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是一本由爱新觉罗·溥仪著作，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6.00元，页数：50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一)：【一些摘录】
【同治之死】
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的，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和的日记也有记载）。按理说天花并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病中受到了刺激，因此发生“痘内陷”的病变，以致抢救无术而死。据说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失声哭泣。同治劝她忍受着，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治，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竟闯下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吓得昏厥过去了，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同治一死，慈禧把责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下令限制皇后的饮食。两个月后，皇后也就被折磨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还不消，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崇绔的侍郎职位。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痛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以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法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诚惶诚恐的祖父】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我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同治给东太后请安，还留下说一会话，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治亲政时，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和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我祖父立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从那以后，在我祖父的经历上，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一方面是慈禧屡赐恩荣，一方面是祖父屡次的辞谢。光绪入宫的那年，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才接受的。这以后几年，他的惟一差使是照料皇帝读书。他于得兢兢业业，诚惶诚恐，于是慈禧又赏了他“亲王双俸”、“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大臣，慈禧太后又命军机大臣们，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这等于给了他更高的职务。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如果结了婚，太后理应归政。这是慈禧极不情愿的事，于是就在光绪婚前，由奕囗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清朝创建新式海军，奕囗接受了这个重任，海军初步建成之后，他须代表太后去检阅，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因为这位李莲英大总管是慈禧的心腹人。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这种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之中，连家里的陈设上也带着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命名书斋为“退省斋”。书斋里条几上摆着“欹器”①，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子女的房中，到处挂着格言家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其实问题不在钱财，而是怕招灾惹祸。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没有具体对象的被告，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子，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宫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发生了他预料到的事情。光绪十五年，河道总督吴大澄上疏请尊崇皇帝本生父以称号。慈禧见疏大怒，吓得吴大澄忙借母丧为由，在家里呆了三年没敢出来。
①欹器亦叫做敧器，苟子《宥生篇》云：“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敧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日：‘此盖为宥坐之器。’（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戒，或曰宥与侑同，即劝。）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敧，中则正，满则复。’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复，虚而奇攴。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复者哉！’”
【登基】
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能够模糊地记得一点。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那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慈禧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被我一把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嫫嫫！要嫫嫫！”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大典在太和殿举行。所谓登极，就是我父亲扶着我坐在宝座上，接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朝贺。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礼(在大典上他们站列两侧，不便与文武百官一起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又把我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的时候，这就超过了我的耐性的最后限度，这就难怪我不放声大哭。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而文武百官行的是三跪九叩礼，磕起头来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文武百官可就窃窃私议起来了。“王爷怎么可以说什么‘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啊？”……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人人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事实上，真正的感应不是来自偶然而无意的两句话。如果翻看一下当时历史的记载，就很容易明白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们的忧心忡忡和忌讳百端是从哪里来的。只看《清鉴纲目》里关于我登极前一年间的大事提要就够了：光绪三十三年，秋七月。广州钦州革命党起事，攻陷阳城，旋被击败。
冬十一月。孙文、黄兴合攻广西镇南关(现改名睦南关)克之，旋败退。
三十四年，春正月。广东缉获日本轮船，私运军火，寻命释之。
三月。孙文、黄兴遣其党攻云南河口克之，旋败退。
冬十月，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起事，旋败死。这本《清鉴纲目》是民国时代编出的，所根据的史料却主要是清政府的档案。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字样，我发现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正是那些埋怨大典煞风景的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到了宣统朝，事情就越加明显。后来起用了袁世凯，在一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呈现在宣统一朝来了。
我在不知不觉中做皇帝的第三年，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皇朝最后的惊涛骇浪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保留在我记忆中的有这么一点印象：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而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莫名其妙，纳闷他们哭什么，殿里除了我们三人别无他人，安静得很，甚至胖老头抽鼻子的声音我都听见了。他边抽缩鼻子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皇帝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事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大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他给北洋军下了部署，把民军手中的汉阳攻克了，然后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有人对他也有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他也有了朋友。北洋军攻下了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就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政府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来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经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立刻得到释放，他也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后更是一拍即合，汪精卫与袁长公子克定结拜为兄弟，从而变成了袁的侄辈而兼谋士，自然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动态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在那边又有很大一部分人把袁世凯又看成了自己的希望，后来更被更多的人看成是实现共和的根本依靠。袁世凯自从有了这些新朋友，加上在北京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他就成了多方面行情最清楚的人了。当然，这一切都并非出自偶然，不妨说是他在洹上垂钓两年多的成就。
袁世凯就是这样左右逢源地回到了北京，不到一个月，先通过奕在隆裕面前玩了一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了王位，退归藩邸。然后，以接济军用为名把隆裕的内帑挤了出来，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压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就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是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所以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的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民方提出实行共和的要求，他坚决主张君主立宪制。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绝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肃然回答：“您放心，我还要设法保全它!”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听了这事，高兴起来了，说：“袁宫保决不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只达到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还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方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问题，自然是使皇室大感震动。
原来袁世凯这时在民军方面的朋友，已经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特别是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非立宪党人出身的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作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苦心经营梦寐以求的理想，何况他已经察觉了退位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饶不了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正在考虑间，这时孙中山就任了临时总统之职，他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以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的突然变化的由来。
【遗老遗少】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著名的绰号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至于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们也认为是最难得的“殊荣”。那些官职较低或者在前清没有“前程”，但又没有王九成那种本钱，走不进紫禁城的人，如当时各地“商绅”之类，他们另有追求的目标，这便是等而下之求遗老们给死了的长辈灵牌上“点主”，写个墓志铭，在儿女婚礼上做个证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犹太人哈同的满族籍夫人姬陀罗，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状元刘春霖，以重礼聘到上海，为他准备了特制的八人绿呢大轿，请他穿上清朝官服，为她的亡夫灵牌点主。类似的举动也发生在当时一位所谓新文士、洋博士的身上。我十五岁时由于听庄士敦师傅的介绍，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璧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老实说，这和我挨个儿传见太医时的心理一样，不过是好奇而已。有一天，在我这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这次会面情形预备后面再谈，这里我要提一下在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
【庄士敦】
庄师傅教育我的苦心，我也逐渐地明白，而且感到高兴，愿意听从。他的教育不只是英文，或者说，英文倒不重要，三年间我只不过学了一部英文四书和一本童话书，他更注重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English Gentleman(英国绅士)那样的人。我十五岁那年，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摞西装来。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的系在领子的外面，当走进毓庆宫叫他看见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后来他说：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的不是绅士，是……”他转头对溥佳说，“我不希望你像个Beggar boy(乞儿)!”
“假如皇上将来出现在英国伦敦，”他常对我说，“总要经常被邀请参加茶会的。那是比较随便而又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大都是星期三，在这里可以见到贵族、学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会见的各种人。衣裳倒不必太讲究，但是礼貌十分重要。如果有人喝咖啡像灌开水似的，或者拿点心当饭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当当地响，那就坏了。在英国，吃点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饭……”
尽管我对庄士敦师傅的循循善诱不能完全记住，我经常在吃第二块点心的时候就把吃第一块时记住的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化学糖果和茶会上的礼节所代表的西洋文明，还是深深印进了我的心底。从看欧战画报起，我有了看外国画报的爱好，我首先从画报上的广告得到了冲动，立刻命令内务府给我向外国定购画报上的洋犬和外国皇冠上那样的钻石。我按照画报上的样式，叫内务府给我买洋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把紫檀木装铜活的炕几换成了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里弄得不伦不类。我按照庄士敦的样子，大量购置身上的各种零碎：怀表、表链、戒指、别针、袖扣、领带，等等。我请他给我起了外国名字，也给我的弟弟妹妹们和我的“后”“妃”起了外国名字，我叫亨利，婉容叫伊丽莎白。我模仿他那种中英文夹杂着的说话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读者用这种话来交谈：
威廉姆(溥杰的名字)，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们来，hear(听)hear外国军乐!”
