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遗风录》是一本由孙郁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36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鲁迅遗风录》读后感(一)：对话孙郁 他以智性和诗意对抗这个世界（新京报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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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谈到，鲁迅在病中时，有一夜想让夫人开灯，但夫人没有“懂”。他只好看着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
这是鲁迅的温度，尽管多伏在冷峻的文字之下。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文字犀利，可其中有句话“有一份热，发一分光”。1926年，鲁迅和陈西滢就是否应支持学生运动发生论战时，胡适正是感动于这句话而劝说两人不要再战。
三十多年来，学界一直在还原一个更真实的鲁迅，只是这种还原仍需一段时间才能抵达大众。在孙郁看来，这个“可爱的战士”外冷内热，他一直在以诗意和智性的方式抵抗他的时代和这个世界。
超越时代
历史夹缝中的复杂灵魂
新京报：80年中，鲁迅的思想被分解在不同时代对他的表述中。他成为一个复杂体有历史原因，是否也与他本身的特质有关？
孙郁：中国人对鲁迅的认识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过了80年，人们对他的认识还是有新意，这说明鲁迅有超越时代的特质。他的思想受尼采、克尔凯郭尔，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等很多人的影响，因而有奇特的能量，超越一般的感知逻辑。我们现在对他的认识从现实出发对他进行描述，但他有超现实的一面，这一点正在被更多人意识到。当我们诉诸鲁迅的文本，就会在他与同代人对同一件事情描述的差异中读出鲁迅的特性。比如讲上海，海派作家写的是声光电。而鲁迅写出了立体上海中人性的存在：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隔壁房间在听留声机，河中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新京报：他的生命历程在新旧时代的夹缝中几经波折；而他复杂而丰富的思想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惠于”这样一个时代。
孙郁：他在所生活的时代受过很好的教育。鲁迅喜欢的是儒家文化之外的韩非子、庄子、阮籍那种智性的叛逆。中国古代的文人在被后人神圣化之后，人们往往看不到他们的复杂性。而鲁迅可以。例如“五四”时期桐城派古文受到批判，但鲁迅的文章其实如韩愈一样各体皆备，讲求章法。阮籍、嵇康反对统治者的方式，蒲松龄、曹雪芹的表述方法，这些不得志的读书人智慧都在鲁迅那里化为暗功夫。他的话语模式处在古文和白话文、日文和中文、日文和德文、德文和中文之间，很有弹性。
新京报：但鲁迅的这种暗功夫不易被人察觉，加之他杂文犀利的风格、观点，容易引发后人对他的误解。要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孙郁：鲁迅杂文的观点代表不了学术的观点。他的杂文有一种艺术表演的气质，幽默、变形和夸张的方法容易产生歧义。比如他说“少读中国书”是在政府提倡读经奴化人民的背景之下。其实在开给好友许寿裳儿子的必读书目中，他列了很多古书。他曾说在中国成大事者，要有“学者的良知和市侩的手段”：对敌人有残酷、犀利的方式，但对善人他很温柔。比如在《这也是生活》中，他看着街灯，“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有动作的欲望”。他对抗这个世界的方式有很高的智性和诗意。
外冷内热
用变形的方式表达大爱
新京报：您曾说鲁迅的文字是“野性的、血色的、带有爱意的”，这句话便是如此。这用传统的概念难以解释，毕竟大多数人更熟知的是他杂文中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峻笔调。
孙郁：鲁迅文章表面很黑暗、尖刻、无情，但以变形的方式表达了爱。比如对于底层人，他贴着他们的灵魂在讲，当闰土叫出“老爷”，这样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有罪，也参与到了不公的社会之中。他关注自己的内心，也关注他人的自我。韩国社会运动家、思想家李泳禧在上世纪80年代因抗议军事专政入狱，狱中感动于鲁迅所译《一个青年的梦》中的话：谈到朝鲜半岛，中国人总讲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国，却很少想到它有独立的文明。读出鲁迅的外冷内热，才能读懂鲁迅的温度。
新京报：温度源于燃烧自己。有日本学者认为鲁迅和基督是一种类型的人，您也曾说鲁迅有一种“佛性”。
孙郁：我觉得鲁迅跟释迦牟尼、耶稣很像，他是在与苦难的肉搏当中燃烧掉自己，让大家进入一个光明开阔的世界里面去。中国古人不会审视绝望，从老庄开始就是逃逸的。而鲁迅拒绝逃逸，要和周围的恶势力战，战死为止。庄子和释迦牟尼都有另一个世界，但鲁迅就在此岸活着，面对飞沙走石，浑身遍体鳞伤，既像堂吉诃德一样，又有一点释迦牟尼和耶稣度人的慈悲。他自己只当自己是个普通人，但给了很多人活下去的支撑。
新京报：这些年知识界和大众舆论对鲁迅的认知在越发人性化，他的艺术收藏和审美也为人所知。鲁迅的审美与传统士大夫逃逸式的审美有何不同？
