协进社，与刘文辉的势力是相辅相成、两位一体的关系”。换言之，“公益协进社”是刘文辉维持其在西康的军阀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冠以“公益”之名，但和民间公益自治组织有着天壤之别。
学者王方在《1940年代川西袍哥团体研究》中说：“在成都市档案馆中，笔者找到了一份档案，它是探子向警察局报告公益协进社成立当天的情状。在档案中，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刘文辉与公益协进社的关系，认为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幕后支持者”——可见，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后台，刘文彩是该组织的实际操纵者，是当时四川政坛人所皆知的事情，没有人把它看作什么真正的“民间自治组织”。
文彩中学在洗白“公益协进社”的诸多举措当中最为出彩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大邑和安仁镇的民众何以至今，仍对刘文彩当年的统治怀抱好感了。民众可以不在乎这种好感的前因后果，但为史者不能不在乎，不指出，而仅仅简单化、脸谱化地据此将这个在家乡安仁镇搞了不少公益事业的刘文彩，视作什么“开明乡绅”——如前所述，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著名的文彩中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文彩中学和“公益协进社”之间的关系，从1942年8月公益协进社的开山典礼上副社长刘体仁的讲话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白，刘体仁说：
“今天公益协进社正式成立，这是全安仁镇的盛事、庆幸事。这是刘总办的德望所致。数年来，总办对地方作了许多好事，有的多年纠纷，经总办一言数语即解；本息事宁人之愿，总办不吝垫钱垫米，济贫扶困。有好多本不该发生的事，然而却蕴藏着一场人祸，由于总办的关系，都化为无形。过去，我们安仁镇人的子弟读高中，要徒步涉水到成都，明后年就近在咫尺了。这是总办为地方造福培养人才的一大善举。体仁泰居荣位，愿大家在总办领导福荫下，和睦团结互助，共同协助政府，促进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群策群力，造福桑梓，为幸为盼二(刘有江：《解放前安仁公益协进社》〔未刊稿〕，转引自笑蜀《刘文彩真相》)”
公益协进社是刘文彩、刘文辉兄弟1940年代的一件头等大事；从刘体仁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彩中学则是公益协进社成立之后的一件头等大事。这件事情办得好不好，办得有没有社会反响，直接决定着公益协进社的生死存亡，而公益协进社的生存死亡，则直接关系到刘文辉在西康的独裁统治的生死存亡。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刘文彩耗费在文彩中学上头的巨大精力和巨大财力了。文彩中学从1941年到1944年，总共修了三年多；即便在今天看来，刘文彩当年建造的文彩中学，耗资之巨，建筑之宏伟，仍然远远超出了一般中学的规模；在延请师资上，刘文彩同样不惜血本。这样巨大的投入，最终换来的是丰厚的政治资本。1945年3月的第一届开学典礼，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负责人黄季陆等政界名流均送来贺辞、贺匾，前来参加典礼的本省名流则数不胜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则发表了现场演讲，赞叹文彩中学无论在规模和形式，都属于全川第一。
地方乡绅兴学办校，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刘文彩办文彩中学，显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在大邑乃至川西，刘文彩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刘文彩，作为西川地区的“太上皇”，办学本是他的职责之所在；其二，刘文彩创办的“公益协进社”，其章程中本就有文教这一项，刘文彩既然是“公益协进社”的主持人，百姓们又大都出钱加入了该社，那么为社员们出钱办学，本也是“公益协进社”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刘文彩把这件事情做出格了，下了血本，最后把它办成了一出社会热点事件，并转化成了自己兄弟的政治资本。这不能不说，是刘文彩的精明之处。
结语：为刘文彩翻案很荒唐
