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树》是一本由张贤亮著作，人民文学出版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9.00元，页数：17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绿化树》读后感(一)：书中自有黄金屋
大学一年级时，我们有一门专业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当时用的教材是蒋学模老师编写的。我在学习这门课之外，去图书馆借阅了我读的第一部经济学经典原著《资本论》。
之所以读《资本论》，是因为中学时看过很多张贤亮的作品，像《绿化树》里，他用了很长的篇幅写到章永璘读《资本论》的思考，写得非常令人神往。我认真看过好多遍。
张贤亮本人就在多舛的命运中，多年一直反复读《资本论》，因为这是马克思的著作，所以没有成为禁书，可以合法阅读。他在小说里磅礴而出的，是太多自己真实的经历。
《绿化树》里有很多吉光片羽式的句子，对我影响很深。比如，他说，“人身最不自由的地方，思想的翅膀却能自由地飞翔”。此话让我年少的我陷入沉思，反复琢磨其中的意思，意识到独立思考的重要，立志要多读书多想，让自己思想的翅膀得以翱翔。
对我，这是比进入大学以后知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早的启蒙。
大一啃《资本论》，其实比较痛苦，看了一阵看不下去。后来又找了郭大力、王亚南的版本，不断续借，又请同学帮忙续借，耐心的花了快两个学期的时间，才啃完了三卷本，又把第一卷读了第二遍。
当时在给中学同学的信里，还写到过自己读《资本论》，那时候我们靠手写信和不多的电话联系，不知道为什么消息灵通却不亚于现在的朋友圈。寒假回家，人人见到我，都问《资本论》读得怎么样了，我说没有读完，但是《政治经济学》考了年级第一。
我们在我奶奶家打牌，我和一位北京读书的同学在牌局之外靠在窗前聊天，他说他知道我读《资本论》，也从图书馆借了来读，读得挺痛苦，我先建议他换郭大力的版本，又说其实我也没有读完，我们不如相约吧，下学期一起读完它。
初夏时，我从上海写信给他，说我读完了，打算把第一卷再读一遍。他说他也快了。此后，好几年，我们经常这样共读，互相鼓励，互相推荐书，写信交流感受，一起读了不少书。从微观、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当时名噪一时的德鲁克文集......杂七杂八，自己专业和专业以外的书都读，那种把年轻的求知激情慢慢融入时间的感觉真好。
大学里的朋友跟中学时不太一样，表面不那么亲密，我喜欢上了独来独往，在教室、图书馆和寝室之间匆匆来去，但是我慢慢的也交到了些精神上非常有共鸣的朋友，甚至跨了好几个不同的专业。
某节选修课上，我大学时代最重要的朋友之一谨出现了，她在我旁边坐下，冲我点点头，我一见就很喜欢她。后来我才明白，她跟我莫名气质挺像的，甚至长得也有点像，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
之后跟着她混了不少哲学系的课，读了不少以前没有接触过也没有想过的书，主要是文史哲的，豁然又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后来谨走的是学术之路，在国内国外读到了最高的学历，做了大学老师，待在离纽约不太远的纽黑文。我有时候会去找她，经常线上跟她聊聊天。看到她想到她，觉得好高兴啊，就像是自己的另外一个理想实现了似的。
那时候，如果在食堂遇到那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我们坐在一起，端着喝汤的不锈钢碗，在周围的嘈杂中认真说起在读什么书，在想什么问题.....我会恍然想起《绿化树》里，章永璘要离开劳改农场时，和他的病友，一位哲学系讲师，穿着劳改农场的服装，托着装着稀汤的饭盆，温文尔雅的、俨如在鸡尾酒会上，以学者般的风度来聊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幼稚的二十岁！可就是带着这点幼稚，认认真真的度过了一段青春的时光。我觉得这是我一辈子无形的财富。
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读书究竟能不能带来有形的财富呢，能直接赚到钱呢？当然也可以，但好像是不为赚钱去读书，不为赚钱去决策时，会更轻松一点。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我有一位多年的朋友，是酷爱读书，爱思考的一个人，人称脑容量特别大，读书很多，过目不忘，个性又特别自由。她喜欢哈耶克，对货币的去中心化学说倾心不已，所以当年比特币出来没多久，她就买了一批，作为纪念，表达对哈耶克的敬仰，对未来趋势的认同，还热情的劝说我们朋友也买，有些人买了，有些人没买，还有些人买了捂了两年，看到涨了点就卖了.......
嗯，现在比特币又是什么价格呢？而且这位朋友还不打算卖，她说，我的本意为了收藏和纪念买的，我干嘛要卖呢，我又不缺钱花，我也花不了那么多钱。
其实张贤亮后来基本不写作了，成为了一个商人，虽然他的小说真的很好看啊，既有才华又有思考。他曾经写过那么多好作品，而且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作家一样，行文里有一种欧风，有一种模仿苏联文学的磅礴、深沉和激情。
写到这里想到苏联文学，情不自禁又有冲动去读一读，读不了长篇，至少可以读一读契科夫吧，尤其是还有汝龙的译本。想起这些，真心觉得此生太富有了，书本身就是黄金一般的存在啊。
而不写小说，成为商人的张贤亮做得也很不错，他在宁夏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了国内最早的影视城，后来他也成为了作家富豪，资产以亿计。
他自己多次说到，《资本论》对他影响深刻，让他不断思考社会发展规律，在非常年代里相信当下是不会长久的，对未来有所信心，熬过苦难，而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把握趋势，做出符合规律的选择。
现在很多家长都重视孩子的阅读，也想到要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经常有人会问我给孩子读什么书，来实现以上目的。我有些语塞，我最早了解股市，是小学四五年级从茅盾的《子夜》里，对经济学最早的一点兴趣，是从张贤亮的书里萌发思考的，我后来真的去读了《资本论》，读了很多书，拿到了经济学的学位，好像每一本书都有用，也好像每一本书都没直接用用处。
可以简单粗暴的开一个书单吗？好像也可以，但是这样读出来的书，应该是孤立的，是缺乏线索的吧。其实我自己没有怎么照着书单读过书，我都是不成体系的乱读，但是读很多很多，慢慢的也就把该读的涵盖了，可是那些不必须读而读了的书，倒好像让我更受益。
所以在某个群里，大家说起对孩子的财商教育，我说，理财是雕虫小技，真正有价值的是经济学眼光和经济学思维，能帮助你在社会变动大的时候，做决策时认清规律，找到社会运行的轨迹，毕竟一切的努力，都比不上方向正确的选择。
然后我讲了我少年时读张贤亮，大学读《资本论》的往事，很快就有人私下问我，读《资本论》是不是读英文原著更好呢？张贤亮你读了哪些呢，全部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多我可以回答《资本论》原著应该是德文的，但是其他的回答我无力承担。我是一个很少敢开书单的人，因为我知道急着要书单的人，可能有太多期待太直接的目的，是“书单”本身根本无法承载的。
我刚工作的时候，难得去过宁夏出差，还特意抽时间去了张贤亮的影视城逛了逛。得从银川坐车一个多小时，匆匆走了一走，我不为风景而来，只是为了多年的一个念想。
前几年我收到一封邮件，来自当年和我一起读《资本论》的那位同学，打开来居然是一篇张贤亮的文章，据说是他最后的遗作，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标题叫做《雪夜孤灯读奇书》。
我想，奇书是哪本呢，对他来说，应该是《资本论》吧，一看果然是啊。
一生跌宕多舛，一世盛名和财富，最后惦记的也只是雪夜孤灯下读过的奇书。
他在结尾写到，“抚摸我精心读过的几本书，我以为最值得留恋的是那时读书的激情”。
我到垂垂老矣的时候，也能说自己精心读过一些书，最值得留恋的是曾经读书的激情，就很幸福了。对我来说，可能还有更多的一点幸福吧，就是还有一起读书的、惺惺相惜的朋友们。
最近写在公号上的一篇文，特意贴在《绿化树》页面来，感谢此书曾经对我的影响。
《绿化树》读后感(二)：邓晓芒万言评论：返回子宫
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位苦难作家的名字响彻了中国大地，他就是《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作者张贤亮。
这两本书，作为“爱情三部曲”的前两部，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章永麟五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受到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受难史。
Via：慧田哲学（微信号：zhexue-ht）
然而，这两部作品，特别是后一部作品，在当时之所以名噪一时，并不是由于它真实地描写了在乡村中和劳改队中所受到的残酷对待和不公平的惩罚。