孙郁：鲁迅的审美有一种大爱。他研究金石、民俗，同时代的人玩得有遗老气，鲁迅则是发现日本浮世绘受到汉代造像的影响，继而又影响了法国的印象派艺术。他发觉人类文明是互动发展的，就向国内介绍西方版画，还在一八艺社指导青年画家。陈丹青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20世纪中国画展时，感叹鲁迅指导下那些版画最鲜活生猛。因为他并不沉浸于空灵的快慰里，而是用艺术召唤灵魂，让人们看到现实中自己正在做奴隶，从而唤起人们对现实警觉并诗意地抵抗时代的压迫和污染。
异端存在
新京报：这种于绝望中诗意而智性的反抗方式，在当时不合时宜，在当下也被人以他厌恶的方式解读和纪念着。
孙郁：不合时宜的“时”也在当代。人类社会要规矩，而鲁迅不规矩。他总在问“从来如此，便对吗？”，总在对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追问，追问是另外一种可能。他质疑的不仅是社会现实、话语方式，还在生命哲学层面上对人存在拷问，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是一样的。鲁迅这种异端的存在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挑战。就像戴锦华评论鲍勃·迪伦获诺奖：将反抗者封圣是历史记忆的有效阉割，现在我们对鲁迅偶像化，所用的本质主义简单区分好坏的话语方式恰是鲁迅要颠覆的。漠视鲁迅审美、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很有问题。
新京报：您将鲁迅称为草根左翼，并认为今后鲁迅研究的活力可能隐含在这个传统中。
孙郁：鲁迅晚年的左翼选择，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在两个路径里，没有政党文化的痕迹，始终保持独立性批判极权，这和周扬、夏衍等左翼作家有别。后来中国的文学理论路径与鲁迅的思想实际在不同的时空里。在我个人的兴趣里，草根化的左翼青年对于鲁迅的描述值得深思。他们在这份遗产里发现了走出苦难的资源，激活了想象力与创造力，但这些草根左翼的深层价值在长达八十年间的鲁迅研究中被注意得不多。鲁迅研究的生命力可能恰在这个传统里，这些年青年一代对于鲁迅遗产奇妙的对接，似乎证明了郁达夫当年的判断：热爱自己传统中伟大存在的人们是远离奴隶之路的有希望的群落。
新京报：沉入鲁迅研究中也是您的“寻梦”。有学者认为最好的研究是超越研究对象，而大多数鲁迅研究者都承认仍在他的深厚阴影下。您如何看自己的寻梦？
孙郁：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后，对社会和自身都有困惑。鲁迅是解决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的一种参照。孙犁曾说，学习鲁迅不是用鲁迅的是非论是非，而是像他那样广泛地占有中外遗产。孙犁、莫言都从鲁迅那里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存在，而我多少有些依附。我对鲁迅有一点点像基督徒对《圣经》的依赖，这会有排他主义的问题，这也隐藏着一些局限。今天我们对鲁迅的崇仰与1957年后知识分子整体上垮塌了的大背景有关。鲁迅在当下的意义，归根结底是让每个人追求人格的独立性，成为一个丰富、有趣、有智慧的自己。人们都渴望成为自由、丰富的人，当下的人不易于实现这个渴望。于是，鲁迅成为一种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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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遗风录》读后感(二)：黑夜未尽，战士不朽 （新京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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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的家在宣武门附近，1912年在民国教育部任职时鲁迅来到北京，住的就是宣武门外半截胡同内的绍兴会馆。他一直试图离鲁迅近一些，走过鲁迅时常去的旧书店，也曾在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住过的小院里寻旧物沉思。
鲁迅实在难解。自其去世后，迷惘青年、激愤斗士、孤傲文人、冷酷批评家、幽默的旁观者……他的多重面目被尊崇也被误解。
从最初的阅读到理解鲁迅的忧思，再到忧思鲁迅并理解他的生命，与鲁迅的精神往来贯穿着孙郁近60年的人生，也融在80年来后人对鲁迅几番解读中。回望也好，往前追也罢，这个曾经不合时宜的思想者，仍以独异的姿态站在我们的时代里。
绝望中抵抗
自由战士的长久能量
1966年，孙郁9岁。红卫兵造反，父母被抓，在大连郊区的一个小镇里，没学可上的孙郁开始了对鲁迅最初的阅读。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便蜚声文坛，《故乡》、《风波》等作品被收入民国语文教材。“文革”时期，大批作家、作品均遭禁，短暂沉寂后鲁迅部分政治性、批判性较强的作品却在“文革”中后期成为中学语文课堂上极少的文学教材，根据政治需要辑录的《鲁迅语录》也是与《毛泽东语录》并行的“红宝书”。
因父母均是1949年后中国最早一批中文系大学毕业生，当革命语录和红色经典盛行的时候，孙郁在家中读到的还有鲁迅的散文与小说。年岁尚小的孙郁虽不能全然看懂，依然嗅到了其中弥漫的“死亡气息”。