说的时候，洋洋得意。听得陈宝琛师傅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似的。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产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的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中国的丝弦我就更觉不能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这才明白脑袋后的这东西确实不雅观，立刻毫不犹疑地把它剪掉了，和谁也没商量。
顺便说一下，那次剪辫子的影响真是不小。从民国二年起，民国当局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辫，也劝说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都非常和婉，更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主要的还是希望劝说旗人执行，因为有许多人借口在宫中当差而拒绝剪辫。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作为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没想到庄士敦教了我不到一年，我就首先自己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工夫千把条(除了几个内务府大臣和三位中国师傅)的辫子全不见了。如果把间接影响算上，还不只此数。因为溥杰、溥佳和毓崇回家之后也借口奉旨剪了辫子，这在各王府里也造成了影响。归根结底，这还是庄师傅的作用。
那次剪辫子惹得太妃们痛哭了一场，老师们也闷闷不乐，各地的遗老们知道了也少不得有人流泪叹气，因为头上有个辫子和紫禁城有个皇帝，同样是具有最大象征意义的事情。庄士敦的出现，一下子给去掉了一半，这还不算，后来他又建议让皇帝迁出紫禁城，搬到颐和园去住，有些遗老简直给他气疯了。最让内务府大臣不满的是，庄士敦还建议派精明的汉大臣参加内务府，而庄士敦经常把听来的关于内务府里有人和外面的古玩商勾勾搭搭的消息告诉我，内务府也能猜得到。这些事造成了内务府的司员们对庄士敦越来越不满意，但是又没办法，因为一则内务府大臣们舍不得丢掉这个保险票，一则他越来越受我的信任，即使有人想把他挤走也不可能了。
那时宫内开支仍然十分庞大，而民国供给的经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为了筹办经费，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和抵押。我逐渐地从庄士敦这里，也从一些报纸的隐晦的消息里知道里面有鬼，至少是售价很吃亏。我对于这类事本来不操心，不过有一次我听说要卖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起了疑心，才想起要过问一下。我想起了庄士敦说过，内务府拿出的金银制品如果当做艺术品来卖，都是有很高价值的，可是听说每次都是按重量卖，吃了很大的亏，除非是傻子才这样干。我把内务府的人叫来问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一听说，果然是按重量卖的，我立刻大发脾气：
“这除非是傻子才干的事，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
【结婚】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这就是要“钦定”一下了。同治和光绪用的办法，是把候选的姑娘们都找来，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又有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溜挑来挑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当然，过去未婚的皇帝这个做法也不能证明婚姻是完全由他自主的，慈禧就因为同治选的皇后不称她的心，到光绪选后的时候，便硬作主张，强使光绪不得不选了她的侄女那拉氏(隆裕)。所以，光绪的“自主”，不过走个形式。我这次选“对象”，太妃们本想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再向我授意的，可是她们争执不下，结果倒达成临时协议，要让我自己做主挑一个。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来，一共是四张。这四位姑娘的玉容，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模样，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桶子似的身段，脸部很小，实在也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也只能比一比谁的旗袍花色特别些。我那时既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我不费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12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非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不可，理由是文绣家贫寒，长得也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得很美。这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吧。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依然没走什么脑子，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对我来说：“既然皇上已经圈过文绣，她是不可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给我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这也是真的，中国皇帝历代也没有听说谁只有一个老婆，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我也答应了。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也没有什么陈设，三分之一的地方叫炕占去了。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连新娘子是什么样子也没兴趣看了——屋子又暗得很，也实在看不清楚。她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这个凤冠霞帔浑身闪着像碎玻璃似的反光，一声不响的“皇后”，令我觉得生疏得很。我又环视一下这个很不习惯的环境，不由得十分闷气。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起了我的养心殿，我开开门，回去了。
我回到了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我有了一后一妃，是成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还有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宫里想些什么？我都连想也想不到。当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正为这些空前的声势、民国当局的怂恿和外国人的观礼而欢欣鼓舞幻想万千之际，我想的只是这类念头：
“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自己亲手要恢复我的祖业!”
【内部冲突】
自从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王公大臣们的眼里逐渐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到了我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的幻想和举动，越发叫他们感到离奇而惊恐。我今天传内务府，叫把三万元一粒的钻石买进来，明天我又申斥内务府不会过日子，只会贪污浪费；我上午召见大臣，命他们去清查古玩字画要当天回奏，下午我又叫预备车辆去游香山；到了规定的节日里，我对例行的仪注表示了厌倦，甚至平日的八人大轿我也不爱乘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的门槛，叫人统统锯掉。这种种举动都像忘掉了帝王的尊严，另一方面，我可以为了一件小事，怪罪太监对我不忠，随意叫敬事房笞打他们，撤换他们。这些举动还算好，王公大臣们的神经还能应付，最叫他们受不了的是我一会儿想励精图治，要整顿宫廷内部，要清查财务，一会儿我又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在我结婚后三个月，我竟然企图不告而别，溜出紫禁城。这些举动简直把王公大臣们闹得整天心惊肉跳，辫子全变成白的了。
当初邀请外国人来当我师傅的时候，在一部分王公大臣中间，本来也想到我出洋的事。在我结婚后接到的奏折、条陈里，也有不少遗老提到这个主张，但到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了。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了同情的还是根本就反对的，也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了绝望或是仍不死心的，嘴里都在念叨着这个优待条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优待条件对他们每个人说来是最为宝贵的，尽管四百万岁费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但剩下“帝王尊号仍存不废”这一句话。反对我出洋的是怕我丢掉这个尊号，同情我出洋的也把出洋时机放在实在保留不了这个尊号以后。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留住这小朝廷，对恢复祖业未绝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对于已绝望人也还可以保留他自己的饭碗和已得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价值不说死后的恤典，单看看给人点主、写墓志铭的那些遗老的生荣也就够了。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之处，在于我首先就不相信这个优待条件能保留多久。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对可能发生更大的危险都敏感得多。自从新的内战又发生，张作霖败退出关，徐世昌下台，被张勋赶走过的黎元洪重新上台，我就觉得危险突然逼近前来。我想到的是新的民国当局会直接加害于我，问题已不是什么优待不优待了。何况这时又有了某些国会议员主张明文取消优待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现状今天可以维持下来，又有谁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明天是什么样的军人上台，后天是什么样的政客组阁呢？我从许多方面——特别是庄士敦师傅的嘴里已经有点明白，这一切政局的变化，没有一次不是列强在背后起作用，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找外国人去呢？如果等来了一个和我势不两立的人物上了台，再去找外国人是不是来得及呢？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犬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数到朱由检煤山上吊，没有人比我对这些历史更熟悉的了。
当然，我没有向王公大臣重复这些晦气的故事，我这样和他们辩论：
“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叫民国先取消优待的好。”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各国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助我们说话。”
