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遍地》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8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沉疴遍地》读后感(一)：给困惑者的指南？
我既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学政治的，那么是什么吸引我来读这本书？估计是这个文艺得不得了的书名吧。“沉疴遍地”，出自Oliver Goldsmith的作品《荒村》，其中写道：“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众生危亡。”这四句大概表达了作者对目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
下面开始进行无责任评论。
由于美国人坚信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能够准确无误地弥补实行资本主义的人的道德缺陷，所以他们习惯于对公共权威进行怀疑。而事实上资本主义自行发展所造成的不平等却横在他们眼前。所以，他们开始不信任各种市场主体。
可是，这种信任在曾经是存在的，存在于“凯恩斯共识”存在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从经济萧条、法西斯压迫和灭绝性战争中认识到了人类事务的不确定性，感到了一种集体性恐慌，这腐蚀了自由主义的信心和组织。所以许多国家就接纳了集体主义的目标。而所有的集体工程都要求信任。如果没有罗斯福坚持所有美国人共享利益、目的和需要，美国是不可能成功地将它从半昏迷状态的和平经济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机器的。二战为美国带来了同胞感情。
不过很快自由主义又进行了一轮反弹。60年代的新左派摈弃了他们前人的集体主义，将政治演变成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的总和。典型的思潮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该派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计划如果需要见效，就要求有推行，这样它就会引向独裁；有效的市场虽然可能是个神话，但是至少它不会导致自上而下的强迫。作者引用了奥克肖特的言论来反驳哈耶克：“哈耶克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教条。一项抵制所有计划的计划可能好过它的对立面，但它属于同一种风格的政治。”
可是既然如此，政府为什么要出售呢？作者认为，将所有权转让给生意人，使政府能够放弃道德义务。可是一旦如此，抛却责任和能力的政府就丧失了它的公共地位，因为它抛弃了现代国家的核心属性。结果，当人们寻求失业救济、医疗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时候，他们不再本能地寻找政府，而是通过许多私人中介“交付”。这样，社会互动和公共财产之间的粗网被削弱到最小限度，连接公民和国家的，只剩下了权威和服从。日常生活的“私有化”，以威胁每个人自由的方式分裂和隔离了社会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再也不会分享那些与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打交道的共同经历，因而没有机会发展共同的公民意识，这直接导致了政治冷漠。
o far, so good. 我觉得在以上各章的论述里，作者显示出了非常广泛而深入的论辩视野，不过在“怎么办”这一章以及后面几章中，我基本没觉得有啥收获。他的“怎么办”基本就是：一方面，年轻人一定不能放弃对我们的政治机构的信心，另一方面，应该重塑我们的公共对话，要有一种新的道德语言，要减少不平等。怎么看，这几条都空的要死，如何去给困惑者指南？
好吧，虽然结论虚弱无力，但是作者的大方向还是不错的，所以此书算是个抛砖引玉之作，可以就着这个思路进行具体政策的探索。对于美国的公共政策辩论而言，当务之急就是克服对任何有“社会主义之嫌”或者有可能被这把刷子抹黑的一切事物的怀疑。
以书中一句话结尾：现代生活真正独特的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社会。更确切地说，公民社会。
《沉疴遍地》读后感(二)：张铁志：《学会“思考国家”》
《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2014.6.15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6/15/1160018.shtml
在1989年的“苏东波”之后，有人宣称历史终结了。而托尼·朱特说，此后“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二十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在自说自话的、半真半假的事实面前止步：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单极的美国时刻，不可避免地迈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难道，我们对未来的想象真的已经耗尽了吗？难道，只有当前主导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模式吗？我们能从二十世纪学到什么教训呢？这是朱特在过去十年的主要关怀。他相信我们不能遗忘历史，而值得我们追求，或者捍卫的制度，既不是已经宣称死亡的共产主义，也不是过去二十年支配全球但在2008年受到重挫的新自由主义——意指“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的教条，而是二十世纪战后到七十年代中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民主。
《沉疴遍地》中说，“社会民主不代表一个理想的未来，甚至也不代表一个理想的过去。但是，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选择中，它要优于任何其它选择。”
在他青少年时，父亲让他读了许多马克思典籍；到了大学时期，他更认清吸引他的是理论家和分析家马克思，而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左翼阵营中与极权主义进行思想搏斗，但他却没有像部分人那样走向右派，而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学术上，朱特的博士论文和早期研究都集中在法国社会主义史，而到1990年代才转向法国左翼的思想史。在政治上，当1968年扬起学运风暴时，二十岁的他就在“革命现场”：伦敦、巴黎和德国，并和其他人一起走上街头。但一方面他不信任学生作为革命主体感：“我残余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让我直觉地怀疑学生可以作为一个（乃至唯一的）革命阶级的可能性。” （《沉疴遍地》,166页）另一方面，相比于他们的东欧同伴，他也感到惭愧：他说西欧人谈着反叛，但这些反抗是为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之中某些勇敢的灵魂可能会去坐牢，但很快就可以回家吃中饭”，而“对革命有兴趣的人应该去布拉格，因为那是那个时代欧洲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或者华沙，因为在那里和我们年轻的同代人冒着驱逐和囚禁风险去追求他们的理念和理想。”
1980年代，他真正去了一趟东欧，和米奇尼克、哈维尔等人碰面，对他造成更大冲击。他最后一本书的合作者Timothy Snyder 说，对朱特来说，这是一趟心灵之旅。
1987 年，朱特从英国搬去纽约，从一个专业历史学者逐渐转变成一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1992年的著作 Past Imperfect中 ，他严厉批评巴黎左岸的知识分子如萨特对斯大林和苏联体制的盲目拥抱，甚至批评法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缺乏公共伦理或政治道德。但也有论者指出，朱特扭曲历史证据，因为萨特对斯大林和苏联入侵匈牙利是有批评的。1998年的著作《责任的重负》中的主角仍是法国知识分子，但却不再是他的批评对象，而是颂扬的对象：布鲁姆、加缪和阿隆，他们三人分别起身对抗三种从一战后到1970年代中期形塑法国公共生活的“不负责任”：政治的、道德的和知识的。
2005年，《纽约书评》刊出朱特的文章“好社会：欧洲 vs. 美国”（后收入《重估价值》），强调欧洲的社会民主模式才是真正“好社会”。几个月后，他出版重量级著作《欧洲战后史》，除了历史分析之外，主要信息也是强调欧洲社会模式的优越性。