家门外，上演着那个时代对人性、生命的摧残。“我们一些老师被抓起来了，还有跳井自杀的邻居，小镇死了很多人”，孙郁觉得鲁迅写的就是他的小镇。然而当可怖的文字与可怕的现实重合，他发觉自己竟不再惧怕死亡，反而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那十年间，在夹缝中多多少少读到鲁迅的人还有莫言、钱理群和其他身心备受煎熬的人们。鲁迅的文字或在少年心中擎起一盏灯，或给绝望中的苦难人生硬地撑出了一条路。
此时距离鲁迅在1936年的那场葬礼已有30多年了。生前好友、亲属、弟子如许广平、萧红的追忆，张申府、李长之等学者的专著和瞿秋白、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论述，在差异和不同的空间中构建着鲁迅思想的复杂景观，内中纠葛了现代中国重要的精神内核。
从早年留日追随革命并历经辛亥革命后的苦闷期，到“五四时期”的激昂创作、新文化运动退朝后的孤军奋战，作为一个自由、孤独的战士，鲁迅始终毫不妥协地和他认为错误的敌人作战，在批判国民奴性和“吃人”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亦批判自己的罪恶。他的生命哲学与思想包孕着阮籍、尼采、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影响，直面现实又超越现实，因而有独特而长久的能量。
多年后，已近60岁的孙郁用“无路中的行走者”形容鲁迅给人的启示。他借用现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的话：真正研究鲁迅的人，没有一个歌颂“文革”的——他们延续着批判精神，这也是鲁迅一生所坚守的底线。
旧院寻掌故
走近鲁迅的心性与温度
位于北京阜成门附近的鲁迅博物馆，依托鲁迅1924年到1926年间的故居建成。八年留日求学后，受到进化论、个性主义与民主革命等运动、思潮影响的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政局深感失望，遂在沉寂中校订《后汉书》、整理《嵇康集》，直至“五四”时期。原内西三条21号的这个小院，恰见证了他在“五四”退潮后的第二个高峰期。
当时，《新青年》团体已散掉，分化后的成员或升官，或退隐，或在苦闷、彷徨中继续前进。于思想矛盾中，鲁迅逐渐意识到，“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
这是他开译日本学者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之一。于天上看见深渊，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冷峻现世中，内心火热的鲁迅察觉到，同道中人厨川白村的性情“是极热烈的”，“所以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及《坟》等杂文均创作于这三年中，关于改造国民性的立人思想也日臻成熟。直到1926年8月，因支持“三·一八”进步学生运动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鲁迅才离京南下。
30年后，鲁迅博物馆在其逝世日开馆。这是孙郁从大连到北京后拜访的第一个地方，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他毕业后的第一家工作机构。
“在编辑部狭小的屋子里，不时有些研究者小聚。王世家、张杰、周楠本等围在一起，谈鲁迅，谈文坛掌故。有时候一谈就是一夜，编辑部一片狼藉，但许多闪光的思想就来自这里”，在安放着鲁迅书、画、拓片等旧物的博物馆西小院里，孙郁离鲁迅的心性与温度更近了。
随着孙郁关于鲁迅的知识结构在博物馆中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鲁迅的认识开始摆脱政治化的语境。李泽厚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把鲁迅遗产放到包容康德、荣格等的世界性话语中阐释，从而接续了已断近50年的张申府对鲁迅精神意蕴的早期洞察。1981年，钱理群在北大开讲鲁迅，“要讲的是个人和世界的鲁迅，要忽略的是社会层面和民族国家层面的鲁迅”。加之日本、韩国等国外学者不染历史负担的鲁迅研究与国内互动愈多，“鲁迅”和他原初的样子也更近了。
错位的理解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这些年来，鲁迅研究回到了个体化的状态。摆脱了外在干扰是好事，但学者的研究不跟当代社会发生关系也是一个悲哀的事”，孙郁说。他主编的《鲁迅研究月刊》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学界的大量论文，而思想闪光的是少数。
2009年，孙郁也开始在人民大学文学院授课。如今，大学校园少了八十年代思想自由、开放的氛围，更离鲁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大、女子师范大学兼职教书时的激荡时潮远了。在孙郁看来，我们还丧失了和前人对话的通道。俊美的神采在各类革命荡涤后优劣俱损，今人因文化断裂读不懂古人，对历史知之甚少，又难通融中西。在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1958年版的《鲁迅译文集》之后，孙郁也曾为编纂鲁迅译文全集招募人力，而今却很难找像鲁迅那样懂德文、日文又精于文学批评的人物。
鲁迅因而越来越“深”。80年间，鲁迅的价值有时带着政治色彩，有时又极富个人主义意味，仿佛被讲述的是不同的人。他的文字里有历史夹缝中的矛盾与纠结，也有外冷内热间的死灭和渴望，亦有幽默、智性与诗意。而鲁迅与时代波折间的纠缠，李长之在其去世前曾有一番评述：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女师大有了风潮等一系列的事件成就了现在的鲁迅；然而，“我们更必须清楚，就是倘若不是鲁迅的话，他不会把环境这样选择着！”他于是呐喊、求刺戟、要生气，始终没脱离了做战士。