“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到外国去？难道他们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
尽管我说得很有道理，他们还是不能同意。我和父亲、师傅、王公们的几次辩论，只产生这个效果：他们忙着赶快筹办“大婚”。
我所以着急要出洋，除上面对王公大臣说的理由之外，另外还有一条根本没有和他们提，特别是不敢向我的父亲提，这就是我对我周围的一切，也包括这些王爷在内，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还是在我动了出洋的念头以前就发生的。自从庄士敦入宫以后，由于他给我灌输的西洋文明的知识，也由于少年的自然的好奇好新的心理发展，我一天比一天觉得我的环境不舒服，觉得自己受着拘束。我很同意庄士敦替我做出的分析，这是由于王公大臣的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缘故。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他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好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我也坚决地要办，这才解决。
我所想要的东西，有的本是王公大臣他们自己早有了的东西，他们也要反对，这尤其叫我生气。比如安电话那一次就是这样。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和构造，动了我的好奇心，后来又听溥杰说北府(当时称我父亲住的地方)里也有了这个玩意儿，我就叫内务府给我在养心殿里也安上一个。内务府大臣一听了我的吩咐，简直脸上都变了色，不过，他在我面前向例没说过抵触我的话，他下去了。第二天，师傅们在毓庆宫一齐向我劝导：
“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意儿，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宗也用了吗？”
“外界随意打电话，冒犯了天颜，那岂不失尊严？”
“外界的冒犯，报上的我也看了不少了，用眼睛看和用耳朵听不是一样的吗？”
当时或者连师傅们也没明白，内务府请他们来劝驾是什么用意。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更有一大堆报纸(总有二十来种各大城市的报)，已经够他们担心的了。他们怕报纸泄露出去的清室消息刺激了舆论，又怕那些不愿叫我知道的消息，引起我对他们经济手续的追查。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都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而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倒十有九件是确有其事的，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弄得他们手忙脚乱之际，现在又要有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了力气来反对，看师傅说不服我，又搬来了王爷。
我父亲这时已经成了彻底的现状维持派，只要一切维持住，我老老实实住在紫禁城里，他每年照例拿到他的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岁银，便一切满足，因此他是最容易叫内务府摆布的人。但是这位内务府的支持者并没有内务府所希望的那种口才。他除重复了师傅们的话以外，没有任何新的理由来说服我，而且叫我一句话便问得答不上来了：
“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帝并不一样。这件事还是过两天儿，再再说……”
我想起他剪辫子也比我剪得早，电话也早安上，他不让我买汽车而他也早买了，可是一点也不顾我，我心里很不满意，就说：
“皇帝怎么不一样？我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不行，我就是要安!”我回头叫太监，“传内务府：今天就给我安电话!”
好，好，”我父亲连忙点头，“好，好，那就安……”
电话安上了，又出了新的麻烦。
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啊？哈哈……”不等他说完，我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后来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儿，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呀!”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我这无心的玩笑，倒真把他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实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没想到真是“皇上”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不过，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得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时间，我也没说多少话，不过根据我从庄士敦那里知道的一些，问问他白话文是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最后是为了听听他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纸文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不料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的背地吵吵起来了……
总之，随着我的年事日长，他们觉得我越发不安分，我也越发觉得他们不顺眼。这时我已经出紫禁城玩过一两次，这是我从借口母亲去世要亲往祭奠开始，排除了无穷的阻劝才勉强争得来的一点自由，这点自由也刺激了我的胃口，越发感到这些喜欢大惊小怪的人物的迂腐不堪。到民国十一年的夏季，上面说的几件事所积下的气愤，成为促成我出洋决心的又一股劲头，我和王公大臣们的冲突，以正式提出留学英国而达到一个高峰。
八岁开读。塾师是陈宝琛介绍的一位贡生，姓赵，自称是宋太祖的嫡系后裔，工褚字。老师常声泪俱下地讲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十三四岁，开骂民国，称革命党人“无父无君”。说中国非有“定于一”才有救，军阀混战是由于群龙无首。激发我“恢复祖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
“英国灭了印度，印度王侯至今世袭不断，日本吞并朝鲜，李王一家现在也仍是殿下……”父亲常和我这样念叨。
母亲死前对我说，“你长大后好好帮助你哥哥，无论如何不可忘记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这样，你才对得起我……”
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不到职业。听到这些，心中充满了仇恨。
十四五岁时，祖母和父亲叫我把私蓄几千元存到银行吃息钱。自己研究结果，还是送外国银行好，虽然息钱太低，可是保险。
十四岁起，入宫伴读…
十七岁结婚。她不满意我这不懂时髦的又小她三岁的小女婿。她姊姊随姊夫到日本去，她羡慕得哭天抹泪……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社会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于是溥杰就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草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等，也有钟、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赵构、米芾、董其昌、赵孟等人的真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以及马麟等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是把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总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两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毓庆宫的时候，发现了“赏溥杰单”，付印公布，其中说赏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是一点不错的(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不过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做主张，全运到了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排场】
据说曾有一位青年，读《红楼梦》时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凤姐这样人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面，好像一条尾巴似的。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小多了。《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的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或游御花园，后面都有一条尾巴。我每逢去游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我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也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蕾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丸、香薷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这个杂七夹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
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食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我人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它之所以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摆在桌子上，是因为御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做好，根在火上等候着的。他们也知道，反正从光绪起，皇帝并不靠这些早已过了火候的东西充饥。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之后，要有一名领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领班太监到了太妃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
“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香！”
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
【胃病】
事实上我小时候并不能“进得香”。我从小就有胃病，得病的原因也许正和“母爱”有关。我六岁时有一次栗子吃多了，撑着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隆裕太后只许我吃糊米粥，尽管我天天嚷肚子饿，也没有人管。我记得有一天游中南海，太后叫人拿来干馒头，让我喂鱼玩。我一时情不自禁，就把馒头塞到自己嘴里去了。我这副饿相不但没有让隆裕悔悟过来，反而让她布置了更严厉的戒备。他们越戒备，便越刺激了我抢吃抢喝的欲望。有一天，各王府给太后送来贡品①，停在西长街，被我看见了。我凭着一种本能，直奔其中的一个食盒，打开盖子一看，食盒里是满满的酱肘子，我抓起一只就咬。跟随的太监大惊失色，连忙来抢。我虽然拼命抵抗，终于因为人小力弱，好香的一只肘子，刚到嘴又被抢跑了。
