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是一本由易中天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30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一)：一本很不错的书，值得有思想的人看
作者以为民主的制度不能说是最好的，但是是最不坏的，也没有办法反驳，但是作者对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描述很有问题。
第一，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一种无原则的泛民主。举行审判的时候，因为民主，审判员是市民抽签决定的，苏格拉底就是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被杀害的。之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会是那样一种等级森严的国家，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苏格拉底的死，从而产生对民主的痛恨。不晓得作者为什么视这样民主的局限性为不见，一味对其大唱赞歌？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加无懈可击从而省去这些么？
第二，古希腊的民主也只是贵族的民主，最多扩展到拥有生产资料的生产阶级。而对于奴隶来说，不要说民主，连最基本的人都不能算。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建国后，也是这样。这样的小团体内的民主，其实是危害最大的，蒙蔽性最强的，如同现在所提倡的Ｄ内民主一样。
不过作者对与中国制度的思索，的确有很独到的一面，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二)：帝国的死因
我们的帝国的灭亡，从1912年至今，已将近100年。这一百年间，前五十年是政局的动荡，后五十年是思想的混乱，直到近10年才算是形成个真的主义。我们也终于有一种科学的史观（至少现在看起来如此）来回眸我们两千年的制度，研讨它所以终结的必然——帝国体制中所潜在的内部矛盾。在这样一条反思的道路上，吴思是先锋，而易中天承在其后。我刚刚读过《潜规则》，知道易的借鉴还是很多的。但可喜的是他在借鉴的同时又给以分析和判断。这分析与吴思的不同，吴思虽然也是反思制度，但是偏重的是官场和人际，而易中天的反思则反思帝国体制中的悲剧成因。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吴著叫做《潜规则》，而易著叫做《帝国的终结》。我们这些幸运的读者，相信也只好感谢，感谢吴思和易中天为我们分析了帝国的死因。不管这二位是“当头炮”也好，是“拐腿马”也好，哪怕日后这分析为我们所推翻，仅仅因为他们做出了这样一个努力，为后来的人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们就应该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如果终于产生能够产生“过河卒”呢，那就更是我们民族的幸事，知道了帝国的亡者，我们就更该实行宪政。现在是不是宪政呢，那还不好说，不过希望宪政和宪法离我们越近，希望共和带来是未来的幸福。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三)：好书
好久没有正儿八经地读所谓＂议论文＂了。现在再看这种文体，顿时就沉入进去了。
目前进度是第一章，介绍了帝国制正式形成之前的情况。但我不清楚的是，周之前的夏商，究竟选用的是哪种制度呢？这里好像没有明确的记载。印象较深的是商鞅变法，连坐制的发明对中国的影响真是太深，时至今日仍坚强挺立，为一人而断骨肉、断亲情、断伦理！
第二章，讲述了帝国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历史。与其说的是帝国的历史，我觉得更像是在讲述权力如何巩固的历史。
第三章比较学术，分析了帝国制度的虚伪性、或者说是权力集中的冷酷乖张
第四章，讲了官员代理制度和帝国制度的关系及矛盾。这一章恐怕和多数人的想法一致吧，呵呵，不可说不可说。
第五章，我困惑了，我认为，天灾无法问责民众，难道人祸也不该问责民众吗？＂天下兴亡匹夫无责＂这句话有点片面。除了帝国制本身，难道民众没有责任吗？正是民众的劣根性，他们容忍，他们退缩，他们无知，他们愚昧，他们自私，他们自利，才导致了自己的苦难与帝国的倾覆！
最后一章，有点儿仓促。其它我不想多说。但我想多数人一定会有想法。作者也只是有点天真有点一厢情愿，同时也有点儿狡猾。
看完这本书，我想说易中天也毕竟是个做学问的人，否则也不会如此深入分析。可惜现在被商业化得厉害，这不知道究竟是好还是坏？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四)：《帝国的终结》摘录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拼接和依仗某种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造反 ，就因为吴王地处长江中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熊后的财力成为他造反的后盾。任何一个集权社会，都不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
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也就是经过改造后的儒家思想。董仲舒不愧为帝制思想家，他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找到了一个良策。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王朝更替但是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儒生向帝国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忠诚，帝国向儒生开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禄。帝国把儒生中的潜在的反对派变成了国家支柱。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举措，就是继承、发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创立的两个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制制度。科举制度，比秦汉的察举(察举征辟)和味精南北朝的荐举(九品中正)，更有利于国家。科举使得帝国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更重要的是，科举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
唐朝成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是一个原因，隋的统一中国是一个原因。没有魏晋南北朝369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没有隋朝的创业奠基，就不会有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只是摘了个桃子，当然，能够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把桃子丢了，应该说还得归功于隋炀帝的额雄才大略和改革开放。
明朝洪武年间，从琴行开始实行了一千六百多年的额宰相制度被废除，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取代宰相制的是阁臣制。所谓阁臣，其实是皇帝的政治秘书。二者相差不小，首先，历代宰相都有相府（汉代的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府、唐代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府中有幕僚，府下有部委。比如唐代的尚书省，明代的中书省，均统摄吏、户、礼、兵、刑六部。第二，城乡管局一品，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阁臣则品秩不一。第三，宰相有行政权和执行权，甚至可以先斩后奏，这些是阁臣望尘莫及的。虽然，明代的一些阁臣，尤其是内阁首辅，实际权力也非常大，比如严嵩，张居正，就被史家成为“有相权而无相位”。不过这两个人在后世也颇受批评，越权越位。