他曾明确地写到自己不是英雄，只是过客；他不自恋，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因为文章攻击的是现实的黑暗，文字当随着黑暗散去而消失。然而他不朽。恰是这个用文稿包油条的人，他的面目和精神被后人不断地阐释、分解。他成了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绕不去的门槛，任何一个触及中国社会母体的作家不得不回望的身影。
“在历史人物描述方面，恐怕没有谁像鲁迅那样给人如此复杂的感觉”，孙郁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如尼采、福柯，他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逻辑和夹在新旧时代中特有的知识结构，“他表达的方法是爱因斯坦式的，而我们是在牛顿力学的时代去理解他”。
无论是孙郁、钱理群还是汪晖、陈丹青，从不同层面研究鲁迅的人都逐渐意识到，在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中，鲁迅是一个独异的存在。他待生命如河流，始终在质疑、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生命哲学中寻找另一种可能。他不被容于自己的时代，却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交叠在他身上的历史夹缝，以及它的重量和黑暗。
当下，我们是否已经走出鲁迅的时代，或是赶上了他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初期，当鲁迅翻译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时，或不曾想到那句“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竟也是自己的谶语。而无论是哪个时代，对鲁迅如何理解，甚至如何容忍，都是对一个社会宽容度和开放度的检视，也是对每一个人完成自由生命、独立思考的深刻警醒。
B02-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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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遗风录》读后感(三)：杂乱无章的读后感
本书为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所作。作者对鲁迅的喜爱和推崇是显而易见的。而“鲁迅遗风”的切入则从其生前友人（如郁达夫、许寿裳）、追随他的学生（如萧军、萧红、胡风、冯雪风）、受其影响的聂绀弩、台静农、唐弢、徐梵澄、废名、孙犁等展开论述。同时又涉及到日本汉学界自竹内好以来到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太宰治等人的鲁迅研究，以及韩国的鲁迅风。其后又结合九十年代的语境，对鲁迅还是胡适、晚年周扬和夏衍思想的转变以及鲁迅形象的难以言说和不断被分解进行了细致论述。文风清通流畅，毫无学术论文的艰深晦涩之感，这也是孙郁老师批评文章的一贯风格：笔记体，于细微处见功力。所谓“鲁迅遗风录”，大抵还是借不同人之口，之身心，之人生轨迹，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谈论鲁迅，也可看做是作者孙郁对鲁迅的致敬和抒情。一些摘抄：
“印象是深夜里的篝火，照着周围的惨淡。”（P4）
“鲁迅是个调动了青年走向精神幽深之地的人。他把苦闷、无方向感的青年从无望里激活了。”（P11）
“他（指鲁迅）写出了社会被遮蔽的隐秘，指出专制文化奴役人的现实……在创作力，他一方面还原了历史面貌，写出了人的畸形形态，另一方面，显示了精神的另一种额能行。……在他的笔下，人在历史的进程里，而一切选择都是旧梦投射。……人必须走出铁屋子，才可能进入阳光之地。”（P30）
聂绀弩礼赞鲁迅之诗：
晚熏马列翻天地，早乳豺狼噬祖先。
有字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无缘。
斗牛光焰宵深冷，魑魅影形鼎上孱。
我手曾摊三百日，人书定寿五千年。
《澄明的朗照》篇写鲁迅之于萧红的影响，窃以为题目足以说明一切，假如对照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一起阅读，结合其文学创作及个人生命轨迹，当知萧红文字之流动，以及鲁迅对她的影响至深。
至于胡风，为捍卫鲁迅传统和精神遗产，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诚如作者所言，“胡风在一个将自我封闭化的左翼体系里撕裂了精神的链条，让能过冬的光泽过来，流动的风过来，还有无线的创造潜能过来。仅此，他获得了非凡的价值。” （P91）读这段文字时想到的是洪子诚老师对当代文学50-70年代“一体化”的形成、发展、的论述过程，以及洪老师在“思想的左右互博”过程中对左翼文学最终丧失自身修复动力走向僵化和瓦解报以“历史之同情”的可贵态度。孙老师对胡风的界定自是学界共识，同时也是一种更形象、生动的表述。
而曹聚仁的溢出左翼研究话语范式的《鲁迅评传》足以显示其开阔、深邃的史家眼光，形成一种别样参照。