而是由于它深刻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那种恶劣的非人环境中内心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展示了强烈的饥饿、劳累、屈辱、孤独和性压抑给一个敏感的灵魂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创伤，特别是精神上的压抑对一个青年男子的性能力的摧毁。
这种揭露是空前的。一时间，国内评论界沸沸扬扬，好评如潮。但也有人指责作者用这种自传体美化和粉饰自己，人为地给这种受难加上了某种崇高的“意义”。
的确，我们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看到，主人公在经历了地狱烈火的锻炼，从群体中获得力量治愈了自己的性无能之后，最终走上了“红地毯”，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他是由马缨花、黄香久这样的女性“土壤”培植起来的参天大树，他从她们那里吸取营养、完善自己。他不会忘记她们，但也不会停留于她们的水平，而只是利用她们所提供的补偿作用去完成更崇高的“事业”。
在这里，女人的作用类似于某种中草药的作用，她们并不是“男人的一半”，而只不过是男人的滋补剂和救心丹。
不过，平心而论，作者在当时穿透数千年来紧紧包裹着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灵魂的那种政治道义上的义愤，而直接揭露出他们内心隐秘涌动着的性的苦闷和压抑，并首次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一切冠冕堂皇的政治意识形态借口所造成的实际后果，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更确切地说，是需要某种生命力的“获生的跳跃”的。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失意时虽然也有过“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慨叹，但那只不过是一种穷极无聊时的精神寄托，一种逃避和自欺，一种无可奈何的遣怀自放，而决不是以严肃的态度追寻自己生存的根，并有意识地从中获取人的生命的勇气和力量。
后面这种态度只有在受过弗洛伊德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才有可能产生。
然而，这种新思想的萌芽又毕竟还带有沉重的传统知识分子意识的枷锁。现代知识分子章永麟仍然是以古代文人看待“青楼女子”的同一眼光去看待他所遇到的那一个个给他带来幸运和安慰的女人的。
不论在这些女人心目中还是在他的自我感觉中，他都是一个落难的读书人，除了男女两性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互相需要之外，他的思想、他的抱负和他最终摆脱屈辱境地的强烈欲望都是她们所不可分享的。
所以当她们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她们时并没有遭到欺骗和遗弃的感觉，而是衷心地祝愿他去干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这种“成人之美”的伟大爱情是我们这片肥沃的母亲土地上的特产。
在这里，女人们一生下来就懂得自己应当为男人作出奉献，提供补偿。但也正因为如此，章永麟试图从性爱中、从女人中重新获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完整人格，这一“获生的跳跃”就变质为一种“致死的跳跃”了。
就是说，一旦章永麟意识到自己向来视为男人的崇高事业的实际上不过是性爱的一种体面的表现形式，意识到性爱并不只是事业的基础，相反，事业完全可以归结为性爱，这时他向性爱的复归就带有了某种自杀的性质：
一方面，他立足于赤裸裸的性而蔑视一切超越其上的精神生活，这是他精神上的自杀（自嘲或自轻自贱）；另一方面，性交本身作为一种最原始的耗散生命的活动，也具有某种肉体上的自戕性质，生与死在性交中成为了一体。这就是张贤亮“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即《习惯死亡》的核心主题。
在《习惯死亡》中我们看到，章永麟在经历了劳改队九死一生的折磨和“文革”的假枪毙之后，一方面剥去了生命的一切伪装和装饰，只剩下了性（性交或性爱），另方面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死亡体验。
他觉得自己早就是该死或已死的人，只是脑袋上欠着人家一颗子弹，这颗子弹总是在他和女人做爱时在脑子里轰然爆响。章永在“爱情三部曲”前两部中所得出的看似极具智慧的真理，即“性爱可以拯救一个男人”，一到他有机会满世界乱跑、和各种各样的女人性交时，就全部垮台了。
其实，他的欲望并不高，“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要进入一个什么理想的天堂，而是要把破碎的灵魂拼凑起来，大体上像个样子”，但到头来，他发现连这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幸福也是虚假的，痛苦也是虚假的，他的破碎已无可救药，他必须要重新制造。”（《习惯死亡》，载《张贤亮自选集之二》，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于是作者说，“我决定将他杀死”，也就是将一个早就该死，实际上已经死去多少次并一直死着的人，还他一个“行尸走肉”的真面目。这是作者在《习惯死亡》第一部中的总体交代。
这种交代实在是了不起，因为他破天荒第一次坦白承认自己的生存之根不在于心而在于性。“他心脏所在的部位空无一物”，心只不过是性交的累赘，要杀死他只有对准他的生殖器扣动扳机。“当我找到这地方时我发出暗笑，笑社会过去加于他的惩罚全都击错了部位”（第19页）。
这一自杀性的交代的确具有耶稣基督现身说法的震憾力。当章永麟（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张贤亮）把自己慢慢地钉在十字架上时，全体中国人的灵魂、至少那些“运思”着的灵魂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破碎已“无可救药”，必须要“重新创造”。
小说的写法有些扑朔迷离，不仔细研究一番其的“她”和“她”、“他”和“你”、“我”都究竟是些谁，还真会把人搅得昏头昏脑。好在中国的读者对“意识流”之类的写法早已不太陌生，只要有点耐心，还是不难看出来龙去脉的。
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是说成了著名作家的章永麟在80年代末获准出国，原来想追寻过去的情人、电影演员“她”，不想“她”已和一个美国白人同居。百无聊赖的他在那块自由的土地上邂逅了一位女导游，在这位台湾籍女人那里受到再教育，领略了原始性爱的本味。
后来他又重新见到了电影演员并与她重叙旧情，和她度过了疯狂的一夜后却得到了一声“谢谢你！”感到自己成了满足她四年性饥渴的工具。（第177页）在万念俱灰中他去见他父亲三十多年前的情人，由这老女人引起一连串关于“老”和“小”、生和死、灵魂和白骨的联想和回忆。
在看穿了“风月宝鉴的背面”之后，他索性去“东方佳丽”玩妓女，这时才发现自己早已“丧失了堕落的能力”（第246页），只好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忍痛抽出一张百元美金大票给了妓女。
最后是回到爱情故事的起点马缨花那里，并自嘲地说这就是他的“爱国主义”，使人感到整篇小说像一个画成了瓜子形的圆圈。作者反复说“我并不愿意写完这本书”，因为他觉得故事毕竟没有团圆，结局是虚假的。
在故事的叙述中作者不时地穿插着他在劳改队与一位女医生的失败的初恋，他与一位小姑娘一起被拉去陪法场假枪毙，他的无数次寻死的念头和求生的欲望，他与劳改队员们去乱葬场挖掘死去的劳改犯的白骨及对一具女性骨架的顶礼膜拜等一系列回忆镜头，还有他在巴黎与青年女子纳塔丽的短暂同居，以及想象中他在病床上的弥留、台湾导游从国外赶回来为他送终的场景。
然而在小说中，读者自始至终都只看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已破碎到无可救药，却怎么也看不出如何“重新创造”自己的灵魂。因为作者尽管自认为已看透一切，心如古井，甚至表现出对一切的“宽容”（第181页），但一谈到过去，一谈到他所遭受到的种种残酷的“捉弄”，他就跌回到“伤痕文学”的水平上，不由得义愤填膺。
当然，这种义愤填膺被聪明的裹上了一层“黑色幽默”的薄荷糖衣，换上了嬉皮和调侃的口气，但当一个人以这种姿态去指责时代、命运和那些不可胜数的“小人”、“恶人”时，当他如数家珍地告诉别人，哪次哪次他受到了某人或某些人无端的、无理的欺凌时，当他无数次地悲叹自己的爱、自己的心被他人掏空、摧残和践踏时，他显然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本性是善良的、好的，他的“破碎”完全是外界和社会造成的，他现在即使变成了野兽、狼，也不是他的过错，反而使他有充分的理由自我炫耀，炫耀他本性的清纯和生命力的苍劲：
这样，读者（也包括作者自己）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还需要对自己的灵魂作任何“重新创造”？这样的灵魂，虽然破碎到“无可救药”，但难道不是举世无双、不可企及？即便是自杀和死亡，也都显得那么美丽，惊心动魄，富于悲剧意义？无怪乎书中最后说：