三级地方制度一直延续多年。唐朝，是道、府、县；宋朝，是路、府、县；元明清，是省、府、县。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五)：地理决定论
虽然地理决定论并非能解决所有疑问，但我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本书里还是被简单地一概而过了，甚至没有给出回答。
帝国的建立，改革，统治及官僚体系，最后又谈到了帝国的生存环境。这些铺陈没有问题，把帝国存在的依据，产生，建构，弥补，帝国制度在对代理政权的再选择中重生等问题是讲地对一般人来说，是明白了。只是为什么会是帝国，为什么在中华的土地上就必须得产生武力社会，继而过渡到权力社会掩盖下，加以道德麻痹的武力社会。难道就简单地一句，古希腊那时候物产贫瘠，人们只能各自奔波养家糊口而形成了独立，私产和契约？我始终觉得地理决定论不足以坐实帝国是中国的唯一选择这个结论。
当然，本书花了大量笔墨描述帝国的生长过程，以及构建制度保证其权力不断集中的伎俩，包括统一铸币，削藩，外儒内法，将律治包装成道德，以权力代理人的身份挟天以令万民。中国古代的法律，其实只有律，没有法，因为皇帝及其官僚体系是不可能和普通民众签订契约的，也即皇帝制定律条时，权力其实是来历不明，因为没有谁授权，或者干脆说就是以武力为后盾的。
还有大篇文字描述官僚体系，这里的观点和马克思韦伯对官僚体系的理解有些类似。官僚们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利益集团，夹在皇帝和民众之间，欺下瞒上是必然的也是惯用的伎俩，毕竟这权力是被皇帝授予的，和官员自身并无关系，官员认为自己也就只是个打工仔，混口饭吃，能多贪点就贪点。皇帝对此也束手无策，因为这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土壤是无法根除的，只要这仍然是皇帝的天下，这权力只能由皇帝这个伪授权者来生杀予夺。
帝国的制度，其对人口，生产力，效率的容量太有限了，在先进的商业文明面前不堪一击，或者说根本就是被淘汰的制度。欧洲的商业实践证明了契约比道德更实用，更有效率，更能应付生存。当然，这是西方的优势，也是被东方的贵族所不齿的地方，因为契约毕竟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契约是谈出来，这种技术并不具备什么普世性，但遵守契约的精神，是东方一直也具备的。然而， 所谓契约精神不过也都是有武力作为后盾而互相制约而成的吧，没有人会相信殖民者会和土著讲什么契约精神。
中国的传统中没有私产，也就没有独立，也就没有授权这一说，商业也即互相授权使对方占有自己的财产的过程。在这篇没有商业传统的土地上，也就难有民主，共和，宪政的思想产生，当这些概念洪水般涌进国门的时候，这是人参果还是迷魂汤，其实这决定于受众的判断的能力和负责的精神。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六)：易中天的“野心”
做为开“明星学者”之先河的易中天先生，本人也曾在“年少无知”的时候的追捧过，追读过一些著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易中天先生开始失望，一部“品三国”一年都没有品完，而三国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实在微不足道，要说精彩程度不如隋唐，要说矛盾冲突不如魏晋南北朝，要说史料充足更不如明清，要说对中国的影响，唐宋元明清那个时期都比三国强，可易先生偏偏抱着个三国左右品味。读易先生的书也开始索然无味，一篇篇小品式文章的汇总，倒是易先生的几本非历史读物值得一读，《美国宪法的产生和我们的反思》、《破门而入》等，看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水平和睿智。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帝国的终结》，本不报太大希望（当初买它完全是因为要把过期书卡用光），但一读之下却有种欲罢不能之感。两千年的帝国史，被一条清晰的线索串联在一起，过去感觉虚无缥缈的“历史车轮”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历史，悠悠上下五千年。今人读来，总有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尤其是像我等俗人，看过的历史书籍不少，读懂的不多，知道历史故事不少，後来发现演义的居多。直到看完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感觉隐隐的找到了那把钥匙，读懂中国历史的钥匙。
荣格有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与群体（民族），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个人具有性格上共通性（荣格称为：集体潜意识），并由此演化出民族性格，并由民族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那什么决定了性格呢？如果按佛洛伊德的理论，成人的行为习惯全来自儿时经历（在这一点上，心理学的几大流派基本认同，行为学更是把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把这理解为环境决定性格。如果指群体，应该是自然环境决定民族性格。
那我们民族的性格来源于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自大禹治水时期，华夏部落就依靠肥沃的土地成为农耕民族，因此自夏以来，农业一直是“国家”发展的核心。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中国抛弃了邦国制度建立了集权的帝国制度，因为集权可以形成稳固的政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而满足了靠天时、地利、人和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同样，帝国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政治上采用中央集权，精神上采用伦理治国，行政上采用官员代理。直到帝国制度下产生的内部矛盾不可调和，恰中国的大门又被西方“敲”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西方贸易融通经济破坏掉後，帝国制度才随清王朝一起走入历史。
一条简单的线索牵起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集权统治的帝国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王朝更迭，就像一壶老酒装了无数的新瓶，虽然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特点（秦暴、汉强、唐阔、宋精、明乱、清腐），下一个王朝总比上一个好些，但究其灭亡的原因，都是王朝在集权统治中“无法无天”，国家只有法制而无法治，皇权集立法、行政、监察于一身又不受任何监督。而国家另外一个强大势力官僚集团因产权不清，处于一种“打工者”的心态，又拥有牧民的极大权力，形成了一种制度性腐败（如耗羡），破坏农业生产，导致最后每个王朝几乎都亡于奸臣当道、宦官乱政、官员腐败、皇帝昏庸等因素。
这让我想起当初阅读《伟大的博弈》时产生的疑惑？美国建立之初，就存在两种经济理论的争论，一方是杰斐逊主义（杰斐逊：美国第二任总统），一方是汉密尔顿主义（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两个派别的争斗贯穿整个华尔街历史，最后汉密尔顿主义取得阶段性胜利。当时阅读是就没弄懂两种经济理论的区别，书对两种思想也没交代清楚（也许作者认为不用交代，毕竟这在美国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事后我也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试图搞清楚。可惜国内对美国历史研究的文章不多，提及两种思想的文章更少，感觉上两种思想好像牵扯面极广，远不只经济方面，而是两种立国理论之争。但有一点，杰斐逊主张农业立国，真实的商品生产才能让国家富强。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疑问，开始有些明白，两种思想基本上是农业立国与商业立国之争。农业立国立足农业上大规模生产增加社会财富，需要集权统治的保护；商业立国立足贸易交换增加社会财富，需要公平契约的保护。当初美国建国者脱胎于英国，公平契约观念发展出来的民主思想成为立国之本，而农业立国会将社会变成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
集权是中国陷入历史漩涡的原因，而农业民族是产生集权统治的土壤，当我们的民族还处于农业立国，集权统治就不可避免，也就难以冲出漩涡，建立稳定社会。