我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也常免不了受罪。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怕我被春饼撑着，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蹾了我一阵。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饼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败火】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情理的哩。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多数是毓庆宫里面的那间放“毛凳儿”的屋子，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无论怎么叫骂，踢门，央求，哭喊，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这种奇怪的诊疗，并不是太监们的擅自专断，也不是隆裕太后的个人发明，而是皇族家庭的一种传统，我的弟弟妹妹们在王府里，都受过这样的待遇。
【亲人】
和我相处较久的是四位太妃。我和四位太妃平常很少见面。坐在一起谈谈，像普通人家那样亲热一会，根本没有过。每天早晨，我要到每位太妃面前请安。每到一处，太监给我放下黄缎子跪垫，我跪了一下，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太妃那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这时候太妃正让太监梳着头，一边梳着一边问着：“皇帝歇得好？”“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书念到哪儿啦？”全是千篇一律的枯燥话，有时给我一些泥人之类的玩意儿，最后都少不了一句：“皇帝玩去吧！”一天的会面就此结束，这一天就再也不见面了。
我在幼时，一到冷天，经常伤风感冒。这时候，太妃们便分批出现了。每一位来了都是那几句话：“皇帝好些了？出汗没有？”不过两三分钟，就走了。印象比较深的，倒是那一群跟随来的太监，每次必挤满了我的小卧室。在这几分钟之内，一出一进必使屋里的气流发生一次变化。这位太妃刚走，第二位就来了，又是挤满一屋子。一天之内就四进四出，气流变化四次。好在我的病总是第二天见好，卧室里也就风平浪静。
【管教】
我在四位母亲的那种“关怀”下长到十三四岁，也像别的孩子那样，很喜欢新鲜玩意。有些太监为了讨我高兴，不时从外面买些有趣的东西给我。有一次，一个太监给我制了一套民国将领穿的大礼服，帽子上还有个像白鸡毛掸子似的翎子，另外还有军刀和皮带。我穿戴起来，洋洋得意。谁知叫端康知道了，她大为震怒，经过一阵检查，知道我还穿了太监从外面买来的洋袜子，认为这都是不得了的事，立刻把买军服和洋袜子给我的太监李长安、李延年二人叫到永和宫，每人责打了二百大板，发落到打扫处去充当苦役。发落完了太监，又把我叫了去，对我大加训斥：“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还像话吗？”我不得已，收拾起了心爱的军服、洋刀，脱下洋袜，换上裤褂和绣着龙纹的布袜。
【南书房行走】
行走即是已有一定官职，又派到别的机构去办事的意思。南书房在乾清宫之右，原为康熙读书处，康熙十六年始选翰林等官入内当值，凡被选入值者，叫做“入值南书房”或“南书房行走”，这是大臣难得的待遇。
【遣散太监】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一百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是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非常精巧珍贵的古玩玉器之类的东西。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把他的所有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起来，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尽是瓷器，有的尽是名画，意大利人郎士宁给乾隆画的许多画也在内。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放精巧小件珍玩的库。这种百宝匣是用紫檀木制的，外型好像一般的书箱，打开了像一道楼梯，每层梯上分成几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是一样玩物，例如，一个宋瓷小瓶，一部名人手抄的寸半本四书，一个精刻的牙球，一个雕着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题诗绘画的瓜子，以及一枚埃及古币，等等；一个百宝匣中，举凡字画、金石、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一个小型的匣子即有几百种，大型的更有上千种。听说建福宫那边还有一种特制的紫檀木炕几，上面无一处没有消息，每个消息里盛着一件珍品，这个东西我没看见，我当时只把亲自发现的百宝匣，大约有四五十匣，都拿到养心殿去了。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派人去清点，靠不靠得住……这一连串的问题弄得我苦恼不堪。
可是不清点也不行，有多少东西都不知道，丢了多少东西更不知道。庄士敦师傅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的古玩铺又新开了许多家，哪里来的那些古玩呢？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的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
最后，我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决定清查。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
首先是盗案更多了。连毓庆宫的库房的门锁也给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也给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养心殿里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不发生一点效果，没有人承认。不但如此，建福宫的清点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这天的夜里，突然发生了火警，清点和未清点的全烧个精光。
火警还是紫禁城外先发现的。东交民巷的意大利消防队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里面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场大火经各处来的消防队扑救了一夜，结果还是把建福宫一带包括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一大片地方烧成焦土。这里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糊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象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了感谢。有一位外国太太也亲自上阵，并且在指挥中国消防队员的时候，手里的扇子也溅上了中国人的血。后来她托人把这扇子拿给我看，以示其义勇，我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这场火灾过去之后，内务府以双料的感激心情，除用茶点广为招待救火者之外，一笔“酬劳”费又花了六万元。
要想估计一下这次的损失，不妨说一下那堆烧剩和“摸”剩下的垃圾的处理。那时我正想找一块空地修建球场，由庄士敦教我打网球，据他说这是英国贵族都会的玩意儿。这片火场正好可以做这个用场，于是叫内务府赶快清理出来。那堆灰烬里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金店的人找来投标，结果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中了标。据说当时只是熔化的金块金片就捡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把这些东西捡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不少麻袋，分给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这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起火的原因和损失真相是一样地查不出来。但我疑心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过不多天，我住的养心殿东套院无逸斋的窗户上又发现了火警，幸好发现得早，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发现了，未致成灾。我的疑心立刻又发展了一步。我认为不但是有人用放火灭迹，而且还在谋害我了。
事实上，偷窃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师傅们也没有避讳这一点，而对我的谋害则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的多疑的性格，这时已显露出来了。按清宫祖制，皇帝每天无论如何忙，也要看一页的《圣训》(这些东西一年到头摆在皇帝寝宫里)，我这时对雍正的《批谕旨》特别钦佩。雍正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他曾在亲信大臣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过：“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又说对人“即经历几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这些话都深深印入我的脑中。我也记得康熙的话：“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他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祖宗们的这些训谕，被这几场火警引进了我的思索中。
我决定遵照雍正皇帝“察查为明”的训示行事。我能想出来的办法，不过是找身边小太监来打听，再有就是自己去偷听太监们的谈话。后来我在东西夹道太监住房的窗外，发现了他们对我的背后议论，说我脾气越来越坏。我听到了这类议论就更犯猜疑。在无逸斋发现火警这天晚上，我再到太监窗下去偷听，不料竟听到他们这样的话：
“这把火没准就是皇上自己放的!”
“真可怕极了!”我回到养心殿东暖阁，心里扑扑地直跳，“他们犯罪，还想给我栽赃，真太可怕了!”
这时，刚刚还发生了一起行凶案。有个太监被人告发了什么过失，挨了总管的责打，他就对告发人怀恨在心，早晨趁告发人还没起身，拿了一把石灰和一把刀，进了屋子，先撒石灰在那人脸上，迷了他的眼，然后用刀戳那人的脸。这个行凶的人被外面进来的人按倒捉住了，受伤的人送进了医院。我这时想起许多太监都受过我的责打，连师傅们也多次进谏，不赞成我这种好责打人的做法，可见受责打的太监必是怀恨我的了。他们会不会行凶呢？想到这里，我简直连睡都不敢睡了。从我卧室外间一直到抱厦，都有值更太监打地铺睡着。谁知这里有谁对我不怀好心呢？他们要是和我过不去，那不是太容易了吗？我越想越怕，为了“防微杜渐，慎之于始”，我找了一根棍子放在床边，作为应变的武器。
从这天起，棍子没有离开我的床头，但这究竟不是办法。为了安全，也防止以后太监的偷盗，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都赶走!我知道这必定又是一场风波，不首先把父亲对付好，是绝无成功希望的。我想好主意，便传命备车，到北府看“王爷”去。
不出我所料，父亲听完了我的话，立刻就表示反对。因为这是在他家里，他没有办法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师傅们商量，他的口才就更不行了，他变得更加结巴。
“这这这怎么行，这这……”
他非常吃力地讲出些零七八碎的理由，什么祖制如此咧，这些人当差多年也不致图谋不轨咧，来进行劝服。我不管他怎么劝，只有一句话，说我是打定了主意，决不更改的了。
“这这也也得慢慢商议，皇帝先回到宫，过两天……”
看他使出缓兵之计，我也拿出我的法宝：
“王爷不答应，我从今天起就再不回宫啦!”
