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邪恶》是一本由[英] 特里·伊格尔顿著作，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页数：22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邪恶》读后感(二)：伊格尔顿的照妖镜
对于什么是邪恶，可能很多中国人都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要思考。原因很简单——如果仅为生活中的道德判断，那么只靠常识就行了，善良的对立面自然就是邪恶；如果要上升到伦理学的层次，那么又太过的高大上，自己的学识显然达不到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在很多时候，邪恶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中，从来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和行为和具象的存在，而没有抽象的、绝对的概念。
伊格尔顿对邪恶的讨论没有从枯燥的概念分析开始，而是从解析一系列文学经典中的形像开始的。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孤陋寡闻，因为在他所提到的这些文学作品中，我只看过象《爱玛》、《蝇王》、《动物庄园》、《笑记书》、《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极为有限的几部，更多的象弋尔丁的《品彻·马丁》、《继承者》、《自由堕落》，温德汉姆的《为德维奇的布谷鸟》，邦德的戏剧《拯救》，奥布莱恩的《第三个警察》，斯特恩的《项狄传》，乔伊斯的《芬宁根守夜人》，格林的《布莱顿硬糖》，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萨特的《路西法与上帝》等等我连听都没有听过。我也相信，即使我全都看过，也达不到他那样的深度。借助这些错综复杂的文学范本是邪恶形像，他指出，死亡是人类唯一的绝对限度，是人类能够战胜上帝的造物活动的唯一可能的超越方式，邪恶正是通过“从自己的毁灭中获取一种扭曲的满足……地狱是虚无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最终胜利。在这其中满是疯狂的嚣叫与嘲弄，这些人由于再也没法堕落地更远，而从中感觉到了一种扭曲的解放。”
他继而从这些邪恶形像出发，探讨了邪恶的构成元素，进而推展到邪恶在神学话语中的原罪关联，邪恶在种族大屠杀中的关联，而后推展到了邪恶与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诸多考察，让我看到一个邪恶运转的体系性复杂结构——邪恶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无限意志，它是无目的、无指向、无意义的，目的是想要彻底消除人的有限性，完完全全地消灭人类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是一种浮士德般的存在，对自我福利的欲望太过贪婪，太过进取。在无限的诱惑之下，人类永无休止地超越着自身的限度。这样一种生物，由于其对无限性的狂傲追求，便横眉冷对一切的有限之物”。由此联系到历史上的纳粹、联系到现实中的暴行，那些邪恶之人正是“在无意义的行动中，在折磨和被折磨中，在为毁灭而毁灭中，在以疯狂的憎恶与世界以及人类的对抗中，在纯粹出于个人存在之蔑视而产生的疯狂的憎恶中，获得了无上的欢乐。”但他又让人不无沮丧的指出，这种对于欲望的无休止的追求，对于自身创造性的盲目自信早已深深的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伊格尔顿并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他在不无忧虑地对邪恶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分析之后，又指出了人类应该如何应对邪恶。这就象译者林雅华在序言中写道的那样，他这样的做的目的“其实是要重新提倡人的主体性，人的道德自觉，以消解后现代本质主义的匮乏。人是具体的历史、物质的存在，同时又是拥有道德自觉主体性的存在；人外在地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内在地具有道德实践能力。由此所达成的外在与内在的统一，恰恰是对人类被掏空意义的形式化生活的尖锐批判，人需要在这个世界中有意义的活着。”所以，他对西方社会日益弥漫的无政府主义表达了忧思，而且站在文明冲突的高度，不无忧虑的指出，不能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一种邪恶，认为那样反而会不断地恶化这一问题，而且自身也将在不知不觉间与邪恶沆瀣一气。