“我想我的灵魂总算没有投错地方只有这个国家能恩赐给我这么多挑战，使我终生具有活力直到我自己愿意去死”（第247页）。
如此自满自足的灵魂，又从哪里获得自我重新创造的动力呢？如果有来世的话，除了回归到过去那种纯洁的灵魂，以便再次经历劳改或“文革”的苦难历程，从而塑造出又一轮具有活力以至于渴望去死的真诚的行尸走肉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在这里，我们已经预先经历了中国新时期以来从新激进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虽然“新保守主义”这一思潮要到数年之后才在中国大陆形成某种学术气候。
显然，“习惯死亡”实际上就是习惯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这一点，是在章永麟一开始想自杀，后来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兴趣或没有勇气自己去死时，便早已真相大白了的。
“自杀未遂完全败坏了他的勇气”，“他虽然活了下来，但从此便善于欺骗自己和善于欺骗别人”（第5页）。于是“完了”这个词便从此跟定了他，告诉他哪怕他处在生命力的颠峰状态（如在做爱时），他也早已经“完了”。
“所以他经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他的习惯”（第6页)，正如生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是一种习惯一样。他已经没有力气和没有心思去寻死”了。然而，章永麟自以为这次自杀演习使他上升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境界，以为当他想用“语言”来探讨死和生命的“意义”时他便“堕落”了，陷入了“华丽夸张矫情之词”（第5-6页)。
这都实实在在地暴露了语言（汉语）本身的匮乏不是别的，正是“生命力”的匮乏，即不得不被动的、动物式的接受自己的生死命运。
当语言作为一个先于每个人的生存而编织好了的严密体系从“术士”的口里一串一串被带出来的时候（第7页），它必然只能是华丽夸张矫情乏味的，并且会诱骗人们在“真实的现实”上碰得头破血流痛不欲生（第6页）。
但其实语言本应当是“存在的家”，应当是人类生命力的创意和表达。自己没有力量创造语言，却责怪语言的贫乏矫饰，妄想躲入“玄奥神秘”之中显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这不仅是章永麟，而且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在能量耗尽、万般无奈之中仍然能摆出得意洋洋的架势的方便法门。
而章永麟高出许多文化人的地方便在于，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失语”状态的尴尬，并觉察到语言的山穷水尽决不是什么值得自吹自擂的“民族文化传统”，也毫无耐人寻味的“深意”，而是直接把人引到了死亡面前。
章永麟发现，从他自己嘴里出来的“爱情要以悲剧结束才显得美满”这句玄而又玄、貌似深刻的话，其实什么意思也没有，它相当于当年劳改队审讯记录上的一连串“不语”和最后一句“你说要枪毙就枪毙好了”（第12-13页)。
他意识到这句故作高深的话其实“并没有许诺什么”，“不过是调情中无话找话罢了”（第14页)。然而，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他和女人说的每一句话最终都会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时，他“超出性欲的需要”还能寻求到什么呢？
语言的丧失就是爱情的丧失，就是事情的“结束－终点”，所以“实际上他在和她、和任何一个女人在进入爱情之前就已经负心”。他还不甘心，仍然要努力一再地提出“爱情是什么”这一到死也未能得到答案的问题，而事实告诉他的常常是：
爱情在其“最高音符”上“只不过是赤裸裸的肉体接触罢了！”(第16页）而且每当做爱时就有枪声在他脑子里爆响，清除掉了一切语言垃圾，他就会意识到死：“完了！”
面对这种失语的绝望，章永麟丝毫也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要“重新创造语言”。说“不可能”，是因为那确实太难了，那不是发明一个词、一句话，而是要求一个人改变整个“语词体系”。
全部语词要重新编排，而且不能乱来，必须有强大的生命力作根据。这不是一个孱弱的、刚刚剥了壳的灵魂所能承担的。相反，他还才刚刚动弹了一下就恐怕人家会说他语无伦次像了乔依斯福克纳(第105页）。
其实他在语言表达上是绝对规矩和规范的，他并没有触动这个森严体系的一根毫毛，而只不过在它的重压下发出了一声呻吟而已。他甚至为自己的语言合乎规范而自鸣得意，以为“中国不停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成批成批造就出语言大师。不会说话的人全死了”(第86页），得意中又带有伤感和自嘲。于是他真正能够做的就是换一个环境（语言环境），到国外去透一透空气。
他到了旧金山，在过去的朋友乔的妻子静慧家里歇息，眼前出现了也在美国的那位电影演员、他的旧情人的幻觉。他想象他们从容地做爱(第24-27页）。尽管他自己早已对她不忠，他却仍然对她不能忘怀，并为自己的“不断叛变”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即“每一次恋爱”他都是“全心地投入进去”(第29页，又见第170页），而没有半点轻薄的想法。
这种理由我们在后面将看到，也是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废都》）、顾城笔下的他自己（《英儿》）的理直气壮的理由。但正如那两位一样，章永麟也对电影演员另有所属心怀妒忌，这仔细想来是不合逻辑的：
如果你有“不断叛变”的理由，你就没有妒忌的理由，反之亦然，除非你是皇帝、可汗或凌驾于各个性对象之上的“唯一者”。电影演员要嫁给美国佬，而他自己对电影演员的恋情也早已是对他的初恋的背叛了，相互彼此彼此。这时他回忆起他和Y市的那个“她”的初恋。(第35-48页）当然，是命运把他们强行分开的。
他并不欠她什么。可是，为什么他觉得现在写小说就相当于“写检讨”(第77页）呢？因为他是把自己的初恋当做自己的“良心”：“尔后你每当良心发现你便看到了她的脸……你以为你忘却了她而其实她已成为了你心中的古诗，她虽然失去了青春却也不会再衰老”(第78页）。
所以他后来在台湾导游那里发现“只有做爱是真实的”时，就发出了“成熟其实是人生最可怕的境界”的惊呼(65页)，并且顺便给自己今天的玩世不恭提供了严肃的理由：“你想我经过了这些事情我哪里还有感情支付给你”(79页）。
这种玩世不恭似乎与真诚的爱情丝毫也不冲突，相反，这才是一个人大彻大悟了的真诚的表白，它是当代一切“渴望堕落”的文化人的真心话：
“我们都是一群老娃娃，我们写累了想累了在生活中受够了然后想宣泄一下卑鄙，因为一味地高尚叫人受不了。我们要把卑劣和神圣的界限打破，使我们既体会到神圣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现出高尚又得意于下流”(第83页）。
这几乎就是王朔口吻。他就带着这种口吻在国际性的文学讨论会上夸夸其谈，说“中国作家经历了一系列苦难，我们的肚子里营养不良而脑袋里却相当充实”，但充实的脑袋里流出的却“全是幻想”(第85页）。
随即他庄严地宣布：“文学，表现的是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第86页）他说这句大话时居然毫不害臊，似乎忘记了他的“反抗”连同他的“文学”在二十年前只不过是手淫的伴奏这一事实。
当然，现在这“幻想又反过来成了一种性挑逗。果然，那位向往着“原始野蛮状态”的“太文明化了”的台湾籍女导游上钩了，她崇拜的是他身上那股子“原始的粗犷气味”和“强盗的子孙”的血统(第89页），而不明白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
他倒是向她坦白了自己的狡猾，内心里觉得大陆人其实比台湾人、比全世界的文化人文明程度都高得多，只有他才能说出这样至深的道理：
“真正的学问是说不出口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人内心的体验只让它深深地埋藏于内心，千万别说出口。世界上的真理都无法证明，凡是能说得一清二楚的道理都掺着假。与其一本正经地说半真半假的话不如把一点内心体验嵌在玩笑里”(第90页）。
这种坦白其实仍然是一种真正的城府和狡猾，他鄙薄了全世界的作家也鄙薄了自己，说了“倘若我会打烧饼的话我一定去卖烧饼”的假话，无非是想把自己装扮成一只“狼”，诱导台湾籍导游和他上床。
通常，特别是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作家们一提到“文明”和“野蛮”的话题，便会眼睛放光、笔底顺畅起来，那倾向，大抵是说野蛮要比文明好，更美也更有刺激性。
莫言的《红高粱》曾使我们在这方面大开眼界。遗憾的是他还只是站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土埂上自吹自擂，而并没有把擂台摆到美国去的奢望。张贤亮却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西洋景（或“国际舞台”）。
他让“野蛮的”（或自以为野蛮的）章永麟与浸透了西方文明的台湾籍女导游在同一张床上较量，互相扒下了“胎膜”。