《面对鲁迅的老舍》篇孙老师提到，“历史在哪里断裂，就该在哪里继续开始。可惜我们错过的太多，无数个精神的链条，如今要重新复合，是难之又难了。”类似的文字在本书中多次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对于当下文化生态的忧心忡忡，都足以引人深思。然而由于铺排面牵涉甚广，涉及话题庞杂，孙老师常常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并未得到有效展开。
“他意识到只有复活鲁迅的遗产，才会避免把文学引向胶条注意的歧途。而那办法是，只有把鲁迅与毛泽东并列起来，抵制才有成效。无论作者意识到与否，他的把鲁迅权威化的过程，既扩撒了其精神的影响力，也将其纳入另一种意识形态之中，鲁迅的正襟危坐气，也由这类叙述所完成。神化鲁迅就是在这种多元精神元素里，被集体性地勾勒出来。” 这是孙老师对冯雪峰试图重新激活鲁迅传统的论述。而我以为，之后事情发展的走向早已溢出冯的最初设想。而其之后神话鲁迅的内在理路逻辑恰恰又远离了鲁迅，多么可悲！
《文章家唐弢》篇有启发，作者认为唐弢一生的写作，思想上依傍于鲁迅，而趣味上接近周作人。将唐弢对鲁迅与周作人的取舍和曹聚仁对两人的态度做一对比或可视为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相较于鲁迅的“多”通于徐梵澄的“一”，我对于徐本人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更好奇。
《背叛的选择》提及王元化晚年“从鲁迅的话语中走出，回到自主主义之路”，变动的时代思想者的不同选择及其心路历程甚至“转轨”，其中的苦辛和煎熬恐怕非我们一般人可以理解。
《孙犁的鲁迅遗风》颇赞，值得多读几遍。
以下是关于几位日本学者的相关论述：
1，竹内好：抵抗者的自语。
“我觉得竹内的特点在于，他耿聪生命哲学的角度，看鲁迅与这个世界的悖论，一切不死是从确切化的思路里完成的。作者看到了鲁迅无所不在的黑暗与悖谬。在非逻辑化的陈述里，形成鲁迅自身的逻辑。”
2，丸山升先生：对于革命中的鲁迅有深入研究。出于对“革命”本身及其复杂性的热切关注，丸山升先生的鲁迅研究立足于中国社会现代史的深处，并且将国际主义视角一以贯之。
“鲁迅的写作看似极为精神化的劳作，其实他的一切都在政治革命的影子下进行的。虽然他的政治化的表达与政党政治不同，但通过社会改造而达到精神的进化，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的选择。”（P216）这一点貌似与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的观点相一致，即都认为五四一代先哲致力于通过精神改造和思想启蒙来完成社会改造之大业。
而丸山升所担忧的“以先验的结论来思考历史的过程”则可能引起某种程度的错位，历史也因之变得吊轨。
“但丸山升对于中国左翼的正当性是肯定的，他意味后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讨论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存在很大的问题，而把革命后存在的问题推到鲁迅那里，也是非历史主义的考虑，中国革命给他的启示是反抗非人道的价值，对于昏暗的抵抗不是一种错误，恰恰相反，乃是一种解放的必然。至于用后来的问题而否定前任的选择，是存在认识论的偏见的。”（P218）丸山升先生的左派立场彰显无疑，而其的这一认识和观点也足以纠正我们，最起码是我长期以来人云亦云，盲目屈从流行观点的误区。因此，正如孙老师所言，“在多维结构下，才能够看清问题的实质。……中国的文学研究，曾一度受时风的影响，又躲在单一观念中大量人物，有把历史人物分解化的危险。日本学者的整体性的关照，以及自身问题的反省，都增大了表述的空间。”（P219）
因此，洪子诚老师所开辟的“材料与注释”模式的文学史研究才显得尤为可贵和真诚。
3，关于木山英雄：“从悖论的人生经验中考察日中文学的内在紧张度。”
“作为逆俗的研究者，木山英雄续写了东亚“被近代化”的困顿，中国文学经由他的笔，获得了超越国界的思想隐含。在某种意义上说，借他人而照到自我，某些不明晰的存在终于获得了新奇的透视。只有在“他人的自我”里，才可能相逢到真的“自我”。”（P230）
4，伊藤虎丸：在注意到中日两国“被近代化”的苦难史之后，伊藤虎丸开启了他的鲁迅研究，作为个的体的人如何处理“被近代化”的过程，鲁迅在此显示了十足的个人魅力。“被近代”的同时，还要付出与反“近代化”的传统势力肉搏的代价。
附录部分选取了莫言孙郁对话录，在看完另一本书中莫言的访谈录之后（当时莫言尚未得诺奖），我认为莫言是当代作家中少有的想得好，写得好，同时说得好的人。几年前“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经他提出后很是获得了一片赞扬。而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认为更多是一种姿态性的表达。这篇访谈录里的一部分对话被赵勇作为他的一篇论文《作家姿态和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的引用材料，旨在说明莫言丧失或者说拒绝扮演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行文中苛责和不满显而易见。在赵勇的文章中，作者为求文章内部结构完整以及逻辑自洽，其材料的罗列和对比相当能说服人，而在通读完莫言和孙郁的对话录后，我觉得莫言的言论并无不妥，甚至恰恰是其“真性情”的体现……，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不是材料不够用，而是看你怎么用。
《鲁迅遗风录》读后感(四)：孙郁言说鲁迅遗风
