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是一本由陈平原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感(一)：努力体会西南联大的精神
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是一个很有点个性的人，他会讲许多课本之外的东西。他说鲁迅如果多活几年，会遇见毛泽东，这两个人没准会互相好奇产生许多火花的。他说毛泽东的诗词成就很高，他也说梁实秋的文字里充满着人情味，他常常说到西南联大和老三届，所以西南联大这个词就印在我的脑海里，以为西南联大是一所非常牛特别牛的大学。
我是特别想了解中国的大学的。中国的大学跟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差很远，但是中国大学的步伐从来都没有轻松过没有停留过，一直在努力地向前冲。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在炮火中如何坚持和奋发，是很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去了解和学习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于9月10日 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3日，教育部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我有点汗颜哦，我从不知道还有西北联大。但是西南联大，却是很早就知道的。但是以为它是一所什么大学，后来知道了，它也是几所大学临时组成的联合大学。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它的历史哦。1938年，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联合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所以西北联大寂寂无名，而西南联大如雷贯耳，原来是北大、清华、南开这样的名校联合的大学哦。西南联大汇聚了一大批的文化名人名师，陈寅恪、吴密（字错打不出来）、朱自清、罗庸、闻一多……他们都是大师，学术和著作很多，并且在抗战时期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比如闻一多先生，在我心里他是英豪。
我居然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的第73页看到〈教育杂志〉抗战四周年纪念号，封面是一名强健体魄的中国男人，赤祼的上身还有非常突出的腹肌哦。那种年代有这样的封面，说明中国人的文化和意识、胆识终有觉醒的一天，我们会追赶上世界的脚步。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书中有一个片段，读了特别感动。非常的增长精气神，特别的觉得，做一名中国人，我骄傲！1939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投下百余个轻重炸弹，意欲毁灭这所学校，日本是故意的。当时，师范学院全部炸毁，联大的师生住宅区也全毁了。然而，就在轰炸的次日，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学生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而联大的各部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曾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
这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啊！我们精神奋发，不忘历史。有联大的师生精神，我还是想对世界说，做为一名中国人，我骄傲。
可是这精神要永远传承，不要让范跑跑给带坏了。我们，要继承西南联大的高大精神，举起中国大学的发展大族，昂首挺胸前进！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感(二)：几何三角之外
汪曾祺写西南联大的散文，广为人知，“泡茶馆”，泡得有滋有味，“跑警报”，跑得潇洒自如，轰鸣中谈“人生几何”，从容处解“恋爱三角”，这些是抗战中有关大学记忆最好的文字，也是抗战中另一种精气神，是国家元气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过于耽溺散文气氛，是会对其时的困难估计不足的，随遇而安，遇是困境、绝地之遇，安是往昔、忆旧之安，还是那句话“临事时苦，回想时乐”，从史的角度，记载和剖解这段历史，仅有散文和回忆是不够的，陈平原最近出的这本《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是对一段历史记载很好的补充和还原。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是陈平原在业余之外，持续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结集而成的阶段性成果。现在阶段性成果编辑而成了大学五书，陈自己说自己“不避讥讽，时常野叟献曝，且长枪短棒一起上的缘故。”这自然是谦逊的话，最近一些年西南联大也说得上是显学，无论如何从故纸堆中，颉采出前辈学者为学从教的往事，启来者，溯因缘，裨益当代教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本书由四篇讲稿编辑而成，分成四个部分：“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看题目可知西南联大仍是叙述主体，对于联大熟悉的，就不免觉得有炒冷饭之嫌。