他听了我这话，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抓头，又挠腮，又在地上打转儿，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桌上的一瓶汽水也给他的袖子碰掉地上，砰地一声炸了。瞅他这副模样，我禁不住反倒咯咯乐起来，并且从容不迫地打开书桌上的一本书，装成决心不想离开的样子，同时语气坚定地说：
“王爷答应了吧，答应了我就走。”
父亲终于屈服了。我得胜还朝，立刻传内务府……
【离开紫禁城】
这时，国民军已给我准备好汽车，一共五辆，鹿锺麟坐头辆，我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张璧、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锺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就当个平民。”
“好!”鹿锺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又说，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你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祖国效力。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如果能为国家出力，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一听“大总统”三个字，我心里特别不自在。由于我已懂得运用“韬晦”之词了，便说：
“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就得到自由了。”
这段话说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
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
【赤化主义】
皇上看看《顺天时报》。”他拿出报来，指着一条“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标题给我看。这条消息说，冯军入京以后，“赤化主义”就乘机活动，最近竟出现数万张传单，主张“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时，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二)：历史里的倒霉蛋
清朝以前，民间似乎很难知道紫禁城中的生活。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本书，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幸运。
较之于以前看到的野史、类抄，这本有当事人回忆的书无疑属于中上品质，毕竟少了口口相传过程中的主观意见及改写。
在我看来溥仪完全可以在写完伪满一十四年即封笔，后面的内容多有画蛇添足之嫌。
回首历史上，以前我们觉得当皇帝似乎是一件非常炫酷的事情，毕竟掌握着世间万物的生杀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之就是你想干啥就干啥。后来从钱穆的书中才发现原来历史上真实的皇帝不是我所主观认为的那样自由，原来皇室和政权是分开的，皇帝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象征性的傀儡，只不过像事情的两极一样，有能力权力欲皆强的明主，就有天生不是当皇上的倒霉蛋，无疑处于新旧政权交替历史中的溥仪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但凡当上皇帝的，几乎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下面的悲剧；
1、年幼登基，主少母壮，辅臣弄权。
这里典型就有一代英主汉武帝刘彻的儿子刘弗陵，即汉昭帝。8岁登基到21岁驾崩，鉴于刘彻立子杀母，昭帝不存在母壮干政，辅政大臣上官桀发动政变，好在年幼的昭帝和霍光等先发制人，平定叛乱，自己也没能成为亡国之君，不过直接导致后来霍光坐大权倾朝野，以至于由霍光一人立废昌邑王刘贺。再后来就是汉宣帝的芒刺在背了。
汉惠帝，刘邦吕后之子。这是典型的主少母壮，16岁登基到23岁驾崩，亲眼目睹自己的弟弟被毒杀、人彘等后抑郁而终，历史上也算是个倒霉蛋了，做这样的皇帝与其不做。难怪当年刘邦在泗水亭长做贺钱万后吕公非但没有责怪刘邦，反而力排众议引为上座，将爱女吕雉嫁与刘邦，后来两个儿子创业成功皆封王，幼女嫁与樊哙，不得不佩服吕公的先见之明。
还有一个就是玄烨，8岁登基，面临的就是辅政四大臣，好在玄烨隐忍直到14岁除鳌拜才得以亲政。后有同治、光绪。
2、贵为皇帝却掌握不了兵权。
历史上有名的算是汉少帝、汉献帝，先有董卓再有孟德，也算是历史上的倒霉蛋，不过献帝还好，终能善终。
3、登基就面临满目疮痍的国家。
崇祯朱由检虽有励精图治之心却也免不了亡国并自缢身亡。咸丰皇帝，继位之初面临鸦片盛行，元年，又逢洪秀全起兵。这两位也可以说是倒霉到家了。
历史上的倒霉皇帝真不少，可像溥仪一继位，这三大难题全部要面对，就算是神仙再世估计也无能为力了。
所以纵观历史，能比溥仪更倒霉的人还真没有了。
本来自己就不该当皇帝，结果当了。
当了皇帝就亡国了，有心复国，结果站错队又当了日本人的傀儡，后来还要在法庭上承认走狗政权，后又成了战犯，面临着改造，终其一生就是个悲剧。
看了这本书，你才能真正的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感同身受这个说法，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我不过是历史在滚滚向前的潮流中的天地蜉蝣沧海一粟罢了。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三)：出生便是他人生的巅峰，此后唯有一路下滑……
好厚的一本书，抱的时候有压力，读的时候有压力，现在写读后感依旧有压力。不久前看了电视剧《末代皇帝传奇》，后部分溥仪开始在狱中写自传，于是成为我购买并收藏这本书的导火线。其实早就知道这本书，好奇书中内容，对宫中的故事无法自拔。这本书有好多版本，全本、灰皮本、定本，最后我选择了全本，内容更丰富些，不过相比之下，灰定本是最早的本子，会更原汁原味些，后来的都是经过别人整理的，也就不是溥仪味道了。
这本书记录了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的前半生经历，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从中可以瞥见特定历史环境中末代皇帝的悲剧与喜剧，他的人生道路凝聚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那《后半生》呢，溥仪未能如愿完成。
看溥仪的前半生，对我来说只是两页纸，第一页是从小皇帝到日本投降，第二页是回国改造。挺讨厌溥仪这个人的，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也是挺可怜的。这个月还挺特殊，3号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在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月份特殊的节日气氛下，看这本书时的心境起伏更大。其实挺羡慕解放初期的国家氛围，特别是党员的光荣和素养，而现在太冷血了。
溥仪的一生太传奇了，就算说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特殊的一位也不为过，末代，终结，太多感慨以至让我无言，很爱这样“真实”的历史书，由经历者本人自述，不过相信在国情之下，溥仪的回忆不知有几成可以当真。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四)：我的前半生在小学里读的记忆
是外公的书,大部分我读的历史小说或者文学,都取自外公的书架.包括<<历史在这里沉思>>
那时认的字不多,外公太喜欢翻覆历史,所以经常听长辈们谈论那个时代里的事情.这本书对当时的我来说有些厚,无疑是被外公的叙述吸引了.
它被带到学校里用课余时间读,我的班主任雷老师借了去,被我索还时还相当的不高兴.