孙郁曾写过一本《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以周作人为原点，讲述出入苦雨斋中的友人、弟子、同路人等，勾勒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可得以更深地认识周作人其人。而新著《鲁迅遗风录》，大致也延续了相类的思路，所谓八面受敌法，许多支箭束，聚焦于一人——鲁迅。不过区别也是有的，前述周作人，基本是围绕着其生前的交游，而言说鲁迅，乃辨析梳理其逝后的影响。鲁迅遗风，可分若干层面：有友人的回忆及评论，如许寿裳、曹聚仁等；有弟子、追随者对其追念及文章与精神的继承，如冯雪峰、萧红、台静农、唐弢、孙犁等；有意见不同者，日后所显鲁迅之影响，如废名、周扬、夏衍等；有异域的研究者对鲁迅思想的阐释，如竹内好、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等；以及大大小小上百种鲁迅传记，代表性的如曹聚仁版、林辰版、朱正版、王晓明版等，各具特色，亦各有其缺憾。二十世纪经得起多方回忆及反复阐释的人物本不算多，鲁迅乃个中翘楚，即使剥落了意识形态的油彩，也无损其质地。
孙郁评论得最好、最贴切的人，我认为当属唐弢，他名之为“文章家唐弢”。看看他怎样说唐弢：“他一生的写作，也在这两级中，既思想上依傍于鲁迅，而趣味上接近周作人。这与民国京派式的作家极为接近，从周作人、林语堂再到唐弢，精神之路何其相似”，“唐弢先生一辈子写鲁迅，那本《鲁迅传》却没有写完。他想以《红楼梦》的笔法描述鲁迅，但却搭不出宏阔的架子……有趣的是，他的写鲁迅，多用的是周作人的笔法，对于谣俗、古风、社会心态的把握，都是苦雨斋式的。”对唐弢的这些特点，先前未必没人提到过，但像孙郁这样细致分析似未曾见。能谈得如此细致、贴切，是因很大程度上孙郁本人也具有如此的特征，因之，评论唐弢，他融入了自己的体会。孙郁的学术道路重心起自鲁迅研究，但他的文字风格却似乎并未受鲁迅太多影响，与苦雨斋一脉倒是相合的，学术文章采笔记体，缺理论构架，近于“印象式”，非高头讲章，似散记，如《鲁迅忧思录》《民国文学十五讲》等均是。他讲自己读唐弢的未完成《鲁迅传》，“开笔与收笔冲淡婉转，笔记的风格历历在目。只是处处考虑周到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实在有意味，因为移到自己作品上面去，几可一字不易。
因此，在谈气质与审美差异甚大的周扬时，孙郁就是“隔”着谈的，因为不喜欢，但他“是个撇不开的历史人物”，不能不谈。不过隔也有隔的好处，因可拉开距离来审视。“周扬对于鲁迅的阐释，从来都缺少胡风那种心灵的碰撞，对于由旧时代走进来的人的复杂性也缺乏体味”，曾卓曾说周扬的文章只有史料价值，没有思想价值，孙郁引用之，显然是认同这种说法。他论述鲁迅遗风之于周扬，乃反向的：“年轻时那么反对鲁迅，后来将鲁迅的友人胡风、冯雪峰、丁玲一个个整下台来，最后自己又被推向深渊，走的也正是鲁迅所云的奴隶的路。周扬的不幸在于与鲁迅的遭遇。他被囚禁于鲁迅的预言里，一生未得安宁。”对夏衍，情况复杂些，谈及《懒寻旧梦录》：“他的反省，虽然没有巴金那么透底，但具体说来，也有自我追问的意味。左翼运动的挫折何以产生，他与周扬的不幸源自哪里，回忆录里有了一个事实的勾勒。”夏衍直到晚年，仍在与“鲁迅党”较真，这是易引起人非议的，但其中隐含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不能不谈，那就是废名。他的文章之风格，大致以一九四九年为界，断然截为两截，前者，以唐人绝句般的淬炼写小说写散文，后者忽变为明白如话，充满革命话语。废名与鲁迅的关系，自亲而疏，又自疏而亲，他早期的写作是深受鲁迅乡土题材小说影响的，对鲁迅充满崇敬，但审美观念的差异，使他慢慢疏远鲁迅，亲近苦雨斋，且在文中对鲁迅有所攻击；鼎革之后，时易世变，废名的思想发生大的转折，在《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一文里有明确的表示：“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不是鲁迅先生生前给我的，是鲁迅先生死后，是中国已经解放了，有一天我感得我受了鲁迅先生很大的教育。说起来是我的痛苦的经验，我想告诉爱好文学的青年同志们。”废名的思想转变并非投机，而是真诚的，他真诚地“与革命的话语对接”，鲁迅乃最大的思想资源。“但他在鲁迅的世界发现了自己的短板，终止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之旅。自己的本然的消失，并未能使他成为鲁迅的深的知音，反而失去固有的优势。晚年的他，对于自己并不满意，然而，还有别的路途可以走么？”是的，看看另一位沈从文，不写了，是另一种选择，而废名，未转行，去转变思路，但也是徒然。
关于鲁迅的传记，大大小小有上百种之多，而令人十分满意的，似还付之阙如。孙郁认为同时代人中，适合写解析鲁迅著作的，周作人乃一个人选，“本来由他弟弟来写鲁迅史料最合适不过。可是不仅手足之情消失了，连思想的解析也懒于做了。”这其中的某些说法，我不太赞成，首先，手足之情未必消失，周氏兄弟失和多年，鲁迅生前两人关系一直未缓和，但四十年代末之后，周作人已进晚年，早期的兄弟之情似在慢慢复苏，他写了三本关于鲁迅的书，固然有生计与时势的因素，但说一点都没有怀念之意，也不太符合事实；在日记中，他写重读《朝花夕拾》，嫌篇目少，那种回忆的温情是可想而知的，在书信中，他也与别人说过自己写回忆鲁迅文章的想法，不是全然无情的。至于思想的解析，也非懒于做了，周作人是有自己的意见在的，但在那种时代氛围下，太不合时宜，怎能写在文章里，只能以纯然客观的笔触去作文；他曾两次读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并写信给曹氏夸赞其传，而曹传之特色即在对鲁迅精神的评析独发己见，那知堂的态度就是很明显的了。
钱理群先前写过一篇长文《鲁迅远行之后》，是讲鲁迅逝世后的影响及传播史，而孙郁的此书，面撒得更开，点亦更多，虽各个章节质量未必均匀，但问题意识甚好，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