书中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可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举措，为何长期湮没无闻？”作者给出了答案：“作为‘事件’，中大校史的说法相当含糊，同济则是半个世纪后的个人追忆，浙大有二十人名单，属于记录在案，可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哪比得上西南联大校友的连篇累牍、声情并茂？”联大指派专人记述，另有诸多书写刊行，同样长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团中有教授闻一多、李纪桐、曾昭抡、袁复礼等。日后当选院士的3人，显名的著名学者作家数十位。因大量的细节而丰满，很多相关故事，现在还为人津津乐道。
本书的腰封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讲述如此波澜壮阔的故事，确实需要兼及“历史、传说与精神”。作者引述材料是摒弃了诗歌与小说的，“而在广义的文章上做文章，是希望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老大学的故事’重新焕发光彩。”
作者虽自谦为余力完成，看过后即知史料梳理绝不含糊，页页有征引，因笔者曾在唐山客居，特别注意到还有对交大唐山工学院的记述，颇值得地方志作者留意。
书中一些征引，很有趣味：
“曾昭抡先生走路一步不苟，每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折，大约为全团走路最多的。”（《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此例当为随遇而安的垂范了。
“罗庸：‘他尊崇儒家，口才很好’（177页）；闻一多：‘他的课最叫座，没有一门课不挤拥’（177页）；唐兰：‘唐先生的课以前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181页）；罗常培：‘一口流利北平话，听起来稍使人感觉有点‘油滑’（181页）’”本书评述道“作者未取‘高山仰止’的视角，甚至还略带调侃。如此相濡以沫、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此前此后都难得一见。”与之相比，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逐出师门事件，何其小也？师严可尊，世道怠乎！当然本书作者也深刻的指出“翻阅1946年联大学生编印的《联大八年》，你会看到很多刻毒的批评与抱怨；几十年后这些老学生撰写回忆录，必定满口赞扬之声。”时间是会把记忆“滤色”①掉的。
书中也从史家角度作出历史定位：“联大校友发起的对于联大历史的抢救，既寄托了他们的个人情怀，也日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抗战中中国大学之所以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乃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看到中央政府字样也很不容易了。
引述过多，非我所愿，有些弦歌，只因精神不绝，抗战中的大学绝非随遇而安，绝非苦中作乐，那般姿态依然有那么点消极。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时，“硬顶上，x你妈”的口号是一种现实意义。走出书斋，昂立天地间，荷担执书徒步，撕去页页记诵的单词；探险东巴饱览玉龙，古旧村落里作画；行到水穷，坐看云起，积蓄最广博的力量……这些一样充满现实意义。“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冀北。”笔端期冀光复，时移异地，人们的心绪又是如何的相同？
西南联大教授王力有诗云：“此是光辉史一页，应叫青史有专篇。”如果能把相关史料、散文、诗歌、小说编辑成册，或者出一本研究资料，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当然版权问题就不是我所能考虑的了。
这本书讲的是“几何三角”之外的事，弦歌之后的坚持和辗转，如果说有遗憾的话，沦陷区、东三省包括解放区的大学略有叙述，主体框架仍以西南联大为重，限于联大的地位、影响，学术成绩，可以理解。众所周知沦陷区也出过邓云乡这样的学者，后来平反的钱稻孙，落水的周作人，一一对照，这些又如何看待呢？目光和范围再深远一点，这个题目就变得很大了，只有待时机宽松补遗了。
注：①滤色是ps的一个图层混合模式。
2015年9月23日 夜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感(三)：无脑推荐
历史我不熟，大学史这一块就更是云山雾罩了。但是这本书让我有强烈的冲动去读一读曾经望而却步的《南渡北归》。所以真心觉得很棒！
本来是因为陈平原陈先生的名头来看这本书的（印象里头他是语言学家），接着发现这本书里有太多的惊喜！他治史的态度和偏好简直不要太合口味，中肯又充满人文关怀，还注重细节。或许这些是互相关联的吧。
通过这本书，会了解很多抗日战争时大学内迁的奇闻轶事（没错我喜欢八卦）。当然不止是西南联大，不过它也占了大半的篇幅吧，那真是一个容易让人心向往之的大年代，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穆旦，汤用彤，潘光旦……私以为这样的盛世大概可以和魏晋风流（我不大想这么比，不过这群教授喜欢），诸子百家（这是才我的心头爱）相比，同样的乱世，也同样的学术发达。
这是一个能见学人风骨的年代，正是战争之中，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没有更合适的时候了！书中许多采自日记，书信，报纸的片段，把当时的情景几乎是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真可谓是让人看的笑中带泪了。（然而我不会剧透的，自己去看！）
也通过引用《吴宓日记》中的片段，细致的展示了当时内迁学人挣扎的心态；潘光旦（社会学家，但人家诗写的可棒了）的诗作来理解一代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思考与自身的定位，自然也不乏钱穆对学术应如何传承的探讨，最可乐的应数“闻一多教授金石润利”和罗家论讲述的中央大学小挪亚方舟的故事了，然而这样的故事也是含有几多血泪的。
好吧，到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剧透了那么多，我想说的是，人应当记住历史，完整的历史，而不是神化它，只把它当做一个励志故事而已（这是陈平原先生的担心，毕竟我们出了那么多情感单一，要么歌功颂德要么攻讦辱骂的历史书不是）。