“我们都同时用原始的力量恢复到原始状态。我们都闻到了洞穴和森林中潮湿的气味。我们一起体验到野蛮人的快乐。从文明到野蛮和从野蛮到文明同样艰难。但我们竟一步就跨过了一万年”(第92页），“我想我们两人大概是一人这时要从文明走向野蛮一人这时要从野蛮走向文明恰好在某一点上碰撞上了”(第93页）。
显然，在这场文明和野蛮的较量中，代表“野蛮”的章永麟是绝对的胜利者，是控制局面的一方，因为整个做爱都是向原始状态的复归，是向章永麟的“老家”的回归。野蛮在自己的“家门口”打败了文明。
所以章永麟故作天真地说“这一撞把我撞懵在文明和野蛮的交叉口。我不知道是应该向文明走还是应该向野蛮走”(第93页），实在是言不由衷。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在文明面前自惭形秽的感觉，而只有对自身野蛮的得意。
甚至当他此时联想到当年野蛮地遭到“枪毙”的全过程（第94-104页）时，他仍然骄傲地想“我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受苦的人而现在却叫我去享受我便会比受苦还难受”(第109页）。
面对现代文明的压力他动不动就冒出一句劳改队的痞话。他觉得既然他已经死过好几次他这条小命是拣来的他就可以向整个世界任意发泄他心中的“暴戾之气”（正如王朔表明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衬托下突现出来的这种“野蛮”是非常脆弱的，它其实并不是真正原始强健的生命力，而是另一种扭曲变形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古老程度、悠久历史和深邃城府远远超过西方文明，与它相比，西方文明简直是小儿科。
章永麟已经做到了连死都不怕，但千万别以为他因此就成了一头无所畏惧的狼。“我不害怕死，但害怕恐惧。最害怕的是恐惧着，又不知道为什么。”(第117-118页）其实他完全知道为什么，这就是害怕孤独，即“害怕我好像和他们不一样”，“我总是在追求和别人一样”。
与大家一样，即使是死，他也会感到“很美”甚至“自由”(第121页）。
这就决不是野蛮人能做得到的了。这种懦弱的人格一旦遭到孤立，就会被人看出“这小伙子的球跟他妈的蚕豆那么大一点”，“连鬼看了都笑话”(第123页）。很难想象，这“蚕豆那么大一点”的东西中藏有多少原始生命力，能够应付那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的做爱”。
这要么就是吹牛，要么就是台湾人毕竟还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中，章永麟是老资格的统治者，女导游则是未经世故的儿童。
所以，“非常令我惊诧的是我以前在大陆可爱的政治教育完全可以用来对付你在爱情上的要求，好像我自小到大就在一所欺骗女人的学校就读”(第139页）。
也就是说，他用来满足女导游的决不真正是他原始的生命力，而是他的“文化”，这种文化天生有一种恋母的倾向，即在自己的性对象身上把自己变成婴儿。“我多么想从你身上回到我母亲的身上去”(第140页)，即回到母亲子宫里去。
这种恋母情结表现在社会文化上，就是回归到群体、回归到集体的怀抱里去，这正是害怕孤独的心理根源。
章永麟却似乎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抱怨“阶级路线”的贯彻使他与母亲成为势不两立，教导他爱领袖就必须“胸中充满仇恨”，从而导致了他在女人面前的阳萎病(第143页）。
但他没有看到，阶级路线其实给他找到了另一个更伟大的母亲，这就是“群众”。
阳萎病的病根正是对这另一个母亲的爱恋。“应该”之爱（“阶级感情”等等）其实就置根在他固有的恋母情结之中，因而使他噤若寒蝉、无法反驳，“仅仅用一根手指就推倒了我原始的爱情”(第143页）。
因此他返回这种恋母倾向丝毫也不能使他从根本上健全起来，而只能使他更进一步地放弃自己、融化自己，取消自己在子宫外的独立存在。无怪乎“我刨遍了胸膛里每一个角落都发现不了那分要付给你的爱藏在哪里”(第144页）。
这并不是别的什么人把他的爱清除出去了，而是他自己的恋母倾向使他永远无法建立起成年人的独立的爱情，永远把他推向婴儿和胚胎的境地；并不是“对我多年的批判养成了我时时自我批判的习惯”(第124页），而恰好是他从小不愿意长大，眷恋母亲的乳房和子宫，使得他对自己身上任何超出婴儿的改变和发育持强烈的否定态度，才导致了他对外来的批判（这种批判归根结底是批判他不纯洁）心悦诚服，心领神会，奉为圭臬。
所以，“他之所以那么害怕批判是因为批判者的声音早就在他自己心里叽叽喳喳，那是他不断自我批判的继续”(第200页）。恋母转化为眷恋群体，害怕孤独甚于害怕死亡（因为肉体的死亡至少还说明与母亲的某种联系，而对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孤独意味着纯粹的被否定、无）；自我批判、自我取消导致阳萎。
看来唯一能突破恋母情结的就是人类原始本能的性成熟了。恋母的文化毕竟是非自然的和反自然的。当年章永麟的阳萎病的治愈并不是由于投身于群体文化之中（如作者可能会认为的），而正是由于暂时游离于群体文化之外，是由于文化的松驰和疏忽使他得以展示了一个成熟男人的能耐（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因此，在中国，性能力的健康成长或恢复通常都是通过反文化或钻文化的空子才获得了一席之地。这种对文化的抗拒使中国人真实的性生活显得特别“痞”，它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甚至长期以来是无名的、匿名的。
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倘若他不愿意“堕落”，不愿意口是心非（“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就必须自觉地禁绝性快感和性生活。
有文化的中国人的楷模和样板就是无性人（如“样板戏”中那些不结婚、不生育的人物）。然而，有文化的中国人至今还在绵绵不绝，这件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原则本质上的虚伪性、自相矛盾性。
所以退而求其次，文化原则要求中国人在性交时至少不要显得太张狂、太“痞”，要有节制和克制，要有文化和想到文化（如传种接代、宏扬和光大祖宗基业等）。这使得中国人的性生活索然无味。
幸好中国历来文化人不多，群众“文化素质”不高，否则很难想象今天能发展成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章永麟当然是文化人并且一心想继续做一个文化人的，虽然他对这个文化的仇恨和诅咒涨满了心胸，但他仍然死抱着这个文化原则不放，问题似乎只在于如何使这个原则与他的原始本能相调和，否则他就会“始终对爱心有余悸，就和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一样”。
现在，一个代表西方文化的可人儿来到了他面前，这可人儿以一种“太文明化了”的语言告诉他，他不必为自己的性欲感到羞耻，也用不着苦苦追求那超出性欲之上的特别意义。“是你，指导我落在性欲的满足上，原来这就是爱”（第145页），“是你教我知道了做爱就等于爱，这样我便安心了，我用不着再去寻找什么爱的‘意义’”（第153页）。
现代解释学认为人只看见他想要看见的东西。章永麟从西方文明中看出的正是他长期以来所想望而又不能名正言顺地说出来的东西。他从另一种文化中获得了表达这种东西的文化语言。
他不再担心自己的堕落，他感到这种堕落其实是一种更高的文明，是西方人想望都想望不到的。他今天是以一种赐予者的姿态把中国文化最不可言传的奥秘“弘扬”到了西方女人的床上。
但另一方面，台湾籍女导游在他身上追求的却是做爱的“意义”，野蛮和痞在西方文化中都有了意义，都被“意义化”了。在她看来，语言本身不是空壳，也不是挡箭牌，而正是这种意义的“文化”（文明化）的表达，因而是美丽的（“一只狼”是美丽的）。
当章永麟滔滔不绝地向她说着大话、空话和谎话时她却在如醉如痴地欣赏着这些话的“意义”。她并不注重这些话的真假，她看重的是形式。只有章永麟（和一般中国人）才一心只想到形式低下的实质性的内容（如是否能占到便宜）。这就是两种文化在他们两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既相交叉又相错过的奇怪的情景。
害怕孤独除了体现在性观念上外，就是体现在政治生活上。“一个男人总是随时随地面临着两样东西的进攻：一个是女人一个是政治”(第170页）。
这是章永麟数十年苦难生涯的总结。书的第四部写到章永麟在美国听到他的小说在大陆又受到批判的消息，他吓坏了。
“他现在盼望着身边有一个人。只要一听到‘受批判’，第一个条件反射是立即有一股冰凉的孤独感淋遍全身”(第169页）。受批判就是受孤独，要爱一个女人就是要求自己孤独地向一个女人突进，这两者都是同样的可怕，比死还可怕。
所以“‘文化革命’中中国人竟然如此残暴、如此荒诞不经，多半有性压抑的原因”(第177页）。不同的是，性压抑在现在已经可以通过逃到西方的观念、甚至西方女人的床上来解除，政治上的“恐独症”却是任何外来文化所无能为力的。章永麟在和女电影演员重逢时说：
“‘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搞乱了的一代’”，他是在重复女演员的话：“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生活被搞乱了，好像连上帝预先给我们安排的命运都被搞乱了！”但什么叫“搞乱了”，书中始终没有交代。
其实，“搞乱了”就是回复到了原点、混沌，就是你我不分、生死不分、人鬼不分、人与物不分，全都互相搀合、搅混。“你被‘搞乱了’你也‘搞乱了’别人”，“墓地其实就是再生之地。