他生前最后一本书，2010年的《沉疴遍地》是一本小书，但也是一本政治宣言：要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并且以社会民主作为我们未来的前行方向。
朱特的一生可以被视为一个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侧影。他那一辈或者上一辈的反斯大林左翼或托派，许多人因为幻灭，而彻底右转。
最著名的思想群体是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1920年代出生的反斯大林左翼青年，包括Irving Howe、 Daniel Bell、 Irving Kristol等人；到了战后的冷战时期，Irving Kristol更向右转，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父，Irving Howe却是坚定的社会民主派，并且创办了美国的左翼杂志《异议》（Dissent）。
朱特检讨了年轻时的理论偏好。他相信，作为一种激进政治的理论，斯大林式的左翼思想早就随着斯大林而死去。
在他批评或许同样知名、但却始终是英国共产党员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文章中，很能看出他的批判：“霍布斯鲍姆拒绝直接面对邪恶，拒绝咒骂邪恶，从未对抗斯大林和其著作的道德传统和政治传统。”
他认为霍布斯鲍姆并没有庆贺“自由世界”战胜了苏联，反而是对世界提出了警告：“面对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社会主义和野蛮状态之间的选择，这个世界将会后悔他们选择的反对社会主义。”然而，朱特说，“霍布斯鲍姆梦想的社会主义早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这很大部分就是归咎于他所信奉的主义的野蛮的独裁倾向。”
“对于左派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和制度——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到公共服务的提供作为基本权利——而这些问题现在都受到攻击——都与共产主义无关。”（霍布斯鲍姆在朱特过世后，回忆朱特的文章说：“他对我写了一段最无情的攻击文字，且被美国右翼媒体广为引用。”）
朱特又说：“长期以来，左派一直在内部刻意躲避直接面对共产主义的问题。那种反－反共产主义——在1989年前是希望避免支持冷战斗士，之后是避免支持那些历史终结论的胜利主义者，几十年来危害了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思想。”
是的，苏东式的共产主义在上世纪八十年末瓦解了，但是西方知识界却没有提出新的改造计划，只是恭喜自己赢得了冷战，结果是“1989-2009年的二十年被蝗虫吃掉了”。朱特在《重估价值》的序言和《沉疴遍地》两本时间接近的著作中，都一再指出这个问题（甚至同样使用蝗虫的比喻）。
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出现了深刻的错误，而我们似乎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
这是他的核心理念：
如今我们带着先入之见来回顾20世纪，将它看作一个政治极端、悲剧性错误、方向选择错误的时代，一个谬误的时代，谢天谢地，我们现在从那里走了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会陷入谬误了吗？我们改为膜拜私有部门和市场，不就是简单地逆转上一代人对“公有制”和“国家”或“计划”的信念吗？说到底，主张一切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依靠全球化经济， 它那无法避免的法则，以及它那贪得无厌的需求，这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确，这种对经济必然性及其铁的法则的崇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前提。
也因此，人们在扬弃左翼思想时，也不应该跌入市场膜拜的教条中，更不该让社会民主的理念与苏东式的模式一起进入历史的尘埃。
社会民主曾经在战后的世界，提供西方一个经济稳定、社会相对平等、政治民主的体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公共行动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如今这一切都瓦解了。
而要进行社会民主计划，首先必须再一次学会“思考国家”，并解除西方根据冷战的胜利而产生的偏见。
尤其，“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而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期上的信任和相互依赖。”（《沉疴遍地》，第7页）面对这些恐惧与不确定，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提供的社会服务，更为重要，“对我来说，恐惧的重新出现，和其政治后果，是支持社会民主最有力的论证。”
但自由派的担忧与欲望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当下的现实就是国家掌握着巨大经济资源，自由市场派担心一旦主张扩大国家在管制市场和介入重分配上的职能，只会扩大国家的权力，壮大背后那只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之手。
另一方面，左翼的语言又被老左与新左派所绑架，缺乏进步性。尤其在九十年代谈强化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具有社会学和现实上的意义，但不幸的是，这些提倡者最终被证明是支持体制的新国家主义者。
于是中国似乎只有国家左派与自由市场派两种主要叙事。
在西方，朱特说，“当代对经济自由的崇拜，结合日益增加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只会导致降低社会服务和减少经济管制，但却会伴随着政府对通信、运动和舆论的监控。这是西方形式的‘中国资本主义’。”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但却未必对，因为中国的现实并不是如此；西方形式的和东方形式的还是有巨大差别。
但无论如何，朱特期待的“重新思考国家”，是以政治自由为前提：“我的目标之一，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与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将是有益的。”
即使人们不再相信乌托邦，但是也不能让市场决定一切资源的分配、组织我们的公共生活。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和进行再分配来维持社会团结是重要的，但这样的国家体制必须被制衡、被监督。朱特说，西方社会民主的困境之一是，由于极权主义已经消失，所以强调民主是多余的。“如今我们都是民主派了。” （《沉疴遍地》, 104页） ■
《沉疴遍地》读后感(三)：平等的理由
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共识。
然而，即使这个假说为真，依然没有意义。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
如果追寻罗尔斯，我们应当相信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因此应当在原初地位选择平等。然而，今天拥抱平等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已经假设自己出于弱势，希望别人有义务来弥补自己。
任何形式的平等主义必须要有说服人去主动给予的力量，而不是诉诸可以获得利益的偶然。
在这一点上，似乎平等主义不可能有正当的理由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制度。那么，唯一的努力方向是作为说教，而培育公民德性。
可是，平等主义者又不满足于此。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更有效地培育优良的德性，然而，要么陷入良序社会到公平正义的循环逻辑，要么只能相信，一个有效的制度的设计并不取决于道德上的完满。可惜的是，政治哲学家既不愿放弃后者，又不愿去实现前者，最终只能成为理论的乌托邦。
托尼·朱特没有希望去通过颠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市场体制，也没有简单地走向国家主义。对于他来说，他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正视时代的处境，正视那些具体的不公正，重新思考我们的时间与空间的属性。