确实，特殊年代里用来宣传的那些水牢、收租院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否定了这些，并不足以替刘文彩翻案。刘文彩在今天的被洗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这些荒唐，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几条：
1、错拿刘文彩来为地主翻案。地主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杨奎松阅读过大量关于土改的资料之后曾说过：“在土地如此广袤和人口如此众多的庞大中国，任何一种情况都不难找到支持它的证据”，所以专题不打算讨论地主这个问题。这里要指出的荒唐之处在于：刘文彩有8000多亩土地，他是一个地主，但他这个地主，没有任何代表性，他是特例，他的背后，是黑白两道，是军阀的枪杆子和黑社会的烟杆子，这是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地主所望尘莫及的。拿刘文彩来为地主翻案，本身就选错了对象。
2、许多人在网络上、微博里把刘文彩打扮成一个温厚的开明乡绅，实际上已经犯了与当年相似的错误——把人物脸谱化。只不过当年脸谱化“恶地主刘文彩”，使用的手段是捏造历史；而今脸谱化“好乡绅刘文彩”，使用的手段则是屏蔽一部分历史，将他那些“善举”的背景统统省略。
《大地主刘文彩》读后感(四)：翻案，以史学的名义
近些年来，对历史人物的“翻案”之风，有愈见强劲之势，也引起各界的诸多关注和争议。支持者在传统史学观念的颠覆中，体会到淋漓的快感；而反对者，则长嗟世道人心之不古，愤然于那些希望把一个个“历史罪人”“卖国汉奸”挪下历史耻辱柱的努力。双方的论战，常见剑拔弩张之势。
事实上，翻案风的盛行，是对旧日以意识形态宣传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教育的反动，也是社会变迁的过程必然的伴生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起伏，自然会导致学术思潮的嬗变——从帝王将相的皇家史学，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再到现如今对昔日各种机械化的历史观念的反思和质疑，自然是大势之所趋。更何况，建国初期以来的许多所谓的“历史研究”，本来就因为诸多客观原因，必须服从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充斥着对事实的扭曲和篡改——四川省温江地委对刘文彩庄园陈列馆所做的”真人真事不必要“的批示（p22）就是明证。只不过，由于这些研究具备浓烈的官方色彩，对它们的讥议，往往只能在民间进行，以非正式的渠道传播，具有较强的草根性和通俗性，往往为某些身居堂奥之上的权威，或是权威的信徒们所不齿。这样，作为“新史学系列丛书”之一的《大地主刘文彩》便显示了它的价值。
与各类论坛中的翻案文章，或是某些通俗史学读物所不同的是，该书试图以较为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重新构建有关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刘文彩之一生的历史事实。在作者的笔下，刘文彩富裕，但远不能甲于天下；刘文彩有雄厚的官场和黑社会背景，控制着庞大的贩毒网络，但为人未必恶贯满盈。鉴于官方宣传对”水牢“和”收租院“的捏造，以及对阶级矛盾惯有的夸大手法，书中的刘文彩，无疑更接近于历史真实。而作者笑蜀通过对大量藏诸庄园陈列馆中的原始档案资料的拷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小心翼翼的还原刘文彩的本来面目，从方法论而言，无可挑剔。
有人认为，”对刘文彩不值得翻案，也翻不了案“。这一观点作为本书的书评，还是有失偏颇的。笑蜀其实并未把刘文彩作为正面人物来刻画。如果说他试图”翻案“，翻的只是被强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不实之词而已。对过去的认识，如果不能尽可能多的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而随意加以陟罚臧否，那就只是政治手段，而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了。至于某项研究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就不是个人可以断言的了。或许，作者著书的目的，有相当一部分在于通过对一位历史人物在不同视角下所展现出的多重”面目“，对”政治挂帅“时期的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观念进行思考，并尝试描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部军阀和黑社会团体相勾结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本书部分体现了”微观史学“的特征——这也正是”新史学“之”新“的所在。