我最大的关注是里面的黑白照片,慈禧的样子不及刘晓庆演的容颜好看,皇宫的样子冷冷的,呆呆的,宠大而肃穆,溥仪穿皇袍的样子总是没有表情，婉容的样子却是温婉柔情，娇嫩迷人的，溥仪做平民的时候和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任何区别，精瘦精瘦的,他最后的妻子也比较漂亮．
关于文字，我是半点都记不得．恍惚记得它是溥仪的记忆，是他对那个朝代的理解．我只有再买一本了．
以及从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看传记了．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五)：思想的痼疾根深蒂固
第一次阅读，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溥仪结婚当晚没有和皇后婉容洞房花烛夜，倒是跑回自己的宫殿和太监们厮混。据分析，溥仪是有同性恋倾向。
第二次阅读，感触多了这么几点，我认为也是有裨益的，聊以记录：
①命运斗转星移：一日天子，万人朝拜。溥伟为自己没被慈禧太后选中而愤愤不平之时，怎能想到自己极力争取的只不过是“末代皇帝”的名号。溥仪，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又怎能想到自己的命运从此改变。
②思想的痼疾根深蒂固：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烙在人们心中的特权和等级观念，如此之深，难以转变。当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有形的封建专制制度覆灭了，无形的等级观念却遗留人心。不仅是前朝王公贵族、仆从太监，也包括普通老百姓，否则张勋复辟帝制的闹剧又岂能上演。更难以理解的是，最西化的胡适也对溥仪（末代皇帝）带有某种敬畏，溢美之词也不吝啬，借以博得皇帝一笑。
③回忆人生总比人生更理性和清晰，只可惜人生不是画画，不可以重来！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六)：我的前半生－－－薄仪
此书受老爸推荐才买来读的，老爸说他那个时候看的还是手抄本，而且还不全，现在的书做的真漂亮，还有图片
这本书买回来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放在那儿没有看，现在因为怀宝宝，闲暇时间比较多，终于看完了
这本书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所以还是很吸引人的。但不得不说，溥仪的那些口号，那些批判，有着强烈的XX色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是处在某种压力之下，或者，带有自保的心理。
看溥仪这个人，本事没多少，但是非常善于权术，很懂得察颜观色。在跟清末遗老、日本人、苏联人到后来的共产党的周旋过程中，这个人往往是不露声色、不轻易表态，说得难听点，还蛮会见风使舵的。既然在做日本人的傀儡时他能够效忠日本，甚至参拜日本的神，那他何尝不会在共产党一统天下的时候，写个这样的书来积极表示自己的立场呢？
他的一生，还蛮悲惨的，虽然身为末代皇帝，但是一辈子都生活在禁锢之中，一辈子都在坐牢。紫禁城已经是个很大的牢房了，高墙厚瓦；然后他有十年处在日本人的监禁当中，看他的描写，真是生不如死。崇祯皇帝在李自成攻进来的时候选择煤山自尽，我想他真是有气节的人；五年的苏联，十年的共产党，溥仪已经从一个青年慢慢走向了老年。他的自由在什么地方？
溥仪最大的可悲，倒不是他身为末代皇帝，或者头号大汉奸，而是他是一个不懂爱，也没有人爱的人。谁爱他呢？他的母亲早亡，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才“正式”见面。父亲对他的感情是敬畏第一，爱，只能排第二位；至于那些做大臣的，他们要辅佐他、讨好他，还有顾忌其自身的地位，那么，谁会想到在这个孩子成长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溥仪残暴的性格也不是与生俱来。令我疑惑的是，他的父亲一出场，溥仪就用讽刺的口吻来写，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始终对他的父亲怀有敌视的态度。
十年的改造，是不是真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和想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他想起他的爱新觉罗，重返故宫的时候，该是个什么样的心情，难道他真的心甘情愿接受新政府的领导？重返故宫那段，我很期待得去看，但是并没什么蛛丝马迹，他几乎是一笔带过，也看不出什么复杂的情绪。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七)：你们猜他有没有说真话？
看到附录里福贵人说他的话，觉得比他自己写的好。
觉得他说话拖着长腔，吃斋饭，看昆曲，念佛，比被改造的那个历史研究员，更像我心里的末代皇帝。
一个满清的，没落的，失意的，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照片上看，窄脸盘子，细眼睛，大牙，说不上是个隽秀的年轻人。
总之大势已去。
我看他吃斋念佛，又打趣逗闷子，又丧权辱国。
无非时势造人。
新凤霞写他在忆苦思甜的时候笑的不能自己，我觉得他是应当觉得荒唐的。
这一生颠扑凌乱。我只希望他仍做着一点虚妄的幻梦——老天，他是满族人！只希望他想透这荒唐的人生，红楼梦也未必有他曾经的气派呢，到底是皇上。也好过这满纸的兢兢业业，清清醒醒。人家散的场子多漂亮啊。
我宁愿相信他没一句思想觉悟是真话，我宁愿相信他没有什么良心，我宁愿他是时势所破，我宁愿他看破这无聊的浮生。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八)：《我的前半生-溥仪自传》读后感
《我的前半生-溥仪自传》读后感
闲人
读完这篇自传，给了我不小的震动，感触良多。
自传的前半部分写的是溥仪过去当末代皇帝、军阀时期暂居天津、后来到伪满洲国再次做傀儡皇帝期间的经历。以一个“皇帝”的视角来看那段历史，是非常独特的，其中可以见到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为了统治满洲而扶植傀儡政权的手段；遗老遗少、包括一些政治投机者的心态；英美法德等西方列企图强瓜分旧中国的贪婪。我们能看到不少欺世盗名的做法，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一些政客企图分裂中国而暗中支持所谓“土皇帝”达赖之流。
书中有一段1920年代的报摘，简直就是预言成真了：
“报载美国罗斯安吉（洛杉矶）十月四日合众社电：罗斯安吉之出版人
毕德，为本社撰一文称：世界恢复之希望（按资本主义世界从一九二九年
起发生了经济大恐慌，报上经常有谈论如何把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中拯救
出来之类的文章——作者）端赖中国。氏引英国著名小说家韦尔斯之最近
建议，“需要一世界之独裁者将自世界经济萧条中救出”，氏谓此项计划，
无异幻梦，不能实现。华德建议美政府，应考虑极端之独裁办法，以拯救
现状。第一步，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给资金，
惟一目的，为振兴中国。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
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
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
人类将受其福利云。”
“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现在不是有了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组织以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方式，确实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不少福利；中国如今也成为了世界之最大市场。
自传的后半段，讲的是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后溥仪被捕在战犯监狱中的生活。这十年间溥仪进行了劳动改造，期间参观了新社会普通老百姓的新生活，自发认识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和“皇帝”的本质，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最终改过自新。出狱后，溥仪与家人团聚，在新社会中也重新找到 “家”的感觉。后来他及亲属们都积极地投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那段时期，中国刚刚解放，社会欣欣向荣，人们信心百倍，因为老百姓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翁。那时候提倡的是实事求，做对人民有益的事。甚至这段时间在中国监狱中的日本战犯在人民的宽宏对待与见识到平等的新社会后都诚心悔过。
我想，那时候物质上中国依然并不富裕，但精神上却是文明的，消灭了剥削与压迫，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都为了建设祖国这个目标在共同努力着。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上来了，精神文明建设却迟迟没有跟上，导致现在腐败丛生，也没有健康的主流思想，一切向“钱”看，丛林法则横行。当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后，似乎被一些国家经济强国绑架了，面对不平等的现象常常忍气吞声。对于国家的命运与政府，普通百姓的信心也开始慢慢流失了。
我认为：要从新让祖国复兴，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可，要教育人们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为他人着想的人；要让大家认识到剥削与压迫别人的可耻与罪恶并鼓励与之坚决斗争；还要让大家认识到，只要正义在自己这边，一切纸老虎都不可怕，都是要失败的。
因此，我推荐《我的前半生-溥仪自传》这本书。每一位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会从中受益，认识到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人。
下面是摘抄一段：
再次参观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再次出去参观，这次参观，我们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城市，看了一个水库工地（沈阳大伙房），十八个工厂，六个学术单位和学校，三个医院，两个展览馆，一个体育宫。在哈尔滨访问了受过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灾害的平房区，晋谒了东北烈士馆。这次参观我们获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这里只想说说其中的几点观感。
我们看到的企业，除了少数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以外，大多数是新建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企业在接收时几乎全是一堆破烂，像鞍钢和沈阳机床厂，就都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破坏过，到了人民政府手里重新恢复、扩建，才成为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许多见过那些旧日企业规模的伪大臣，都感到非常惊奇。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从许多新设备上看到了用中国文字写的牌号、规格。我虽然没有别人那样多的阅历，但是从前一提到机器，在心里永远是跟洋文联系着：MADEINUSA，MADEINGERMANY，……现在，我看到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成套装备，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产品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在鞍山钢铁公司里，我站在庞大的钢铁建筑面前，简直无法想象它是怎样从一堆破烂中恢复和扩建起来的。然而这是事实。日本人在离开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中国人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要二十年！”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三年时间，把它恢复起来了，而且达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年产量，远远超过了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又过了一个五年，年产量达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创办昭和制钢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最后撤走止，这三十一年的累计产量。