平等的理由不是依靠抽象意义的沉思与推理，而是源于现实的、细微的不安。也正因如此，我们无法通过诉诸每个人的同意从而得到一个平等主义意义上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可以依靠我们每个人的同情。
因为这种每一点的同情，阳光终会照遍每一块不平等的角落。
《沉疴遍地》读后感(四)：沉疴的现实好过完美的幻想
托尼·朱特总是以忧郁的眼光，看着这个世界，即使在他即将辞世之时。他在所身处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享受着这个他并不喜欢的世界给予他的一切，财富、和平，当然最重要的还有自由，然而他却总是激烈地批判着这个世界，批判造成当下世界的制度。他认为他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已经病入膏肓，需要从另外一个相对立的世界里去汲取制度精华，从而改造眼下的世界。在他临终之前，他写下了此本著作，就名之为《沉疴遍地》。
托尼·朱特属于典型的欧美知识分子，有着丰满的人文情怀，也有着犀利的现实批判精神。他看到了所存身的那个社会的弊病，而这种弊病在他看来是如此的严重，严重到让他难以容忍。他认为，目前这个社会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孜孜孜以求，已经危害了整个社会的自由与公平，也危害到了人们的心灵。他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其实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一点都不新鲜，资本主义早在诞生之日，就已经饱受责难，就被众多的社会主义者判了死刑。从贵族阶级的鄙夷，到工人阶级的激愤，在它成长的过程中，似乎没有一句好词。在贵族阶层的眼里，它浑身充满了铜臭味，急功近利地去夺取财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从此一去不返；在社会主义者的眼里，它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淌着脓血，拚命地榨取着劳动者身上的剩余价值。
在上上下下的一致诅咒之中，资本主义这个浑身充满着污垢，天生有着不可容忍缺陷的婴儿，却在世界上长大成人，并成为参天大树。在它那看起来荒唐可笑的框架之内，人们重新定义了国家的概念，并重新定义了其与人民的关系。也就在这个体系之中，自由、民主与平等，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如此重的强调。正是在这个制度的实行中，人类的生产力与创造力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也正是资本主义将世界引入了现代。虽然它不是人类所能想像出来的最好的制度，但它确实是人类至今所实行过的最不坏的制度。出于对这个充满着缺陷制度的不满，人们曾经在世界上也实行过其他的试验，可惜都以失败告终，这种世界最大规模的试验，导致了人类最为惨痛的记忆。本来想让被金钱所污染的心灵变得纯洁，结果却让人类的恶无限制地发展；本来想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结果却造成了人类以权力定等级的最不平等的社会。
人生的经验告诉我，人类所能想像出的完美事物，往往都是不靠谱的，它只能存在于纸面，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只能是望梅止渴甚而是饮鸩止渴的东西。而这种所谓完美的东西，一旦真实被人付诸实践，造成的往往就是灾难。生命力强大的，却总是那些看上并不完美的，因为他们有着极强的调适能力，能够适应变化万端的世界。它的不完美，所以能容忍一切对于它的批评；它没有高远的目标，因此能够不断地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它浑身铜臭，它流着脓血，不像其他制度那样，没人欢呼期盼着它的到来，然而，数百年过去，虽然危机不断，却也生机勃勃。
柏林墙的倒下，让资本主义渡过了它最大的危机，墙那边的罪恶显示了乌托邦的破灭。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已经沉寂很久的幻想又咸鱼翻生。左派的知识分子们又看到了资产阶级的贪婪，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沉弊，认为这场危机显示了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们欢呼着中国经济的表现，认为中国经济当时的表现体现了制度的力量。一时间让中国拯救世界，让中国拯救资本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其实，他们忘了，这种经济危机其实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内部的高适，就如人类总会以一场感冒来调整自己的身体，高烧之后又是健康的机体。这种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从历史来看，每一次的危机之后，即会对沉弊有所消除，制度会有改善，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即是最近这次危机，这些知识分子们的欢呼其实也早了一点。虽然我们不敢说这场危机已经过去，然而世界依然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转，美国的经济正在缓慢地复苏，而让中国拯救世界的呼声，俨然成为一个笑话。可惜托尼·朱特已经去世，他看不到这些了。
如托尼·朱特般的西方知识分子们，身处于自由的世界，有着自由思考的能力，他们很善于看到他们生活于其中制度的弊病。从一定程度来说，他们对于这种弊病的判断应该说很是准确。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有着持续不断的异议与批判，正是制度设计的必然要求。这种异议与批判，有利于制度的纠偏。这一点从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批判者存在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批判者的思考可谓深刻。可惜的是，他们不仅于指出弊病，他们更想开出药方，想以另外一种与之对立的更加美好的制度，来取代这个沉苛遍地的制度。托尼·朱特在他的这本书中，对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吝赞美之辞，认为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为完美的制度。这也是他为解决资本主义的沉苛，所开出的药方。其实质仍然是要抑制市场的力量，而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力度，以牺牲一定的效率来换取公平。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综合了两者的优点，是一种充满人性又兼顾了发展的制度。
可惜，这只是出于托尼·朱特的良好愿望。所谓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身体，只不过披上了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即使这样的制度，也只有在那些资源富裕型的国家，方能运转得起来。同时，还得有如托尼·朱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鄙夷的资本主义的奴隶们，以着资本主义的那种吃人的劲头来赚足够的钱，来保证他们施舍过于泛滥的同情心。当然，我们也期望有一种制度，既有效率也有公平，既有竞争性也有人性，既能让经济发展也能保证人的自由，但在我们能够有更高的智慧与更高的道德之前，我们只能用头脑去幻想这样的制度，而不是企图调和两种对立的制度，或者甚而去改变现有的制度。托尼·朱特说，作为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算了吧，资本主义再坏，它的结果就摆在了那儿。而改造世界的结果，则留给人类非常惨痛的教训。既无效率更无公平，更多的则是对人性及人的尊严的彻底摧毁。
写此文之时，我总在想着肯尼迪在柏林墙下的演讲。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有名：自由有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其实前面还有一段话，我也特别的欣赏：世界上有许多人确实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我们能在欧洲或其他地方与共产党人合作。让他们来柏林吧。甚至有那么几个人说，共产主义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但它可以使我们取得经济发展。“Lasst sie nach Berlin kommen.”（德语，意为让他们来柏林吧）。
当然，柏林墙下现在是看不到什么了，不过还有更好的观察之地，朝鲜。那里没有沉苛遍地，那里一切都是新的。只不过那里只有痛苦是现实，而完美只存在于幻想之中。