易中天先生在书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西方社会的民主、共和、宪政的模式到了中国总是水土不服（看台湾），最好的政治制度是自根自生的，纵然从外国移植过来，也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后才能发生相当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中国传统中开掘出民主、共和、宪政的思想，才能适应国情生长下去。但问题是，我们有这种传统吗？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七)：治学态度不严谨+愤青
这是第一次读易先生的书， 总体的印象就是治学态度不严谨和一个愤青。
书中两个地方讨论到了为什么中国从古代就没有发展出民主，公民和法治。第45页的结论看起来是“听命"; 第123页到126页说是因为希腊非农业社会，而中国是农业社会，所以中国保持了宗族和血统。 第一次易先生根本就没有打算讲为什么。第二次又把历史搞错了。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 （世界古代史）。 这个问题 - 为什么西方发展了民主， 而中国没有 - 是这本书所有立论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问题上， 易先生看起来非常的想当然。 不愿意深究。 这是一个严肃的治学态度问题。 治学态度也可以从本书没有参考文献列表看出来。 国富之道和西方将主宰多久， 这两本书， 也从不同侧面谈到了中国兴衰的历史。 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 在书里都详细介绍了引用的出处。有必要的时候， 还对引用内容做了说明。
说愤青， 易先生在书中喊的口号， 听起来过瘾， 实际上都是无知的表现。 比如第106页，说到中国这么腐败的帝国制度能够苟延残喘2100年， 易先生说是因为胡人和番邦的输血 （五代，元， 清）， 然后说如何不输血， 帝国可能 ”像玛雅帝国那样彻底毁灭"。 在这里易先生认为，玛雅文化的毁灭是集权统治， 内生的，没有外界介入的原因。 玛雅文化的毁灭原因还在做探究， 很多种解释各持一词。 其中地理环境退还学说是其中一种。 不知道易先生就这么肯定玛雅的毁灭和我们过去的帝国有点像呢。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八)：帝国真的终结了吗
开篇名义，大清王朝的覆没，有点莫名其妙。事实上，有清一代，无宦官之乱，无外戚之祸，无荒淫昏戾之君，无帝后被废被杀，应该算是"安定团结"。清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和摄政人物）也大多勤政。除"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寿辰），几乎日日办公，而且"当日事当日毕"。每天披阅奏折数十上百件，不过寻常之事。清帝国制度相当完善，办事效率和保密程度也比较高。从中央到地方，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号令畅通。因此虽然祸乱不断，却从未动摇国本，引起分裂，最后终能以和平方式，将政权完整交出。清之政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糜烂。
但是，大清终究是亡了，不是因为民生问题而亡，而是亡于制度，这套绵延了2000多年的帝国制度，该走向灭亡了。帝国制度有三大特征，即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从其诞生之初，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埋下了祸根，只是因为王朝的更替，有其自我修复能力，所以能延续这么久。但是当“民主与共和”已成为世界滚滚大势时，面对新的文化和制度，它显得是那么的无力招架。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成为了压死帝国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久，太累。
易中天说，帝国有三大特征，即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官员代理。因为中央集权，所以有“权力的赎买”，作为代理中央的管辖地方的官员，就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做点事情”，而伦理治国，自然要实行低薪制（不然就叫高薪养廉了），又为官员的贪腐提供借口。可以说，三大特征，一环扣一环，那么可以取消吗？答案是无法取消，不然又怎么叫“帝国”呢，可能唯一能变革的就是伦理治国。
帝国为什么会选择儒家，而且还要罢黜其它家，这首先是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以方便统治，而儒家讲究的是“秩序和尊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非常适合帝国的口味，所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帝国意识形态要求的必然结果。至此，帝国与儒家的知识分子达成了一笔历史性交易，我用你的思想，并且帮我干活，作为回报，我给供高官厚禄（反正也需要人手，用谁不是用啊），帝国找到了合格的打工者，知识分子则出卖自己的灵魂，无人再研究艺术哲学科技，唯有进入“正统儒家思想”才为天下最高，从此“再无奇士”。
再来谈谈“德治”与“法治”，易中天的评价是“德治不德”，“法治非法”。看看帝国历史上发明的酷刑吧，用灭绝人伦并不为过，也别说是兽性，因为野兽干不出这事来。至于“法治”，我们的法律不可谓不完备，但那都是针对老百姓的法律，而非统治阶级。事实上，真正的法治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这个国家只有一部法律，但是能做到人人平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具有法治精神，可惜帝国没有。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专制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国，很多根深蒂固的礼节、思想、习惯一直延长至今。1911年武汉的那一声枪响使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轰然倒塌，但是，封建专制的许多风俗习惯却并没有随着帝国的终结而就此消亡。
帝国的终结，但是帝国真的终结了吗？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九)：文采斐然，思想精慎——评易中天《帝国的终结》
两年前，易中天大作《品三国》让我再次感受到读书的快乐，他的《品三国》将很多人或许能体会到但却说不出来，写不出来的感受用或诗或散文一样的语言表述出来，读此书的感觉，犹如读周国平的哲学，犹如读汪国真的散文，犹如读余杰的杂文。与很多读者一样，买《帝国的终结》主要出于对易中天作品的喜爱，但8月初买书，却迟迟没有拜读是因为从网络上看到很多读者对该书的负面评价，甚至对易中天先生的批评和贬低，负面评价或者说作者江郎才尽为了钱而写书，或说作者涉足自己本不擅长的领域而难以突破，或说作品没有创意，没有深度等等。 该书真如其他读者评价的那样，那将是何等的失望？所幸的是，读完《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两章后，我的忧虑荡然无存了。
该书中作者一贯的语言和文字风格没有变，依然是文采斐然，在一本思想严谨的学术著作里，达到这种程度是非常难得的，学术著作研究的往往是思想和制度，因此不能象写小说那样随意，而该书基本上做到这一点了。作者对封建制和帝国制的分析比较、对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的分析比较，对史学观点的引用，其用词择句，布篇谋局的水平完全可以达到美文水准。当然，文采的见长并没有掩盖思想的深刻。
与作者以往作品不同，《帝国的终结》是一步纯正的学术著作。
首先，思维严谨，结构清晰。比如，专制与集权、帝国与王国、统一与一统、邦国与城邦等这些连很多学历史、学政治的都弄不明白的东西，经过作者由表及里的的分析，原来，这些词有着关乎国体，关乎制度的大学问。这并不是作者玩文字游戏，而是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作者正是通过比较和分析，在研究清楚这些基本元素的内涵的基础上来解读帝国的前生今世。