在参观中，我看到了无数这类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向我说明：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但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一样能打胜仗。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这样预言，不仅劝中国人种高粱的日本人不信，连我也不信。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国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国人。我曾随着日本人一起称颂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曾跟郑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来开发中国的资源，我曾与溥杰多次慨叹中国人之愚蠢与白种人之聪明。我进了管理所，还不相信新中国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军队打了胜仗，我不是觉得扬眉吐气而是提心吊胆，担心美国人会扔原子弹。我不明白，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共产党人何以敢于控诉美帝国主义，而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不明白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朝中方面的代表何以敢于对美国人说：“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从会议桌上得到。”总之，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
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日内瓦会议上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这时我不由地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中国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从一八七一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哪一个不是去伺候洋人颜色的呢？
在那一百零九年间，那些带着从大炮、鸦片一直到十字架和口香糖的自以为文明、高尚的人，他们到中国来，任意地烧、杀。抢、骗，把军队驻扎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要道、要塞上，无一不把中国人看做奴隶、野人和靶子。他们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纪念日”。他们和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订了成堆的变中国人为奴隶的条约。以致在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出现了各种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除此而外，他们得到的还有伤驴一条赔美金百元，杀人一命偿美金八十元，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特权。
现在，那种屈辱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正满怀信心地建设自己的祖国，让一个个发出过耻笑声的“洋人”闭上了嘴。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我们听到了一个小故事。汽车厂刚开始生产时，有个小学校的孩子们要来参观。汽车厂打算派车去接，孩子们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新造的车，厂方回答说，新造的是运货卡车，坐着不舒服，准备派去的是进口的大轿车。孩子们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说：“进口轿车不如运货卡车舒服，我们要坐祖国造的卡车！”
祖国，她在孩子们的心里是如何崇高呵！而在我过去的心中，却四十多年一直没个影子。
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天无论是站在世界上，还是生活在自己的社会里，都是最尊严的。
关于别人日常怎么样地生活，我在过去（除了伪满后期一段时间以外）对这问题总怀有好奇心。我有生第一次出去满足这种好奇心，是到我父亲的北府，第二次是借探病为名去看陈宝琛。我对他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很羡慕。后来我在天津，从西餐馆和外国娱乐场所观察过那些“高等华人”，觉得他们可能比我“自由”，但是不如我“尊贵”，我不太羡慕他们，但好奇心仍在。在伪满，只顾担忧，不大好奇了。回国之后，起初根本没想过这类问题，别人如何生活，与我无关，后来我感到前途明亮起来，这个问题又对我有了现实性，所以在这次参观中，我特别留心了这个问题。结果是，勾起了我无数回忆，心中起了无限感慨。
获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哈尔滨。哈尔滨儿童公园里的儿童铁道，使我想起了跟蚂蚁打交道的童年。我从儿童医院的婴儿出生统计和保健情况上，看出了这在当年清朝皇族家庭中，也是不可企望的。我坐在哈尔滨太阳岛的条椅上，遥望江中的游艇，听着草地上男女青年们的手风琴声和唱歌声，想起了我前半生的岁月。我不但没高兴地唱过，就连坐在草上晒晒太阳的兴致都没有，更不用说是随意地走走了。那时我担心厨子赚我的菜钱，担心日本人要我的命……而这里，一切都是无忧无虑的。在我前面几丈远的水滨上，有个青年画家在专心致志地写生。我们坐在他身后，一直就没看见他回过一次头。他的提包和备用的画布都堆在条椅脚下，根本没有人替他看管，他似乎很有把握地知道，决没有人会拿走他的东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里简直不可想象，而在这里却是个事实。
这也是一个事实：公园里的电话亭里，有一个小木箱，上面贴着一张写着“每次四分，自投入箱”的纸条。
据一个同伴说，太阳岛上从前有个俱乐部，上一次厕所都要给小费的。但是现在，家里人来信说，你无论在哪个饭馆、旅店。澡堂等等地方，如果给服务人员小费，那就会被服务员看做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也是事实。
在哈尔滨最后几天的参观，我从两个地方看出了世界上两类人的不同。一个地方是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造过孽的平房区，另一个地方是东北烈士馆。
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了一本《七三一细菌部队》，作者署名秋山浩，是七三一部队的成员，写的是他在部队时，从一个角落上所看到的事情。据书上说，这是一座周围四公里的建筑群，主楼比日本丸之内大厦大四倍，里面有三千名工作人员，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也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令人惨不忍闻：有的被剥得净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哆嗦着；有的像青蛙似地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时听说，培养这些病菌，威力可超过任何武器，可以杀掉一亿人口，这是日本军人弓！以自豪的。
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遗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炸毁。
不久以后，附近的村庄里有人走过废墟，看到一个破陶磁罐子里尽是跳蚤。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没想到，刽子手遗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了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这个一百来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一百四十二条性命。
这是我访问的一个社员，劳动模范姜淑清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过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兴兴地都说从这可好了，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哪！”
“人活在世上，总应该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才活得有意义，有把握。”
这是有一次所长说的话。这句话现在从我心底发出了响声。制造鼠疫菌的“瘟神”们和供奉“瘟神”的奴仆们，原是同一类的人，同是为了私欲，使出了一切毒辣和卑鄙的手段，不惜让成亿人走进毁灭。然而，这是枉然的，没有“把握”的。“瘟神”的最科学的武器并不万能，最费心机的欺诈并不能蒙住别人的眼睛。被毁灭的不是人民，而是“瘟神”自己。“瘟神”的武器和它的供奉者没留下来，留下来的是今天正在建设幸福生活的人民，包括曾住在离“瘟神”不过几百米地方的金星农业社这个村庄。这真是活得最有“把握”的人。由于他们是同样地有“把握”，所以姜大娘说的是台山堡刘大娘同样的话：
“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
无论是在姜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未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还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来的生产资料——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和新架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时，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想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仅仅是三五间或十来间。
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红萝卜送给我们。“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社长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我在车窗口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回想着金星社长说到的那几句：“我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以便让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优秀民族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的勾当，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奴役和消灭掉被压迫的民族。这两种人，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