说句实在话，伊格尔顿的分析对我来说确实太过专业，太过高大上，很多地方都看不太懂，很明白的只有两点——他在回答我一个疑问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疑问。他所回答的一个疑问是——在我所看过的西方恐怖电影中，很多怪物向来都以泥浆质的面目出现，而这种形像除了让人感到恶心外并不令人恐怖，伊格尔顿就此分析道：“邪恶总是与某种泥浆样的物质相关，因为它毫无特点，终无定形。”而新的疑问在于——无意义的行为都是邪恶的？他作为引子的那个两个10岁男孩虐杀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的案件能证明什么是邪恶吗？他们太小不具备道德思维的能力，所以不能定义为邪恶；但是，他们如此行为不正是为了获取一种意义吗？虽然这种意义他们自己都无法察觉到。以这种道德思维作为参照，人类太多的行为都是无意义的，都是邪恶的吗？
实际上，当我看到伊格尔顿要如此严肃的“论邪恶”时候，心里还是感到非常好奇，这还需要讨论吗？就象老夫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善良还没弄明白呢，去思考什么邪恶呢？这可能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巨大差异。但是，我必须得承认，他的这些分析是非常有意义的，正是通过他这种形像化解读，还是给了我一面“照妖镜”——让我知道西方文明中所谓的邪恶到底是怎么一种形像，而且能够对很多文学作品、影视形像来一番审视，其中的妖孽自然无处遁形了。
《论邪恶》读后感(三)：邪恶不等同于恐怖主义
“没有任何概念不被卷入结尾开放的表意游戏之中，或不被其他观念的种种痕迹与片段所射穿。”七年前，在西南的一所大学里，一位30多岁的青年教师，对着狭小教室里十几个神情专注的学生，时而手舞足蹈，时而神采飞扬，激情澎湃地讲述着“后结构主义”——那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此时的窗外，七十年代种下的法国梧桐，在一场秋雨后，开始泛出浅浅的暖色。
与文学作品相比，文学理论是形而上的逻辑论断，它是抽象的，是分析性的，同时也是概念性的。然而，在这位青年教师的课堂上，文学理论课却变成了一门形象的、感性的、经验的课程。讲授这门课程的，正是素有文学院四大才子之称的欧震老师，更何况我们直面的是二十世纪最富激情的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此后的数年里，伊格尔顿的系列著作一直是滋养我进行文学研究的重要来源。
在新著《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On Evil: Reflections on Terrorist Acts）中，伊格尔顿对“邪恶”进行了形而上的诗学论断。传统的观点认为，邪恶是与一切事物都毫无关联的存在，是超出人类理解能力之外的神秘之物。伊格尔顿所要破除的，正是这种传统的观点。他指出，邪恶在存在意义上确实是形而上学的，它所针对的，并非这个或者那个存在物，而是整体的人类存在。言下之意，邪恶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概念，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邪恶其实与无力感以及无意义感之间存在着诸多关联”，“邪恶并非某种神秘之物”，“邪恶确实与死亡紧密相关”，“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存在着隐秘的联系”。
伊格尔顿对“邪恶”的论断，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以往的理论阐述方法：诗学的、政治的。诗学的指涉是邪恶在文学文本中的书写；政治的指涉是邪恶在日常生活的延伸。在伊格尔顿眼中，威廉·戈尔丁的系列作品是他进行邪恶分析的文本典型，比如《蝇王》、《继承者》、《自由堕落》、《品彻·马丁》等。其中，《品彻·马丁》是伊格尔顿全面介入分析的一个邪恶典型。作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讲述了英国海军低阶军官马丁的故事。作战期间，马丁意外落水。出于求生意志，他以极端自私的邪恶本性与死亡展开了抗争。伊格尔顿指出，作为肉身实存的马丁，其实在一出场时就已死亡，文本中的马丁只不过是肉体被死亡剥落后的意志残存，是被剥离了实存的虚无。马丁的邪恶，体现于肉体与精神分裂后，虚无对实存的超越，无限意志对有限事物的超越，欲望对自我和他者的消灭。此外，伊格尔顿还援引了精神分析学、神学、文化学等观点，深入探讨了《第三个警察》、《布莱顿硬糖》等文学经典中的邪恶。伊格尔顿试图揭示，邪恶作为一种概念，放置于具体的文本中，是可以被解读，被理解的。