其次，分析全面，重点突出，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作者以帝国制度为主线，分析研究了制度的形成背景，制度的优越性，制度发展、完善、衰落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传统文化与帝国制度的交互关系等角度展开，这些充分体现了作者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特别是对封建制、中央集权制、共和制三种不同历史阶段基本制度的成因和优劣分析，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作者的唯物史观。
最后，诸多闪光点增色。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等提法；对三种社会状态下的管理成本和民众心理的分析；对封建制下天子、国王、诸侯、士等阶层关系的分析说明；对农业文明与权利社会关系的论述；特别是权力社会下民众呼唤统治者的提法可谓经典，虽然这一点在《品三国》里已有所体现，在本书对这一现象从历史的角度追本溯源。认真研读本书，会真正理解很多文化常识，如齐国、治家、平天下的家非今天的家庭等。
目前，我仅读了前两章，但已渐入佳境。回过头来再看网络上那些关于该书及作者的流言蜚语，我建议：读者在选择一本书前，一定要慎重，多考虑自己的兴趣、品位和文化水平，如果喜欢超女式的快餐文化，那就不要选择历史政治军事类书籍，更不要选择学术作品，那样对你的时间是一种浪费，对作者和作品也是一种悲哀；如果你经过慎重考虑后选择了某一本书，你一定要抱着一颗宽容和谦诚的心去仔细品味，如果总是求全责备，总盯着缺点不放，那你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没有进步的读者。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十)：笔记加个人感想
整理部分笔记，以防遗失。
那么，我们能照着说一句"灭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义也"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有证据证明，大清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晋，清就至少过得去。实际上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纽（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
——个感：常识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实际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
——个感：孙中山说只能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中国才能走向共和，休想君主立宪制！
最有见地的还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只有这篇文章才谈到了最根本的东西---制度。柳宗元认为，周之亡，错在制度（失在于制），不在施政（不在于政）。从西周到东周，诸侯们骄奢淫逸（骄盈），贪财腐化（黩货），穷兵黩武（事戎），政局动荡的国家多（乱国多），政治清明的国家少（理国寡），珍惜土地爱护人民的，百里不能挑一（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这是他们那个制度决定的。相反，秦之亡，则错在施政（失在于政），不在制度（不在于制）。明明有治国之策，却不实行;有治国之人，却不委任;只知道滥施酷刑强派苦役，弄得万人侧目，民怨沸腾，岂有不亡之理？
——个感：常识
什么叫"郡县"？什么叫"封建"？所谓"封建"，即"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简称"封建"，也叫"分封"。
——个感：即分封分权地方自治，共主一个。
秦始皇说，天下之所以苦于战争，就因为有诸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如果现在又恢复诸侯制度，岂非重新制造战争（是树兵也）!于是采纳李斯建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二郡。郡下又设了县，并按照全国统一的制度和标准进行司法和征收赋税。这就是"郡县制"。
——个感：即中央集权，帝国制度的雏形，后面几千年就各种朝代变更都外绕如何把中间集权的帝国制度，完善到极致。
周天子并不能像上级对待下级、皇帝对待臣民那样对待诸侯。为什么呢？就因为周天下并非"统一国家"，而是"国家联盟"，周天子则不过"联盟领袖国"的国家元首。
——个感：常识
它的特点，则是"一个天下，许多国家"。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共主），各国却有各自的国君（君主），因此又是"一个天子，许多国君"。由于这些国家和国君其实是有独立主权的，因此"邦国"类似于联邦或邦联。邦国与联邦或邦联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诸侯各国也由这个所谓的天子"封建"而成。
——个感：常识
西汉初年，刘邦迫于习惯的压力，不得不调和折中，在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显然，这是新旧两种制度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结果。
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度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
——个感：常识
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有叛人而无叛吏）。汉初天下大乱，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有叛国而无叛郡）。中唐天下大乱，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有叛将而无叛州）。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因此，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封建论》）。
——个感：常识
西汉武帝之后，皇帝册封的藩王，不再有独立主权。此后，这一制度一直为历朝历代所采用。粗略地说，唐，是道、府、县三级;宋，是路、府、县三级;元明清，是省、府、县三级（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建制多变，郡取消，州降格，层次也未必就是三级，此处也不细论）。郡县制，贯穿了帝国的始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郡县制，即无帝国制。
——个感：常识
关于城邦与邦国的区别，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有很清楚的描述。首先，就国际关系而言，希腊的城邦是完全独立的、相互平等的。其次，就国内体制而言，城邦实行的是民主制，邦国实行的是君主制。第三，就国民身份而言，城邦里的人是"公民"，邦国里的人是"臣民"，邦国和城邦，它们一个是帝制的渊薮，一个是共和的源头
——个感：常识
于是，靠着对内实行开明专制，对外实行怀柔政策，周终于取殷商而代之，并由此产生出一种理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规律，甚至不过是弥天大谎---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对周人而言，却是所言不诬。武王伐纣，并没有用多少时间，便是证明。
——个感：这个在第六章有专门的论述，其实突然让我想起了正德、利用、厚生、唯和。
所谓"封建"，其实就是处置战败者的土地和人民。土地，原本是搬不走的;人民，也原本是杀不绝的。那就各安其位，原封不动。要动的是这些土地的疆域和这些土地上的首长。重新划分疆域，这就是封;重新指派首长，这就是建。
——个感：常识
武王和周公说，殷人为什么"有天下"（其实是当了部落联盟的领袖）？是因为殷的先祖有德，上天垂爱，天命为君。后来，帝辛（纣王）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爱民，弄得天怒人怨，狗跳鸡飞，天命就要更改了。怎么更改呢？很简单，"革除"殷人所受之"天命"，简称"革命"。上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因此这场革命，就叫"周革殷命"。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的规律，是皇皇上天不可违抗的意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鉴"即是证明!