《鲁迅遗风录》读后感(五)：材料与论述——读《鲁迅遗风录》
纵观全书，从我的判断标准来看，《孙犁的鲁迅遗风》是写得最好的，读起来，比起杨联芬老师年轻时所作之《孙犁：革命中的多余人》更让人觉得畅快。
具体如何有此结论，下面会展开说明，而我的判断标准也是再简单不过的：无论采用什么方式，是以西方理论来解释某一文本或文学现象，还是以材料的遴选、论述为基础来展开都无妨，也无所谓何人之论更贴近“真实”的作者或文本“本身”，关键在于过程是否是有说服力、结论是否还有活力和生产性。不过，我是被钱理群和洪子诚老师的著作深深吸引，认为材料的选择与重新组合，再加以恰当的评述，是极好的写作论文的路子。
孙郁老师本书有诸多长处，我所能看出来，并进行呈现的有以下三点：一是，拎起了一条鲁迅遗风的线索，制造了许多的话题，也就给读者提供了许多的进入不同鲁迅遗风继承者文本的角度，提出了诸多有意思的问题；二是，从鲁迅的追随者到友人再到反对者，然后是域外的研究者，面铺得广，对于初学者来说，视野也可以拓宽一些，而不囿于一家之言；三是，语言浅易又悠长。若不带有过多的审视的目光，读来确实舒服，可惜，我的期待不同，读来总不痛快。
首先让我不痛快的是孙老师对鲁迅的爱显露得太过厉害。正如小莫所言，爱多得“要溢出来”。这些“爱”自然俯拾皆是，仅从一点来呈现，即孙老师在许多地方有为先生“洗白”的嫌疑。他说，“鲁迅多疑的一面受到了友情的消解”（p14），还说，“世上误解鲁迅者，往往以为其心胸偏狭，喜怒无常，似乎不可接近”（p61）。当年，苏雪林等人对鲁迅“多疑”、“多怒”、“阴暗”等的攻击自然是多少有误解和恶意的，但关于这一点李长之早在30年代、鲁迅还在世的时候，就写下了《鲁迅批判》对此一一加以说明，评价可说是稳妥的。李长之说，鲁迅是内倾性的人格，“忽喜忽厌的态度也是不健康的”，又说“虽然多疑，然而他的心肠是好的，他是一个再良善也没有的人”，“情感上病态了，人格上全然无缺”。在判断时又引了鲁迅的作品、友人的说法进行佐证，很是周到，孙老师如此说来，反而显得护短。在谈及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毫无分析就以为鲁迅去世二十周年时写下的《鲁迅的笑》“很是中肯”、“公允”、“是实在的表达”，并以为“鲁迅平易的一面，友善的一面，终于被揭示出来了”（p61），这反而使得后面所言“客观”以及所谓“真实的”鲁迅一类的话语听起来极为讽刺。难免给人留下，在反对者那里，坏的鲁迅是“真实”的，在孙老师这里，好的鲁迅是“真实”的，这样的判断，不如不下。
孙老师的阅读量之大、涵养之深从本书可见一斑，但文本摄入与材料的挑选、组织、再输出是两回事。从本书来看，孙老师追求所谓非学院派的写作、批评，却大多时候不免流于表面。所谓非学院派写作在本书各处的所指是不尽相同的。在竹内好那里，指的是“直面社会与自己”，要质疑“主体世界那些'自明'的存在”。在王元化那里，指的是“和学院派的单一化学科设置”相反对，“学术语言儒雅、晓畅，考据与玄想暗含期间，将文学、史学、哲学打通”（p180)。在曹聚仁那里，是“走出学堂，在战火和商业社会里穿梭着，手中做的，仍是学问”，“走着读书”，因而“书卷气便稀少，灵动的东西就多了”。
另外两位先生之“非学院派”追求如何如何，我未曾读过他们的书，不能下判断。而竹内好的追求，却是很有活力的。竹内好在“非学院派”这个点上与鲁迅相遇，是有他构建“东洋的抵抗”的内在需要的，是深深嵌在日本的历史语境中的。而孙老师显然也是倾慕于“非学院派”书写的，只是若将本书作为范本，则显出了短板，即浅尝辄止而致使很多概念、观点的含混不清。
以“文脉”、“传统”这一组孙老师时常提及的关键词为例。他说自己于王元化先生的《思辨录》中，嗅出了文脉上熊十力、冯友兰式的书卷之气。还有多处此类说法，此处不一一罗列。想说的是，在勾画传统的时候，孙老师往往打擦边球，不能切中核心。如，在讲到王元化，他说，“在我眼里，他的阔大深切，延续了我国近代学术的一个传统”，之后再无半句解释。蓦地想起陈平原老师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还未展开阅读，关于中国传统的文脉，将其中一条从周作人追溯到晚明、公安三袁，无论论断是否完全成立，至少确指了。就此两相比较，已可看出这中间的距离，前者流于印象、显得破碎，而后者则是要明确指出是怎样的学术传统，高下立见。
再一点让我很长一段时间读得很不快活，多是我有了先见。既然是“遗风录”，我以为大概是一部要勾连起鲁迅先生同后人的影响研究著作，可是，非也。正如张老师所言，本书可与洪子诚老师的《我的阅读史》对读，“遗风录”看似为文学史叙述，其实是个人的抒情表达；而后者看起来只是个人的阅读笔记，实际上却是很一本正经的文学史书写。在域外鲁迅研究方面，关于竹内好、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之鲁迅研究的介绍是很能满足一般读者了解的需求的。在此之前，读过竹内好包括《鲁迅》在内的文章，所以会觉得此篇平平，其他的三篇于我而言起到了很好的导读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勾连鲁迅和受他影响的后继者的关系这一弱点是在书写鲁迅的追随者和兼受周氏兄弟的影响的学人的时候体现出来的。