《论邪恶》的论断同时也是政治的。伊格尔顿从文学文本的典型出发，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邪恶：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一切反本质的行径。在现实语境中，邪恶就如同九头蛇一样，呈现多种面相，用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的话来说，邪恶的一种面目是否定实存，另一种面目是摧毁非实存。否定实存，即消灭生命；摧毁非实存，意味着绝对的毁灭，包括观念，意义，秩序等无名的、潜在的威胁。比如，近代以来发生在全球的各种大屠杀事件，既包括对个体生命的消灭，也包括对作为观念意义的群体、民族、宗教的毁灭。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施暴者在毁灭与对抗中，获得快乐和满足。
由于邪恶与日常生活存在的隐秘联系，邪恶的“所指”是有具体的范畴和规定性，因此伊格尔顿特别强调，我们不应随意给恐怖行为贴上“邪恶”的标签。正如我们不能把那个将1岁婴儿从25楼扔下的10岁重庆女孩视为恶魔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受到他者的影响，都是为过去的一切形塑而成。日常生活中一切可见或不可见的邪恶行为，并非空穴来风，无水之源。认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在面对邪恶以及任何恶行时，都应该有所作为，而非通过贴标签的方式，将他人放逐于人类共同体之外。
最后，我想起那个课堂上，临近下课时，欧震老师意味深长地说:
在这个充斥着暴力、恐怖、无意义的喧嚣世纪，正直的人如此的孤独，仿佛从来不属于这个世界。天空疲惫地栖息，它庆幸自己远离了这片被诅咒的土地。那些被称之为人的泥制的生物似乎注定生活在污秽中，并且快乐地呻吟着。今天的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勇气，更需要坚持道德判断，勇敢地承认理性之光背后的阴影，并在基础上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
2014年9月23日 松山湖
《论邪恶》读后感(四)：恐怖行为是不是“邪恶”？
在作者伊格尔顿看来，当今社会对利润无休止的渴望，对技术进步无休止的推进，对资本力量无休止的扩张，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潜在的风险。为了不断满足自身膨胀的欲望，人类走上的是一条历史的不归之路。
2001年，双子塔的轰塌震惊了世界。但如果简单地将恐怖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这是一种放弃自身道德责任的一种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拒绝承认它所包含这种愤怒的真实性，从而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暴力，只能适得其反。在决定采取什么方式之前，这个世界必须反思，阿拉伯世界在漫长的历史中，所遭受的西方政治上的凌辱，以及由此累积的愤怒与羞辱。从文明的角度来看，解决文明争端、文化冲突的最有效方式并非以暴制暴。以暴制暴，只能使问题进一步的恶化而不是更好。
当下，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浪潮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种种龃龉，成为21世纪的时代景观。作者伊格尔顿对此怀着深深的忧虑，所以，他试图通过本书，从对当代世界政治、文化冲突的现实入手，深入解读西方传统文化内部的“邪恶”概念。
为此，作者采取了全新的文学范本分析方式，借助英国、德国、法国的经典小说，当代科幻、悬疑小说，莎士比亚的剧作等错综复杂的文学范本，对“邪恶”进行了多重面向的解读和定义。其着眼点，就在于现实的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等等。结合广为熟知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分析，使抽象乏味的概念变得通俗易懂，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全书分为“文学经典中的邪恶”、“邪恶的根源”和“约伯的安慰者——邪恶，文明的错位”三章。