这样想你便会感到这个世界上并无什么罪恶可言，所有的罪恶都功德无量”(第213页），“原来在这里完全没有人为的规范”，哪怕是一棵树，也只有用铁丝网围起来才能幸免于他人的干扰和侵害(第228页）。
所以，“搞乱了”正是每个中国人灵魂中害怕孤独、总想与别人（也与天地）“同在”、搀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根本倾向。“不是什么别人喜欢搞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喜欢别人这样搞他们，就像孩子喜欢有人把他陡地抛到空中，又陡地悠到胯下”(第218页)。
有的人写检讨有瘾，就是指望通过诚恳地痛骂自己，而再次从胯下被悠到空中。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章永麟觉得这种“搞乱”比死更可怕呢？为什么每个中国人回忆这种乱局会心有余悸呢？“中国人确实不怕死，但不怕死的人却并没有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就是因为我们除死亡以外却怕着别的什么东西。那么怕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比死还可怕呢？我真没有想透。”(第179页）
其实，“搞乱”是中国人害怕孤独的表现，“害怕搞乱”同样也是中国人害怕孤独的表现。
真正说来，中国人害怕的不是“搞乱”，而是在乱中及乱完之后自己被钉在“不许乱说乱动”的位置上，正如中国人不怕写检讨，怕的是这检讨不被上级和群众通过，永远被逼着交代问题。
所以只要没有这种顾虑，中国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过不几年就盼望来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那些与群众稍有不同的人的“尊严、爱情、自尊和自信以及与群体的认同感”剥夺殆尽(第188页）。
“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有人高兴有人愁的运动。
章永麟当时如果给他一个整别人以救自己的机会，他未必不会活得有滋有味兴致勃勃。只是由于在这场运动中每个整别人的人到头来都挨了整，所以它才不像过去那些运动那样总是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而遭到了“全盘否定”（但直到今天也还有些没吃够亏的人在喃喃地叨念着它的“光明面”）。
谁能说这场运动不是中国有史以来全民族的一次大融合呢？在大串联中，在揪斗“走资派”中，在派性斗争中，上下级之间、父母子女兄弟之间、有钱没钱之间、有文化没文化之间、高贵与卑贱之间的一切界限均被打破。
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互相“搞乱”，以“革命”的名义彼此渗透。就连过去那些“牛鬼蛇神”（如右派），也都蠢蠢欲动地想在这场运动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确实做到了与那些“走资派”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平起平坐、彼此彼此。
这是一场人人都渴望投入群体怀抱的运动。如果一定要追问什么比死还可怕、或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话，那么唯一的回答只能是：对“群体认同感”的剥夺，或者是归还。
但群体认同感不仅表现在空间并列的同时性上，而且表现在时间先后的历时性上，这就是对上一代人、乃至与死人的认同。章永麟时时不忘自己是“强盗的子孙”，他祖先的声音在他的梦境中、在他的心灵深处震响。他从他父亲三十年前的情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对女人的趣味。
他以为“不断追查祖宗八代和不断地批判传统的结果却是使每个人都失去了祖宗也失去了传统，每个人都成了断了线的风筝在天空飘来荡去”(第192页），要是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其实被追查祖宗八代被断了传统的只是那些“黑七类”，为的是“红五类”的祖宗八代和“革命传统”更加一脉相承。
并不是对传统的看重使我们失去了传统，而是对传统的批判恰好更加巩固了传统。他在父亲的女人身上蓦然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他……他在几个女人身上所做过的事其实是亘古以来不断发生的事的不断重复”(第199页），他“竟然会把自己、自己的父亲和目前对他展开批判的批判者全搅合在一起”(第201页）。
因此并没有他、你、我，没有“人”，只有“我们”，只有亘古不变的传统！
于是这传统就积淀为地下层层迭迭的白骨。章永麟回忆起在劳改队，为了糊弄那些向队上索要已故劳改犯骨殖的家属而被派往乱葬岗子挖死人骨头的事。那些骨头都是些无主的骨头，张三的或是李四的根本不重要。
“我们这代人真是连骨头都被搞乱了！谁知道我们身体里支撑着肉体的骨头是不是我们原来的骨头！”(第209页）
事实上也是如此。人活着时就恨不能把自己的心挖出来交给别人，交给大家或“群众”，死了何必在乎哪根骨头或哪副骨头是自己的呢？人生前或死后都不是自己，生前只是呼口号时一致举起的一片树林般整齐的手臂，死后则是被野兽飞禽刁乱和“打成一片”了的森森白骨。
章永麟想起《红楼梦》中“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故事，这整个挖骨头的工作恰好就是风月宝鉴的一个放大了的象征。
但章永麟的观点比曹雪芹更进步、更现代化了，他表明中国人“既能看风月宝鉴的正面也能看它的反面”，即不仅能从一个美丽的胴体中看出一副骨架来，也有本事从一副枯骨中看出一具美丽的胴体来。
现代中国人决不会由于对白骨的恐惧而妨碍他做爱的情绪。他甚至可以凭一副带长辫子的女人骨架而引发无限浪漫温柔的美好联想！
他认为真正的大彻大悟就是发现“女人最美的不是她的肉体而是她的骨头……肉体已经定型并且还会衰老，不变的骨头上却可以产生出无尽的想象，你想象那副骨头上的肉体有多美，她便有多美”(第221页）。
贾宝玉当年若进化到这一步，他也许就不会撒手凡尘了。
现代中国人的“意淫”水平早已比几个世纪前高了不止一个层次。这种意淫已不只是随时移情于一个一个“水做的”清纯女子，而是彻底地普遍化为没有形体的（“气做的”）“裸裎的灵魂”，而“以这种随时随地都能做爱的姿态飘逸在宇宙空间”(第206页）。
当然，它也能够附着在某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身上，他可以要求他的长头发的情人按照那副枯骨的头发式样编一条长长的辫子，以便“心安理得地与她做爱”(第213页)。
“意淫”与“皮肤滥淫”的这种“理一分殊”的“辩证结合”，在章永麟毅然决然地、深思熟虑地、有计划有预谋地去嫖妓时便发挥到了极致。事前，他如临大敌，竟然用上了一条毛主席语录：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并给自己找出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来壮胆：
“你知道你在开始反叛，你要努力挣脱三十多年来给你施加的影响和教育。但你无力，你只能用堕落来表现超越，用堕落来表现你的抗议。
因为一切美好的词句，那些高尚的诱人的语言，都被批判者所垄断。你要越出批判者的规范只有坠到泥坑当中去。没有别的出路……”他还引用另一位诗人的话说：“只有在中国变成一个大妓院时，中国才能进步！”(第239页）。
好了，够了！来试试身手吧！可是不行，他决不能像真正的嫖客那样一上来就动手动脚。
“你怎么也要想些话来说，为了做爱而做爱，把做爱仅仅限于动作，这不是你的习惯。在做爱上你是个抒情诗人”(第240页），“你要加强做爱前的抒情性，你说：‘你很像我的一个女朋友。’虽然你并没有从她的眼睛里、从她的脸上找到你任何一个女朋友的影子。”“‘是吗，那很好。’”
“你感到她的语言和她面孔的表情都是平板的。在她有力的手下，抵制了你的移情性。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物件。一会儿，她俯下头，又要动用她的舌头。你闭起了眼睛。正在这时，‘砰！’你听见了一声枪声”(第241页），“你便清醒地意识到你再也没有能力和她做爱了。”（第242页）
章永麟抽出一百美元钞票赏给姑娘以免她瞧不起自己，这更显出他的猥琐渺小和可笑。这真是丢尽了脸面，丢尽了他那一套一套振振有词的辩证法的脸面，丢尽了高深莫测的中国文化的脸面。
他只有“仰望苍天，用中国话大声地喊了一句：‘完了！’”(第243页）事实证明，“我既丧失了堕落的能力，也丧失了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能力”(第246页），证明中国即使变成了一个“大妓院”，中国也不能“进步”，证明“意淫”一碰上真正的“皮肤滥淫”就不堪一击，全线崩溃，就暴露出一直被玄奥云雾遮蔽着的阳萎。
但章永麟把这场惨败的原因归结为“那颗子弹早就射进了我的大脑”即归结为他年轻时代所受到的外部心理创伤，而不承认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与生俱来的本质的孱弱，这只不过是为自己能够再次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强充好汉、自欺欺人而放出的烟幕。
正如阿Ｑ一样，他甚至有点赞美起那“枪声”来了，因为它既给他带来恐惧，也给他带来兴奋，使他终生具有“活力”，乃至保持了令西方人羡慕的“标准身材”（第247页)！