——个感：这成为以后所有革命和夺权合法性的借口
希腊是一个例外。希腊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从野蛮到文明，从武力社会到非武力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同的是，希腊人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变成权力社会，而是变成了财力社会。
——个感：商业社会的雏形，契约型社会的雏形
财力社会（即市场经济社会）的态度是旗帜鲜明地反垄断、反独裁。因为垄断也好，独裁也好，都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本性格格不入。对于商业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自由更重要。经济的自由，正是其生命的活力之源。然而市场一旦被垄断，竞争就不再自由;而竞争不再自由，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因此，资本主义各国一定要制定诸如《反垄断法》之类的法律，来确保自己的生命活力不被窒息。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也有两种，即权力社会和武力社会。游牧民族是比较钟情于武力的。擅长建立稳固政权的只能是农业民族。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只有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
——个感：农业社会需要的只是太平，而不管谁执政。农业民族更热衷的是权力而非武力。
然而不幸的是，权力社会原本来自武力社会，权力集团也必定产生于武力集团。即便是那些依靠"和平手段"夺得江山者，比如曹氏父子（魏）、司马家族（晋）、赵匡胤兄弟（宋），哪一个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坚强后盾，又哪一个不是军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权力社会很容易变成集权社会。
——个感：常识
权力是一种"非典型暴力"它并不需要动用暴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实现依靠暴力无法实现的目的。
——个感：常识，而且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的常识
所谓"帝道"，即尧舜之道，其实就是部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所谓"王道"，即汤武之道，其实就是邦国时代的制度和理想。这两种东西早已过时，孝公怎么会有兴趣？"霸道"虽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却蕴含着未来帝国的政治理想。秦孝公要与时俱进，当然一拍即合。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个感：在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里面说到商鞅变法的重点是，把国家变成战争机器，全部以扩张为主要木得。
商鞅变法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
政治改革的内容有:一、废除"领主制"（贵族），实行"地主制"。二、废除"世袭制"，实行"任命制"（个感：底层人物能走上去，即后面的最重要的科举制）。三、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废除"井田制"。准许开垦新田（辟草莱），准许多占耕地（任土地），准许自由买卖，国家则按亩征税，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好处，生产力解放了。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战功来决定赏罚（个感：这个是最根本的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财力;军事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武力;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增强了国君的权力。这其实也是秦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专制与集权。商鞅甚至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即将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这种把全国编成行伍的做法，原是管仲的发明，为的是齐桓公的"霸业"，是典型的"霸道"。但管仲只发明了"保甲制"，"连坐法"却是商鞅的创造。他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黄仁宇语），一个全民皆兵、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的国家。商鞅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
——个感：商鞅变法
秦始皇也没有仅仅满足于一个皇帝的虚名，更没有陶醉在春风得意之中，而是同时建立了一系列配套制度，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步伐，而且雷厉风行，不容商榷。他统一了国土，统一了军队，统一了法律，统一了税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道路和车轨的宽度，统一了书写的文字，还试图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秦始皇的这些变革，多半被视为"统一大业"而备受推崇。然而人们在讴歌和赞美其盖世伟业时，却往往忽视了背后的专制与集权。
——个感：一个帝国最最重要的就是统一思想，所以后来整个中国帝国制都是尊儒术的，就是因为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非常符合帝国集权统治的需要。所以后面有一句叫：百代都行秦政治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所谓"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绝不是董仲舒一时兴起的随口建议，也绝非汉武帝一时冲动的胡乱拍板，而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与民间思想之间最成功、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交易。我们知道，这次交易的有效期竟长达两千多年。因此，它只能是双方长期探索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个感：汉武帝最大的创新，其他先秦都用过了。
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学成文艺武艺，这就是修身；然后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辅助诸侯治理邦国，这就是治国；协助天子安定四海，这就是平天下。总之，士一定要有所作为，也一定要有所依附。
——个感：常识，士是一个没有私产的依附者。
没有统一的思想，哪有统一的帝国？
这是秦始皇也曾考虑过的问题，只不过他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法家思想是一种政治谋略学，用来武装帝王可以，用来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适。法家思想培养的吏员，也只能处理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教化民众则力不从心。像商鞅那样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错特错，思想问题岂是暴力可以解决的？汉初提倡的黄老之学也不行。那种思想倒是温柔，却只能造就清静无为和一盘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统，更不能帮助好大喜功的君王成就霸业和帝业。但是现在好了，董仲舒帮帝国解决了这个难题。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就是儒家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儒生可能更看重"仁爱礼让"的诗意，帝国则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按照这个体系，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当然地占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儒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简单易行。比如"出必告，反（返）必面"（出门的时候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后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是什么难做的事情。这就有利于统治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于帝国思想的深人人心。既能尊君，又可愚民，还便于操作，岂有不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之理？干是从汉到清，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就几乎成了儒家的一统天下；而那个原本脱颖于百家争鸣的儒学，则由一家之言的民间思想，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官方哲学。统治者可以用来治国，也可以用来杀人，当然，更多的是用来谋杀各种思想。这也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儒生向帝国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忠诚，帝国向儒生开放自己的官位和傣禄
——个感：所以独尊儒术是政治考量
儒家思想是一种蕴含着社会理想的政治伦理哲学。——个感：而非哲学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个感：常识
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前朝的覆灭乃是因为过度的集权。他们只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他们的吸取教训，也只能是专制、专制、再专制，集权、集权、再集权。——个感：常识