通过阅读，我们会明白：
邪恶，就像宗教原旨主义一样，是对一种更古老、更简单的文明形态的乡愁。邪恶是一种高级的反动主义者，认为现代存在是令人讨厌的，它如此肤浅甚至都不值得去进行诅咒。从根本上来说，邪恶想要完完全全地消灭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说，邪恶指那些在生命艺术中有缺陷的人，因为生活是一种你必须通过不断练习才能掌握的东西，而这正是那些邪恶之徒始终无法熟练掌握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全都是有缺陷的。邪恶正是理性之光背后的阴影，是理性无法驱逐的角落。如果没有它，纯粹的和谐与绝对的秩序就会分崩离析，一切都将消失殆尽。
许多邪恶是由一些安静、体面、无攻击性的动机引发的，如怠惰、恐惧、贪欲等等。这些动机是坏的、不道德的行为，但称不上是邪恶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所害怕的，正是生活中一些陈腐的自私自利或贪欲，而不是邪恶。
因此，尽管邪恶并不是我们每天都能遇到的，但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隐秘的联系。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邪恶的相似物，简单直白的恶，与真正的邪恶相比显得更为普遍。但我们也无需夸大说邪恶是多么普遍的现象，邪恶并不是那些我们太为其辗转难眠的东西。
文字指瑕：
1.第069页，第三行“而无辜者是被无法被宽恕的”中，前一“被”字衍文，当删。
2.第079页，末行“意像”当为“意象”。
3.第085页，倒数第四行有“当品基在他的女朋友露丝那感觉到一种微弱的性之欢娱的震动之时”，“那”后宜加“儿”。
4.第117页，第二行“当戏剧之墓徐徐展开之时”，“墓”疑为“幕”。
5.第135页，倒数第五行“他就是就是造成我们堕落的根源”中，衍一“就是”；末行“格雷厄姆•格林笔下的品基背离了也邪恶的一些传统特点”中，“背离了”与“也”疑应倒序。
6.第149页，首行“如果你把它推地足够远”中，“地”当为“得”。
7.第163页，第六行“他们就能够统领在其身后遗留身后的这个空虚的世界”中，第二个“身后”宜删除。
8.第170页，倒数第六行“邪恶表现地十分与众不同”和倒数第五行“邪恶把自己装地好像具有真实的生命”中，“地”皆当为“得”。
9.第172页，倒数第五行“在他们看来，邪恶就是一种，从外部入侵我们的否定性的力量或者否定性的存在”中，第二个“，”当删除。
10.第194页，第三行“他们也许并不会选择去别人的指甲（这样恶行）”，据下文，“去”后宜加“拔掉”。
11.第197页，末行“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恰恰相反人类发展进步的空间令人沮丧地狭窄”中，“，”宜移至“相反”后面，即“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恰恰相反，人类发展进步的空间令人沮丧地狭窄”。
12.第198页，第二段第四行“对人类并无没有任何好处”，不知欲表达何意。若要表达否定的意思，则应删除“没有”，即“对人类并无任何好处”；若要用双重否定表达肯定的意思，则宜改“无”为“非”，即“对人类并非没有任何好处”。
同段第五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堕落其实也没有严重到，非要改变不可的地步”中，第二个“，”宜删除。
《论邪恶》读后感(五)：转：因果解释不等于为罪行开脱
伊格尔顿在他出版的《论邪恶》一书的开头写道：15年前，英格兰北部两个10岁的男孩折磨和杀害了一个小孩。民众惊恐地表达了义愤。一位办案的警官说，他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个罪犯很邪恶。把这个孩子妖魔化是为了先发制人，不让有些人从社会状况方面解释罪犯的行为，因为那往往会带来宽恕。称一种行为邪恶意味着它超出了理解范围。邪恶是无法理解的，它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背景能够说明它。邪恶与它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如原因。实际上，邪恶的意思变成了没有原因。如果一个杀害孩子的人那样做是因为厌倦、糟糕的居住条件或父母的疏于照管，那他的行为就是环境逼迫的，就不应该严厉地惩罚他。这错误地隐含一种意思：有原因的行为就不可能是自由地选择的。原因是视为外在的强迫。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事出有因的，我们就不要为之负责任。