但他毕竟比没有文化的阿Ｑ聪明，直到他在马缨花那里试图给自己的故事画上一个圆圈时他也因为未能真正做到自圆其说而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深感歉意。
“这时我想请求谁原谅，也想我对别人同样应该宽恕”，但是我想了半天仍然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和别人有什么错”，“别再谴责我吧！即使是将来枪手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武器（我并不敢抱这样的希望），我也会把一个血窟窿还回去，因为那颗子弹始终压迫着我的一根脑神经”（第248页）。
就是说，即使不再有外来的迫害，他也注定要自己迫害自己了，谁还忍心去谴责他呢？
这种绝望的悲鸣和告饶，已经不再是大团圆的气氛。章永麟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问题。《习惯死亡》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提出了问题。这问题就是：我（或中国知识分子）究竟错在哪里？
但这个人和这本书的糟糕之处也正在于，他在搞清这个致命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之前，就已经在预先乞求别人的原谅和宽恕，并以主动地自戕和自轻自贱来换取人们的同情和怜悯，来模糊问题的实质了。
这充分表现了主人公思想深处的懦弱无力、生命力可耻的颓丧和沉沦。
故事的结局已把全书那些最为春风得意神采飞扬的情节从半空中打落到了最见不得人的讳莫如深的处所，作者和主人公却仍然在留恋和欣赏自己在故事中的深刻、机智、抒情和潇洒，乐不思蜀、乐而忘返，而将乐极生悲的终点尽可能推延和一笔带过。
至少，作者自己以为他在这本书中已经尽其所能地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他没有隐瞒什么和回避什么。“他说他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小说把自己全部暴露出来，让女人知道男人究竟是一种什么讨厌的动物”(第176页）。
这实际上是他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评价。他同意这种看法：“西方的艺术是想着如何把真实表达得更美更具有个性，我们大陆人还仅仅停留在争取把真实表现出来的阶段”（第114页），这从某种表面层次上来说是对的。
但真正说来，没有个性却能把真实表现出来，“把自己全部暴露出来”，这对于艺术来说只是一个神话。没有个性的艺术“肯定是”虚假的艺术。
在艺术上要做到客观真实，绝对必须要有个性，有生命的力量。
章永麟的生命力已达到了一个中国文化人生命力的极限，他甚至已看出一切的一切都错在自己身上，因而提出了“重新创造”新人的历史使命。
但他再无能力去进行这种创造，只能在意淫和皮肤滥淫之间、文明和野蛮之间、成熟与返回到子宫之间、语言和失语之间左冲右突，最终不能不陷入虚假和伪善，成为对现实和自己灵魂的粉饰。
他不明白一个真理：
真诚不是一个人想要做到就能做到的，这需要艰苦的努力和运思去挖掘自己的灵魂，需要痛苦的自我反省和怀疑，需要否定自己的否定、批判自己的批判。
这是一个比外在的苦难历程更为痛苦而且绝无安慰的过程。
Via：慧田哲学（微信号：zhexue-ht）
《绿化树》读后感(三)：【被打倒的“右派”终于站起来了——我读《绿化树》】
手中这本人民文学出版九元系列丛书中的《绿化树》是我在旧书店淘到的，是张贤亮的代表作。之所以对这个小说充满兴趣，是因为里面提到一个叫马缨花的女人。在2010年的现当代试卷里出现了一个叫“马缨花”的名词解释，很多人对于这个陌生的题目都感到头疼，甚至有人答成是顾城的一首诗。我也答错了，但野马没有跑很远，基本认为她应该是小说里的一个女性形象，当时我写的是反抗形象。这两日读完这本小说，却发现自己完全错了。
《绿化树》是当代作家张贤亮描写知识分子曲折历史命运的力作。小说成功塑造了“ 右派分子” 章永瞵这个典型形象， 展示了主人公如何在“ 饥饿与艰辛”中不甘心“ 精神堕落”，去追寻“ 人的美好感情”，如何在思想的沮丧与迷惘中， 探寻到正确信仰的人生历程。《绿化树》这部作品，最为明显的道德感召力量体现在知识者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作者及其笔下的章永璘是共和国历史中极“左”的文化政策影响下的苦难形象的一个缩影。张贤亮因发表《大风歌》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送入劳教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释放，押送到另一农场当工人。1963年被划为‘现行反革命’，法院判管制三年。但在‘社教运动’中又押送到劳改农场劳改。1968年释放后，旋即被‘文革’专政，关押到1969年。1970年又遇‘一打三反’运动，抓起来投放在监狱，1973年再次被释放。1979年9月彻底平反”。这种个人与民族混杂在一起的困难经历却被张贤亮所诗化，在这里也许作者并不是要进行简单的控诉而是要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合理的构设。在《绿化树》中，他借章永璘的思考做出了这样的表述，“我所出身的这个阶级注定迟早要毁灭的。而我呢，不过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我这样认识，心里就好受一点，并且还有一种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我个人并没有错，但我身负着几代人的罪孽，就像酒精中毒者和梅毒病患者的后代，他要为他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命运就在这里。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这样就使其将自己的命运之艰与所谓的“罪恶”都归于自己的出身。
小说在描写章永璘与马缨花的爱情时候，设置了一个叫海喜喜的男人角色。海喜喜是一个马车夫，在村上非常能干，在章永璘来到这个村子之前，海喜喜和单身母亲马缨花有着暧昧的情绪。海喜喜给马缨花粮食，海喜喜照收不误，对于愿意给她东西的男人，她从来不拒绝。但马缨花却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的女人，没有很男人有过非分的举动。章永璘是一个知识分子，被划成左派，来到这个村子劳动，和劳动人民马缨花好上了。马缨花给章永璘提供白面馍馍和土豆，并听章永璘每晚在她的屋子里讲故事。马缨花有时候就会唱西北的民谣，她的声音动人，给主人公章永璘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因为章永璘的出现，打破了海喜喜和马缨花的关系，海喜喜和章永璘之间有了冲突。后来，海喜喜逃走了，他希望章永璘和马缨花结婚。但是不幸的，章永璘因为和海喜喜逃跑事件有关，被调往了另一个条件恶劣并且很变态的村子进行劳动，并且不能请假去见马缨花。马缨花后来来找过章永璘，但都被那个村子的村干部给拦住了。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了。章永璘后来坐了牢，在牢里他连《毛泽东选集》都没有看，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后来，右派平反，章永璘重新回到了北京并且出席了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他后来再去原来的村子找谢队长和马缨花，但他们都不在原来的村子了。但马缨花成了章永璘青春时期最美好的回忆。是马缨花给了他美好的爱情和填饱肚子的粮食，是马缨花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如果没有海喜喜在逃跑之前和他聊天，也许章永璘会待在村子里和马缨花结婚，生儿育女，度过他平凡的一生。但命运却并没有按照既定的逻辑发展，它转向了另一条不可预知的迷途。马缨花带着自己的女儿尔舍去了别处，章永璘再也找不到了。但是他的心里却充满了感激，是劳动人民改造了他。有人说，章永璘在马缨花那有恋母情结。我倒真不同意。我认为在那种极其艰难的年代，异性马缨花给了知识分子章永璘精神和物质上的拯救，是马缨花让他在迷途之上重新看到灯火，并咬紧牙走向明天。
但是，在结尾，我对于张贤亮歌颂了一下党，很觉得奇怪。不过想想，也并不奇怪。张贤亮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是一九八三年，那个时候国内政治还是很紧张，敢写个小说已经冒着很大的勇气了。所以，我们应该为张贤亮的《绿化树》热烈鼓掌，这是继我看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之后第二次激动。我甚至还要站在瑶湖l雷声大作的夜晚里大喊：被打倒的“右派们”终于站起来了！
《绿化树》读后感(四)：苟合
用了这个标题，绝无贬义。
初读《绿化树》，是在大学的图书馆。以前也了解“反右”、“文革”那段荒唐的历史，但是真正认识到它们的残酷却是在这部作品里面。那是一个缺乏人性的、怀疑一切的时代。仅仅是因为“营业主任”的几句话，好不容易“重获自由”的主人公章咏琳便被发配到了“山根下那个队”，从此与世隔绝。等到他能够出来之时，他所爱的马缨花却已无处寻觅。这真的很荒诞，不是吗？不像是会在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那时候的我深深地为这段悲剧爱情所感动，仿佛能感受到主人公的心痛。