当然，本书作为史学研究专著，也并非无可挑剔。作者在为刘文彩辩诬时，对材料的考证过程比较清晰，引注也较为翔实；而在描述刘文彩的生平事迹时，对史料来源则往往语焉不详；而且，作者过于注重口述史料，而田租、地契、资产清单、帮会文献等其他第一手史料的发掘，不知是否因搜集过于困难，总给人以未尽之感。此外，书中也存在着一些细节在文字或校勘方面的粗疏。不过，总体而言，此书在可读性和启发性上，都不失为一部佳作。
《大地主刘文彩》读后感(五)：一段歪曲的历史、一副宣传的工具
几点感想：
1、这是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书。还原了一些历史，也生动揭露了文革时代的种种乱象。
2、关于刘氏家族。的确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军阀、地主、资本家的家族集团，刘门一家，各有特点（比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文渊、刘湘），但又能一定程度上顾及大家族利益。
4、关于历史和政治。史学家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特别是权力的历史，远有司马迁受残体之苦，近有吴晗受批斗之死。因为政治和历史的结合，往往会让历史失去本来的面目，至少会站在了片面的角度上。
《大地主刘文彩》读后感(六)：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大地主刘文彩》这本书是“新史学”系列里的一本。看过之后，头脑中只有震惊和感慨。总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读了这本书之后，才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一个带血的、充满黑色幽默的感性认识。
1、刘文彩其人
首先，这本书并没有去讲刘文彩到底是不是个坏人。因为从来就没有那种非忠即奸、非好即坏的人存在过，这种人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宣传之中。当然这种宣传好不好，会不会影响人的判断力，又另当别论。从书里来看，刘文彩就是个军阀的亲戚，为了帮助当四川军阀的弟弟刘文辉经营财政做了很多当时军阀及政客常做的事情，比如滥征税、卖毒品等，当然作为一个有钱人，也给乡里做过些实事，比如建学校、帮助修水渠等等。这是个好事、坏事都做过的人。他利用自己的勤劳挣过钱，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弟弟的武装鱼肉过老百姓。这些事情，在我看来属于当时一个大地主很正常，也并不矛盾。他有功，我们该奖励，他有过，我们该惩罚。但关键是我们凭什么来奖励、惩罚他？
2、国家机会主义的后果
对刘文彩或者说类似他身份的人怎么来评价，怎么来奖惩，应该依据什么？最高的原则应该是宪法。可惜，我们的宪法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刘文彩的坟被狂热的民众挖了，为他守墓的老人看不过竟然活活气死，因为从来没有挖人坟墓的道理。刘文彩的族侄刘元琮，起义将领，土改时不愿在批斗会上受辱，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川西农民有偏差”后，服毒自尽。刘元琮的老婆在刘死后被关到1983年才被放出来•••••••我说这些目的就是要说明，我们中国人好像有种惰性，总是在规矩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或者说规则对自己行为造成的机会成本最小时）才会去遵守规则，规矩要是对我们的行为束手束脚的时候（或者说规则对自己行为造成的机会成本最大时）就不去遵守。往大了说就是整个国家都有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的倾向（这是借用杨小凯的词，不知道是不是他发明的），只要能够快速达到党和政府的一些目标，我们就可以绕过一些规则，走捷径（我们真聪明啊）。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法律、宪法的践踏，使这些神圣的东西公信力受损（其实我们在制定宪法等法律的时候，走的‘捷径’也不少，比如对物权的规定等等）。回到这本书，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刘文彩及其家族的评价和对其揭露的罪恶，有多少是能拿得出的真东西呢？就为教育老百姓，让老百姓知道地主的罪恶，各种各样的罪恶都可以往刘氏家族上面加，各种各样的谎言可以正气凌然地重复几十年！老百姓还是真是好愚弄啊。社会主义社会是讲人权的，讲民主、讲法制的，不然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走过了一段扭曲的路子，一段让我们难以启齿的年代，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也必须反省我们路线、政策上的错误，不能让我们的国家再被折腾了。真正的党员必须思考这些，找到我们党出问题的根源，为全中国人民的幸福奋斗。