《沉疴遍地》读后感(五)：深刻的反省
趁著放假看完這本。
Tony Judt的《Ill Fares the Land》，台灣翻譯成《厄運之地》，簡體則是《沉痾遍地》，不同譯者，不同譯名，一個沒留神是同本書，就被閃光笑話了很久。
Judt最近在海峽兩岸華文圈應該有不少人認識他了，《戰後歐洲六十年》是個人列入生平必讀佳作，其他作品似乎也陸續被引進。而本書則是作者病中所撰寫的遺作，字裡行間依舊是充滿著對這個時代人們所面臨的困境的關懷。
雖然，Judt關心的是大西洋兩岸的社會，但是，他所提到的種種病症，卻是全球大部分社會共有的現象。單就貧富差距擴大來說，誰能否認你我周遭何嘗不是如此。當然，作者的經驗是來自於他對於兩百年來歐陸美國的歷史觀察所得知，在吸收養分的時候必須要適當的“轉化”，才不會“橘逾淮為枳”。
「社會民主」是唯一解？
不可否認，Judt在本書中所貫徹的主張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是當今社會的藥方，當然，這也是經過他修正後的一種方案。畢竟在十九世紀之後，直至今日，人類社會實驗，對找尋最好的體制已經有過無數次的起伏。即便是現存的社會民主黨人自己，很多也都迷失在方向中不知所措。但Judt始終相信，“自由”跟“社會”是並行不悖，只是它需要不斷的修正跟改良才能確保運作。
回到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如今台灣社會的問題不在於“主義”，而是“顏色”，這樣的撕裂導致很多即便立論良善的話語，也會因為立場不一而被棄若敝屣。所以，在“本”的上面沒有解決，談任何方法都只是治“標”。
更嚴重的是，我們的社會信任度正在崩壞。Judt很明確的指出過，社會福利制度必須建立在互信互賴之上，公民相信政府不會濫用稅金，彼此之間大家都有付出，享有的也都均等；而一個越平等的社會，才能建立越高的信賴。這正是我們所欠缺的。
在這之前，任何都是空談。
價值觀的再建立。
這段時間，關於資本主義反思的書也如雨後春筍的冒出來。Judt在書中引的兩段話很令人深思，托克維爾說，美國人對於任何事情都喜歡探究它的價值，不過，是為了能夠賣掉多少錢；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也曾說，一個社會僅靠從金錢利益中衍生出來的關係和感情來維持，這種思想本身是醜惡的。利之所趨導致了我們今天社會的現狀，這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但沒人願意否定。
偶像劇中的每個男女主角家庭十之八九都是有錢人，這背後代表什麼樣的價值觀？很多人在痛罵房價上漲的同時，一旦自己有所機會時，又有多少把握不同流合汙？當筆者的某親戚看著我手上的書問說：「你看這個能賺到什麼錢？」當下就知道跟他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了。
當然，筆者也不是在這兒裝清高，肚皮是現實的，鄉下小夜市的蚵仔煎也不再是五十元有找，這騙不了人。不過，如果我們不能改變這些觀念，那麼要談論減少貧富差距，豈不是天方夜譚？
憑什麼要富人少賺，而窮人就要拼死的撈？
來自兩位哲人的智慧
孔多塞說：「與其降價讓窮人買的起玉米，不如讓他們有能力去買。」，這句話用我們慣常的說法，就是“給他魚吃，不如給他釣竿”。
Judt敘述了過去在英國，領失業救濟的人是要備受羞辱，會被認為是寄生蟲，但，在這背後的真相是，願意給他們的工作往往是低下卑微而且低薪的。
這一幕是如此的眼熟。
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必須做著低薪又超時的工作，卻面對著價值觀如此扭曲的社會，何其殘忍的事情，卻被用三個字打發掉：草莓族。
而我們的主政者提出來的做法，卻更似馬爾薩斯所說的話語：「按照事物的本性，一個依靠來自別的國家財政收入維持的國家，一定會比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更有遭受危險的機會。」
其實，很多問題明眼人都看的出來，路邊抓來的阿桑恐怕都能對你侃侃而談一番。那麼，我們為何求助於Judt等學者呢？筆者個人認為，這是一種大局觀的問題。很多現象其實都是過去的所做所為累積而成的，正如簡體版把本書譯為“沉痾遍地”，上一個世代的因，會是下一代的果。奧古斯都的和平，是三世紀危機的原因。如Judt能夠撰寫出《戰後歐洲六十年》如此般的大作，本書也是他多年來研究的心血之結晶，不管你認同與否，都該好好看看Judt是如何思考。而在閱讀本書的時候，我也趁機把架上的那本《不公平的代價》取下來溫習一下，史迪格里茲是經濟學家，看的問題相同，思維的方式卻是另一種值得參考的路徑。
最後要說的是，筆者因為種種的緣由，買的是簡體版。在此奉勸對此書有興趣的朋友，還是優先考慮繁體吧，雖然我不敢肯定一定比較好，至少我知道手上這本缺失很多。
跟大家分享之。
《沉疴遍地》读后感(六)：沉疴遍地Ill fares the land
朱特在离世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自己：“首先我是一名历史教师，其次是一位专注于欧洲历史的作家；我还是一名欧洲事务的评论家；发表左翼言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后我是一位偶尔加入美国有关犹太问题讨论的参与者。”诚如其所言，朱特在《沉疴遍地》中将西方政治史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和解读。作为一名早期热衷于社会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朱特对共同体的强调在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朱特应该十分对中国人的胃口，因为他既强调个人的自由，同时也强调政府应当承担对应的责任。
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是一种杂牌政治学。首先，它将后资本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梦想和需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工作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个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不是像马克思在1848年热情洋溢地预言过的那样，进入了最后阶段。不过，第二，社会民主主义又认真对待‘民主’部分：与20世纪初期革命社会主义者及其共产主义后继人相反，自由社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民主游戏的法则，很早就对他们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作出妥协，作为权力竞争而付出的代价。”（P50）
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点是，社会民主主义更加注重分配，强调社会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
公共设施的私有化
一味推行私有化恐怕是有问题的。“2008年7月，惠灵顿的政府不情愿地将拆的七零八落、依然不能盈利的交通服务收回公共控制——其代价比当初合理投资所需的要高得多。”（P81）在中国部分地区也有这种现象，一开始，公共交通等基础公共服务无法盈利，政府就想到“市场化”这个“万能药”，放手让私有公司经营。私有公司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在线路设计、车辆配备、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一系列不足。“私营公司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所有公民都有权享受的集体利益提供出来。”（P84）一段时间后，地方政府的“钱袋子”鼓了，就想还是应该把公共交通抓在自己手上，于是和私有公司谈判，补偿给对方一大笔钱。如果合同未到期，甚至还要给一笔不小的违约金。如此观之，对地方执政者而言，不计领域的私有化是一件低效益的活动。某些地方的优质旅游景点甚至也进行私有化，合同期一签就是几十年，只考虑当时收益，不考虑长久利益和公共福利，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后，给城市规划和建设带来掣肘。
集体主义
89“一个穿着固定服装的孩子没有苦苦与他更有钱的同龄人竞争的压力。一件制服有助于人超越社会和种族的界限，不由自主地——因而最终自然地——和他人认同。”
“在这个年轻人都被鼓励着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最大化的年代，利他主义甚至是好行为的理由都变得模糊了。如果不回到宗教权威——其本身有时也是世俗机构——什么东西能够给年轻一代提供一个超出其短期利益的目的感？”（93）北大教授钱理群说，现在的高等学府正在培养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知道怎样获得自己想要的，怎样达到自己的目标，怎样将他的同龄人比下去。不去谈“集体主义”这样略有政治意味的词汇，就“乐于助人”、“服务社会”这样的意识和行为早已成为思想上的“过时货”，仅仅停留在书面话语和舆论宣传里。中国不是没有超于现实之上的一套理想信念，只是推出者和接受者似乎并不信服，道德上的高调解决不了现实生活中的残酷，只会被认为是“书呆子”。大家都不信，它也就只能被束之高阁，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满足一下“现实”需求。