前几天，惊闻张贤亮先生去世。今天重读《绿化树》，却不由得想起了“苟合”二字。章咏琳和马缨花是在苟合，作者和他所谓的国家在苟合。
其实，章咏琳始终都接受不了马缨花“美国饭店”的事实，最后只能用“无私”这个词来欺骗自己，而马缨花也并不了解章咏琳所读的书有什么用处、有什么乐趣。他们始终是两个世界的人，既没有灵的交汇，也没有肉的碰撞。只不过彼此在享受着各自的自恋。
本以为，文章写道作者重获自由却再也找不到马缨花就结束了。没成想后面还有升华的部分。不由得想起上学的时候写作文，在文章的末尾，总要有“点睛之笔”：体现出自己积极进取的精神等等。受此遗毒，很长一段时间来每每看文章的时候，总喜欢分析一下人家的文章是不是“向上的积极的”，有点儿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正能量”。慢慢地，我了解了，“负能量”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后来升华的那部分，总给人一点儿“狗尾续貂”之嫌。
我不由得想到了麻花：两股扭曲的缠绕在一起。章咏琳在马缨花上寻找崇高是如此，作者在文章里寻找崇高也是如此。
或许我们也在苟合。
《绿化树》读后感(五)：《绿化树》
很喜欢读张贤亮的小说，但是一直没有读这一本，因为上学的时候，我的老铁（女生）就在看这本书，一边看一边给我讲，她特会讲故事，经过她的嘴，绿化树里的故事，都记在我的脑子里了，到现在也没忘，真的很有趣，我也常常讲给别人听，都是黑色幽默。老铁的文笔很好，是我校的才女，经常在抚顺日报上发表文章，甚至还有专门的一版她的专栏呢，可是转眼毕业了，她想凭借她的文笔留城的阴谋没有成功，只好回到了农村，不久同学告诉我，让我看看抚顺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我找来了，是老铁的，题目叫《谢幕》虽然文章里没有名字，但是我还是看出了，写的是我们的故事。很快老铁就来信了，告诉我那是小说，可别误会。过了一年多，她告诉我她看了个对象，让我去审查一下，我去了，他们请我吃饭，也是老师，是我们下届的，人还不错，结婚的时候去在给照的相，然后就没有联系了，她的文章也不见了。转眼十年过去了，当我读过了张贤亮的一本又一本书的时候，最后就剩这本没读了，就想再看看，看看和老铁讲的一样不一样。于是看了起来，不错所有有趣的故事，老铁都给我讲过，不过她并没有告诉我的是，这原来并不是黑色幽默，而是一个爱情故事。
《绿化树》读后感(六)：重评绿化树
在误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人物章永嶙的同时，该察觉到其与《绿化树》两部作品的的不可分割性。读王福和《在人鬼漩涡中挣扎的异国兄弟》，使人庆幸，误读身份比起误读主题，显然最后的认知更实效。当然王老师的这种误读比起另外两种版本①的解说，略为高明。
这里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语境和文本解读。张贤亮似乎特别厚待其笔下人物章永嶙，以至于后来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能与《绿化树》相抗衡的。57年张贤亮因发表在文学月刊中《大风歌》而受到十数年之久的劳教管制，二十年后重获平反。这个文本有别于伤痕文学的地方，远非批判，反思诸如此类而言，故不作讨论。主人公章姓与作者本身，恐怕并非只是个巧合。以此依据，就解决了阅读文本中第一个困惑，其中提到的唯一可看的书：《资本论》并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它的象征义当然就不是强加的极右路线和极左思想的灌输，既然是强加的东西，本能的本质上理应下意识抵抗，何来渴求行为，这种观点应注意到本身所具有的矛盾。《资本论》在这里作为章永嶙精神食粮的存在，是他所向往的知识的象征，进而说明知识作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需求，它的无可选择性，不可挑剔性。知识分子既作为知识的主宰存在，又需要靠它来完成“我是谁”的自问过程，而知识也就成为这个群体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的根基。这种先天性的“尊严”在经过社会历练之后才可以发现其与优越共生的缺陷，这种缺陷就是不完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旨就在于如何弥补这种缺陷，主题可能更接近于情爱，爱情是作为大树的世界中的一片树叶，说清楚了爱情也就说清楚了这个世界，而只观一叶，忽略了整棵树的方法未必太粗糙了吧。从树叶中探寻和树的关联性是可以的，在之后的分析中终究该回到树本身。再说《绿化树》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它于情爱主题的诉求，更不强烈。
马樱花在这里作为一个女性出现的同时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劳动人民，正是她的第二个身份把他和作为男主人公的章永嶙对立起来，这样就理解了张对于马几推几亲的矛盾心里及其付诸的行动，推，因为毫无理由的优越感作祟，亲，则是最现实的吃饭问题所迫。但这都不足以说明章永嶙在作为一个人的时候存在人格上的问题，这无关人的品格好坏，而是主人公在知识分子自我认同感之下的一种情绪的宣泄，在这个群体集体面临绝境时劳动人民伸出了善良的双手，相反，我以为章永嶙结尾处的悔悟是其思想上的进步，人格的提升，最后一滴干涸的清泪，做为曾经确实存在过却不自知的爱情的结局，知识分子的心灵却得到永久的清润。从这个角度来说，章永嶙也是善良的，铭记将把这种回忆作为永恒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他日后的生活。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在时代的激情退却之后，在逐渐淡忘的父老乡亲的面孔中，真正又有几个大彻大悟了？当然这两件事情不能够相提并论，事发原因不同，章永嶙所处，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绝境，他的觉悟，很多因素都是极其被动的，从效果上来说，这个结局是值得很大一部分人去认同的。如今形势不同了，大学入学率已经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已经和劳动人民真正结合在一起了。但谁又敢担保，不会培养出另一批居高自傲的怪胎来呢？豆瓣上的人怎么每天都有这么多书要看，这么多电影要看呢？
注释
①：两种解读：情爱论，“极右”观
《绿化树》读后感(七)：历史的叫喊。
薄薄的一本小书，描绘了所谓我们这在改革开放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9 0一代难以捉摸的历史景深。
作为一个自小在美好农村长大的孩子，似乎对那种无关风月、无关政治、无关灵魂的爱情有种天然认同感。他们关心粮食，关心耕种，从来都是隐忍的，土地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也是最纯粹的希望。
说起来还是看了些许关于知青的文学艺术作品。那一代的知识青年是痛苦的，他们遭遇了自古以来对读书人的最不公平的待遇，他们被整个社会集体剥夺、愚弄、乃至遗弃。社会历史赋予了荒谬的身份，他们苦笑、成熟、面无表情，为一勺稀粥绞尽脑汁并自得，为一块黝黑的馍馍进行着千回百转的心理战争，为在异乡有一个理解自己的人而雀跃。他们终究会老去，不管是在爱人的怀抱还是在异乡的劳教所。
到这里不得不讲的就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了，这是个永恒的主题，不管战火纷飞、革命动荡，还是不济温饱、流离失所。马缨花该是那个年代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了吧。白面馒头、老婆孩子（不是自己的也凑合）热炕头，心灵的慰藉。这样让人血脉贲张的女子无疑就是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了，这样的环境下，谁能不去爱呢？毕竟人人都还是爱自己的，人人自危，人心冷淡之下，有这样一红颜、一知己算是祖宗积德了。抛开桃色绯闻和风言风语，也打败了情敌，这样一个美好结局看来就在情理之中了。改变来得太突然，可惜的是长久的爱情伏笔只是只是一个略显潦草的收尾，
匆匆一别，便再也不见。
《绿化树》读后感(八)：这是大的时代，这是个体的命运
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描写了不同的个体丰富而带有悲剧色彩的命运。这是一本人生之书，这是一部有关苦难的思考。
在时代背景下，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个体又是时代最直接的参与者。有善，有恶，有荒唐，有可悲，有无奈。作者对劳动人民是包含深情的，这与他从书中带来的哲学思考并不相同，却又以最粗犷直白的方式撞击着他的灵魂。
想起远藤周作的《深河》“人间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
作者以小窥大，农场中形形色色的人亦是大千世界复杂人性的缩影。书以女主人公马缨花的别名绿化树命名，既饱含深情，又赞美了大地上无数劳苦的善良的默默奉献的劳动人民。