那个警察的说法是同义反复或循环论证。有些人干邪恶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很邪恶。他们犯下恶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就因为他们是那样的人。但这等于说他们忍不住要那么做吗？对那位警察来说，邪恶是决定论之外的一种选择。但好像我们扔掉环境决定论，换来的只是用性格决定论来代替它。如果有人真的是天生邪恶的，他们也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可以很容易地想象环境发生变化，但很难想象性格的彻底改变。说凶手很邪恶令人们更难宽恕他，但这样做的代价是让人更悲观。
在《不够人性：我们为何贬低、奴役和消灭他人》一书中，美国哲学家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说，去人性化、认为其他人是低等、非人的动物，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比喻，它是一种思维模式，妨碍我们的道德天性，伤害他人。在法律和习俗的包装下，这种心理过程往往为奴役、大屠杀和其他暴行发放了许可证。
史密斯说，非人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认知结构、人类心理演化出来的设计。我们先天倾向于给有生命的东西分类，处于同样的心理结构，我们把人类分成种族。按照他介绍的研究，我们往往认为种族或民族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那是以每个人本质上不会变化的本质而非可变的相貌为基础的。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天性：把有生命的事物安排进一个有等级体系、像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存在之链那样，上帝在最上方，人类高于动物，一直往下到虫子和植物。因为我们觉得有生命的东西是由它们的本性决定的，加上我们觉得每种动物都有它在世界上的位置，非人性化就很容易发生了：我们认为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像人，却有着低于人的本质，不是人的必定是低等的、假的。
美国科学作家戴维•贝雷比说，史密斯把非人化倾向看做先天的并不符合事实。很多士兵在战斗中把他们的敌人非人化，战争结束后，又把他们的受害者当做真实的人。有些军事训练就以破坏敌人也是人这一感觉。如果非人化的基础是相信不变的本性，士兵态度的变化就是不可能的。史密斯也谈到了古罗马人把他们的奴隶看做永远都不会变成王子的青蛙，但在多个世纪里，古罗马人习惯了他们以前的奴隶上升到有权力的职位。有些去人性化行为是使他们的目标高过人，把他们看做不会衰老的吸血鬼或者操控世界的阴谋家。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史密斯坚持认为的不变的本性并不完全正确：人们确实按本质给自己分类，但他们并非不可改变的。谁是人、谁不是人这一问题没有真正地被解决。“真正的人”这一地位的本性是不断变化的。
《论邪恶》读后感(六)：不要停止反思邪恶
从伊格尔顿最畅销的著作《文学理论引论》就不难看出，他对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或文化理论已经谙熟到了可以随意摆弄的地步，后来也许是理论疲劳，也许是洞穿了理论的本质，他干脆横空炮制出“理论之后”来为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庄严地宣读悼词。也许，听着老先生絮絮叨叨讲了一堆，我们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来勾勒理论之后的学术地图，但是不难看出的是，他显然已经厌倦了飘忽不定的理论能指，抛开文化理论家们所热衷的“手淫政治”，转向更切乎实际的“中东政治”。