以《废名的转变》为例。同是去年，钱理群老师的《岁月沧桑》也写到了废名。钱老师聚焦在1949年废名的“上书”，细致地对其“上书”的内容作了分析，理出了废名认同与拥戴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思想逻辑的同时，又从其谏言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对读中分析出他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以及他对于中共对传统的态度之担忧。由此，一个对于新中国之将成立、对于新时期有着真诚的向往而又对其有隔膜和误解的废名形象跃然纸上。而孙郁老师笔下的废名被置于鲁迅遗风的语境中，却并未真正被联系。孙老师有言，“在最初的写作里，周氏兄弟的影响都可以看到一二。乡土之趣得自鲁迅，文章的安静则从周作人那里来。”总觉得这样的判断，只可随意看看，没太大的价值。这种评价关涉到孙老师超爱的一个词，即“暗示”。积累过少，实难判断所有被孙老师认为被鲁迅或知堂所暗示的是否全都属实，但由此也多少可见这种缺乏材料比对、加以论述的“影响”批评于想要确切了解这种影响的读者而言，多少有些隔靴搔痒，读来实在不痛快。又如，孙老师说，“他捕捉乡间人的痛苦的人生，分明有《呐喊》的影子”，在我看来，这两者的勾连并非“分明”二字的强调就可以被确指的。毕竟那“捕捉乡间人的痛苦的人生”的，并非前无古人，在鲁迅之后，也远非废名一人。之后，孙老师又说，“我们不妨说，没有鲁迅，废名可能还不会有一种描写乡土的冲动，恰恰是《呐喊》的世界，让他悟出小说写作的某种道理。”不妨？不，于我而言，很是妨碍。
可以说，本书的诸多篇目在鲁迅遗风的书写与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挖掘间摇摆，勾连不足，而导致对于双方的呈现都是破碎的，未能深入。有几个写得很顺畅、读来如沐春风的篇目，如写曹聚仁、唐弢、台静农，基本上是把这个与鲁迅有关的人写得好的，而非将鲁迅与其关系写得好的。在鲁迅与后人的勾连上，孙老师多是浅尝辄止的。而这些人物又多是与周作人相通或有深深的古文脉的，也就是孙老师更能亲近的对象。
同是写过鲁迅传记的两位，孙老师如此评价——
唐弢的写鲁迅，“多用的是周作人的笔法，对于谣俗、古风、社会心态的把握，都是苦雨斋式的。我读这半部《鲁迅传》，觉得开笔的风格，多少受到《知堂随笔录》的暗示，举重若轻，从容的来，自由的去。开笔与收笔冲淡婉转，笔记的风格历历在目。只是处处考虑周到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影响了作品的深度。”（p156)
“《鲁迅评传》最动人之处是写出了鲁迅平凡中的伟岸。曹聚仁在史料、观点上，没有极端的东西。其精彩之处是'述学'的文字，但'评介'的部分则缺少哲思，对鲁夫子内心的把握，还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他的知识储备还是从章太炎那儿来的，虽又多了西洋的传记意识，但因为对形而上学缺乏研究，探究问题时，就显得平淡。”（p102）
大概因为亲近，所以评论起来，也更得心应手，虽无材料的支撑，也不让人觉得单单是情感的灌注，且勾起了我去阅读的兴致。而这两位，都是在学理或风格上与周作人相近的。
至此，若无《孙犁的鲁迅遗风》，也就没有更多要说的。这一篇文章，若不完全拘于“鲁迅遗风”的体系里，还能写得更好。起先，对于本文，我是一样不大满意的。特别是读到这一段，“1956年，他因身体原因而退出文坛时间很久。他的病，使其远离了政治漩涡，有了冷思的时间。当全国在政治运动的狂热里的时候，他却在冷寂之所煎熬着自己。不久，就是'文革'之变，精神仿佛进入炼狱。这使他对生活的看法有了一丝变化。《彷徨》《野草》的意象一再进入其世界。鲁迅的另一面，不经意闯进他的世界，给了他诸多暗示。也因此有了全面对话的机会。”（p191)鲁迅的另一面指的是与革命层面不同的另一面。可是，此处的问题仍然是，缺乏对比文本的支撑。与鲁迅的联系具体在何处，《彷徨》、《野草》的意象以何种形式进入了孙犁的世界，从何处可见，均未在下文指出，不知是可惜，还是本为臆测。后文引《茶香室丛钞》说“词语间处处有埋伏，笔笔带隐喻，其心求得解放之想，历历在目”；引《水浒叶子》说“我们在这种心绪里，读出在苦海里的不幸”……无一不是离了鲁迅，在勾勒孙犁而已。却莫名于最后，加上一句，“平淡里多了沉郁之气，古风里的惨烈之意缭绕，令人想到《野草》里的诗句”，流于模棱两可的感觉的抒发，不是我所能心悦诚服地接受的批评。而后，还有诸如，“不拥有完美而直面残缺，恰是鲁迅给他的启示”之类的武断的评判。孙老师每每习惯于将一个人的特点归结为鲁迅的启示、被鲁迅某种精神的召唤，读来，总是一肚子火。明明此处对于孙犁的精神状态的描摹是很动人的，说“他永远是低调的……拒绝热闹，抵挡虚名，远离世俗之乐。于是就把自己放逐到荒原里，独自对着沙碛、枯谷，以带血的声音仰望苍穹。……”(p193）可是，非得扯上鲁迅，煞风景。后面论及萧红，倒反而妥帖，材料与论述不至脱节。
但，之后论及《芸斋小说》和《呐喊》、《彷徨》，读来实在畅快。他说，“鲁迅经历辛亥革命，失望之情多流露在《呐喊》、《彷徨》间。……《芸斋小说》乃'文革'命运的再现，作者写《小d》，令人想起《阿q正传》，只是内涵不及后者幽深，而意蕴暗袭其风，都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p195)而后是恰到好处的文本对读。
对于孙犁和林语堂风格关系的论说也因为有孙犁《知堂书话》的支撑而有了力量。孙老师说，“我以前读他的书话，觉得有一些地方与知堂的风格接近，杂趣和杂识均在，苦雨斋的影子是有的。但细读文本，则看出不然。他讨厌知堂的平淡，虽然并不拒绝其文本，而内心则对其颇多拒绝。”(p199)然后，下面引了《知堂书话》。多了考证、材料引述与分析。诸如此处，若在前面的文章的，多是一笔带过，即止于“觉得有一些地方与知堂的风格接近”，读来索然无味。无论每一个“觉得”后面的内容是真实的还是错觉，都需要有文本引述或分析的支撑，否则，难以让人信服，倒不是学院不学院，或必得有材料的问题。
以上，不仅不周全，还有揪着一点便不放的小家子气，只是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而记录下的思考，也许往后是要“打脸”的，倒也无妨。
备注：
另有一点，是接下去要找时间展开的，即对比孙郁老师和沈从文、刘西渭两位先生的批评。在读书会上，提及“印象批评”，甚至有“大师的批评”一类的说法。需要对读，方可下判断。
周作人与鲁迅的相通之处，也是很有意思的值得关注的点。