且不提作者的整体思想的政治正确性，其对人生的思考是力透纸背的。此外，个人认为，字里行间，作者还是表达了时代对个体命运摧残的悲叹与心酸。他对这广袤土地上善良的朴素的劳苦大众的深情，对生活人生苦难的哲思，令人感动。
《绿化树》读后感(九)：绿化树
绿化树，一般多见的是平凡的白杨，长在荒郊，长在野外，长在大地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它们生长迅速，一个盛夏就哗啦哗啦地长成一片绿荫，但除了风会来吹动它们的叶子，没有人关注这些沉默的树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可是它们好像从来就不在意，只是默默地努力地向上向上向上。就像习惯了沉默，只是坚韧的如杂草一样生生不息的中国大众。
《绿化树》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群人。章永璘、马缨花、海喜喜……这些鲜活的人物在我脑海中不停的徘徊，他们的目光穿过重重的历史，沉默的注视着我。
一 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爱尔兰诗人西莫斯 -希尼在获得若贝尔文学奖时说过一段话：“无历史记载、先于性别分判、悬荡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我们就如同立在储藏室一只水桶里的饮用水那样敏感：每当一辆过路的列车使大地震荡，那桶水的表面就会无声无息的泛起柔美的、同心圆状的涟漪。”
《绿化树》里的主人公们就像这桶水，当中国大地发生震动时，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可避免的荡起涟漪。只是这些涟漪并不柔美，而是有些残酷。
文化大革命爆发，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们从科研室、教室、办公室里走出来，用曾经握笔的手抓起了陌生的锄头。他们的命运裹挟在浩荡的历史中，起起伏伏，在宏大的国家背景下，他们个人的命运显得那么的渺小，个人的挣扎显得那么无力。
章永璘最初在省干校教书，但由于他“资本主义的”出身，先是被打成右派，关进监狱接受劳改，后来放出来在农场就业，本以为终于有个安稳的生活了，但不久在阶级斗争革命中，又以“书写反动笔记”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社教运动”中，又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劳教期满，回到农场，正遇上“文化大革命”，他升级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专起来。一九七○年，他被投进农场私设的监狱。一九七八年，他劳教期满回到农场，但物是人非事事休，马缨花早已不知所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拨乱反正，一片蓬勃，章永璘也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峰。
反观章永璘跌宕起伏的命运，不难发现国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怎样重要的角色，这就是 “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句话的真实写照。以前在政治课本上看到这句话，不以为然，可是当历史真实的上演这样一幕时，你不得不相信，是的，每个人都身处于国家这个大环境下，个人的成败荣辱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所以，祝福，庆幸，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二 人性救赎：善与恶的激烈碰撞
个人虽然渺小，个人虽然无力，但人之为人就在于他的精神——精神的强大是一种无言的力量。在章永璘身上，作者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来描写刻画他内心的世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善与恶共生共存，此消彼长，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下，他的人性扭曲异化。无论是详细的叙述他美国克林罐头盒比别人多打了半勺稀饭，耍小聪明的买老乡的萝卜，还是用大铁铲烤饼白天，读来都有一股浓重的黑色幽默和讽刺。他完全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他谄媚，他讨好，他妒忌，他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肚子填饱。这些描写让我感到心酸、悲凉，当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的人性就扭曲成一种物欲——只要吃饱，为了这个目的，品格尊严什么的，在所不惜。
但幸好，他还是清醒的，他并没有完全的沉沦与麻木，他不断地审视自己的生活，不断的询问，探索，在黑暗的世界里跌跌撞撞的寻找，企图获得自我的救赎。
这个时候出现的马缨花如一位女神，圣洁伟大，指引着章永璘走出了困兽之斗的牢笼。她的白面馒头，她女性的温柔关怀，她对读书纯真的鼓励，都像和煦的阳光，驱散了章永璘心中的阴暗，带给了他温暖。
在内外条件的作用下，章永璘人性中那些被压抑的尊严与高尚逐渐复苏，他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的一面开始回归。
在这个人性救赎过程中，最使我受触动的是他内心痛苦的挣扎。那些犀利的内心独白，像一把刀子，轻轻一下就割开外物的琐碎，直击灵魂最深处。“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我没有死，那就说明我还活着。而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但又难以回答的问题。
这不禁让我想起另一部小说，路遥《平凡的世界》，那里面的每个人跌跌撞撞，历尽坎坷，只为找到一条自己的路。
也许这就是活着的意义，坚强的美丽的生活，不断地超越平凡，超越渺小，超越人性中那些卑微的尘埃，让自己的思想灵魂始终保持一种向上的态度。
就这样活着吧。
《绿化树》读后感(十)：我的关键词
《绿化树》是在读完《我的菩提树》之后才看的。借着前一部作品中作者对悲惨命运那素描式的控诉，使我在看绿化树时能分明体会到一种积极的感情。
饥饿。
“肚皮给了我最唯物的教育。”听听这对饥饿最直白的控诉。在那个混乱生产的年代，填饱肚子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甚至在经历自然灾害后，一个个劳力相继被饿死，能活命就是万幸了。这自然使章永璘看来，吃东西便是最大的享受，还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细细品味每一个事物分子的味道。
自由
在书的开篇，很容易能体会出来章永璘那种对自由的近乎癫狂的陶醉，那些对自由自由的描绘，从一点点形式上的不受约束，到精神上放大后的阿Q式的感官。只能说，在摆脱了劳改场，来到这民风淳朴的小队，作者的身心确实的到了短暂的拯救。
马缨花
”就是拿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身血字还陪着你。“
章永璘初来小队的小精明给了他们认识的机会。而章吸引马缨花的或许是他那儿文艺范儿，读书人，在她来看是不同于常人的。
这个女人，牵引着我读完了大部分的文字，从她身上，我总能有发现。对爱的勇敢，让她主动去找章永璘；为了自己和尔舍的生活，让她学会了现实的求生技能；而对于爱，则肯为了爱情，为了爱人做出牺牲。或许她在付出时并不肯定一定会有收获，也没奢求过一定会有结果。但是当得到了答复后，就有了”就是拿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身血字还陪着你。“的誓言！
最喜欢揣摩她重复章永璘说”你怎——么“时究竟是一种什么调调，正是这句话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也是这个调调，消散了章心中的许多思虑、顾忌与犹豫，让他更真切的看到了这个女子对感情的朴拙与应对生活时的聪明。
结局。
在没看到最后一章时，我也想尽力猜测章与马缨花是否能在一起。从章的思想剖析中可以看出他的犹豫，那也不无道理，他一直都有他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之间有有不可能拉齐的差距，章永璘身上的文化气儿自然是不可能摆脱，他的资本主义小投机的品性也与马缨花那纯朴的现实有差距。然而倒数第二章，海喜喜的离去和谢队长劝诫让章鼓足勇气要与马缨花结婚，这时的我确实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我的心中一直有种感觉，他们不会走在一起。结果，在最后一章，事情便发生了，章被陷害调到了条件更艰苦的小队，之后是一年又一年的劳教。。。
章永璘出狱后为什么没有去找马缨花？其实可以理解，那半年的生活，他更多的是对自身的反省，这个女人给他的爱给养着他，唤醒了他的一些觉悟，但是相比而言，马缨花那淳朴的爱，他或许只是在临走之前那么的顿悟了，然而在之后一年又一年的遭遇中，他又遇到了多少磨难，生活又将什么思想写进了他的躯体？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