清人入关以后，承袭明制，也不设宰相职务，从秦汉开始实行了一千六百年的宰相制被彻底废除。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个感：其实得到了一定的分权作用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满清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过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请参看《 中国大历史》 ）。我猜想，这大约是因为他们能够将军事集权的经验，成功地运用于政治集权；又能够将汉民族创造的文化，灵活地运用于自己建立的王朝，并能在两方面都避免其不足。首先，清代统治者明确宣布，皇权的行使（包括亲王摄政、太后垂帘）和皇位的继承（是立嫡、立长，还是立贤）纯属皇室家务，不容外人（主要指汉人）置喙。这就避免了朝中大臣为这些决定是否合乎礼法争论不休，而汉家那些理学大臣偏偏又对此特别热衷（明就是先烈）。其次，他们规定，满族王公勋贵包括皇帝的父辈，在皇帝和太后面前一律自称"奴才"，这就杜绝了所有"自己人"的"不臣之心"和"非分之想"，第三，他们发明了"秘密建储制"，即皇帝生前不再册封太子，只指定接班人，但秘而不宣，藏之高阁，皇帝驾崩以后才由顾命大臣当众宣布。他们放手让皇子皇孙、贝勒贝子参政议政。——个感：常识
中国早就有"法"，帝国也从来就有"法"。它有法律（律条），有法典（典籍），有法官（廷尉），有法院（刑部），有法网（皂吏）、有法场（刑场），有法堂（衙门），还有主张"依法治国"的学派（法家），俨然也是"法治之国"。可惜此法非彼法。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其说是"法"（约法），不如说是"律"（刑律）。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不讲的。再说那时也没有"公民"这个概念，只有"臣民"与其说是"法治"，不如说是"律治"。真正意义上的法，是"全民约法"，即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全体公民（或其自由自愿选出的代表）通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和相互妥协，制定的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但没有什么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人与人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所以中国古代许多法律法典，都不过一纸具文，顶多也就是用来对付老百姓，打发书呆子。这样的制度如果也能叫"法治"，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个感：老愤青，哈哈。
汉武帝也把伦理变成了政治。在汉以及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那里，"德治"实际上被规定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规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规范。这些等级和规范后来就成为历代立法的依据。
——个感：所以德治具有欺骗性，只是统治工具而已
伦理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小人服从大人，女人服从男人，民间服从官方，全国服从皇帝。这倒是十分符合帝国这个集权社会的性质。但是，由于这种集权被说成是德与礼，也就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一种"非典型暴力"。对君父的无条件服从被说成了一种爱（敬爱），对臣子的无限制占有也被说成了一种爱（慈爱）。
——个感：老愤青开始发飙了（大笑）
所谓"泛伦理"，就是把一切关系都看作伦理关系，把一切问题都转化为道德问题。比如明明是权力之争或路线之争，也要说成是道德之争，并把自己的政敌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和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丝毫也不奇怪。把原本用于"齐家"的伦理用来"治国"，这本身就是"泛"；而伦理道德一旦取代法制行政，成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和唯一原则。
——个感：这个在批资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吧
用文化来统治，就难免发展为"用文化来专制"；而"用文化来专制"，又必然发展为"对文化行专制"，其登峰造极者则为乾隆。乾隆在文化上的所谓"建树"主要有三条：一是编纂了《 四库全书》 ，趁机滥杀文化，荼毒心灵；二是写了四万多首狗屁不通的诗，当上"中国第一诗人"；三是大兴"文字狱"，制造人间悲剧。——个感：常识
一旦发现乱臣贼子或者奸夫淫妇，民众就会要求将其游街示众，并在围观时向示众者吐口水、扔石头、喊口号。其实，一个人犯了罪，自有司法部门依法处分，关民众何事呢？杀人偿命，盗窃坐牢，执行就是，为什么还要"展览"一番呢？然而无论官方还是民众，均有此要求。究其所以，在官方，无非想借此杀一儆百；在民众，则非如此而不能"表演道德"，证明自己是"好人"，也无法在这种表演中体验快感，即道德上的优越感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和道德作秀。（请参看拙著《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个感：常识
盘点帝国的家当其实是一件充满困惑的事情，因为历史的天空常常疑云重重，问题和麻烦则往往接踵而来。比方说，按照前面的分析，帝国的政治既非人治，又非法治，还不当真是德治，那么，它又该是什么，能是什么？或者说，该怎样准确地表述和界定帝国的政治？也许，是"官治"。或者说，官僚政治。而“官治”又不同于“人治”第一，人治靠的是某个个人，官治靠的是官僚集团；第二，人治靠的是个人威望，官治靠的是集团力量；第三，人治力量来自本人自身，官治力量来自官方授权。也就是说，官治并不要求某个官员有多高的素质、水平和威信，只要他有一定的官衔和足够的权力就行。——个感：常识
帝国制度有三大特征，即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这就决定了帝国的各级官员，只可能是皇权的代理人，不可能是民众的代言人。因此，尽管要孝敬上级就难免会伤害民众，但是，在孝敬上级和保护民众之间，许多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谁都计算得出，作为被帝国雇来放羊的临时工，让包工头高兴显然比羊群的茁壮成长更重要。羊群长得再好再肥，也是农场主（皇帝）的，自己的实惠却只能来自包工头（上级）。
——个感：这就是官治的弊端。现在仍是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谓"道德原则"。——个感：常识
腐败当然并非官员的愿望，更非帝国的初衷，因此不能在主观上找原因，只能从制度中找结论。结论就在于帝国设计的这个官员代理制度，其实本身是有内在矛盾的；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官员作为皇权的代理人，是应该竭力维护帝国的利益，还是利用代理人的身份为自己谋取利益。——个感：常识
吴思先生在谈到帝国的恶政时说："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 潜规则》 ）其实"善政"也一样。只要是在非民主的前提下实行官员代理制，这样一个集团是迟早都要出现的。更可怕的是，这个集团具有自我复制和自我修复的功能，因此它并不害怕个体的消灭和剔除。
——个感：这就是结党
科举制度的一个弊病，即中举做官被看作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至少是唯一正当、有效益有前途的出路。本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绝不能没有知识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知识阶层该做和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科学的研究和艺术的创作。可惜帝国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哲学被看作误国误民的清谈，科学被看作标新立异的末技，艺术则不是被当作宣扬礼教的工具，就是被看作玩物丧志的祸根。
——个感：现在都还有人说学而优则仕
由此可见，集权与否，任命与否，还得看资源归谁所有，即产权决定治权，甚至决定治法（统治方法）。——个感：常识
事实上从春秋战国（前帝国）的爵位世袭，到秦汉魏晋的官职半世袭，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选官，便正是一个不断强化公有意识和代理制度的过程。——个感：常识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也没有真正的、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因为邦国也好，帝国也好，都不承认仅属个人的私有财产。孟子有云："无恒产者无恒心。"（《 孟子· 滕文公上》 ）同理，无私产者无私心。没有个人财产，也不会有独立人格。试想，没有经济的独立，哪有人身的独立？没有人身的独立，又哪有人格的独立？也就只有人身依附关系和人身依附意识，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夫为什么能成为妻之纲？就因为妻没有经济的独立。
——个感：这话其实说的很重了，没有私有制就没有独立的人格。
在这里，有必要对"法治"进行严格的定义。法治，是相对"礼治"、"德治"和"人治"而言的。人治的特点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德治的特点是"伦理治国，以刑配德"，礼治的特点是"以礼代法",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它们与法治的区别一目了然，毋庸赘述。难以区分的是法治和法制。——个感：常识
没有独立人格，也就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其实是一种心理能力，一种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愿望自由地进行选择，并对这种选择和选择的结果负责的能力。显然，这里包括三个关键词：真实愿望、自由选择、承担责任，三者缺一不可，而承担责任最重要。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没有责任意识，就不能叫"自由"，只能叫"放任"。这个人的行为，也不能叫"自由选择"，只能叫任性、随便、瞎胡闹或者恶作剧。——个感：之前看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个人的选择都是个人的权利
没有自我意识，就只有依附意识，以及依附意识的对立面--造反意识。——个感：常识
极端一点的，还要将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客气一点的，也至少要让自己从依附者变成被依附者，所以又叫"翻身"，也就是把人身依附关系"翻过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自我意识，只有依附意识。结果，不是"你依附我"" ，就是"我依附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因此历史上此类大大小小的"造反"行动，弄不好就是"你死我活"；而平时依附顺从的"良民"，则很容易变成杀人放火的"暴民"。