“邪恶”算得上是他在“理论之后”的思考中开掘出的新大陆，而这一点也许与他跟理查德·道金斯等新无神论者的争论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在9·11这样的被鲍德里亚称为“全球范围内的象征性事件”之后，“邪恶”这一古老的神学母题获得了新的生命，我们通常会在一种被称之为“恐怖主义”的新闻关键词下对之进行思考。虽然伊格尔顿的书出版于多年之前，但是，环顾遍地狼烟的今时今日，从伊拉克的ISIS到新疆的暴力恐怖袭击再到查理周刊事件，我们的世界从未如此焦虑地思考着性质高度相似的“邪恶”。可大多数情况下，电视画面和新闻报道带来的恐惧，并未促进我们的反思，而是让我们本来就显得稀少的思考更趋于灭绝，因为在不明所以的恐惧助推之下，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被媒体冠上了“恐怖主义”之名的邪恶群体，都应当像患了病的阑尾一样切之而后快。伊格尔顿想要告诉我们的关键一点正在于，不要停止思考。
虽然出身剑桥，师从被尊为文化研究泰山北斗的雷蒙·威廉斯，但伊格尔顿似乎没有养成严谨呆板的风格，他的文风一直都是老顽童式的戏谑斗嘴，所以他的文章从来都像桑德尔的公开课那般有趣，如果说桑德尔信手拈来发人深省的例子都是思想史上的有名悖论，那么文学教授即便披上了文化批评家的袈裟，仍会抛不开文学的法杖，所以伊格尔顿讨论邪恶也是驾轻就熟地摘取文学史上的经典果实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养料。戈尔丁的《品彻·马丁》、《蝇王》，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以及《奥赛罗》都成了伊格尔顿说明什么是“邪恶”的筹码，当然，偶尔他还不忘谈谈《驱魔人》之类装满了恶魔的电影。
《论邪恶》中对文学、电影作品的分析的确丰富了《理论之后》对邪恶的论述，品彻·马丁或伊阿古之类的文学形象在伊格尔顿的笔下扮演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角色，他们的登场引出的是伊格尔顿对于邪恶本质问题的思考。什么样的人才是邪恶的？熟悉文学经典的人会说《奥赛罗》中那个出于几乎难以信服的理由害死了奥赛罗的伊阿古是邪恶的，熟悉科幻小说的人会说，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里，完全由人性阴暗面凝结而成的怪物海德肯定是邪恶的。如果你只是个普通的读者，你即便不知道艾希曼是谁，但你绝对会认为希特勒是邪恶的；如果你碰巧是个中国人，那么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是邪恶的。我们非常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去判断这样一个苍素可辨的论题，可伊格尔顿却提到一位英国新主教在1991年认为被撒旦支配的标志包括“不恰当的笑声、不可理解的知识、假笑、苏格兰血统、当煤矿工的亲戚、穿黑衣服和坐黑汽车的习惯性选择。”我们也许要暗自庆幸，还好这个不可理喻的人是个英国人。但是，如果伊格尔顿是个地道的中国人的话，他的案例说不定就会变成肯德基里那个大呼“恶魔”并将女孩给打死的全能神教成员。
其实，我们也许并不太清楚邪恶的本质。伊格尔顿说，邪恶至少有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一种存在感的匮乏；另一方面，正相反它体现了一种无意义之物的巨大存在。”对于前者，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有着极好的解释，他说：“这种邪恶是撒旦对神的拙劣模仿，是在毁灭行为中找到上帝在创世行动中得到过的那种极度快乐的释放。”伊格尔顿借来弗洛伊德的理论说，人类在死亡驱力的推动下制造了这种邪恶，它的目的在于摧毁存在本身，以及更进一步地摧毁意义本身，这种邪恶不为任何目的而存在，它像上帝一样是自为的。对于后者，伊格尔顿曾经在批判原教旨主义者时提到，这种邪恶将世界看得过于富足，太多不该存在于世界的人或物挤满了本已过度拥挤的地球，他们就像是“牡蛎中的沙砾”，这些无意义的存在被伊格尔顿称之为“非存在”，他们可以是狡诈的犹太人，也可以是同性恋，总之，他们本来就不该存在。无论是哪一种邪恶，隐藏的目的都是排除异己，最终，奥斯维辛成了邪恶最好的范本。
当宗教信仰者面临邪恶所带来的灾难时，更多地会去质疑上帝的存在，面对奥斯维辛时，会去思考上帝是否在考验我们的虔诚，最终在约伯的启示中，重新拾起对上帝的信心，无条件地爱上帝，因为上帝是不可置疑的。伊格尔顿对约伯的嘲讽显然在中国人更能得到认同，这个历史上缺乏一以贯之的宗教信仰的国家，从老子时代起就流传下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名言，从佛教兴盛起就流传着六道轮回的传说，仁慈宇宙一直都不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世界之中。伊格尔顿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得怀着批判的眼光去思考邪恶，正是因为将大脑奉献给集体，才造就了艾希曼的平庸之恶。