3、掘人坟者，其坟必为人所掘
再谈谈对国家机会主义的想法。我们一直在比较中国和印度建设速度的关系。我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中国要修一条高速公路，可以在短短一两年内通车，而印度光是摆平高速路沿线的农民就要花10年，所以印度总是发展的那样慢。因为他们有太多的问题在讨论，因为他们没有雷厉风行的政府。我在此无意于讨论中印两种做法的好坏，因为我所知道的信息太少，一旦信息不完全，所做的判断肯定有偏差。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背后有太多的强拆、强占、强••••••。这都是国家机会主义在作怪，因为政府如果要老老实实和老百姓打交道，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要浪费多少宝贵的“建设时间“，反正推土机在我们手上，那我们就推，推它个高速发展的中国出来。我们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群体性事件，可能大部分都和国家机会主义有关吧。看看广东的乌坎事件，面对团结强硬的老百姓，国家机会主义还是会碰钉子的。法制化，我们任重而道远。
4、还有多少个刘文彩
老百姓不笨，这就是为什么文革会在林彪摔死了之后进入了衰退。要启发民智，就必须用一种坦荡的胸怀来面对历史，来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那些不为人知的刘文彩也该被放出来透口气了。
2012年4月9日深夜完成于汉
《大地主刘文彩》读后感(七)：《大地主刘文彩》
对建国后30年里的反思书籍历来比较吸引人，但也总有两个相反方向的顾忌，既可能被作为新一轮的宣传，又可能矫枉过正。这个时候，我要引用杨奎松先生在《开卷有疑》中的观点，即所谓的拨乱反正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顺带的效果，而从来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这是最为中肯的意见。因而，在阅读这类书时我也会谨慎很多，如若书中出现不少情绪化很浓的句子，我便会觉得反感。所以更需要一些权威的推荐。我感觉好，在于我的心态一直保持平稳。这本书，虽然明显煽情的地方不少，却也能读出作者的力求克制。
刘文彩这个名字，在文革期间家喻户晓，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大地主”，出现在父母的小学课本里，是被用于阶级斗争教育而“苦心经营”出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他在中国历史上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绝不会因为地主的身份而遗臭全国，而最多会因为文彩中学享誉大邑县。作者试图还原他的本来面目，同样是因为他太具有代表性，刘文彩的生前经历原本在那个动乱年代不值得大书特书，即使他在暮年多多投入公益事业，接济乡里，筹办中学，但读来仍旧过于普通，因而书的内容也就显得比较单薄。我的感觉是，他值得一个澄清，但无需大书特书，因为就连作者也说，政治运动大戏拉开的时候，他已经去世，灾难都降临到了与他有关的人头上，而他的出名则恰恰是在他死后，他的后半生是个少有的开明地主，但也仅止于此，再过多地刨根究底，似无必要。因而，为刘文彩立传，对于已经淡忘他甚至从来不知道他的人（这部分人越来越多）来说，意义不大，况且对于他的生平，大部分的引用都不能称为史料，而多是回忆和传言。但从文革中走出的人，心里总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希望重新认识那些年，作者正是这样。
现在读了一点书，想是了解的多了一些的，但愈发不敢用三言两语解释这解释那了，往往心里多想一想也不外露，因为有太多支流汇总，错综复杂的原因，大大小小的原因，多想到一点就心满意足，而不求全。过去的历史，我指的是在一个人出生之前的历史，真的很重要吗？或者说，它们真的需要去主动探求吗？还是只需要现成的师友的耳濡目染就已经够用？这有时困扰我，依然记得顾森在自我介绍里，在讨厌一栏的关键词里，有历史二字，我好像会理解这是为什么。我渐渐觉得，就算是文革，和现在的我们关系也并不大了，况且那段历史原本就可笑而毫无价值（按我读《问史求信集》的经验。。。），我们何必还要花时间去读呢？特别是去读一些史实呢？我想，读一些思考多于记叙，思考多于史实考证的书，应该是我得方向。不过任何一本好书都会充满价值，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方面，比如这本书，除了一些故事我觉得没有必要外，许多那个时候四川的风土人情我却感受到很多的，不用功利，爸爸今天问我，你读这么快，能记住吗？我说，只要读着开心就行啊！这就是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