——个感：农奴翻身把主人做（大笑）
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即建设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前提，则是社会所有成员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法治和律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律治社会的法律，是出自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而法治社会的法律，则是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可见自由意志对于法治社会而言是何等重要。有人担心，大家都有自由意志，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岂不天下大乱？这其实是过虑。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说，腐败和动乱绝不是因为大家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能，只有少数人能（《 灵之舞》 ）。——个感：常识
quot;罪己诏"这种极端负责的背后是极不负责。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检讨，而是作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爱民而不惜自责），二是炫耀自己的无私品格（连不该承担的事情都勇于承担），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为天灾而罪己）。因此，历代皇帝都不在乎下"罪己诏"，也不怕措辞严厉。因为自责得越厉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个感：常识
最适合帝国制度，或者说，帝国时代的"最佳"国家状态是：疆域不大不小（以自秦开始的传统疆域为宜），人口不多不少（以二千万至五千万之间为宜），经济水平不高不低（以一般民众正好维持温饱为宜），政治状态不好不坏（好不能好到强大无比，坏不能坏到民不聊生）。疆域太小，人口太少，经济水平太低，历史选择的就是邦国而不是帝国。反之，疆域太大，人口太多，中央集权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直至帝国无法承担；而经济水平太高，则会形成破坏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当然，政治状况太好也不行。政治状况太好、国家力量过剩，君王就会穷兵黩武，侵略扩张，同样会导致王朝的覆灭。
——个感：常识
对于只身一人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效忠远比效率重要，守住祖宗家业也远比发展民生事业重要。人口富余没有关系，有作为的君王可以用来侵略扩张；财产富余也没有关系，无作为的君王可以任由官员贪污挥霍。这些钱财，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简直就匪夷所思，用于发展工商业则万万不可。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如果普遍富裕起来，将置帝国于何地？
——个感：所以从来都是重农轻商，不可能产生大幅提升生产力的技术革命。
事实上，有清一代，无宦官之乱，无外戚之祸，无荒淫昏戾之君，无帝后被废被杀，应该算是"安定团结"。清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和摄政人物）也大多勤政。除"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寿辰），几乎日日办公，而且"当日事当日毕"。每天披阅奏折数十上百件，不过寻常之事。清帝国制度相当完善，办事效率和保密程度也比较高。从中央到地方，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号令畅通。因此虽然祸乱不断，却从未动摇国本，引起分裂，最后终能以和平方式，将政权完整交出。清之政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糜烂。清王朝，不是因民生问题灭亡的。——个感：常识
这是一些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过交道的"夷狄", 这也是一些当时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战争。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家伙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夺钱财和妇女（此类罪行多半顺手牵羊），更不是颠覆政权，而是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比如传教）。说得白一点，英国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战争，竟不过只是要和我们做生意。
——个感：后面会详细的说明
1927 年，蒋介石宣布进入"民国建立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
——个感：常识，这个到底是不是因为开始由独裁走向宪政的反向？
共和我们还错过了好几次机会。第一次是"东南互保"（个感：抗旨）。第二次是"联省自治"（相当于联邦政府）。第三次就是"国共合作"了。
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并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达成协议。这时，主导着中国前进方向的政治家，如果能够产生"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国民党为执政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为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以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为"政治特区"，化干戈为玉帛，以竞争代战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则中国政治，便会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惜，两个曾经并肩作战，打败军阀，战胜敌寇的政党，却未能再次携手，同建共和。——个感：呵呵
+++++++++++++++++++何谓宪政，何谓民主，何谓共和。--个感：这段开始易中天才开始说这本书的重点，开始抖干货！开始说他真正想说的东西+++++++++++++++++
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请参看刘军宁《 共和· 民主· 宪政》 ），也就是"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这就是共，也是和，即pubhc 。——个感：常识
因此我们不必为东南互保的坐失良机，联省自治的中途夭折，国共合作的谈判破裂而遗憾，也不必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成王败寇、改朝换代而扼腕。历史毕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而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传统只给了中国人两种选择：要么天下一统，君王专政；要么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相比较而言，前一种选择似乎更好。这其实并不能怪谁。——个感：常识
民主的目的不是要"商量事情"，而是要"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在民主的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必须由人民（或公民、国民）授予，未经授权的任何政权都是非法，这就叫"主权在民"。而且，授权一旦变更，执政者就必须交出权力，这就叫"可以让渡"。"主权在民"和"可以让渡"是民主的关键，选举换届即是其具体体现。如果主权不在民，或理论上权力不可以让渡，即非民主。这又是中国没有的传统。不错，中国古代是有所谓"民本"思想，但"民本"（国本在民）并不是"民主"（主权在民）。民主分的是"主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民本分的是"主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所谓"民本"，则不过是以"子民"为执政的"本钱"罢了。或者说，是他们的"载舟之水"而已。——个感：常识
中国历史上既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也没有"人民授权"的制度（君权神授的仪式倒是有的）。历代王朝（包括小朝廷）的执政权，没有一个是人民授予的，而是执政者自己巧取豪夺来的。宫廷政变即是巧取，逐鹿中原即是豪夺。巧取者少，豪夺者多，但无一经由民授。当然，一旦获得政权，执政者也会标榜自己的天下得之于民，谓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他们的政权虽非民授，却也"顺应民心"，甚至是"人心所向"。按照"天意即民意"的原理，这也无妨看作人民的授权，只不过是"心授"（人心授权）罢了。其实，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民心。比如刘备，据说是得民心的，但又何尝得天下？也就是九州有其一而已，还是打出来的。又比如清人刚刚人关时，何尝得过民心（其"剃头令"就不得人心）？却也照样得天下。可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却值得怀疑（请参看常书远《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
——个感：解释前面提到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谬论。
何况江山是统治者打下来的。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当然是由统治者（或曰胜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治理国家，并制定规则。那么，又有谁愿意在胜利后制定一部宪法，来做自己的"紧箍咒"呢？恐怕没有。所以，历代王朝开国之际虽然也都要进行一系列"立法"工作，但那与其说是"立法", 不如说是"制律"。因为那些所谓"法律"都是对付臣民的，不是限制帝王的。专制帝王们对"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没有兴趣，他们更信奉的是"口衔天宪"和"联即国家"。——个感：常识