那么，我们所生存的时代也会如此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拥趸，伊格尔顿念念不忘他的仇敌——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的美国，因此，他驳斥了道金斯对历史进化的乐观想象，恐怖主义战争绝不会是时间老人的一个嗝，同时也不屑于伯恩斯坦将世贸大厦的倒塌看做我们时代一切邪恶缩影的论调，他指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杀死的平民数量大概是这场悲剧中的几百倍。”如果我们要划定一个圆圈，把美国统摄范围之外的地方，一律划归撒旦的辖区，那么这就是对阿拉伯遭受西方世界凌辱的漫长历史的遗忘。在伊格尔顿看来，也许真正应该做的是去缓和冲突，不要把恐怖主义简单地定义为邪恶，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一切为时已晚，至少就他自己而言，似乎也只剩摊开双手看着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伊格尔顿不是个哲学家，他给不了答案，甚至给不了思辨的理性分析，他只是喜欢在文学艺术的维度里打情骂俏。不过也许这种问题就像他的另一本著作《人生的意义》一样，根本就是无解，宽容会变成纵容，反抗会变成镇压。也许唯一能给出的答案不过是：不要停止反思邪恶，如此而已。
[英] 特里·伊格尔顿，《论邪恶》，林雅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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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邪恶》读后感(七)：道尽邪恶只为光亮
人性的本源是善还是恶，从古到今辩论了数千年，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个人认为，在人性的善恶问题观点上没有正确、错误之分，而我依然会选择阅读伊格尔顿的《论邪恶》，在于伊格尔顿的论述非常精彩，通过他的论述可以获知大量的相关信息或是其他信息。
无论是否承认，人的本性中都存在着邪恶的因子，只是量变和质变的问题，为阐释这一问题，伊格尔顿从恐怖行为出发，就文学经典中的邪恶、邪恶的根源及邪恶、文明的错位等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阐述。将邪恶这一人人规避却人人含有的因子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尽管《论邪恶》的学术性非常强，没有一定的文学理论基础或是没有阅读过伊格尔顿的其他作品，很难真正明白他的观点即论据所在，但是基于《论邪恶》是从一个著名的案例开始展开，并在书中就某些涉及到邪恶的著名影片等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清晰阐释，故稍微有点阅读基础的人都可以理解《论邪恶》这本书的内容，这恐怕也是伊格尔顿的作品能够吸引非学术研究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这一点而言，伊戈尔顿在这本书中呈现出来的文风类似于庄子旁征博引、汪洋恣肆的写作风格，既重于现实又不拘泥于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空灵的发挥和想象，将邪恶在文学、哲学及神学等领域的表现对当下时代景观的影响作出了说明。
伊格尔顿不是中规中矩的论证所涉及范畴内的邪恶，依然延续了其固有的嬉笑怒骂式批评风格，对虚无主义、保守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等进行了其个人风格的批判，这种批判正如“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要呈现的内涵一样，显示了伊格尔顿超凡的理论驾驭能力和广泛的知识领域。
在洋洋洒洒的尽兴阐释之后，伊格尔顿认为“邪恶是理性之光背后的阴影，是理性无法驱逐的角落。邪恶是整个宇宙秩序中的捣乱者，是牡蛎中的沙砾，是秩序井然世界中的不恰当因素”，也就是说，伊格尔顿认为邪恶是人性中固有的成分，所以在面对这个成分时，不能以暴制暴，而是应该像大禹治水那样，因势利导，才能够为这个刚刚开始的被无止境的鲜血和牺牲玷污和标记的喧嚣时代，增添一丝甜蜜和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