政治抱负
可以说，朱特是一位极有政治抱负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年轻时的革命热情，到全身瘫痪后的思想不辍，都可以看到他对世界政治和人类发展方向的关注和关怀。他引用贝弗里奇在牛津发表的一次演讲中的话——为什么政治哲学在公共辩论中被古典哲学遮蔽了。这一观点和波兰尼的揭示有些相近——为什么经济逻辑统治了整个社会？
103“没有了理想主义，政治被简化成了一种社会会计，对人和物的日常管理。”
172“所有的政治理论，必须从一开头就不仅要理解我们与更好的未来的关系，而且也要理解我们与过去的成就的关系，包括我们自己的成就和前人的成就。”
同时，朱特也是一位实践主义者，他在书的开头和结尾两次谈到——重要的不仅是认识世界，还有改造世界。
《沉疴遍地》读后感(七)：普通大学生的一些自己思考
《沉疴遍地》小感
Azure
记得是在南京的一家极大的独立书店，琳琅满目的书籍，在书海里漂浮的时候，《沉疴遍地》它包装朴素，没有任何广告包装，书名带着一丝沉重，伤感，静静的躺在一角。
我呢，时常被一些新颖的小说，立意不凡的杂书，观点站队大胆明确的畅销书，久闻于耳的排行榜书籍吸引。对小众，冷门，高深莫测又深奥难懂的哲学，文史类，政治书籍并非缺乏兴趣，而是总是被更色彩鲜艳的标签吸引，故少有涉略。
或许是一直在校内，性子偏静，不特别热爱拓展交流，导致和外界仅有接触零星几点，同学，老师，家人，网络特定关注的资讯，偏好的书籍或许就是对外界世界的了解的窗口，美食，兴趣爱好，念书基本是简单生活的全部元素。但，到了这个年纪和阶段，在骨子内的好奇心在小孔中窥探社会获得的零星片段激发，而隐约日益感觉到在象牙塔中滋养流动在胸腔的责任感在蠢蠢欲动。于是，将这一本充满反思，和快节奏，重享乐的现代生活仿佛在两个世界，平时难以触及的书带回了我的小旅行箱。
扉页上引自1770年《荒村》“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众生危机”与作者托尼·朱特典型的欧美知识分子，有着丰满的人文情怀，和犀利的现实批判精神融合。像一双饱含热泪和忧思的双眼注视着这个社会，忧心忡忡，却不能救世人与水深火热苦海中而煎熬，痛心。Tony是当代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其代表作《战后欧洲史》被誉为无法超越的史学巨作，有机会定然拜读。
刚开始翻阅之时，前几章节关于给困惑着的指南，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我们失去的世界，对于社会弊病的抨击我感到无比熟悉，尽管本书是写给大西洋两岸的年青人（主要是北美和欧洲的青年人）但在彼岸的我，不仅仅是“阅读过”亦是“正在经历时”。私人富有，公共泥坑，尽管拥有巨大的财富总额，但人均收入和幸福指标却处于落后，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从内部腐蚀社会结构，臃肿的底层无助的人们释放出的愤怒，不满，不安侵蚀的是整个社会有机体。正如亚当·斯密说的，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幸福。在当今这个狂热的社会风气下，自由是什么？不过是保障金融活动的必要条件。正常百姓在平常的生活中，被迫生存，赶超时代的潮流，不确定性，缺乏安全归属感上升到集体恐慌的发作。婴儿死亡率，寿命，少女怀孕，毒品，肥胖，精神疾病，失业，营养不良，个人债务，焦虑，经济不安全...等等本以为滋生在资本主义缝隙里的肿瘤，那一项不充斥在我们身边？更可怕的是，处于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全然没有意见，或是反复发出失去活力的，封闭的，转瞬陷于沉寂的声音。
从第三章政治之不可承受之轻开始，作者本人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老派思想家，文章中充满了怀旧，历史各种主义的引经据典，大量欧美历史政治旁征博引，关于60年代激进派；保守主义；站前左，右派；学生运动；保守主义；新左派理论家；法西斯主义等等，以及偏僻论文的引据更加让我这个大陆理科生感到陌生和新奇和一些难以领会产生共鸣。通过翻阅了一些粗浅的资料之后，不会对接受Tony旗帜鲜明的竭力传达的观点有致命性的障碍。
Tony本人处在富裕相对和平的美国，处于精英阶层，知识分子时刻关注社会弊病，忧患现实，悲悯受苦难的社会底层人民，让他极力寻求一种方式，或许是制度，来改善当下已经出现的贫困和灾难。个人以为，除了作者出生的年代，他长久处于的一种美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社会制度，使得他得出结论，一系列苦难的源头很大部分来自政府的软弱和无作为，为市场的不干预，任其资本主义肆虐发展，压榨注定弱势群体和工人阶级，政府不愿意承担公众的责任，抛弃现代国家的核心属性。将公众设施私有化，大量投入资金到不能倒闭的银行，总是岌岌可危的金融行业，为保障中产阶级的全部利益却不顾底层人民的苦难。这一点，我不能再认同，政府有义务，并有权威为对公民福利，安全有毋庸置疑的责任。理应为公民提供服务，保障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自由和幸福。然而政府却将一系列无作为，推卸责任的行为都推卸于，阻碍经济发展，不利于市场运作。由此，Tony为整个社会开出的良方，便是施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在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上，他看到了走向幻灭，在历史中寻求闪光的思想，社会平均主义光芒给了他希望。他认为在显然不平等的不仅在道德上是不安的它还是效率低下，其长生的嫉妒和厌恶照成的腐蚀性后果在平等的条件下会显著减轻，分层少的人口也将受到更好的教育。
然而，我想问的是，市场看不见的手自然运作尚且有如此多寄生的毒瘤（贫富差距，犯罪率，隔阂，公共福利设施缺失..)那凭什么敢把希望寄托在集权政府呢？要知道，强势政府或许会为在公共项目，设施，福利上能够逆市场规律占领大块资源，但这需要的是及其理性的政策制定，不容偏差私欲的执行，但本身就是由融合复杂贪婪自私属性的人参与的政治活动，又要对人性的考验抱有多大期望呢？
Tony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为贪婪的人性和市场规律绝望，转向历史中社会主义寻求突破，但凡是有利益争夺的社会组织，无论披上的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竞争，掠夺，贪婪都不可能被压制。右岸是大片难辨黑白的灰色，转向奔走左岸的行为是仅仅望梅止渴，甚至是饮鸩止渴。理想中如世外桃源，逃避现实问题的左岸极有可能是不见五指的黑暗无边。
没有人欢迎满身铜臭，俗气，甚至不愿承认其丑陋本质的资本主义，它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一定是最不坏的制度（看看世界上不论披着什么旗号的制度，其内在行资本主义作风的人民长期平均普遍生活水平在提高）。人们脑中勾勒的，平等，少欲寡求，幸福指数高，欢呼的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高洁平均社会主义往往自上而下的施行往往是领导者，或知识分子是美好的愿望。现实中逆人性，考验压抑人本身，或自私或自我的人性在每个环节都畸形错位（前苏联解体，伟大天朝在文革前后，政体混乱短暂施行社会主义的小国，如今的朝鲜..)导致停滞或倒退的结局。在有经济，政治基础，社会凝聚力也高的小国（挪威，芬兰，瑞典，丹麦...）有得天独厚先天资源，地理位置，共同宗教信仰，领导者理性的国际（迪拜）或许能够施行平均福利，致力于发展全民从“摇篮到坟墓”式福利。但这并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Tony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者民主主义煞费苦心的调和，是否能够打动那些深陷恐惧时代的人们呢？我们目前还不能给出答案。
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的确有责任批判性的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我们只是光知道问题出在哪仅仅走了一半，没我们要根据这一步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大量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家思考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社会，而关键在于行动起来，只有思考指引行动，行动克服习惯，并代替思考。尤其是像你我一样的青年人，我将来步入社会之后，也要保持理性，在和平时代里虚无自私主义大行其道，保留炙热热血激情，不忘初心和责任感，不停止思考，关注并积极寻求力所能及的，发出我们的声音。