我们就从中看出了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重点是限政。按照民主的原则，主权在民，治权民授，国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都必须经由多数的同意。因此，民主完全有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群众专政"。宪政则不会。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在宪政和宪政主义者看来，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而且并不因为它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就不是危险。权力来自何方，掌握在谁手里，怎样使用，这些都不是宪政考虑的问题，而是民主与共和的任务。宪政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
——个感：想起罗胖对民主的定义：民主不是指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在尊重和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在某些特定领域使用多数决的原则。是为了约束人本身的暴力（如大家投票搞死苏格拉底，他就死了,“广场投票”），也有可能出现多数派对少数派产生暴力！2014.5.10 21:36罗辑思维-2014 07《开会是个技术活》
宪政就不但是"限政"，也是"限法"。也就是说，只有"限法之法"，才是"宪法"。——个感：常识
不过，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个人（如立宪派）或某个团体（如清王室）的失误，而仍应归结为"限政传统"的阙如。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限政传统，不是说历代王朝的所有权力都是不受限制的。事实上各级官员和各个部门的权力都有一定之规，甚至有森严的界定（比如后妃不得干政，太监不得干政）。越权办事或越权干政，历来是王朝和官场之大忌。但这只是"限权"，不是"限政"，因此也叫"权限"，不叫"政限"。而且，划定权限，正是为了保证最高权力（君权）不受制约和限制。这就叫"权有限而政无限"，即代理皇权的官员和衙门有权限，掌握政权的皇帝和朝廷无限制。
——个感：这让我想起了办公室越级报道的王含石（笑）
宪政不但是"限政"（限制国会和政府），而且是"宪政"，即"根据宪法来限制权力"。宪政的要义是：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只能以宪法为唯一依据，并为宪法所制约。因此，宪政与否，不但要看权力是否受到限制，还要看它受谁所限，看它是受制于宪法，还是受制于别的权力（比如君权）。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显然，正如法制不等于法治，限权也不等于限政，更不等于宪政。
——个感：常识
如果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共和是共有、共治、共享，那么，宪政就可以说是法有、法治、法享。
——个感：中国法家，应该叫律家，是用律法来限制人民，所以不叫法治叫律治。而记得哪个说过：法治也是不对的应该是法制（制约）大概就是法制约政府即宪政（其实很多人会觉形式主义，玩儿文字游戏，但是就是这样子，我们前几年就叫：建立健全法治社会，依法治国）
至高无上的宪法，与至高无上的君主又有什么不同？区别就在于：宪法不能违反（违宪），却可以讨论、批评、反对、修改（修宪）；君主则既不能讨论、批评、反对，更不能修改和违抗。宪法也能够批评、反对吗？当然能够，因为宪法可以修改。如果不能批评、反对，又何必讨论，如何修改？实际上，批评与反对是讨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修宪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倘无这一区别，则宪法就会变成新的、物化的专制君主，也与宪政的限政精神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说，既限政又限法的法治即是宪政。——个感：常识
民主授权，宪法限政，协调二者的是共和。共和的任务，是既要保证由人民授权的政权不被僭窃，又要保证被宪法限制的政府有工作效率。因此，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共和、民主、宪政三位一体的。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共和解决执政问题，宪政则解决限政问题。没有共和，民主就会变成多数暴政；没有民主，共和就会变成寡头政治；而如果没有宪政，它们都会变成无法无天。——个感：常识
样一种政体或制度是我们民族原本所没有的，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传统。甚至就连许多官员和学者，也未必都能清楚地阐述民主、共和、宪政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常常将法治与法制相提并论，权力与权利混为一谈。看来，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真是任重道远，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还必须再问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不可能自发地生长出上述制度和思想来。
——个感：暴露他老愤青的面目了（笑）
共和精神与共和制度只能产生于商业民族，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商业民族就比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高尚或高明，而只因于获利方式的不同。正当的获利方式是辛勤劳动，这在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那里都是一样的。但如果要巧取豪夺，那么，商业民族更倾向于巧取，而不是豪夺。谁都知道，商业上的成功，主要靠精心策划、反复计算和讨价还价，而不是靠明火执仗、打家劫舍。动用武力的事情也有，但那多半是为讨价还价铺平道路或创造条件。如果全凭暴力掠夺，那就不是商人，而是强盗了。
——个感：所以上面说当时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没有夺权。在中国的语境中这很奇怪，因为我们只知道武力出政权！而他们只是要求通商，割据领土也只是为了更好的通商
政治争端的解决既然被视为交易，当然也就要按照商业的方式和规则来进行。首先是要谈，即"主张"，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推销产品和报价（包括陈述定价的理由）。这是需要专业能力和专门人才的，由此便产生了职业政治家，比如议员。议员虽然名义上是民选，实际上不可能得全票，其实只是政治主张相同或接近的一群人选出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与公司派出的商务代表没什么两样。议员的任务是同其他的代表去"谈生意"，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就是"议会民主"和"代议制"。这种制度在商业民族那里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这就像把自己的业务交给中介公司或专业公司去打理，比如找专门的会计公司帮自己算账，找专门的投资公司帮自己理财。选举议员，则不过找那些专门搞政治的人，来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现代商业社会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个感：常识
美国的1787 年费城宪法，就是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伟大妥协"的产物。其结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互相监督，轮流坐庄，这就是"共和政治"。
——个感：伟大的妥协，他在《费城风云》里面提到的，关于黑人奴隶投票权定位3/5（涉及到蓄奴州和非蓄奴州的利益分配），最重要的妥协在于下议院（众议院）按州人口多少分配议员数目，上议院（参议院）无论州大小代表数相同，即为美国立宪史上最伟大的妥协。
我们民族不可能有的政治传统和思维方式。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既不主张巧取，也不主张豪夺，而主张实干。根据实干的精神，清谈是要误国的。
——个感：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干！
因此，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巧取豪夺，但那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更不能公开号召，而必须饰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为民请命"、"清君侧"）。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只有宫廷政变，没有议会民主；只有逐鹿中原，没有共和政治。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有宪政制度。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信义而不是契约，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怎么可能有法治，又怎么可能有宪政呢？
——个感：罗胖的建议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就是从身份社会过度到契约社会，又想起了我一个客户，来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最缺的就是契约精神（笑）
最重要的是，只有商业活动，才强烈地要求明晰产权，分清公私，因为买卖无非权属的让渡。
——个感：再次强调没有私产就没有独立人格，因为你永远在依附
其实民主、共和与宪政，都旨在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不在干预私人领域中的自由。但如果没有私人领域，也就无所谓公共领域；而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恐怕也很难有私人领域。因此，明晰产权，分清公私，方有民主，方有宪政，方有共和——个感：常识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共产主义社会叫做"联合体"。他们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请问，这是均贫富、打平伙、吃大锅饭，是"共产共妻"吗？——个感：愤青哥哥再放技能
显然，传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每一变革的成败。因此，无视传统的理论是掩耳盗铃，无视传统的制度是无根之木，而无视传统的改革则难免屡遭挫折。
——个感：这话可以作为看《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思路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