这本书会有效果的，会叫人学到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也许还能学到如何理解人性中的矛盾，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但愿如此……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感(四)：因有私求于心，故不喜此书，不论风格和内容
在苏州的晚上有饭约，路过诚品，人潮汹涌但依然可供消磨时间，直接到三楼，新书架上并没有找到想看的那几本。于是逛到杂史类罗雀的角落，搜到这本，书脊上的名字让我有些兴致，掏出来，盘腿坐下，刚翻几页，同伴的电话就追到了，只好记下书名先。
回上海后去书城找来看了一下，嗯，并不值得单独为之跑一趟书城呢。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饭桌上提到联大的话题，爸爸讲了一个小事：有一次昆明被空袭，刘文典听到防空警报，第一件事不是逃命，而是拉了两个人跑去找陈寅恪，抬了他一起往防空洞跑；路上遇到沈从文也在跑，刘文典很生气地拦住他说，你跑什么，我刘文典要是死了，中国就没有懂庄子的人了，老陈是联大最重要的财产我得护着，你沈从文跑什么跑！:-D
这应该是被水迹浸透墨迹氤氲的主题，在人力所不能左右的颠覆中的愚蠢的坚持，在汹汹涌来的洪流中的微弱的执拗，和那些，把泪水和断齿默默咽下去，初心不改的愚蠢执拗的人们。
至少这是我希望从讲这个主题的书中看到的，不管是事实还是观点。
也是我想到联大头脑就热了，从这书名明明就可见一斑了呢....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感(五)：摧不垮的中国大学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市场上抗战主题图书不胜枚数，但是多是关于战场战役、领袖人物、抗战先辈等，而这本书独辟蹊径，从“大学”角度切入，从侧面了解战争的危害与残酷，感受打不垮的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
第一眼的心动源于书名里“抗战烽火”与“中国大学”两个词有机的组合，假若纯粹关于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又或者仅仅追溯中国大学百年的发展历程，我想自己的兴致不会那么高，正因为这两个短语的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我对抗战时期的大学有很多好奇。
它是一本精装版图书，红色的封面凹印黑色的繁体的书名，简洁却有力。再翻开目录，标题取得诗意却又严谨，由开篇《“大学五书”小引》得知这是“大学五书”系列的一本，皆是谈论中国的大学。从绪言开始，你会发现这不是一本道听途说的八卦略加自己修饰的让你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故事集，而是引经据典、考证出处的学术论文，无论是语言风格抑或引文出处都相当专业严肃认真。书里还选取了很多相关的图片，但是作者很有“心机”地将它们放在每一章内容的后面，这样避免了阅读的断断续续而导致的文章气势中断、学术深度丧失。
从这本书里，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的细节，让人触摸历史，回到现场，同时帮助我弥补了知识的缺陷或者修正曾经错误的理解。学术类图书当然不如通俗小说、散文好读易懂，也不能一目十行快速浏览完，可能更需要安静的环境沉潜进去，略过一两句子也许就错过重要的信息，所以阅读这本书读得有些慢，有些句子点点画画，有些参考文献让我产生寻来进一步阅读的兴致，就连平时不太关注的“绪言”后“后记”，都能拧出大把的干货。
该书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历史资料、数据及照片说话，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面貌。第二部分选择内迁大学的代表——西南联大，试读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角度叙说其内迁历史、传说与精神等。第三部分关于西南大学教授们写下的大量旧体诗，他们借诗抒情，沟通情感，传递信念，表露心声，给后世留下“有情”且“鲜活”的史料。第四部分选择“限制叙事”策略，从作者先后追随的三位“联大校友”（季振淮、王瑶、吴宏聪）的眼中和他们各自师长（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的追忆里，触摸联大的历史脉搏。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这样的内容反而更亲近可信，更有人情味。
以前，我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大学”的了解只限于“西南联大”，读了本书，发现自己的眼界狭隘（据《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情况一览表》记载，抗战期间内迁西南的高校有56所），而且对于西南联大的历史掌握也是相当肤浅（不只有那恃才傲物的“狷介”的刘文典，也不只有文人学者的爱情故事）。逐页翻看，逐行阅读，你会了解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算是抗战中高校“迁校次数最多的”，西南联大则是迁移最远的；了解到中国大学内迁的缘由和重大的历史意义；了解到抗战中的中国大学迁移进程和师生们苦中作乐的乐观积极精神面貌……
所以，在故纸堆里搜寻资料成就的学术论文，只有很好地运用材料，才能更好地呈现史料的价值与厚重；身为读者只有静下心阅读，才能收获满满。
.s 页下参考文献格式是老版？貌似不是很严格……
（如若转载，请联系笔者）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感(六)：烽火连天，大学精神不死
按：山居夜雨，品读陈平原先生所著《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本书原是月前为写篇稿子所购，未料到手时过晚没能用上，遂搁置未读。今天重新捧起，觉得颇有收获。