最后，还有千言万语压在胸腔留着内宇宙消化，感谢Tony Judt.将一生的思索和洞见留下一部分嘱托这本小册子。让生在红旗飘飘下根正苗红的大陆女青年也自发思考（尽管稚嫩也缺乏逻辑性），并窥见更多她所生活的世界的本来面目。
《沉疴遍地》读后感(八)：《沉疴遍地》读后感～
季风书讯7月末开始连续几期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托尼.朱特(Tony Judt)的《重估价值》，而《重估价值》这本书的介绍是从去年出版朱特的另一本书《沉疴遍地》(英文名Ill Fares the Land)开始谈起的，以前似乎也听说过这本书，于是从亚马逊网购了此书，近期抽空读完了。
托尼.朱特是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先后执教于剑桥、牛津、伯克利和纽约大学。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2009年因为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了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写作奖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作者说这本书是献给当代年轻人的，他提到“今天的年轻人多么关注我们留给他们的世界，而我们又没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办法来改进这个世界，这本书就是写给他们的”。朱特以他独特风格的手法，叙述了旧时代的逝去和新时代的困惑。在书中，他以激情的方式，连珠炮似的提了许多问题，所涉及到的并不是学术上的假设性问题，而是直指当下的社会现实。虽然作者的问题对象是欧美发达国家，但你完全可以在中国这个不属于第一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看到其在书中提及的极其熟悉的场景，仿佛他所描写的也正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现状。例如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对物质的追求忽略其道德的价值，无信仰时代的信仰，缺乏政治信念的“迷惘的一代”等等。可能正是因为作者对当下社会现状的切实关注，才得到了读者的共鸣。
在本书的开篇，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30年来，我们一直试图把追求物质享受和自我利益当成美德……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于它的价值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司法判决或议会法案；它善吗？公平吗？正义吗？正确吗？它会有助于塑造更美好的社会和世界吗？这些问题曾经是根本的政治问题，虽然它们不能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会提出这些问题”。他随后指出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由此而来的恐惧正在腐蚀我们社会的信任基础。 托尼.朱特指导读者直面社会弊病，并为所在的世界承担责任。他的这些观点可谓切中现实而且非常有分量，所具有震撼力被用来激活人们对当下世界的深刻反思。
今人佩服的是作者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勇于向大众表明他非常自已的立场，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的风起云涌，以自己的眼光、而不是随波逐流地诠释这个正在变化的社会。面对左派，他的批评是雷蒙阿隆式的保守主义，清晰地表明，不可能回到极权主义的世界范围中；面对右派，他宣称不接受一个极端自由和民主的资本化世界安排，认为当下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糟糕的结果，而他的建议是凯恩斯的国家主义。
作为历史学家出身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已经尽力对社会现象作了分析，指出了社会现实的不可接受性，通过他的大声疾呼来履行他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但指出问题是一件事，可解决问题是另一回事。
托尼.朱特把“毫无规范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之恶，这种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它迟早会成为自己走向过分极端的牺牲品”。他认为，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动荡，不仅仅是如何收拾残局，而且需要“重新思考”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国家的首要任务不只是国防、公共秩序、防止流行病、防止公众不满，而且是保障社会福利、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他希望看到国家能更积极主动、更全面有力地干预调控所谓的“自由市场”。当他开出所谓的药方来诊治这个社会时，社会民主主义成了他的方案。他赞成社会民主主义对好社会的设想，认为“强有力的国家和干预性政府的实际需要是不容置疑的”。他的目标之一“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思考解决伴随着资本主义共生的种种社会和政治弊病，尤其是由制度造成的权力失衡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正等等问题，并不能依靠国家机器的改良来实现。岂不知，国家机器并不是凭空而存在的，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其必然的经济基础，离开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其政治制度是无法成立的。这大概也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正像一个站在地球上的人，拎着自己的头发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地球的。作者这里忽视了问题的本质而聚焦到事物的现象，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当年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尖锐地批判费尔巴哈是时的论述，“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
作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者民主主义煞费苦心的改良调和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消除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指望在不触动本质问题的前提下进行一些非本质的改良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