平房区“细菌工场”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丑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善良。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场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的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的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那个决议书和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顾蒋介石的阻拦，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罪恶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汤岗子和旅顺……
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的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过长白山的顶峰，看见过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兵和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道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着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优越的伪满国兵，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声容笑貌——这是我从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着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声容笑貌。在一双用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
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
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
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
叫！
日本人当初叫我“裁可”一批批的法令，然后据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破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里，找到的是草根。树叶……
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竟然是可怕的东西。
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烨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着怕，怕日本人的抛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
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声音越来越响。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先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察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里受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
当年的审讯者，今天成了囚犯，受到了历史的审判。不用说，应该哭的决不仅是于镜涛一个人。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九)：检讨书外它还是一本回忆录
一世帝王，从成年后却只能卖弄符合不同政党胃口的正确情怀来维生。这是一本检讨书，此外，它还是一本回忆录。
书的前大部分，对于对真实古装剧民国剧极具好奇心的我而言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东西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载沣......当然还有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之死，八卦之酣无不促使我如饥似渴地“刷剧”。惊奇知道清末太后御笔及御制之宝基本是由专司描稿或翰林代笔后，顿时豁然，本来还以为百度图片看到溥仪亲笔在某照片后面写“我亲爱的XXX”的手迹一定是假的，因为：那么丑。和康熙真迹“朕知道了”相比，何止是丢了一个朝代的气韵。
一群唯唯诺诺的遗老教师战战兢兢地带着皇帝小童来到了青少年，迎来了西洋老师庄士敦。此段篇章的溥仪最是明朗朝气的时候，也最像年少的我们曾一心一意想跳出自己的家庭圈子，远走高飞，寻找 自己的出路，认为自己的一切欲望，到了外地外国都可以得到满足。也因为一些鸡汤进谏，鸡血一打，想撸起袖子大刀阔斧地改革一番，旋乾转坤，挽救清廷。
无奈庭中积弊远非三尺，无奈“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外面军阀混战，内里优待何待？于是还未形成成熟的自我思想，就被推入混乱的群臣、军阀、帝国与复辟责任的聒噪漩涡。就这样，溥仪永远地离开了皇宫。
开始他全身心的颠沛流离。在京津两地，生活还算自主，精神上颠簸也只是围绕附势借力，提防诈骗上。到后来军阀之争结束，日本介入，我想，溥仪仍是天真的。怀着“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 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 孺染欧风之弊习”的美好愿望（经济科学别人发展，自己管制别人，凭什么），溥仪一下子跃入了精神的阴谷。
凭借着高超的自欺之能，溥仪一脸坦然地纤尊降贵屈为伪满执政。此前的臣子不古，挟天子来交换伪满权势，甚至不惜控制信息流入以愚君主。换得此后被动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打骂、算挂、吃药、害怕。
卦、乩、经、咒也没能再给溥仪一个大房子，整本书从开始的紫禁城、静园、日本政府房子、苏联的宾馆到最后8人狱房，12人监牢，这最后的切换在检讨书中怎么可以有丝毫抱怨，只是读来真的很显突兀。
我是本着看回忆录或自传书的虔诚去看的，翻到后几章才略觉怪味。整本书一千多页结束：哦，溥仪原来是在写自我检讨书，以示重新改造的革命优秀成果。
检讨书而言，写得很不错嘛~
此书末章的很多文段，简直就是为各种政治正确性学习提供优秀的读后感、观后感及各种有感的范本，文笔诚恳，适合各界人士之用。
典型加分语录从首章的“黑猫白猫，捉到耗子的就是好猫”到末章反复使用的“纸老虎”，无一不体现着这位末代皇帝成功摒弃封建旧思想，成功地光荣地走进新时代。
一世帝王，从成年后就只能卖弄符合不同政党胃口的正确情怀来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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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中有一段溥仪无心中引用婉容求的一段乩文，想表达宫人迷信 ：“吾仙师叫金荣氏（婉容）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 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 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 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我看到的是婉容对爱情的坚持：哪怕知道自己是皇后不得不容忍后妃三千，哪怕皇帝夜夜不在身侧，身为女子，为爱失望，为爱希望，就是没有绝望。求一人心，专一爱己。不管梦幻灭了多少次，也要自欺。只可惜，在君心里，没有你。
2.还挖出书里一个可爱的彩蛋：“日本许多著名的人物，如土肥 原、广田、平沼、有田、香月等人都是头山满的 门生。郑孝胥说，头山满是个佛教徒，有一把 银色长须，面容“慈祥”，平生最爱玫瑰花，终年不愿离开他的花园。就是这样的一个佛教徒，在 玫瑰花香气的氲氤中，持着银须，面容“慈祥” 地设计出骇人的阴谋和惨绝人寰的凶案。”
大表姐《饥饿游戏》中白玫瑰总统的形象是取自于此么，美版头山满~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十)：傀儡皇帝的大半生
先说点闲话吧，以前在豆瓣电影里写过好多次短评，但由于文笔差劲，词穷，很多很喜欢的电影都无法用美妙的文字去表达出自己对那些电影的喜爱。然而这次我第一次写书评，我想好好的，长长的写一次，先说明，其中包含了与溥仪相关的一些电影（末代皇帝），电视剧（非常公民）的一些评论。
说到我为什么会看这本书，是因为我看了一部以这本书为主线的电视剧叫《非常公民》，我为什么会看《非常公民》，是因为我看了黄子华的栋笃笑《娱乐圈血肉史》。溥仪这个角色，子华说是他演过所有角色里最喜欢的。很多人都说子华和溥仪长得有点像（他自己也自嘲其实这并不是赞美）。子华说溥仪一生都是没有自己自由，虽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但其实是一个傀儡。溥仪小时候在皇宫就被宫女们在生理上“玩残”，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使他在一生中有过五个女人，但还是无后。子华还说，作为一个皇朝的句号，溥仪都堪称是最理想的人选。
其实在看《非常公民》和《我的前半生》之前，我看了《末代皇帝》这部电影，198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当时我看完《末代皇帝》后，第一感觉就是震撼。外国人拍我们历史的电影，竟拍得如此美妙，三个小时的电影，几乎毫无尿点。作为一部剧情片，3个小时都毫无尿点，这对我这个钟情于动作片的粗人来说，我觉得是很高的评价。凭着存在脑海里对这部电影仅有的一些记忆，说几句：主角尊龙把溥仪这个角色演得相当好，特别是在满洲国和二战后被收容在监狱里的表情神态心理活动都几乎和溥仪回忆录里描写的一致。满洲国时，对下人的喜怒无常，对着日本人的恭敬阿谀，对复辟大清的幻想。在监狱时的害怕由于自己前半生汉奸行为要遭到严惩而显露出来的精神萎靡，畏手畏脚。都让人感到可悲又让人有点可怜他。
说到《非常公民》，是子华主演的。大家对这部电视剧的评价都挺高，也很肯定黄子华的演技。其实对于这部电视剧，我觉得子华把溥仪的“无能”（指心理上的无能，非生理上的）演露很是完美。为了复辟大清，而忍气吞声按照日本人种种无理得要求去做，去做些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自己良心，对不起自己妻子家人的事。他在之所以这么忍气吞声这么委屈，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特别的一个，和常人不同的一个，他肩负着复辟大清的重任。他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得寸进尺，各种无理要求，他也很愤怒。但他除了愤怒，除了自己回到自己房间哭之外，他无能为力，他想不到其他的办法，也不能有其它办法，因为一旦得罪了日本人，溥仪失去日本人的支持，若这样，复辟大清就真的天荒夜谭了。皇后婉容有次也对溥仪说：“你就不是一个男人，我和你结婚十年了，你有和我亲热过几回？“（既指溥仪生理上的无能，也指他心理上的）溥仪悲愤无奈哭着答：我也想，但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没那么多时间精力放在这上面，我还要复辟我的大清伟业啊。是的，溥仪真的和常人不一样，他一直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他3岁不满就做了皇帝，他的命运注定是与常人不同。他得知日本毒害了自己的第三个妻子谭贵人，他愤怒得拿着一把刀冲出大厅要把吉冈杀死，但到了大厅，他却又胆怯了，他恨日本人，但不敢违日本人的意。他知道日本人把自己妻子给弄死，但又怎么样？他无奈无能，他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哭....................
看完《非常公民》，我就买了《我的前半生》回来看。在看书之前，我都几乎对溥仪的一生很了解了。翻开书本，我再从溥仪的一生里走了一次。走过了他的童年，知道了从小被宠的他。知道了他对慈禧的印象，知道她的外国老师庄士敦对他的教育。知道了..............
看这本书时，我真的挺揪心，有几处看到时还眼睛湿润，仿佛能身同感受到溥仪那一刻的滋味。同情又可怜他，前半生，应该是前大半生都毫无人身自由，傀儡皇帝，傀儡总统，傀儡康德皇帝。但又对他很佩服，他在回忆录时写上自己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由于害怕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而隐瞒的一切，他在监狱里的一切心理挣扎，他敢于直面过去，他敢于直面正视自己的过去的一切。他很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