都说抗战烽火大学精神不死，别的且不说，陈平原所引一则故事颇有意思：诗人穆旦回忆西南联大，说1939年日军轰炸学校，扔下百余炸弹，财务损失一空，然轰炸次日学校继续上课，教授有的露宿一夜继续讲书，同学下课后才去寻找东西……何等的精神啊！
再引一则：抗战时大学内迁，然1940年一则史料表明，三年来，每届招生应考者多至一两万人，从上海租界及香港应考者，亦多至数千人！
正所谓烽火连天，大学精神不死，民族精神不废！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感(七)：“自有名句”与“自成高格”——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
“自有名句”与“自成高格”
——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
李浴洋
不消说，明眼人都可看出，所谓“东藏西征”，典出宗璞以西南联大为原型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业已出版的《南渡记》《东藏记》与《西征记》，再加上尚未完成的《北归记》，构成了书写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大学命运的一个完整故事，起承转合、首尾呼应、荡气回肠；而其“本事”，更是在古今以及中外历史上，一时无双。基于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对于“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而西南联大“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是故超拔晋人、宋人与明人三次“南渡”之上的表彰，以及“野葫芦引”的创作蓝图的“不胫而走”，晚近三十年间关注西南联大与战时中国大学者，大都沉迷并且乐道于“南渡北归”的叙述框架。借用陈寅恪的战时诗句，这一从“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蒙自南湖》，1938年）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1945年）的故事，也在一遍又一遍地叙述中，被越讲越圆与愈说愈熟。
“南渡北归”当然是一个精彩故事，但在我看来，倘若将抗战时期中国大学与知识分子的升降浮沉全系于此，则不免戏剧性有余，而丰富性不足。抗战八年，一首一尾的“南渡北归”自是相当深沉的开篇与十分漂亮的结局；但与轰轰烈烈的“渡”以及浩浩汤汤的“归”相比，千回百转的“藏”以及上下求索的“征”或许才更接近于置身其中者的生活与精神常态。须知，抗战八年乃是“苦干”与“惨胜”的八年，徘徊亦坚守、彷徨复追求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一时期的普遍心情，“无处可藏”与“无路可征”的现实境遇甚至不时逼视与拷问他们的魂灵，大学师生自然也不例外。换句话说，在叙述“南渡北归”的故事时，不能忽略“东藏西征”对于这一框架的支撑与结构作用。否则，就有把原本“元气淋漓”与“众声喧哗”的历史脸谱化与符号化的危险。时下坊间流行的关于战时中国大学与知识分子的研究论著以及历史/文学读本，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一问题。而陈平原的新作《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致力以“左图右史”为方法，通过触摸文章、图像与声音等不同类型的战时文本，在历史、传说与精神的三重视野中，进入与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复杂面向与丰富张力，揭橥与反思“烽火连天中的遍地弦歌”的生成机制与展开过程。此书不仅自觉而有力地回应了相关研究论题与论域中的若干“时弊”与“通病”，而且也建构了一种能动与有效的重新打开历史文本的方式。是故，一方面既是陈平原二十余年间“别具只眼”与“别有幽怀”的大学研究的重要“实绩”，另一方面也具有“发凡起例”的意义与作用，是其“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中显精神”（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5页）的研究策略的又一次成功示范，值得对于现代中国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与文学史感兴趣的读者广泛关注。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共分四章，计有《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与阐释》《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与《六位师长与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等四篇长文。另设交代问题意识与研究经历的绪言《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与介绍研究方法与编辑旨归的后记各一篇。陈平原曾以自选集的形式出版其大学研究的论文，题为《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三联书店（香港），2009年5月版）。可见，还原“历史”、考辨“传说”、阐释“精神”以及关注三者之间的互补与对话，正是陈平原的大学研究的趣味与立场。而以文学史家兼及教育史家的他，一向强调“文章”在历史研究中的位置与功能。具体到本书的写作，“其工作目标是，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也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来”。