黑格尔在著名的《历史哲学》中告诉我们，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 原始的历史; 反省的历史; 哲学的历史。原始的历史———亲身经历的事实或利用别人的报告论述等。反省的历史———超越局限，从普遍的角度考察。哲学的历史———从精神的层面抽象出来把握。作者这里仅从一些社会现象上进行了分析，似乎也罗列了很多数据来论证他的观点。但这种仅停留在表面社会现象的分析，并未能够追究到问题的本质，即资本主义本身。如果按照黑格尔的标准，作者大概充其量也只处在第二种方法之中，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观点的深度如何了……。事实上，只要我们继续接受资本原则作为公认的社会原则，其实托尼.朱特说指出的社会问题是不会消失的，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某位领导人如撒切尔夫人、里根、布莱尔的治国方向追求自由主义因而失误所造成的，从哲学上讲，他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原则历史性展开的某一位执行者而已。这些现象的出现，是资本原则展开的天命，只要我们继续奉行资本原则这样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并不是从托尼.朱特才开始，事实上，当年尼采“说上帝死了……”，已经标志着一些思想家就开始了对形而上学这个统治了西方2000多年的思想展开了批判，正是这个形而上学的原则驱使着人类的所谓进步(甚至今天可以称为强制进步)，以及资本来到人世间后加速了这个世界的不断物质化……这种批判所达到的深刻程度的执牛耳者应该非海德格尔莫属。可能是海德格尔1976年逝世以后，这样的声音我们听的不是那么多了，特别是近几年来大概是越来越少了，而托尼.朱特在当下这样的年代，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所暴露出越来越尖锐的社会问题，所提示的众人对反省的缺失，给大家一种震聋欲耳的感觉，我想这不仅仅是他它的书，包括他这个人，在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最后说一下有关本书的翻译。书名还有别人译为《乡土式微》或《遭受苦难的土地》，比较下来似乎还是《沉疴遍地》这个书名更切题。但整本书的翻译水平真的不高。在网上看到有读者评价说，这本书的翻译除了书名花了点心思外，其它部分真是惨不忍睹。实际情况确实是翻译很差劲，尤其是句与句的连接十分生硬，像是逐字逐句翻译的，没有丝毫润色，感觉就是google机器翻译的水平！本人看到一段中文译句后非常费解，对照英文原句输入google翻译后出来的译文居然就是作者的句子，难道译者直接用google翻译？例句为＂战后西欧有过标志着政治稳定的增长的从意识形态多极化中的健康衰退，超过这种健康撤退的政治复员，都是一种危险和下滑的斜坡＂（p95），还有比这更烂的翻译？！！！其它错译、文不达意、不知所云也不是一处二处，限于篇幅，就不一一枚举。堂堂的三辉图书（季风书店）当家人严搏非作为该书策划人居然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翻译，怪哉？这样的书不经认真校对审查居然也能出版，也真是中国出版界的悲哀！若有那位文人雅士得闲暇，强烈建议重译，否则一本好书就被糟蹋了啊……。
《沉疴遍地》读后感(九)：托尼·朱特的精神遗产
2010年因病去世的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对重新检视我们日益千疮百孔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标准。相对于美国本土的历史学家，托尼身上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很是浓厚，这些得益于他早年在欧洲留学以及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他身上有一种浓重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此同时，从未脱离现实的发言与书写语境，他对现实的关切程度是他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放眼开来，在新世纪里，托尼去世之前，已经鲜有这样全局视野的历史学家面对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面对左派，他的批评是雷蒙·阿隆式的保守主义；面对右派，他的建议是凯恩斯式的国家主义。当自由主义再也无法解决我们时代的弊病，托尼回身从他熟稔于心的欧洲历史曾有的辉煌中寻找答案。
《沉疴遍地》的开篇论调我们感觉到无比熟悉，不是因为“阅读过”这种生活，而是我们正在“经历”和“体验”的正是这种生活。经济和数字成为了衡量我们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标，对物质的极力追求已经陷入了疯狂的深渊，两极化的生活方式遥遥相望。贫富之间的鸿沟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面对时感到一阵眩晕。任何东西都被贴上了价格的标签，而物体本身的价值早已消失得无踪无影，没有人对自己幸福感到幸福，只对自己的购买力、储值、银行卡上的数字感到虚无的幸福。腐化的情操，腐烂的生活，日益缩减的对生命的认识都慢慢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拜金主义，人情冷漠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与人之间不再有感情上的信任，社会契约成为了一纸空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陷入了日益失控的边缘。
这话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了？也许只是少数人的体验吧，并不代表大多数人有这种想法？但事实是，这种经济带来的致命瘟疫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已经弥散到了整个世界。在美国，欧洲、亚洲，任何一个能看到经济模式思维的地方，根深蒂固地主宰和侵蚀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日益破碎的生活需要重新建构一种凝聚的共识力量，而不是放任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暴徒。自由曾经是我们的共识，但这种共识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溃败的头号杀手。自由主义的价值如此宝贵，以至于我们会在这个概念之下覆盖任何一种价值观，自由成了放任自流的代名词，自由主义成为了我们生活不思进取的借口。但如果放弃自由的价值，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阴影中呢。这种顾虑一直折磨着那些矛盾的人们：我们不想让自己坚守的一些珍贵价值遭到破坏，不想让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美好生活摇摇欲坠，不想回到过去重新再来。但改变迟早会发生，我们能做的只有防止它继续变坏。
托尼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思虑二十世纪》中提到，导致本世纪日益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因是：过度的经济自由。“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哲学家，我们可能面临这种处境：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想象更美好的世界，而是相反，要思考如何防止出现更坏的世界。进一步地说，这种处境稍有不同的是，最不值得人们聆听的恐怕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长于描绘理想化的、一切都会变好的美妙图景。……我认为未来几代人捍卫和推进宏愿的最佳方式，是捍卫和维护已有制序、法律、规则和实践成果，它们凝结着我们为实现那些宏愿所付出的心血。心系于此的知识分子才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战后欧洲史》的作者，托尼一直主张我们我们从过去寻找解决当今问题的良药。回顾过去不是为了怀旧，我们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但是还有比把过去理想化更为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忘记过去。两次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冷战的疑云已经布满天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布在剑拔弩张的两端。八九年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但它所遗留下来的阴影依然发挥着作用。我们不想回到极权主义世界，对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十九世纪思想”马克思主义实践充满了狐疑，但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自由和民主的世界里，所能预料的是一样糟糕的结果。托尼在后极权主义的欧洲历史的废墟上寻找我们时代弊病的良药：社会民主主义。