（第15页）在《此情可待成追忆》中，陈平原借助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与（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3月刊行的《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以及吴宓、闻一多、叶圣陶、许崇清、王星拱、罗家伦、浦江清、蒋梦麟、竺可桢与冯友兰等十位战时高校知识分子的十篇体式与来源不一（包括日记、书信、文书、碑铭、随笔与著作等）的文章，结合不同文类各自的写作经验、思想资源、传播途径与接受模式，在多个角度与层面上勾陈了战时十所大学内迁的历史过程，以及不同背景与身份的师生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心情，从而绘就了一幅立体而多元的中国大学“东藏西征”的图景。之所以以“文章”为入口与支点，在陈平原看来，“文章笔墨，并非无关紧要。大学史乃广义的历史学，但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有所不同。因谈论的对象是擅长舞文弄墨的读书人，加上战火纷飞中档案的相对缺失，引入‘文章’，容易实现史学与文学的对话与互补。大框架不能动，小故事则多多益善，尤其是精彩的细节，确实很见精神”。（第71页）在“文章”的视野中观照战时中国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既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自洽，同时也包孕了陈平原将这一时期的教育史研究从政治史、经济史与军事史的覆盖与附庸中解放出来，使其具备有“史”、有“文”、有“人”且有“情”的独立的学术品格的用心。
陈平原在自述其大学研究时曾说：“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陈平原：《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6页）陈平原的研究，虽在文史之间，但其从“文章辨体”的角度开掘不同类型的史料潜在的阐释空间，目的依旧在于由“文”入“史”，即经由对于古今文类的熟稔与体贴入乎史料之内，同时也通过压在纸背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情怀出乎文章之外。在《岂止诗句记飘蓬》中，他聚焦于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凤、魏建功、浦江清与萧涤非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战时的旧体诗作，“取‘诗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与解读，且尽可能对照其日记、书信及专业著述，说明诗中如何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心境；同时，追问旧体诗能否承担起战时联大教授于流徙中‘书写战争’的使命”。（第188页）如此立论，乃是“基于我对抗战中西南联大历史命运的关注，也基于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及情怀的理解，更基于我对文学史写作模式的质疑”。（第228页）三管齐下，皆可谓切中肯綮。于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中见微知著，陈平原的研究堪称兼及汉宋。所以，其启示也就不仅是对于宏大叙述“拾遗补缺”，更蕴含了对于以某种更为得体的方式进入这一历史脉络的自觉探究。如此“正本清源”的努力，当然值得认真对待。
晚近学界内外对于西南联大的关注，与陈平原的研究不无关系。从1997年为重印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写作跋语开始，近二十年间他一再为西南联大撰写大小文章。其中，对于一代知识分子“南渡”心境的解读，颇见其眼光与功力。他认为：“对于西南联大乃至所有内迁大学的教授及学生来说，‘南渡’既是学术对象，也是文化氛围，更是精神传统——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发现。”（第7页）收录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的《永远的“笳吹弦诵”》与《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两文，分别完成于2011年与2007年，既是近作，也是力作。在两文中，都有对于当初的“发现”以及其他谈论西南联大的经典范式的重申与分享；但值得称道的是，陈平原在“坚持”中而能有所突破与超越。他表示：“面对日渐被‘神话’的西南联大，我的态度颇为骑墙：既欣喜，又惶恐。没错，作为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取得如此业绩，实在让人振奋。可我担心，一次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述说’，是否会熨平无数‘伤疤’与‘皱痕’，将九年艰苦卓绝的‘联大’之路，化简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第172页）在一次访谈中，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只能说，民国大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潜在的因素是公众对当下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满，希望借此展开分析、反省与批判”，但是“大学研究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换而言之，民国大学应当是一面镜子，而非一块砖头。照镜子可以知妍媸，正衣冠，但如果将镜中影像当作砖头四处拍打，则未必合适”。（李浴洋：《陈平原：在追摩时回味，在鉴赏处反省——关于民国大学》，《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而在陈平原已经多次演讲，但却尚未定稿的《大学故事的魅力与局限性》一文中，他对于这一问题的反思更为深刻与具体。不只在西南联大研究中，他的大学研究都具有这样一种在“坚持”中突破与超越的精神。贯穿《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的，正是不断历史化与问题化的学术姿态——陈平原不仅对于他讨论的问题一致保持审慎的距离，而且对于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也始终抱以清醒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此书都既是一种“学术训练”，也是一种“思想操演”，更是一种“精神熏陶”与“情怀养成”。这也就决定了此书在当前的大学研究中“自有名句”与“自成高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叙述战时中国大学的“东藏西征”时，陈平原采取了“左图右史”的写作/编辑策略。以“图”入“文”，并非只是为“文”插“图”那么简单。相反，在此书中，图像不仅为文章“增光添彩”，本身即作为文章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并参与叙述。在陈平原的设计中，图像也是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将1937年12月浙江大学师生从建德乘船再次西迁的照片，与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复员专车出发前的留影相比照，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而将1938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长汀举行校庆十七周年庆典的照片，与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即将北归时在教室前的留影相对照，同样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第289—290页）凡此满纸云烟的历史瞬间，在书中还有不少。这些老照片来自十余所大学校史馆的收藏以及战时旧报刊的记录。陈平原逐一蒐集、遴选与考辨，不仅“去伪存真”，而且“去粗取精”，自是作为一种笔墨来经营，因此也就值得读者悉心阅读与体悟。而正是在如此图文并茂的叙述中，战时中国大学的身影从历史深处走出，跃然时代眼前。
2015年7月28日，于畅春新园
（原刊《文汇报》2015年8月16日，原题《“左图右史”中的“东藏西征”》，发表时有删节）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感(八)：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
陈平原长期从事中国大学史研究，治学严谨，成果颇丰。他尤其注重材料处理，细密对照、严加辨析，力求还原更真实的大学面貌及人文精神。这在近作《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有着充分体现。该书是陈平原“大学五书”系列的最后一本，共四篇文章，兼大量珍贵照片，主要集纳其近五年的研究，延续了他一贯的学术思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乱世烽烟，弦歌不辍。那是个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包括北大清华南开在内的中国大学，为保存文化薪火而长途跋涉，南渡内迁。八年的长期坚守，任它雨打风吹，掩不住书声琅琅。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大学精神的最好体现，但在时光的更替中却难免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些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或许是怀旧带来的美好追忆，或许是对当下现实有所不满，或许还有其他种种，中国大学的这段历史渐渐走向了“神话”。
轶事不等于史实。“神话”寄托了人们的情感，但尊重历史最好的态度，仍应该是说实话。这是陈平原撰文的一大原则。叶圣陶和和丰子恺都曾以日记形式记录逃难的艰辛和大学被炸的惨状，区别在于，丰子恺的《宜山遇炸记》系战后整理发表，而叶圣陶的《乐山被炸日记》质朴无文，更接近原始状态，因此陈平原在本书中引用的是后者。可见陈平原对第一手未加工原始资料的重视。但这并不是说陈平原就否认文学类作品的价值。本书第三篇“岂止诗句记飘蓬”探讨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这些诗作不仅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底色。即使其中有文学的夸饰，或许不完全符合事实，这种表达的本身及其中透出的心态转折，同样是历史研究必须面对的对象。
梅贻琦、陈寅恪、闻一多……有一些名字特别闪亮。但我们不能因他们的杰出而忽视掉其他人的付出。谈起北大校长，我们首先想起蔡元培先生。陈平原指出，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了，以至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蒋梦麟。蔡元培管理北大并非全无过失，最大的败笔就是过分强调以德治校而忽视制度建设，造成北大纪律的自由松弛，作为继任者的蒋梦麟花了很大气力来夯实蔡元培奠定的老北大基本品格。西南联大期间，张伯苓因年高留重庆，蒋梦麟常驻重庆却引来不少争议。我们总是谈论梅贻琦的贡献，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三校合作，最忌讳政出多门。陈平原通过翻检资料，于1945年9月6日汤用彤致胡适的信件中，找到了汤用彤从前和蒋梦麟的对话实录，为我们如今重新认识蒋梦麟提供了依据。蒋梦麟在重庆处理诸多物资事宜，他的退让其实是为梅贻琦执掌西南联大腾出了空间。汤用彤说：“此中具见先生之苦心，有识者均当相谅。”我曾读过历史学家范泓的著作，说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两人高明，兼容并包而又注重建设，坚持原则又能适当放权，行政管理上很有智慧。如今两厢印鉴，想必所言非虚。我们认识历史人物，要有全面辩证的看法，而不可轻下结论。