正如托尼所言，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杂牌政治学”。它不但能把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梦想与资本主义的认识结合了起来，而且还能认真对待“民主”的部分。社会民主主义“与其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激进的未来，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回归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价值”。托尼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者民主主义煞费苦心的调和，是否能够打动那些深陷恐惧时代的人们呢？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身处一个愈加恐惧的时代。托尼的这段话说的好：“我们进入了恐惧的时代。不安全感再一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活跃成分。当然有由恐怖主义中产生的恐惧，但是，更潜在的，是对无法控制的变化的速度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在资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情况下输给他人的恐惧，担心失去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局面和常规的控制的恐惧。还有，可能最重要的，是担心不仅我们不再能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那些掌权的人也在他们无法企及的力量面前失去了控制。”失控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时代共识，包括我们的未来。
我们要知道托尼的悲观不仅仅缘于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而是对日益陷入忧患现实和历史的焦虑。他渴望在时代的堕落中寻找稀有的闪光和共识，渴望用历史学家的学识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去指明自己的探究与发现。他所指明的道路，不是为了建造另外一个空想的乌托邦世界，而只是在现实的意义上进行力所能及有限度的变革。正如他所言：社会民主主义不代表一个理想的未来，也不代表一个理想的过去，但是，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选择中，它优于别的任何选择。我们曾经选择自由主义，也曾选择国家主义，更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但给我们的印象，任何主义似乎都不是解决我们时代沉疴的良药。这种杂牌的政治学，杂糅的观念会是另一场大萧条，抑或另外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人类的谨慎聚焦于历史，人类的希望聚焦于未来，托尼的精神遗产不是用社会民主主义代替其他主义，而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沉疴遍地的时代中，我们需要的是克服习惯，用行动代替思考。
思郁
2012-5-18书
沉疴遍地，【美】托尼·朱特著，杜先菊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沉疴遍地》读后感(十)：这是沉疴遍地的时代？
2009年，托尼•朱特已经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这是一种可以令患者丧失“动作”的怪病。它也叫运动神经元病，病症主要是四肢、躯干、胸部及腹部的肌肉逐渐无力和萎缩。在临床，又可以分为肢体起病型、延髓起病型。前者的症状先由四肢肌肉萎缩、无力，最后导致呼吸衰竭而死。后一种是在四肢运动尚存时，就已经出现吞咽、讲话困难的症状，最后发展为呼吸衰竭。 托尼•朱特应属肢体起病型，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选择了与耶鲁大学史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的对谈，而这些起始于2009年1月的某个周四的交谈，最终集辑成《二十世纪的沉思》。 也就是在交谈中，朱特曾向斯奈德提及，希望写一本题为《火车》的书，借助于铁路，朱特想要告知世人，我们现代社交以及在过度私有化社会中集体生活的命运。 托尼•朱特是犹太后裔，1948年，生于英国。 13岁时，他的父亲送给朱特一份生日礼物——波兰思想家、社会主义者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的研究著作。 15岁起，朱特开始醉心于左翼犹太复国活动。他曾经用整整三个夏天呆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基布茨，但是很快，朱特对这里的生活感到了失望，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幻想破灭。 1967年，他志愿当了一名军中翻译，投身于“六日战争”中保卫以色列。但是，他却发现，“以色列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天堂。”以色列人对非以色列籍的犹太人表现出的是一种共有的厌恶，称他们为“大屠杀后裔”。 “我曾经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信奉者，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共产主义倡导者，但是最终我放弃了这些信仰，”托尼•朱特在20岁时，给自己做了这样的总结。 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奉、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如果说是托尼•朱特的“青春物语”，那么，随后而来的是他对欧洲左翼运动的兴趣：研究法国，发现20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的失败；70年代，目睹美国建设理想社会的落空。 真正让托尼•朱特成名的是《战后欧洲史》，这本于2005年面世的作品，也成为朱特存世的最重要著作，此书不仅让他获得了汉娜•阿伦特奖，也让他入围普利策奖。 2008年，美国《外交政策》和英国《前景》举行的当代思想家百人评选活动中，托尼•朱特荣登第45座位。 《时代周刊》评价他，“大师级的历史学家，具有传统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无畏的勇者”；《洛杉矶时报》称赞他是“顶尖的欧洲历史学家、卓越的写作者和敏税的思想家”……但是，所有的桂冠都来源于他的“思考”。（源自《沉疴遍地》） 思考1：公众泥坑。21世纪，贫富分化严重，收入的不平等，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面对的问题。“私人富有”，被朱特视为“公众的泥坑”。收入的严重差距会导致代际流动的“滞碍”，而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会引起健康、教育、寿命、营养、犯罪等诸多问题。 “三十年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也使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不平等是一种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朱特认为，崇拜巨富，为了减少接受济贫扶助者的人数而强迫失业者接受任何工资的做法，是道德的腐化；“经济学式”的思想，不是人性固有的。 思考2：私有化。上个世纪70年代，铁路及教育等公共设施逐渐私有化。但是，朱特对于私有化表现得并不热心。他认为，私人投资者愿意购买公共财产，原因是政府为了甩掉低效率的公共部分，给出了“低价购买”诱惑，以及消除了的市场风险。换言之，朱特认为，这是政府把自己的责任租佃给了能够比政府管理更好的私营公司，而政府既能避免低效率的运作，也减少了道德风险。 思考3：铁路案例。铁路、火车站对于朱特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痕迹”。这要追溯到7岁至15岁间的经历，那个时期的朱特除了在房内读书，最喜爱的事情莫过于骑着自行车或搭乘火车闲逛。所以，在他的著作中，不乏出现火车、铁道、铁轨的内容。《沉疴遍地》里，朱特提出，“铁路像农业或邮政一样，一面是经济活动，一面又是关键的公共利益。”他没有否认，铁路的私有化。但是，他认为“私人企业优于公共服务的关于效率的争论，在公共交通上不适用。” 这可能带有朱特的视角。他坚持，铁路、车站是“现代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一项社会服务”，对它的各种决定不仅要有经济标准，还要有社会、环境、人文、美学、文化的标准。 “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众生危亡”，托尼•朱特对于现有世界显然是不太满意。 延伸阅读： 《战后欧洲史》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2010年 《责任的重负》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2007年9月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