同样道理，西南联大已成佳话，但历史不能忘记其他大学。《南方日报》曾经为中山大学叫屈：为什么大家都只讲联大，中大呢？确实如此。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大约八成大学迁移到内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一些大学关闭或者内迁。他们同样在颠沛流离中坚守气节，他们的故事同样可歌可泣。目前对其他大学的研究有待深入，一方面是因为联大集结的人才最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联大人的文章记录最多，其他学校的史料乏善可陈，因此缺少研究的对象和方向。历史研究需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在找到更多的、更合适的解读方式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牢记，“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一所大学，甚至几个人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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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读后感(九)：西南联大以外
中国人向来善于把苦难变成财富，中国教育史上最璀璨的一笔，便在最悲壮的抗日战争中写就。这一笔中，过去我们只见最耀眼的“西南联大”， 陈平原却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告诉我们，这一笔，其实是由战时所有大学共同组成的七彩霓虹。
1937年，卢沟桥一声枪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狂乱的日本飞机，连非军事目标的中国大学都不放过，故意借此打击中国士气。中国高等教育的种子刚刚萌芽，便在无情的炮火中奄奄一息。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华文脉要就此断送么？“衣冠南渡”的历史给出了答案：内迁。这也符合对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战略。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成立两所临时大学，一所设在长沙，由北大、清华、南开的中央研究院组成；另一所设在西安”。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两个月后，战事扩大，中央当局最终决定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有人提出让部分人员步行去昆明，以证明知识分子不是“懦夫”和“叛徒”。于是244名男学生在教师志愿者和部队的保护下，以“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名义，开始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场“长征”。这些曾衣冠楚楚漫步北平街头的书生，到达昆明时，满身污泥如残兵流寇。那座在昆明临时成立的，便是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一驻就是八年，而这这被视为流亡逃离的八年，竟造出了比北大、清华、南开后来30年还大的成就。
据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顾》记载，因战事迁移后方的学校有五十二所，可为何西南联大独领风骚？这固然与北大清华的名气，联大的名人和成就不无关系。可是，陈平原指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字的力量。湘黔滇旅行团指定有三名日记参谋，全面记录旅行团活动。加上后来颇负盛名的教授、学生们的倾情回忆，西南联大具备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经过几十年的传唱，联大成为了中国教育史的一项被专门研究的精神遗产。
对西南联大的成就，现为北大教授的陈平原出奇地冷静。他担心，“一次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述说，是否会熨平无数‘伤疤’与‘皱痕’，将九年艰苦卓绝的联大之路，化简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其实他不必多虑，费正清的高徒——易社强先生，亲卦蒙自等地，倾二十年之功写成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就很详细客观地描述了那时的情境。战时物资紧缺，北方学生跟家庭失了联系，有七成以上的学生在昆明各行各业打工。有人冬天往衣服里塞纸抗寒，有要好的朋友轮流休学打工供另一人读书。教授处境同样艰难，梅贻崎和冯友兰的妻子都靠卖小吃补贴生活，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吴大猷去菜市场捡牛骨，回家给妻子熬汤治病。西南联大校训中的“刚毅坚卓”，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长唱不衰，即便化简为励志故事，也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其实，陈平原是想让我们看到，西南联大光环的背后，还有更多屹立在抗战烽火中的大学。中山大学先迁云南，复迁粤北，三迁粤东仁化、连县。同济大学，更是从上海、浙江、江西、广西、云南、四川六度迁徙！内迁的不只是人，中央大学的王酉亭，带着一对对良种牲畜，“鸡犬图书共一船”从南京到重庆……就如抗战是全中国民族共同取得的胜利。炮火中延续文化命脉的荣光，也不应该仅仅属于西南联大，历史不该被片面的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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